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内出土的涡纹牌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境内论文,涡纹牌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周至西汉中期，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工艺品中，装饰或系结腰带的动物主题牌饰风格尤其鲜明。本文从牌饰上的涡纹纹样入手，讨论中国境内出的涡纹牌饰。其出现较早，下限较晚，分布及其使用者较广，通过对其类型、年代、纹样演变、文化属性的探讨，亦可窥见当时我国北方诸族与萨尔马特、匈奴、阿尔泰游牧人群等欧亚草原诸族群间的交流情形。 文中的“涡纹”是指呈角状或蛹状的涡形纹样[1]。这类牌饰多见于内蒙古中南部、甘肃东部及宁夏南部，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也见于中原高级别墓葬。目前，毛庆沟墓地、小双古城墓地、马家塬墓地、宁夏西吉、燕下都M30、倒墩子墓地、南越王墓H51、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徐州宛朐侯刘埶墓等处皆出土该类牌饰。此外，国内外不乏藏品。 一、涡纹牌饰的类型 涡纹牌饰的发展历程表现为，涡纹和牌饰造型的丰富成熟至末期涡纹的变形及牌饰消亡。不同时期，牌饰造型、动物主题及画面内容、涡纹形态各异。这里据以上因素，将涡纹牌饰分为六组，讨论其类型及变化。涡纹牌饰有动物形和长方形两类造型；有狼、虎、骆驼、牛等主题动物，吞噬、争斗等画面内容；装饰角状、蛹状及变形涡纹等(图一)。 A、B、C、D四组皆为动物形牌饰，依其动物主题的不同，又可分别讨论。 A组装饰角状涡纹，大而简洁，角状纹样内短弧线间距大，有的尾端拉伸并卷曲。牌饰呈动物形，无立体感，器表有若干圆孔，用于结系或固定，部分镀锡(图一，1)。主体动物类虎，蹲踞。画面或为单个动物或为模糊的吞噬情景(图一，2)。A组集中见于内蒙古凉城附近。小双古城M9∶2(图一，2)有7件云纹牌饰(变形鸟纹牌饰)共出，毛庆沟墓地也有类似现象(M5∶6与多件鸟纹牌饰共出)。该组涡纹牌饰可以与其他小件牌饰搭配使用。 B组装饰蛹状涡纹，较小，蛹状纹样内短弧线间距小，多于头端内旋呈结点，少数结点在纹样中间(图一，6)。牌饰亦呈动物形，较A组丰满立体。有背钮，头端有扣孔，成对使用，表面多镀锡。有的背面有指纹，可能为失蜡法制作[2]。多表现吞噬场景，有两种以上动物呈现，主体动物似狼类神瑞，或卷唇，或有鬃，鬃及尾端多装饰鸟头。涡纹分区装饰于动物前肢、腰腹、后肢等处。与A组类似，B组马家塬M4∶15-1(图一，4)金牌饰与15件双“S”形鸟纹牌饰搭配使用，且鸟形象更逼真。
图一 涡纹牌饰类型 1.毛庆沟M74∶5 2.小双古城M9∶2 3.Michael Dunn Collection 4.马家塬M14∶15-1 5.卢芹斋旧藏 6.The Therese and Erwin Harris Collection 7.宁夏西吉陈阳川 8.The Therese and Erwin Harris Collection 9.东京国立博物馆 10.宁夏西吉苏堡 11.列文怀特收藏 12.燕下都辛庄头XZHM30∶35 13.倒墩子M19∶10 14.南越王墓H51 15.徐州狮子山楚王陵 16.徐州宛朐侯刘埶墓M3∶57 图片来源：1.田广金，郭素新.毛庆沟墓地[C]//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图版六七. 2.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2009(3). 3.Bunker,Emma C.& Watt,James C.Y.& Sun,Zhixin.Nomadic Art from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 Pr.2002:97，图63. 4.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07-2008年发掘简报[J].文物，2009(10). 5.Salmony,Alfred.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T.Loo[M].Bangkok:SDI Publicatons,1998:XXIV:3. 6、8.Jenny F.So & Emmar C.Bunker.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M].Seattle and London:Diane Pub Co,1995:pic.51,52. 7、10.《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5卷——北方民族[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图九七、一○二. 9、11.東京国立博物館.大草原の騎馬民族中国の青銅器[M].東京，1997：図209，208. 12.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燕下都.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彩版二七. 13.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同心县文管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宁夏考古组.宁夏同心县倒墩子汉代匈奴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1987(1). 14.广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图版四：1. 15.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J].文物.1998(8).16.徐州博物馆.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J].文物，1997(2). C组也装饰蛹状涡纹，但两端皆尖，内无结点。该组在牌饰造型、背钮、扣孔、成对使用、镀锡、吞噬画面等方面皆与B组相似(图一，8)，但主体动物类虎，伫立。 D组装饰角状涡纹及个别变形涡纹。相较A组，该组角状涡纹有锲刻立体感，柔韧延展性强，变形幅度大，形态多样，有的于宽端分为两支，有的变为细而内旋的单线。牌饰大而规整，近长方，背有钮，部分有圆形扣孔辅助结系，成对使用，多金、银、鎏金等贵金属制品。依背面布纹痕迹，其制作手法应为失蜡失织[3]。主题动物为性情温顺的骆驼、牛等，牌饰画面和谐，并时而有人物出现(图一，9)。 E、F组为浅浮雕牌饰，依其形状又可分别讨论。 E组涡纹形态空前综合，有较A、D组延展性更强的角状涡纹，也有与B组相同的蛹状涡纹，此外还有角状与蛹状结合的变形涡纹。牌饰呈正方形，有绳纹边框，背有2～4个钮，成对使用，有的有扣孔，多贵金属制品，制作精致，画面内容丰富。浅浮雕画面多严谨对称，常见翻蹄动物形象。如辛庄头M30∶35(图一，12)，画面上下对称，左上、左下似虎，右上、右下似狼，中间是马，中轴左前是牛，虎、狼皆翻蹄。该墓中有10件此类牌饰，可能有多件共同使用的情况。 F组涡纹含角状、蛹状及变形涡纹，纹样皆较小，制作较E组粗糙。牌饰呈长方形，有绳纹或麦穗纹边框，成对使用，多有背钮，扣孔少数有扣针辅助结系。常见金、鎏金制品，多见于西汉前期中原高级别墓葬。其表现的画面非常复杂，或争斗，或分食，或静态，但马、羊、熊等动物形象增多，且占画面比例较大。此外，翻蹄、鸟头等形象更普遍多样。 涡纹牌饰有动物形及带边框方形(长方)浅浮雕两类。主要装饰角状、蛹状两种形态的涡纹。角状涡纹较大，且衍生形态丰富；蛹状涡纹较小，但形态持续性强。E、F组方形(长方)牌饰装饰少量角状、蛹状纹样基础上的变形涡纹。牌饰多描述吞噬、分食、争斗等内容，主体动物以似狼或虎的食肉动物为主，被吞噬的动物多马、羊等，占据画面空间相对小。此外，有少数画面仅表现牛、骆驼等静态草食动物。涡纹通常分区装饰于动物颈、腰腹及四肢，每个区域有l～3个涡纹不等。 二、涡纹牌饰的年代及涡纹的演变 我国境内出土的部分涡纹牌饰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及器物组合关系，其年代可以大致推定。 A组中，与毛庆沟M74∶5(图一，1)共出土的有泥质灰陶罐、鸟纹牌饰及其他料珠、扣饰等，年代为战国早期[4]。小双古城墓地文化面貌与毛庆沟、崞县窑子、杭锦旗公苏壕墓地等有共通点，其中M9为竖穴墓道土洞墓，出土泥质灰陶绳纹陶罐、铜刀、云纹牌饰(变形鸟纹牌饰)、骨镳、料石珠饰等器物，为小双古城墓地的主流组合形式，时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5]，也是A组牌饰的年代跨度。 研究者多认为B组牌饰属战国晚期。如马家塬M4∶15-1(图一，4)及藏于纽约(Michael Dunn，New York)的一件(图一，3)[6]，其装饰的涡纹形态已经相当成熟，马家塬牌饰还饰有宝石，制作技术精湛。彭阳张街村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墓地[7]，其中M2为竖穴墓道土洞墓，属B组牌饰的M2∶17与变形鸟纹牌饰共出，情形与A组毛庆沟M74相似。由此，B组涡纹牌饰应至迟于春秋晚期已经出现，并延续至战国晚期。 C组牌饰多镀锡，如出土于宁夏西吉陈阳川和收藏于The Therese and Erwin Harris Collection的两件(图一，7、8)。牌饰镀锡的制作手法自春秋晚期就已流行，其雏形如毛庆沟M5∶6、固原杨郎IIIM3∶65[8]，二者皆素面，无立体感，动物形象亦简单。C组中的虎形象，与宁夏固原杨郎、凉城崞县窑子等地出土的虎形牌饰相似，流行于匈奴时期。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牌饰几乎不再做镀锡处理，代之以鎏金，典型如辛庄头M30∶35及南越王墓H51(图一，12、14)。由此推测，C组时代应为战国早期至中期。 D组牌饰较大，近长方形，多鎏金、银制品。宁夏西吉苏吉堡的一件主体动物是牛，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一件主体动物是骆驼(图一，10、9)。牛、骆驼是较晚出现的动物主题。其涡纹与E组相似，但与前述A、B、C三组相同，皆无边框。因此，D组牌饰大致处于动物形到带边框长方形(近方形)浅浮雕涡纹牌饰的过渡时期，时代可能为战国中期至晚期。 E、F组时代较明确。燕下都辛庄头XZHM30∶35(图一，12)属E组，依该墓其陶礼器组合等判断，属战国晚期[9]。F组多出土于中原高级别墓葬，如南越王墓、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徐州宛朐侯刘埶墓(图一，14～16)，属西汉前期制品[10]。 如表一所示涡纹牌饰年代关系：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A、C、D、E四组存在明显的交替、过渡、相承趋势，它们之间应有紧密联系；B组则由春秋晚期延续至战国晚期；E组是出现最早的带边框涡纹牌饰，其形状上与F组联系更多，但仅存在于战国晚期。值得注意的是B、D、E三组皆止于战国晚期戛然而止，与F组无交集。涡纹牌饰在时代上的相互关系也表现在涡纹纹样的变化上。 表一 涡纹牌饰时代
图二 涡纹纹样类型 1.毛庆沟M74∶5 2.小双古城M9∶2 3.The Therese and Erwin Harris Collection 4.Michael Dunn Collection 5、6.宁夏西吉陈阳川 7～9.东京国立博物馆 10.宁夏西吉苏堡 11～15.燕下都辛庄头XZHM30∶35 16、17.倒墩子M19∶9 18.南越王墓H51 19.徐州宛朐侯刘埶墓M3∶57 涡纹纹样以角状、蛹状两类形态为主导，至变形涡纹出现后，涡纹独特性渐失，而动物牌饰也随之濒于消亡。 如图二所示，角状涡纹历春秋晚期至西汉前期。初始，其头端宽而卷，角端有细而卷曲和微曲两类(图二，1、2)。战国中晚期，该纹样头端开始变窄，有的还分为两支，展现了更强的柔韧性(图二，7～9)。此外，还出现了两个角状涡纹对扣的组合形式(图二，12、13)。此时其造型最丰富、最富张力。至西汉前期，便转为小而简洁的构图(图二，16、17)。春秋晚期，蛹状涡纹头圆尾尖，部分有内旋结点(图二，3、4)。约战国中期出现了头尾皆尖、无结点的形态(图二，5、6)。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头圆尾尖、宽端有结点的样式仍延续(图二，14、18)，而结点在纹样中间及无结点的样式消失。变形涡纹约出现于战国晚期，有的涡纹于头端伸出触角并内旋(图二，10)，可能是宽端有结点的蛹状涡纹的变形；又有角状和蛹状涡纹相组合的形态(图二，15)及弯月形(图二，19)等。西汉前期，变形涡纹尤其多样。 显见，角状和蛹状涡纹都从春秋晚期延续至西汉初期，前者形态变化丰富，后者的变形幅度较小，且宽端有结点的一类始终如一。涡纹纹样于各组牌饰的分布如图二，A、B、C三组牌饰的涡纹较单一，只有一类涡纹纹样；D、E、F三组较丰富，D组有角状及变形两类涡纹纹样；E、F组同时含括前述三类涡纹纹样。 A、B两组牌饰中的涡纹皆始于春秋晚期，较强势，各有特点及传承，它们可能分别有独立起源。A组角状涡纹影响了D、E、F三组涡纹的形态；B组蛹状涡纹对C、E、F三组产生了影响，且虽经时代迁移，变形较小。C组中没有结点的蛹状涡纹应特别关注，它与B组相近，晚于B组，装饰的动物主体不同，但二者地缘较近，应是受到B组影响而形成的。C组牌饰较少，可能其根基不稳，传承较弱，是消失的一类风格，其纹样的变形形态偶见于F组。D、E两组皆处于战国晚期，相似性最强。此时，涡纹牌饰发展到极致，不但纹样综合、精制，且多贵金属制品。D组纹样受A组角状涡纹影响，并发展出其他相关形态；E组开启了浅浮雕涡纹牌饰的传统，至F组，即西汉前期皆为此手法制品。E、F两组则兼承了A、B、C三组中的角状和蛹状涡纹，又将其重组、变形，更丰富的装饰于浅浮雕牌饰上。但过度混杂也使涡纹失去了自身的特质。 欧亚草原族群使用牌饰的传统在匈奴时期相当发达，但上述涡纹牌饰几乎仅见于我国境内。 三、涡纹牌饰的文化属性 如前所述，A、B两类涡纹可能有独立起源，C组受到B组影响而产生，但传承较弱。D、E、F应是专为中原汉人制作的，少数也见于我国境内的匈奴墓葬，其艺术风格可追溯到A、B、C三组。由此，这里需着重讨论A、B、C三组牌饰的文化属性。 A组牌饰集中见于毛庆沟墓地、崞县窑子、小双古城墓地等处，即凉城附近。毛庆沟墓地有两种葬俗，涡纹牌饰相关墓葬皆东西向，长方竖穴土坑墓，多殉牲。出土红褐陶双耳罐、小口圆腹泥质灰罐(图三，4、5)，牌饰与小型鸟纹牌饰共同使用(图三，2、3)。潘其风先生对该墓地的人骨研究材料多取自前述与涡纹牌饰相关的墓葬，结果显示，该组人种与桃红巴拉、青海大通等匈奴组的差异明显，与青铜时代的华北古居民有较密切的关系[11]。A组角状涡纹牌饰最初可能仅盛行于凉城附近，后来角状涡纹进一步丰富，并得到中原贵族的青睐，装饰于E、F组牌饰，由凉城附近向东、向南发展。
图三 A、B组涡纹牌饰墓葬器物组合 1～3.毛庆沟M74∶5、毛庆沟Ⅳ式鸟纹牌饰、毛庆沟M2∶4 4、5.毛庆沟陶罐、双耳罐 6～8.张街村M2∶17、38、12 9、10.张街村单耳罐、陶罐(图片来源：1～5.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6～10.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站.宁夏彭阳县张街村春秋战国墓地[J].考古，2002(8).) B组牌饰见于张家川马家塬、彭阳张街村、固原杨郎、彭堡于家庄等墓地，即宁夏南部、甘肃东部地区。张街村类墓地多土洞墓，多殉牲，多车马器，出土较小的橘黄色陶罐、单耳罐等(图三，9、10)，涡纹牌饰与鸟纹(或抽象或清晰)牌饰共同使用(图三，7、8)。这类蛹状涡纹还广泛饰于其他器物，如发现于中国西北部的卷曲铜饰件(约前4～3世纪，图四，2)[12]；里海北岸Filippovka的包金鹿(前4世纪，图四，1)[13]等。B组狼主题流行于匈奴时期的多种饰品，且多贵金属制品，并拓展出新形象，如西沟畔金饰片及出于阿鲁柴登的牌饰(图四，3、4)。燕下都出土的牌饰中(图一，12)，狼形象虽然翻蹄，但仍装饰涡纹。至迟于战国晚期蛹状涡纹有向甘宁以西、向中原地区发现的趋势。 C组牌饰没有较好的科学发掘案例，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如庆阳吴家沟圈的一件，这里虎形牌饰也与鸟形小牌饰共同使用。其涡纹受到B组影响，虎造型可能直接受到阿尔泰地区影响，间接受A组虎形象影响。此后，固原杨郎墓地(图四，8)及凉城附近皆出土了与阿尔泰巴沙达尔(Bashadar)二号墓木雕棺盖板(图四，7)[14]上虎形象相同的牌饰。与杨郎墓地虎形牌饰共出的陶器与B组张街村墓地陶器类似。与阿尔泰木雕相似的、自然风格的虎形牌饰，尤盛行于此后的匈奴时期(图四，10)。 A、B两组牌饰所属的毛庆沟类、张街村类墓地，葬俗及陶器等区别明显，应属于春秋晚期平行发展的两组不同人群。C组墓制不明，涡纹与B组较近，同时受A组及阿尔泰地区的某些影响，但存在时间短。
图四 涡纹牌饰相关动物主题 1.菲利波夫卡(Filippovka) 2.蓝理捷艺术品行 3.西沟畔金饰片 4.阿鲁柴登 5.木雕，巴泽雷克4号墓地 6.阿尔泰木雕 7.巴沙达尔(Bashadar)2号墓艾米尔塔什博物馆 8.宁夏固原杨郎 9.宁夏西吉陈阳川 10.彼得大帝藏品艾米尔塔什博物馆(Peter the Great，Hermitage) 图片来源：1.Joan Aruz.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M].New Haven:Yale Univ Pr,2000:p.78(局部) 2.Bunker,Emma C.& Watt,James C.Y.& Sun,Zhixin.Nomadic Art from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 Pr.2002:p.45,pic.7. 3、4.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355，图3，图版十六：1. 5-7.Sergei I.Rudenko,M.W.Thompson translated.Frozen tombs of Siberia: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Age Horsemen[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pic.110:B,pic.138:B,p.29,pic.136(局部) 8、9.《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5卷——北方民族[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图一○五，九七. 10.S.J.Rudenko.The Mythological Eagle,the Gryphon,the Winged Lion,and the Wolf in the Art of Northern Nomads[J].Artibus Asiae,1958(Vol.21,No.2) 四、涡纹牌饰所示欧亚草原西部、北部族群 前述对涡纹牌饰类型、分布、年代、纹样变化、相互关系等方面的分析表明，春秋晚期至西汉前期的几个世纪中，涡纹牌饰造型及纹样艺术一直与内蒙古中南部、甘宁地区等核心区域以外的地区发生联系(图五)。而承载这种互动的应是戎、胡及其他欧亚草原族群。 1.萨尔马特、塞人、阿尔泰人群与西戎 里海北岸Filippovka墓葬出现与B组牌饰类似的涡纹(图四，1)，属萨尔马特(Sarmatians)[15]遗存，约前5世纪。该墓出土的包金铁剑与燕下都M30出土品类似，虎形装饰与阿尔泰地区虎形象相似。此外，前5～4世纪，里海北岸奥伦堡附近、锡尔河下游、北哈萨克斯坦及稍后的西北高加索地区[16]也出现与甘宁地区及内蒙古中南部相近的青铜饰品，尤其以回首狼形象、回首双鸟等形象为代表。这种动物风格对于咸海、里海北岸的马萨格泰人(Massagetae)和萨夫罗马特人(Sauromatians)而言是突如其来的。此后，游牧在这一区域的人才被称作萨尔马特人(约前3世纪)。这种人群变迁可能与秦、晋对西戎诸族的战争有关。 余太山先生认为，前7世纪末，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塞人诸部可能迁自东方。其组成者Asii，G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似先秦典籍中的允姓之戎、禺知(禺氏)、大夏和莎车。活动地域大致在黄河以西、阿尔泰山以东。前623年，秦穆公称霸西戎，拓地千里，或因此引起了他们的西迁[17]。这一途径可视为：西戎—塞人—萨尔马特。此外，塞种诸部多活动于阿姆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而锡尔河以北、阿尔泰山西北哈萨克斯坦地区也可能沟通中西，即途径二：西戎—阿尔泰—萨尔马特。 2.义渠、匈奴与林胡、楼烦 蒙文通先生认为匈奴即义渠。匈奴第一次出现于《史记·秦本纪》：“七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又有“伐取义渠二十五城”，《汉书·匈奴传》有“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复收秦所夺匈奴地，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由《战国策·秦策》《山海经·海内南经》提到的义渠史事及匈奴位于西北等事看，匈奴即义渠余众。李牧降林胡，秦开破东胡后，匈奴补入二者故地，匈奴又复占义渠故塞，由此益盛[18]。依蒙先生的论述，义渠为匈奴前身，匈奴在秦的打击下经历了一个由甘肃东北、宁夏南部至内蒙古中南部的转战的过程，并最终占有上述区域。
图五 涡纹牌饰相关诸欧亚草原族群联系 A、C组涡纹牌饰皆为虎形象，A组位于内蒙古凉城附近，始于春秋晚期，小圆孔的固定方式常见于其东部军都山类牌饰。C组位于甘肃东北、宁夏南部，即义渠故塞朝那、胡施附近，是匈奴占有林胡、楼烦地后收复的。据《史记·匈奴列传》《史记索隐》《括地志·崞县》等史料记载，楼烦约于公元前3世纪初生活在赵国北部，被匈奴击败后，并入匈奴联盟。雁门、云中郡属林胡、楼烦聚居区。C组无疑与A组有联系，但造型及吞噬主题与B组狼形牌饰相近。C组涡纹虎形牌饰是转瞬即逝的，代之以自然风格的虎形牌饰(图四，8)，见于宁夏固原及内蒙古凉城，属战国晚期制品。虎形牌饰风格的变化及分布区域与前述匈奴的活动不悖。这种自然风格可能受到阿尔泰木雕的影响(图四，5～7)，且这种风格的虎形牌饰于匈奴时期多金制品(图四，10)，或也可以理解为联盟核心力量对其族源的标识及传承。因此，使用A、C两组牌饰的人群有可能是匈奴联盟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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