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理论与模式:马克思恩格斯的解读_恩格斯论文

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理论与模式:马克思恩格斯的解读_恩格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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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一直关注的重点,由此也构成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整体性和完整性。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特征,这种整体性一方面体现为理论本身的整体性,从逻辑到内容的内在统一;另一方面体现为理论应用的整体性,从理论到实践的有机结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既考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也考查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既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也研究不同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实现全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以世界历史理论为研究框架,马克思、恩格斯把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研究视野。

       一、理论背景——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中的落后国家

       如何理解和界定落后国家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理论的前提。任何概念都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落后国家这个概念也不例外。相对的落后是比较而言,是在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对比基础上的界定。绝对的落后是在相对基础上,基于本国现有发展水平上的判断。19世纪,以英国、法国为代表,西欧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处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繁荣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发展上升期。与此同时,以俄国、印度、中国、阿尔及利亚等为代表,亚洲、非洲等广大国家尚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生产低下、经济落后,相比而言是落后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就是通过对以上落后国家的代表的研究,深入阐发了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把落后国家纳入社会发展的研究范围,正是因为他们抓住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特征。在资本主义时代,当世界历史形成的端倪刚刚呈现,就被敏锐的马克思所揭示和研究。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不发达,社会生产处于简单分工状态,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崇山峻岭、海洋湖泊等自然条件的阻碍,人们之间的交往局限于一定的地域、民族范围内,交往呈现出不普遍、不全面的状态。以封建时代为代表,社会生产主要是一家一户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自给自足是经济形态的体现,专制独裁是政治形态的体现,愚昧封闭是社会形态的体现。历史在相对独立、封闭的环境中缓慢发展。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开创了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主导者,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资本主义时代是世界历史的时代。世界历史是指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相互交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状态。世界历史不仅仅是一种区别于地域历史的概念,世界历史描述的是不同国家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一种世界性状态。

       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生产力的极大提升,交通工具的发达,科学技术的革新,都促进了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普遍交流和交往。“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逐利是资本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动力就在于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价值。为追求更多的利润,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生产原材料、开拓消费市场,在世界各地建立工厂、雇佣工人,推进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为此,在国内,通过雇佣劳动制,剥削工人阶级,榨取更多剩余价值;在国外,通过殖民地政策,开拓市场、倾销商品,从殖民地国家攫取大量财富。资产阶级把全世界的国家连接在一起。

       世界历史是在资产阶级主导下逐步形成的,是资产阶级主观追求财富行为造成的客观现实,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限扩张。世界市场的出现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标志,“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促使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促进了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域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既有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当然,这种世界性交往不一定是平等的、互助的交往,更多的体现为不平等、不公平和不公正,是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秩序。19世纪广大殖民地的建立就是这种不平等交往的产物和体现。英法美等宗主国把印度等国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从殖民地获取廉价劳动力和大量原材料,摧毁了殖民地国家的经济结构,把西方的产品销售到殖民地国家,获取大量的黄金白银,给殖民地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不可否认的是,世界历史的形成对落后国家的积极作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4]世界历史推动着人类社会逐步走向开放、走向一体,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在这一刻被紧密连接在一起。由资产阶级主导的世界历史,大大加快了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虽然这种由外在因素推动的社会发展过程充满着各种苦难和不人道。19世纪70年代之前,马克思、恩格斯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发展上,考察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本质和趋势,指导了西方各国无产阶级运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19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侵略和占领,使得这些落后国家逐渐变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同时这些落后国家反抗本国专制制度及西方国家侵略的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如何解答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面临的重要课题。伴随着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揭示,马克思、恩格斯将更多的目光聚焦在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现状中,尤其是对俄国、印度等落后国家社会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对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研究体现了其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原则,即在世界历史中考查不同类型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这种类型可简单分为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在普遍联系中研究不同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

       二、跨越峡谷——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自从把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纳入研究视野后,探讨研究落后国家特殊的社会现状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任务。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演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趋势,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马克思坚信,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仍然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最终走向仍是共产主义社会。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社会发展规律是社会发展道路的指引,社会发展道路必然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着社会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社会发展道路具体体现着社会发展规律。但社会发展道路受到现实历史条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也有学者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归纳为“一元多样”的发展观。一元就是指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多样就是指社会发展道路的复杂性。以俄国为研究个例,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上,分析指出了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19世纪的俄国,政治上仍处于封建沙皇专制阶段,沙皇具有独一无二的独裁专制权,沙皇是俄国的最高权力者和裁决者。经济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起步,存留大量原始公社制度,是生产相对落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军事帝国。对内,俄国沙皇的专制统治,使得财政混乱、捐税繁杂,靠不断发行公债度日;官僚腐败、行政机构无法履行正常的功能;农民陷入绝对贫困,俄国处于革命的前夜。对外,俄国充当欧洲的宪兵,到处镇压无产阶级运动和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和后备军。

       从19世纪60年代起,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进行了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具体有以下原因: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得到较早的广泛传播,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给予更多关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的著作就开始被翻译到俄国,1869年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在俄国出版。《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也是俄文版。马克思在一封信中指出,“几天以前,彼得堡的一位书籍出版商告诉我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资本论》的俄文译本现在正在付印。我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1847),以及由敦克尔出版的著作(1859),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俄国销售得多。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外国又是俄国。”[5]马克思的著作在俄国的出版和传播,使广大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都深受马克思思想影响,很多人都自称为马克思的学生。他们认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苦难,人类社会最终会走向共产主义。

       第二,马克思与俄国民粹派代表人物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他们,马克思能够获得俄国出版的各种资料,全面了解俄国社会发展的现状。早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马克思就与拉甫罗夫、洛帕廷和丹尼尔逊等俄国革命者和社会活动家建立起了联系,他们成为马克思的朋友和通讯员。第一国际期间,马克思就担任过俄国的通讯书记。作为通讯书记,马克思与俄国革命家进行通信联络,把第一国际的情况和相关决议传达给俄国革命者,并引导俄国革命者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俄国革命者则把相关国际文件翻译为俄文,在俄国传播革命思想。马克思指出,“1870年初我开始自学俄语,现在我可以相当自如地阅读了。这是我在接到从彼得堡寄来的弗利罗夫斯基的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特别是农民)的状况》以后才开始的”。[6]马克思为了更好地了解俄国社会,掌握第一手资料,更直接地与俄国革命者联系,他克服困难自学俄语,阅读俄文资料、著作,足见马克思对俄国问题的重视。

       第三,俄国社会矛盾加剧,处于革命的前夜。1861年农奴制改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并没有使俄国走上正常发展道路。沙皇的封建专制和中央集权反而激化了原有的社会矛盾,使俄国国内的革命一触即发。俄国和土耳其之间争夺领土的战争,进一步激化了俄国国内矛盾,加速了革命进程。俄国在这次战争中失败,使国内财政混乱,生产遭到破坏,生灵涂炭,一片狼藉,“由于土耳其好汉不仅打击了俄国军队和俄国财政,而且打击了统率军队的王朝本身(沙皇、王位继承者和其他六个罗曼诺夫),变革的爆发将提前许多年。”[7]另外,俄国人巴枯宁加入国际协会后,宣传无政府主义等一系列错误的理论和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观点的过程中,也逐渐加强了对俄国的研究。恩格斯在1852年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巴枯宁之所以捞到了一点东西,只是由于谁也不懂俄语。而这种把古代斯拉夫公社所有制变成共产主义和把俄罗斯农民描绘成天生的共产主义者的陈旧的泛斯拉夫主义的骗人鬼话,将会再次十分广泛的传播。”[8]对于俄国社会发展的道路,俄国民粹主义者认为,俄国存在土地公有制形式的农村公社,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俄国具有比西欧先行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优势,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187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的现状,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生产力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无产阶级的产生和资产阶级的存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俄国农村公社的公有制形式是生产力发展不发达的产物和证明,在只有零星少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俄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具备条件的。

       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针对俄国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误解及其提出的俄国农村公社必须经过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一样的阶段,资本主义在俄国是无法避免的观点进行了批评。马克思指出《资本论》中描述的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只是阐述西欧国家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中产生资本主义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对农民的剥夺,无产者的形成等情况,只对西欧国家而言,不能简单应用到俄国。如果非要应用的话,那也只在一种情况下允许:那就是俄国遵照西欧国家的先例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说目前俄国还没有完全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如果简单地以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作参照,看不到俄国特有的历史环境和特殊条件,那就是教条主义。马克思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9]可见,马克思只是表明俄国现有的发展道路是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并没有否定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俄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取决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因此,俄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应该具有自身的特点。对于俄国是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再到社会主义阶段还是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的肯定或者否定,而是给予了前提性条件限制。这种前提性条件的基础就是俄国社会独有的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是以私有制代替私有制,最终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而以俄国为代表的落后国家则是现存有原始共产主义形态的公有制,现阶段是以私有制代替公有制,最终是以一种高级形态的公有制出现。在亚洲的印度、非洲的阿尔及利亚等落后国家都存在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这种公有制形式被马克思称为研究东方社会的钥匙。正因为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奠定了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俄国等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独特性。

       1881年俄国革命者查苏利奇写信向马克思请教他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必然性都应该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理论的看法。马克思在回复查苏利奇的过程中,四易其稿,再三斟酌,可见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是相当谨慎和慎重的。在此之前,马克思已经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一直密切关注俄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农村公社是俄国特有的农业土地所有制形式,土地归公社所有,农民只能使用,不能买卖。公社具有相当的内部管理权力,负责公社内部农民之间的司法、诉讼、协调等工作。这种具有原始共产主义形态的土地所有制形式,被俄国革命者认为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天然优势。马克思指出,农村公社既有公有制因素,又有私有财产的出现,因此农村公社的发展具有两个方向或者说两种命运。一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私人财产对公社利益的侵占,导致公社的解体。另一种是公有制继续占主导,在现有基础上发展。“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0]可见,马克思一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实践为关照点,把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统一起来。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回答农村公社的发展命运,而是把农村公社置于具体历史环境的考量之中。农村公社会走向何方,取决于俄国赋予它的历史环境和客观条件,是有条件的发展。具体来讲,农村公社的其中的一种命运是:“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1]另外一种命运是:“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12]农村公社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13]具体来讲,俄国农村公社存在土地公有制,俄国土地天然适合大规模使用机器,农民习惯劳动组合,俄国社会有义务给农民提供必要的资金。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俄国农村公社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并存,使得俄国可以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直接实现俄国社会发展的跨越。

       以上方面是农村公社现有的发展条件,也是农村公社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的优势。但是,马克思强调指出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就是俄国革命,没有革命就不能保证农村公社的正常发展,没有革命以上已经具备的条件也会消失。革命是农村公社走向社会主义的必备条件。“一方面,‘农村公社’几乎陷入绝境;另一方面,强有力的阴谋正等待着它,准备给它以最后的打击。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14]马克思强调了革命在落后国家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以俄国为例,马克思指出,如果俄国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就可以挽救农村公社,使农村公社驶入正确的发展轨道,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给人民带来的各种苦难。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在于,落后国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存,落后国家可以充分吸收和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而世界市场的存在,使得落后国家的发展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连接为一个整体。虽然落后国家大多数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但毕竟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把全世界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也是马克思指出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双重的建设使命,是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是其积极效果的体现。

       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具有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特殊条件。即不能简单套用和参照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程,要以落后国家的具体社会条件情况为分析,研究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坚持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共性和个性相结合,一般和特殊相结合。在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研究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落后国家发展的跳跃性或者跨越性,并没有否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普遍性,而是社会发展普遍性和特殊性特征的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依然是共产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依然是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低级向高级的演进。这种演进不是程式化的、固定化的,而是整体化的线条。恩格斯在1885年写给查苏利奇的信中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15]

       三、东西互补——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方式

       落后国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并存,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基本特征。这种并存,体现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同时发展,更体现为不同社会生产方式的相互影响。具体来讲,是以西方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与以落后国家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并存,以西方为代表成熟完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存。这种并存的特殊性,使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国家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关系。这也就决定了落后国家社会发展不可能脱离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不可能拒绝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普遍交往是世界历史的特点,是世界历史的客观反映,这种普遍交往是无法人为隔断的。

       在探讨俄国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一直以世界历史眼光,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结合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阶段,联系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现状,回答农村公社是被资本主义取代还是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起点。187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指出:“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16]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再次指出,与俄国农村公社并存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的危机,这种危机使得资本主义处于崩溃的边缘。崩溃的资本主义制度将采取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与表面存在土地公有的农村公社是形式相同、本质不同的发展阶段。虽然俄国革命者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的现实,理解到了资本主义毫无出路的状态以及资本主义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不能证明俄国现有的农村公社能够直接进入或者先于西方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恩格斯指出,与俄国农村公社类似的瑞典马尔克制度、印度公社等其他民族原始共产主义公社一样,公社自身不会发展出朝向更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的因素,公社内部的因素只会导致公社本身的解体和衰败,促进因素只能到外部寻找。现在,这个外部因素就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17]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农村公社若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就是俄国革命的爆发。通过革命,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创造农村公社发展的正常条件,在现有公有制基础上,吸收西方资本主义一切积极肯定的文明成果,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发展阶段,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一直认为,俄国等落后国家的发展要与西方国家的发展相结合,在世界历史的大环境下,俄国等落后国家的革命也要与西方革命相结合。“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8]马克思指出,由于俄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俄国革命随时都会爆发。俄国革命的成功,沙皇统治的结束,使欧洲的神圣同盟遭到破坏。那么俄国作为反动势力的消失,就使西方资产阶级失去军事后盾,就会给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带来宽松的外部环境。恩格斯指出,“在目前,要是俄国发生革命,它就会使欧洲免遭全面战争的灾难,并成为全世界社会革命的开端。”[19]俄国革命能够带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帮助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当西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会给俄国提供社会发展所需的一切条件。在西方社会主义榜样的带动下,俄国农村公社就可以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为外部因素,都是一方作为另一方的外部推动力量。这种关联对于落后国家的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同样适用。一方面,落后国家的革命可以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落后国家大都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殖民地人民的革命将沉重打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造成西方国家的混乱。当殖民地国家人民革命意识觉醒的时候,当殖民地人民拿起武器与殖民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将沉重打击殖民者的力量。马克思分析了中国革命与西方国家的相互关联性,他指出中国革命必将引起西方国家的动乱。“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20]“欧洲人民的下一次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21]由于西方国家被殖民地落后国家的革命所牵绊,西方国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镇压落后国家的革命中,西方无产阶级就可以较为容易地推翻现有政权,争得民主,实现无产阶级统治。另一方面,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将引导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假如西方无产阶级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就可以给落后国家提供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比如机器大工业发展需要的各种物质条件。在西方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就可以大大加快社会发展进程。“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22]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中,不仅仅是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引导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前,无产阶级应该把引导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这项工作提上日程,尽快引导落后国家实现独立。引导的具体过程还很难说,但是落后国家爆发革命的可能性却很大。在谈到波兰的社会发展时,恩格斯指出,实现民族独立是落后国家革命的首要任务,也是落后国家进行国际交往的基本条件。民族独立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没有民族独立,就谈不上落后国家的发展,更谈不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社会化的发展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使得资本主义的危机会提早到来。西方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为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领导力量。一旦西方无产阶级发动革命,取得政权,就会顺利地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先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优势条件,一切就等待资本主义的灭亡。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落后国家在其帮助下可以开始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23]

       可见,马克思始终把落后国家的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把二者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革命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形式,革命在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本国社会发展进程。正如有学者指出,“西方树立起榜样和提供积极的支持,体现了西方社会发展对俄国及其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补充和支持。”[24]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东西方革命互补的设想没有实现,尤其是西方无产阶级并没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未能给予落后国家相应的发展样板。但是马克思提出的东西方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的理论,为落后国家充分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积极成就奠定了基础,为落后国家社会发展提供了发展方向。事实证明,如何看待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文明成果、如何处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是摆在落后国家面前的重要课题。在世界历史格局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仍处于领先地位,资本主义生产力仍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现阶段仍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现实中,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意识形态差异等各种原因,落后国家并没有如马克思所说正确吸收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反而是故步自封、盲目排外,以意识形态差异人为阻断东西方的交往。世界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由资产阶级主导的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但我们不能拒绝世界历史的客观现实,不能否认资本主义发展的文明成果,不能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成就。不能因为是资本主义的就不能为落后国家所用,不能以意识形态的差异来否认全球一体化的客观趋势。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开放、越来越一体、越来越紧密,落后国家要以开放的姿态、宽广的视域、历史的眼光来处理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

       该标题为《重庆社会科学》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理论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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