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莲[1]2017年在《我国股票市场波动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关联性研究》文中提出波动性是股票市场研究中一个恒久不变的经典主题,股票市场的适度波动有助于股票市场更好地发挥其融资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对股票市场的规范和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正面影响。然而,股票市场的过度波动不仅给市场本身造成巨大的冲击,使市场无序化,导致投机活动泛滥,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股票市场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一方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股票市场的预期和行为;另一方面股票市场的波动对宏观经济的波动溢出也会反过来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出现两个显着的变化:一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期间,由于企业和个人对税收、支出、监管、医疗保健和货币政策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迅速飙升;二是由于经济政策不确定,企业和个人会延迟其投资、雇佣、消费和支出,进而会减缓经济复苏的步伐。同样,由于我国宏观经济与股票市场间关系的多变性,股票市场的“晴雨表”功能总是失灵,其中“政策市”就是重要原因之一。政策市是指可以通过经济政策的干预来影响股票价格涨跌,常常会出现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不同步,甚至是相背离的现象出现。因此,股票市场波动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关联性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研究人员的关注。然而,研究我国股票市场波动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关联性,不是为了消除股票市场波动,而是为了充分了解我国股票市场波动的主要特征和典型化事实,从股票市场波动的聚类性、非对称性、长记忆性和持续性等典型化事实分析我国股票市场的波动轨迹和运行规律,从而避免股票市场过度波动给宏观经济带来的冲击,发挥适度股票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的正面影响。同时也探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所产生的影响和贡献,这将有助于更好地解析股票市场的波动特征及其原因,让股票市场在合适的时间,以适宜的方式发挥其对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作用,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具有建设性的参考。有鉴于此,论文在股票市场波动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日趋紧密的背景下,按照“问题的提出→事实的描述→模型的推演→模型的检验→模型的结果→结论与建议”这样的逻辑架构,采用混频数据模型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因果关系、股票市场长期波动和长期相关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关联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第一章在阐释股票市场波动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概念和定义的基础上,引出论文的研究问题,阐述其研究意义。然后再分别对经济不确定性、政策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现状和理论基础进行了综述,并重点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市场波动的关联性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性总结和评价。最后给出了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全文的研究框架。第二章具体分析了我国股票市场波动的典型化特征,为后文的研究做一个基础性总结和铺垫。这章在总结和分析了股票市场收益和波动的测度方法以后,采用garch类模型对我国股票市场中的波动聚类特征、非对称性特征和长记忆性特征的理论模型进行梳理与总结,并在我国股票市场波动特征的统计分析中,详细分析了我国股票市场中的波动聚类特征和非对称特征,并对四个garch类模型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和其他股票市场一样同样存在波动聚类和非对称特征,且egarch模型的拟合优度和估计结果是四个模型中最优的。第叁章采用garch模型及其扩展模型综合分析了我国股市波动的异方差、非对称性和长记忆性,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动态条件相关模型对我国沪深股市,以及我国与周边地区,我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股票市场间的动态关联性,籍此分析我国股票市场的波动特征,及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股票市场的动态关联性和一体化特征。arma-fiaparch模型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波动聚类、非对称和长记忆特征是我国股票市场的典型化特征,多个股票市场间的动态相关结果表明大中华区股票市场间的关联性非常高,且一体化程度较高,而金砖国家间的关联性和一体化程度则相对较低。从第四章开始,论文在混频数据模型的框架下分析我国股票市场波动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关联性。其中,第四章是采用混频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直接对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市场波动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比较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混频数据模型在检验“股票市场波动不是经济政策不确定的granger原因”这个原假设时具有比较优势。为了检验我国股票市场波动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间因果关系的稳健性,文章进一步采用固定和递归时窗的时变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两者间因果关系的时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混频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没有发现两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但是同频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模型则在某些时间段检验出了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第五章将混频数据模型与GARCH模型结合起来,利用GARCH-MIDAS模型结合了经济政策不确定和波动模型测算了股票市场长期波动,并比较分析不同模型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股票市场长期波动的贡献率,研究发现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弱,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波动相比其水平值而言,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更大且更显着。第六章是在第五章的基础上,将单变量的GARCH-MIDAS模型分析扩展到多变量的DCC-MIDAS模型来测度我国沪深股市长期相关,并进一步采用区制转移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沪深股市间长期相关影响的区制性和非对称性。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沪深股票市场间的长期相关基本上保持在0.9以上,且具有非常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我国沪深股市长期相关之间的关联性存在显着的区制性特征,即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加大沪深股市间的长期动态相关。总而言之,我国股票市场波动和相关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关联性是显着存在的,且总体表现为正向相关的,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我国股票市场的波动,并促使股市间的相关性提高。论文在第七章中对研究的基本结论和不足进行详细的总结。
徐炳胜[2]2007年在《中国股市波动的金融政策解释》文中研究说明股票价格波动性对于投资者风险与收益的分析、监管者的有效监管、上市公司股东收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股票市场波动的规律性，分析引起股票市场波动的成因，为监管者监管、投资者投资、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可循的依据，是股票市场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的重要内容。股票市场波动的成因是复杂的，既包括宏观层面的经济、政治、政策等因素，也包括中观层面的行业因素，还包括微观层面的上市公司自身生产经营的因素。国内学者在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特征及原因的探讨中，基本上形成了一致的结论，即中国股票市场是一个“政策市”，政策干预过多是股票市场波动，特别是异常波动的主要原因。鉴于我国股票市场的新兴性、不成熟性，影响股票市场波动的政策制订主体较多，既有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中央政府相关监管部门，也有各交易所制订的各种交易规则，宽泛地研究各种政策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不具有针对性，研究单一政策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应该成为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发展方向之一。因此，本文尝试性地从金融政策角度，探讨了连续性金融政策对股票市场长期波动的影响和离散性金融政策对股票市场短期波动的影响。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总结如下：1、回顾了国内、国外学者研究股票市场波动及波动成因方面的有关文献，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规范探讨了金融政策影响股票市场波动的一般机制，提出了货币供给量、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同业拆借利率等连续性金融政策影响股票市场波动的机制，即货币供给量增加时，股票价格上涨，反之股票价格下降；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加时，股票价格上涨，反之股票价格下降：同业拆借利率上升时，股票价格下降，反之股票价格上涨。探讨了离散性金融政策变量利率、准备金率和离散性金融政策事件对股票市场价格的影响机制，即利率调高时，股票价格下降，反之股票价格上涨；准备金率调高时，股票价格下降，反之股票价格上涨；增加股票市场资金供给的利好金融政策事件会导致股票价格上涨，减少股票市场资金供给的利空金融政策事件会导致股票价格下降。2、从我国融资体制变迁和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完善两大阶段，简要分析了我国股市发展的历程；从市场规模、筹资指标方面，简述了当前我国股市的发展现状；分析了沪深股市价格和收益率的基本统计特征，检验了上证指数、深成指数及指数收益率序列的非正态性分布，研究了沪深两市指数及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运用ARCH族模型，分析了沪深股市指数及收益率的异方差性，筛选了拟合较优的模型并给予了解释；针对股市波动特征，结合我国实际，简要分析了我国股市波动的成因。3、基于向量自回归理论，以货币供应量、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平均同业拆借利率为连续性金融政策主要指标，以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增加值为控制变量，对上证指数和深成指数构建了8个VAR模型，分别研究了单项金融政策指标对股市波动的个别影响以及连续金融政策指标对股市波动的总体影响，得出了连续性金融政策指标对股市波动解释力不强的结论。4、基于事件研究法的基本原理和思想，摒弃了传统的Markowitz检验方法假设序列呈正态分布的不足，将事件研究法中对事件前后股市异常收益率变化的研究，拓展到对事件前后波动率变化的研究，进而对离散性金融政策变量和离散性金融政策事件对股市的累积异常收益率、波动率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实证研究，得出了离散性金融政策变量对股市波动更具有解释力、离散性金融政策事件对股市波动影响较为突出、离散性金融政策已成为我国股市短期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等结论。
曹广喜[3]2007年在《基于分形分析的我国股市波动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上证综指和深成指收益率为研究对象，试图在对它们的分形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股市的长记忆性为基础，即以股市非有效为前提，对我国股市收益率的波动特征和宏观经济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以期为投资者的理性投资和国家的宏观金融调控提供理论参考。首先，本文对基于标度对称性理论的一类分形参数估计方法进行改进，提出综合利用多种分形分析方法对我国股市收益率进行分形分析的思路。综合利用DFA、滑动窗DFA、R／S分析和改进的分形参数估计方法对我国股市收益率序列和波动序列进行单分形分析，结果显示我国股市收益率序列和波动序列均具有长记忆特征，说明我国股市为非有效市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综合利用滑动窗MFDFA和WTMM方法对我国股市收益率的多重分形特征进行分析，验证了股市多重分形结构的存在。其次，在股市存在双长记忆性的前提下，引入残差服从偏t分布的ARFIMA-FIAPARCH和ARFIMA-HYG ARCH模型，对沪深股市收益率序列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我国股市收益率存在显着的聚集性和杠杆效应，且在1996年前后有增强趋势。而且，从VaR估计的角度，分析了对长记忆性、聚集性和杠杆效应具有较强刻画能力的ARFIMA-FIAPARCH-skt和ARFIMA-HYGARCH-skt模型对我国股市收益率的短期预测效果。接着，利用长记忆VAR-BEKK-MVGARCH模型以及去除长记忆性序列的Granger因果检验，对沪深股市收益率之间的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整个1991-2006年期间沪深股市收益率的均值溢出效应不显着，且仅具有单向波动溢出效应；但2000年以后的沪深股市收益率均显示出较显着的双向均值溢出效应和双向波动溢出效应。另外，DCC检验表明沪深股市收益率间具有一定程度的动态相关性。再次，以股市收益率的均值溢出效应为基础，通过构建VAR系统来考察宏观经济因素对我国股市收益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在短期水平上，包括利率、货币供应量和汇率在内的货币政策对我国股市具有重要影响；在长期水平上，我国股市收益率与实体经济间具有显着的相关性。
刘建和[4]2004年在《中国股市价格形成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九十年代初上交所和深交所的设立为标志，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股市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截止2002年年底，上市公司已达1224家，总市值约为3.83万亿元，已经占据GDP相当大的比重(《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2003)。2004年2月1日，国务院发布了《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再一次把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改革和发展提高到政策性的角度。 而股票市场的改革和发展，有必要关注国内股市的价格形成机制。只有符合价格形成机制的要求，一方面才能在考虑到市场的承受能力情况下最大可能地融资以支持实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才能真正实现股市的股权融资和资源配置功能，保证股市的健康发展。同时，国内投资者群体以中小投资者为主，这些投资者并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中形成理性的投资理念。即使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也往往表现出并不理性的一面。而培养理性的投资理念、形成正确的投资观，也必须从理论和实证上明了股市的价格形成机制。正是如此，研究股市的价格形成机制问题非常迫切。虽然目前理论界对股市的定价机制在各个方面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总体来看这些成果主要针对的是股市价格形成机制的某一个方面，对股市价格形成机制的系统性、综合性研究还是一片空白。正是如此，本文试图从系统性、综合性的角度出发，采用以理论为基础、实证检验为主要手段的方法，通过数量指标从中揭示出中国股市的股价形成机制。 第一部分(第一章)为理论综述部分。笔者主要综合回顾了西方金融学在股票定价机制方面的经典理论和模型的发展状况，同时对国内在这些理论和模型方面的相关研究和实证成果进行了归纳，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看法。 第二部分(第二章、第叁章)为研究的切入点。一方面，从商品供求关系模型、宏观动态供需模型、具体的报价驱动供需分析，再到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和零和博弈情况下的供需分析，提出对于股票这样的虚拟资本形式，价格形成机制仍主要体现在信息、参与者和量价关系等多个方面。另一方面，分别从股市定位、发展状况、报价体系和股价波动等方面归纳中国股市的独特性，为下文的实证分析打好基础。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股市价格形成机制研究—基于信息、投资者行为和量价关系的实证 第叁部分(第四章和第五章)考察信息与股价的关系。这里的信息指的是宏观经济、政策及微观的企业基本面信息。第四章主要考察宏观经济及货币政策与股市行情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检验，一方面证实了股市行情对宏观经济和货币供应量等指标具有明确的反映;另一方面从因果关系方面说明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是股市行情变化的原因，而股市对宏观经济有影响，但作用尚不明显。目前股市对宏观经济影响不明显的主要原因是规模还没有达到要求。第五章则通过进行数量模型推导，提出价值投资的关键以及个股定价的基础在于成长性，而不是重在现金分红。与传统的现金红利模型所不同，我们在理论上证明了个股投资价值与市盈率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增长率、当期净资产收益率及前一期的市盈率有关。因此，上市公司经营情况向好发展有利于提高持有该公司股票的投资者的收益率水平。这一部分的结果充分显示了基本面信息对股价的影响作用。 第四部分(第六章、第七章)研究国内股市的投资者行为。这里的投资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表中小投资者的证券分析师，另一类则是代表机构投资者的证券投资基金。第六章通过对证券分析师荐股行为的研究，一方面发现证券分析师的荐股并非是从个股的基本面理性分析，而是主要根据个股的前期走势，结合证券分析师的羊群效应，说明分析师行为不理性。另一方面，通过对证券分析师荐股进行非正常收益率和非正常成交量的检验，发现证券分析师对市场成交量有一定的影响，但对股价影响不大，说明证券分析师对股价形成影响能力有限。第七章则则主要利用风险调t整收益对基金进行业绩持续性的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基金业绩持续能力不强。同时，结合TM模型和叁因素模型的分析，发现基金整体很难取得超越大盘的表现，说明基金很难决定大盘的中长期运行趋势。这一部分的结果说明目前国内股市投资者行为并不理性，但这种非理性行为对股价的影响不大。 第五部分(第八章)从股价和成交量之间的关系揭示股价波动的特点。首先考察了时间效应对股价和成交量的影响，并在后续的实证过程中剔除这些时间因素的影响。其次，不仅对收益率和成交量进行GARCH模型检验，同时还把成交量区分成可预期部分和不可预期部分进行GARCH模型检验。结果发现可预期成交量对股价的影响在考虑方差时变性后显着性大大下降，但不可预期部分成交量则不仅对股价收益率存在线性影响能力，而且还存在非线性影响能力。但是总体来看，通过滤嘴法则的检验说明股价形成中最重要的并非是中短期波动，而是长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股市价格形成机制研究—基于信息、投资者行为和量价关系的实证期趋势。 第六部分(第九章)对中国股市影响股价运行的其他一?
潘莉[5]2008年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股市波动特征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至今已逾17年有余,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制度上的缺陷。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之初,在政治上存在对私有化和股份制的争论。为了保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防止国有资产流失,1992年5月,《股份公司规范意见》等文件出台,明确规定: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国家股、法人股、公众股、外资股四种股权形式并存;国有股、法人股占总股数比例叁分之二以上,上市时除社会公众股可以流通以外,国家股、法人股“暂不流通”。这一制度在其后的新股发行与上市过程中被固定下来,形成了非流通股和流通股两种不同性质的股票,造成两类股票“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此乃我国证券市场独有的“股权分置”问题。随着我国经济领域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股权分置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给上市公司在治理结构等方面带来了严重影响。非流通股尤其是国有股占绝对控股地位的状况客观上对市场形成了极大的压力。由此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如二级市场过度投机现象,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不对称等问题。2005年5月,我国针对困扰股市已久的股权分置问题,启动了股票全流通改革即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初期,资本市场表现积极。我国股市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牛市行情,上证指数从2005年6月的998点一路飙升至2007年10月的6124点,涨幅达约5倍;正当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即将最后完成,上证指数却如过山车般一路下探到2008年8月的2000点,跌幅达67.3%。股权分置改革这场史无前例的制度性变革历时叁年的时间里,股票市场一系列异动引起国内专家学者广泛关注,对于股改的看法众说纷纭,我国股市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使我们有必要冷静下来反思股权分置改革对我国证券市场带来的影响。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为背景,运用金融市场波动理论中发展较为成熟的动态分析方法——GARCH族模型及其推广,对比分析我国证券市场股改前后的市场波动性特征;同时,针对我国沪、深股市的联动性,研究我国沪、深两市之间波动的“溢出效应”,对比分析我国沪、深股市股改前后波动性传导特征变化。藉此全方位的考察股权分置改革对我国股市波动带来的影响,为下一步平稳过渡到全流通时代提供有益的思考。全文共分5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股权分置改革背景本章介绍了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必要性,股权分置改革的进程及对我国股票市场产生的影响。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回顾并评述了我国学者对股权分置改革以来的研究成果;同时,回顾了波动理论的发展,金融市场的波动特征研究及金融市场波动模型。评述了国内外学者利用GARCH族模型对宏观经济、金融市场的波动研究的现状,引出本文研究的重点。第叁章——我国股市收益率波动模型构建本章主要介绍我国股市收益率模型的构建过程,为第四章的实证分析做准备。首先介绍了金融市场的主要波动性建模方法,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选择GARCH族模型来建构我国股市收益率波动模型;然后,具体介绍GARCH族模型的发展及模型结构;最后阐述我国收益率模型建模步骤与思路。第四章——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股市收益率波动特征实证分析本章在第叁章模型构建的基础上,从实证的角度分析股改前后沪、深两市收益率波动特征变化。利用GARCH族模型的推广形式——成分非对称GARCH模型,对比分析了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沪、深股市的收益率波动特征;将股改前后两市条件方差(波动)分解成长期成分与短期成分,分析股改对我国股市的长期波动和短期波动的影响。第五章——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沪深股市“溢出效应”分析本章主要研究沪、深两市之间波动关联性。在第四章成分GARCH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单变量波动“溢出效应”模型对比分析了沪、深股市股改前后波动性传导特征变化。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展望本章总结了全文的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股市发展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同时提出了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深入的地方。研究结果表明,沪深两市收益率序列在股改前后不服从正态分布,均呈现尖峰、厚尾的分布特征,具有明显的波动聚集性。股改前后,沪、深股市条件方差的暂时成分(短期波动)是平稳的具有可预测性。外部冲击对沪市的短期波动影响的持久性随着股改的推进有所增强;相反,深市却有所减弱。股改以来我国沪、深股市长期波动收敛速度放缓,表现出长记忆性。股改前沪、深两市波动暂时成分(短期波动)均存在显着的“杠杆效应”,股改后沪市波动暂时成分(短期波动)表现反杠杆效应,而深市波动暂时成分(短期波动)的杠杆效应放大,均不显着。沪深两市在波动“溢出效应”中存在非对称性,表现为沪市对深市波动“溢出效应”的单向传导;同时,这种“溢出效应”随着股改的推进呈现减弱的趋势。本文的主要特色是:1、本文在对我国股市收益率波动特征实证分析过程中,选择了GARCH族模型中的非对称的成分GARCH模型,将沪、深股市收益率波动分解为暂时成分(短期波动)和长期成分(长期波动),分析了股权分置改革对我国股市波动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对比研究股改前后我国沪、深股市的收益率波动特征,分析股改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收益率波动性影响,剖析其深层次原因。2、本文利用波动“溢出效应”模型来分析沪、深股市在股改前后两个阶段中波动性之间的短期相依性和互动性。发现沪深两市在波动“溢出效应”中存在非对称性,表现为沪市对深市波动“溢出效应”的单向传导;同时,这种“溢出效应”随着股改的推进呈现减弱的趋势。这一结论与沪、深波动“溢出效应”双向传导的结论不同。
梁恒[6]2014年在《基于GARCH族模型的我国沪深股市波动非对称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股票市场的波动性是衡量股市发展效益和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近年来金融实证研究的重要领域。股票市场的波动普遍存在集聚性、非对称性、尖峰厚尾、非正态性分布和持续性等特征。其中股市波动非对称性又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其含义是同等程度的利好消息与利空消息对股市波动的冲击影响表现不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世界大多数股票市场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波动非对称性现象,而且普遍表现为“杠杆效应”,即利空消息对股市波动的冲击影响比同等程度的利好消息要大。但我国沪深股市发展相对较晚,市场交易机制尚不完善,投资者理性程度偏低,市场投机氛围较浓,受政府政策影响较大,股票价格波动频率高,波动幅度大,仍表现为弱有效市场。与国外成熟股票市场相比,我国沪深股市表现出更高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因此,对我国沪深股市波动非对称性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在我国股市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股市波动受政策影响较为明显。自2005年5月股权分置改革以来,我国沪深股市经历了空前的大牛市和大熊市时期。因此,我们选取自股改以来的沪深股市日收盘价为研究样本,以沪深股市日收益率为研究对象,并根据沪深股市创下的历史最高点和最低点为分界点,将样本数据划分为牛市、熊市和混合波动叁个阶段。同时,我们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和GARCH族模型实证分析方法,研究股改以来沪深股市在不同阶段的波动基本特征和波动非对称性现象。其中,在描述性统计分析中,我们通过横向国际比较和纵向分阶段比较,全面分析上证指数和深圳成指波动的基本特征。在横向国际比较分析中,我们引入同期的纳斯达克指数、德国DAX指数、日经225指数、香港恒生指数作为参考进行对比分析。在纵向分阶段比较分析中,我们分别对比分析上证指数和深圳成指总体和叁个阶段的波动基本特征,以探究其波动变化情况。分析指标主要包括均值、标准差、偏度、峰度和J-B检验值。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沪深股指总体和各阶段样本数据的波动特征与几个主要的国际指数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即我国上证指数和深圳成指总体和各阶段样本序列均表现出显着的波动集聚性、非正态性分布和尖峰厚尾特征,说明我国沪深股指总体和各阶段样本序列均可能存在波动非对称性现象,应该用GARCH族模型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同时,沪深股指各阶段样本序列又表现出各自独特的波动特征,表明对我国沪深股市进行分阶段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在GARCH族模型实证分析中,我们主要利用GARCH模型、TARCH模型、EGARCH模型和信息冲击曲线具体分析沪深股指总体和各阶段日收益率序列的波动非对称性现象。在建模分析前,我们首先要对沪深股指收益率序列分别进行平稳性检验、自相关检验和ARCH效应检验等一系列适用性检验,进一步判断沪深股指总体和各阶段样本数据是否适合建立GARCH族模型进行分析。检验结果表明：沪深股指各阶段样本数据属于纯随机的平稳时间序列,沪深股指ARMA模型残差序列存在ARCH效应,即条件异方差性。因此,沪深股指总体和各阶段收益率序列数据均适合建立GARCH族模型。在对沪深股指总体和各阶段样本序列分别建立GARCH族模型后,通过对比我们发现,EGARCH模型更适合用来检验我国沪深股市波动非对称性现象。并且,我们也得出结论：我国沪深股指总体收益率序列波动存在显着的“非对称性效应”,而且表现为“杠杆效应”,与国外成熟的股票市场表现一致,表明我国股市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但是,在分阶段建模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我国沪深股指收益波动非对称性表现出阶段性特征,即“利好消息”与“利空消息”对沪深股指收益波动的影响效果在不同阶段表现不同。具体来讲,在牛市阶段,沪深股指收益率序列波动表现为显着的“反杠杆效应”；而在熊市和混合波动阶段,沪深股指收益率序列波动均表现为显着的“杠杆效应”。从描述性统计分析和GARCH族模型实证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我国沪深股市发展逐渐成熟,与国外成熟股票市场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相似性。但是我国沪深股市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既有市场制度建设方面的问题,也有股市投资者自身存在的问题。这需要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努力推动我国股票市场进一步完善。
刘志平[7]2012年在《基于ARCH模型族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及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自建立起到现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市场表现出的波动幅度和风险性要大大高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其波动特征更是备受关注,尤其是异常波动和超常波动频繁出现。又由于受我国的具体经济环境的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发展和价格的波动都有着其自身独特的特点,且两市波动性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所以对房市和股市的波动性及波动相关性进行研究,对政府和投资者都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而且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正确认识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本文主要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ARCH模型族,首先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波动特征,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波动相关性研究。具体来说,本文共分为七章。在第一章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首先对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发展现状、波动特征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接着介绍ARCH模型族的适用性和实用性,确定本文的模型基础。其次通过实证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波动性特征,以上证综指和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收益率作为研究对象,数据选取从1998到2012年月度数据,并结合EViews6.0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统计特征分析,借助ARCH族模型,对房市和股市收益率各个方面的波动特征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房指和股指收益率序列数据存在ARCH效应以及非对效应,而且股市还存在杠杆效应。再次实证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波动相关性,对序列进行溢出效应检验,得出房市对股市存在单向的溢出效应,并利用二元GARCH模型来分析房地产市场收益率和股票市场收益率之间的动态波动关系。在文章的最后,根据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进行原因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王楠[8]2018年在《基于GARCH族模型的股票市场波动特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股市自开市以来已有叁十多年的历史,监管措施及交易制度日臻完善,但是与国外成熟股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股票市场收益率波动性的研究是金融研究的热点。正常范围内的收益率波动有利于活跃市场,但是过于频繁或较大幅度的波动会给投资者、上市公司和政府带来巨大的风险,并且不利于市场的正常运行及发展。当下针对中国股市波动特点而言,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为沪深股指,同时相应的研究范围为沪深股指开市以来的一定时期内,以此为基础展开实际论证和分析。内容既包含了单一的市场,并且也涵盖了双市场,同时也包括整体或分段研究类型。但很少将两股市整体及分阶段研究放在一起进行分析。本文选取了中国股票市场具有代表性的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成份指数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05年5月9日至2017年8月30日的日收盘价作为样本数据,并以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各自达到最高点的日期为分界点,将样本数据分为两个阶段。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和GARCH族模型分别对沪深股市整体及分阶段进行实证研究,以反映中国股票市场波动特征。在描述性统计分析中,对比分析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整体及分阶段的波动基本特征,以此来分析和评估波动变化状况。主要分析了均值、标准差、偏度、峰度等检测目标,通过相关的结果可以看出,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整体及分阶段样本序列均表现出显着的波动集聚性、非正态分布和尖峰厚尾性,这就意味着沪深股市在整体研究以及分阶段研究相关的样本序列时都有一定概率表现出波动非对称性的情况,应运用GARCH族模型进一步分析。各个时期的样本序列,表现出来的波动特点相互独立,这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对中国的沪深股市展开分阶段的研究,才能更加了解股市波动的状况。针对GARCH族模型实际分析和论证而言,本文采用了GARCH模型和TGARCH模型等进行分析。在进行深入比对和分析后我们可以了解到EGARCH模型对于分析沪深股市波动非对称性契合度更高。沪深股市整体波动存在显着的非对称性效应,表现为杠杆效应;在分阶段分析中发现沪深股市波动非对称性展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这也就意味着利好消息和利空消息在不同时期下影响沪深股市波动特征的情况也不相一致。中国沪深股市的发展越来越完善,不过弊病仍然较多,其中涵盖了市场监管体制方面的缺陷,同时投资者本身存在的问题也不可避免。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本文从投资者与政策制定者角度提出相应的建议。
田成诗[9]2007年在《政策事件对中国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政策因素对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对于丰富中国证券市场价格行为的认识以及促进政策调控科学化、规范化来说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但目前，在相关文献中，关于政策因素影响中国证券市场波动的研究多是针对连续性政策，关于政策事件的研究还不多见，已有的研究也大多针对单个政策事件，从整体上进行系统的定量研究还很缺乏。与连续性政策相比，政策事件对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更直接、更具冲击性，由此产生的相关问题也更函待解决。为此，本文试图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运用大量的现代定量分析方法和数学模型来全面地探讨政策事件影响中国证券市场波动的特征以及不同时期下这种影响特征的变化，并着力探索影响产生的根源，以期达到在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对中国证券市场价格行为认识的目的。全文共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是全文的总括。本章首先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并对本文涉及的若干概念进行了说明，然后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文献综述，最后明确了本文的整体结构安排、研究内容和本文所做的工作。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包括第二、第叁、第四和第五章。其中，第二、第叁和第四章是从整体角度研究政策事件对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第五章则是从个案角度进行的研究。第二章是从风险即价格或收益率波动的不确定性角度探讨政策事件对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与多数研究不同的是，本章不仅从风险水平、市场潜在风险，还从政策事件的特征、市场走势以及证券市场不同发展阶段的角度对政策事件影响证券市场风险的特征和规律进行刻画。本章首先提出了证券市场风险的测度方法并对它们的优缺点进行评述。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政策事件影响证券市场风险的测度方法，包括基于标准差的经济计量模型法、基于事件的模型分析法、基于VaR值的测度法和基于条件VaR值的测度法，并对上证综合指数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对实证分析得到的市场风险在政策事件影响下表现出来的特征和规律的内在原因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第叁章是从证券市场波动性的非线性结构的角度探讨政策事件对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首先通过McLeod-Li、BDS和Hsieh检验对中国证券市场波动性结构进行验证进而选择并建立了最优波动性模型。在此基础上，本章对非线性波动结构的本质加以实证分析，利用递归BDS检验考察了非线性检验的结果是否对政策事件敏感，即是否由于非平稳性造成了对i．i．d线性的沾染并由此产生非线性结构。本章的分析结果将对在证券市场分析中通常使用的非线性模型如ARCH模型的合理性提供理论支持。第四章是从波动幅度与持续性的角度探讨政策事件对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本章通过构建包含政策事件虚拟变量并经过ARCH效应调整的经济计量模型，并以筛选出的六个重要政策事件为样本，深入地剖析了政策事件对中国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幅度与持续性以及影响幅度和持续性随着制度变迁和时间推移的变化规律。此外，本章还通过脉冲响应函数考察了政策事件的随机冲击对沪、深股市波动影响的持续性。第五章是从长期效果的角度评价涨跌停板制度的实施对中国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本章利用EGARCH模型及其消息反应曲线对涨跌停板制度影响市场波动的长期效果进行评价，特别是研究其作为一项政策从长期来看对证券市场“利好”和“利空”政策的非对称性反应。第六章是本文的第叁部分。本章对全文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并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做了一些创新努力：一、虽然研究政策事件对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对于丰富中国证券市场价格行为的认识以及促进政策调控科学化、规范化来说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但相关的研究成果不多，定量研究更为缺乏，已有的研究也多从单个政策角度出发，从整体角度进行系统的定量研究还很少见。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文首次对政策事件影响中国证券市场波动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定量分析政策事件影响中国证券市场波动问题的研究框架。此外，从论文的总体结构上看，不论对问题的提出、描述还是对问题的分析、解决都有实证的支持，使各部分的结论都建立在坚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二、对政策事件影响证券市场波动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细致的疏理、总结，指出了已有研究的一些不足及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为本领域的相关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叁、对政策事件影响中国证券市场波动问题的研究思路做了进一步扩展(一)本文更全面地测度了政策事件对证券市场风险的影响。和多数研究不同的是，本文不仅从风险水平、市场潜在风险，还从政策事件的特征、市场走势以及证券市场不同发展阶段的角度对政策事件影响市场风险的特征和规律进行刻画。此外，利用条件风险价值模型考察中国证券市场风险特征在目前的相关文献中尚未见到。(二)本文在对收益率波动性特征的研究中采用先进行统计检验以精确确定收益率波动性模型，后建模的思路，突破了以往的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直接拟合ARCH族模型的研究路线。(叁)本文使用EGARCH模型及其消息反应曲线，不仅考察了在涨跌停板制度实施后证券市场波动是否降低，而且考察了制度实施前后，证券市场波动对政策事件的非对称性效应的变化。四、本文创新性地利用了递归BDS检验和对经过GARCH模型滤波后的收益率序列进行BDS检验，得出了政策事件对波动性结构没有产生本质影响的结论，这一结论为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预测和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五、在对涨跌停板制度实施后证券市场波动是否降低的研究中，本文通过对事件发生日前后的样本进行了较大数目的剔除，弥补了以往的研究中存在的对事件发生日前后的样本剔除量小或者没有剔除从而造成对涨跌停板制度长期效应评价结果代表性不足的缺陷。六、将多种现代统计方法和经济计量方法综合运用于政策事件影响中国证券市场波动问题的研究中，特别是成功地应用了条件VaR模型、Hsieh检验、BDS检验、递归BDS检验、经济计量模型、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分析、EGARCH模型及其消息反应曲线等方法，得出了若干有意义的结论。
秦俊生[10]2012年在《中国股票市场波动及其影响因素》文中认为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股票市场已经具备相当规模，在支撑国家经济的发展中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建国后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历程来看，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中国的股票市场也经历着不断变革的过程，但是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要受制于货币当局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因此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市场波动剧烈，股票价格经常发生大涨大跌。据此，笔者结合当前中国金融政策中的相关政策变量，运用现代计量经济的模型和分析方法来研究和解释当前中国股票市场中的剧烈波动现象，从而揭示出中国股票市场运行的内在特性。本文研究过程中，拟用股票指数代表股票市场的整体特征，本文认为通过对股票指数的分析有利于把握整个市场的波动特征，而不会受到单个差异化的个股影响。当前国内证券市场最有影响的指数包括：上证综合指数、深圳成分指数。本文主要以上述指数为研究对象，展开对中国股票市场收益分布和波动特点的实证研究。首先，从中国融资体制变迁、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的叁大阶段，简述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历程；然后从市场规模、筹资指标等方面，简要分析了目前中国股市的发展现状；并且进一步分析了沪深股市价格和收益率的基本统计特点；而且还检验了上证指数、深成指数及其指数收益率序列的非正态分布特性，研究了两股市指数及其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再从ARCH族模型出发，考察了中国股市波动性的异方差、集群性、杠杆效应和长记忆等特点；最后通过检验指标筛选出拟合度更优的模型，针对股票市场波动特征结合中国实际，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波动的成因。其次，通过对向量自回归理论阐释，用上证指数收益率作为因变量，以货币供应量、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同业拆借利率为主要的金融政策变量，以消费者价格指数、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控制变量，构建4个VAR模型，不仅研究这些变量中单个变量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同时也研究了它们共同作用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得出了金融政策指标对股票市场波动解释不强的结论。最后，分析这些金融政策指标对股市波动性解释不强的原因是由于中国股票市场自身发展不够健全，同时金融政策中最重要的一项指标——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进而导致上述叁大金融政策指标在股票市场中不能充分作用。本文据此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我国股票市场波动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关联性研究[D]. 王永莲. 吉林大学. 2017
[2]. 中国股市波动的金融政策解释[D]. 徐炳胜. 复旦大学. 2007
[3]. 基于分形分析的我国股市波动性研究[D]. 曹广喜. 河海大学. 2007
[4]. 中国股市价格形成机制研究[D]. 刘建和. 浙江大学. 2004
[5]. 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股市波动特征的实证研究[D]. 潘莉.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6]. 基于GARCH族模型的我国沪深股市波动非对称性研究[D]. 梁恒. 安徽大学. 2014
[7]. 基于ARCH模型族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及相关性研究[D]. 刘志平. 中南大学. 2012
[8]. 基于GARCH族模型的股票市场波动特征分析[D]. 王楠. 沈阳工业大学. 2018
[9]. 政策事件对中国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研究[D]. 田成诗. 东北财经大学. 2007
[10]. 中国股票市场波动及其影响因素[D]. 秦俊生. 安徽工业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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