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探析
王国庆
（贵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延安时期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在恶劣的边区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困难，严峻的军事条件，党内腐败问题滋生的背景下，毛泽东从提高党员的思想认识、建章立制，明确党员行为、发展民主监督，抑制腐败滋生等方面进行党风廉政建设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本文通过对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经验进行总结，以期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 延安时期；毛泽东；党风廉政
一、延安时期毛泽东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背景
延安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是处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开展的，艰苦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困难、严峻的军事环境和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等都制约着党风廉政建设，历经陕北十三年，廉政建设取得成效，并对党的建设，壮大革命力量以及抗战的胜利都起了积极地影响。
（一）恶劣的自然条件
延安位于黄土高原的中部，这里气候恶劣，自然灾害频发，这些问题使得边区土地贫瘠、农民的农耕技术落后，农业的产量低下。陕甘边区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的交通闭塞，虽然有助于红军驻扎，但是交通运输极为不便。由于生产力低下，交通不便，手工业发展也极其落后，人民的衣食住行几乎都要依靠向外购买，加之当地军阀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等导致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呈现出“十里不见村，出门行人稀”的荒凉景象，党和红军到达这里并不是休养生息，而是壮大革命力量北上抗日，因此面对如此自然条件，红军必须依靠边区人民，改善生产条件，自己动手，艰苦奋斗。
（二）发展经济的困难
红军长征进入延安，当时财政是很紧张的，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的“三光政策”加紧了对中国经济的侵略，企图消灭共产党，致使1941年和1942年中国共产党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加之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渐紧，国民党不仅停发物资，对共产党进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封锁，还扣押海内外人士支援边区的物资，企图用经济封锁来困死共产党，阻挠边区对外发展贸易，导致边区的经济发展极其困难，在这种背景下，共产党领导边区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发展大生产运动，发展边区经济，解决温饱问题和战争需要的供给等。
（三）严峻的军事环境
长征胜利后，红军进行的东征行动遭到阎锡山部队的顽抗，蒋介石甚至发布“剿共”号令，支援阎军，企图消灭红军及其陕甘根据地，在红军顾全大局结束东征后，蒋介石对陕甘边区的“进剿”依然存在。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38年至1944年日军将百分之六十多的兵力集中在解放区进行“三光政策”，国民党依旧加紧对共产党的封锁。同时在陕甘边区要进行根据地建设，还必须与边区封建军阀、大地主等进行斗争。可以说在如此严峻的军事环境下，加强党的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有利于抵制不良诱惑，对抗战的胜利有着积极的作用。
（四）党内滋生腐败问题
在大革命失败后，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党员经不起考验和诱惑，腐败堕落现象滋生，特别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党内一些同志党性修养不高，在“溶共”“限共”以及高官俸禄等的诱惑下，反水和堕落的党员开始出现，党内面临着被腐蚀和官僚化的危险，例如在陕甘宁边区惩处的贪污罪犯萧玉璧，虽然他是一名老红军，战功赫赫，也曾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但是由于不甘当个局长，居功自傲，利用职权，挪用公款，利用职权作私人生意，最后以身为边区公务人员，不能尽责，廉洁奉公，利用职权实行贪污等罪名判处死刑。
首先是建立人民民主的监督。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建立以人民为基础的监督机制是延安时期强化监督机制的特点。其实早在土地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央苏区建立过监督各级行政机关人员的“工农检察委员会”，这种由人民检举控告公务人员贪污的方式沿用了下来。延安时期，在1949年，边区政府专门成立人民检察委员会，对各级行政人员、司法人员等的失职、浪费、贪污、违纪等行为进行控诉、举发和处置，这从客观上促进了廉政监督工作的开展。同时设置有利于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的行政辅助机关参议会的监督，还创造条件规范人民权利行使的有效监督，合理合法地处理干部的腐败问题，促使了人民群众直接行使监督权的环境的优化。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进入延安，处在条件恶劣、分散的农村环境、四周白色恐怖政权封锁的的情况下，却在陕甘这一块区域内发展红色政权，以星星之火燎原，主要与根据地的廉政建设有关，总结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重在教育，提高党员思想觉悟
列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对象是“千百万劳动者”。这“千百万劳动者”不仅仅包括无产阶级，还包括半无产者、小农、小资产者等。列宁特别强调了教育农民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俄国“无产阶级不但是少数，而且是极少数，占大多数的是农民”[5]，列宁认为，要赶快用我们的一切宣传手段、一切国家力量、一切教育、一切党的手段和力量来说服非党农民[6]。
最后是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从1937年至1940年，外援占到边区收入的%70到%80左右，虽然对边区的减负有所作用，但当时也出现了部分党员干部过多依赖外援的思想。随着敌人的扫荡，陕甘边区艰苦的自然条件以及当时严峻的军事环境，物资缺乏、粮食短缺的情况下，红军只能自力更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随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美德的教育，使得党员干部养成良好习惯，出现了很多模范干部，对于党员的作风建设起了积极影响。
其次是坚持对党员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毛泽东历来重视人民的力量，红色政权能在边区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发散，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胜利，关键在于人民。因此在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是重点，他曾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地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最密切的联系。”①经过对党员的宗旨教育，党员提高了思想认识，密切了与群众的关系，防止思想上的腐败。
（二）建章立制，明确行为
首先是制定惩治贪污行贿的法规，肃清腐败分子。廉洁政府的建立，清明党风的树立，需要法规对党员的规范，需要肃清党内存在的腐败分子，形成良好的党员作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严明纪律，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来促进党的党风廉政建设。如《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和纪律的决定》《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等严格规范和约束党员行为。而对于已经出现的腐败行为进行立即纠正，对于贪污腐败行为进行惩治。由于严格执法，边区肃清贪污运动成绩显著，贪污案件由1939年的360件下降到1942年的153件，在边区政府中树立了廉洁政府的模范。
首先是坚定的政治方向教育，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创办学校，传播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进行理论宣传，宣传抗日救亡主张，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整风运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坚定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统一全党思想，将全党紧密地团结了起来。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党的十八大提出，要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活力。习近平在吉林考察时就曾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保障人民的权利。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将全体的力量集中起来，才能将党务工作稳步推进的同时推动着党建工作的开展，才能让党组织充满活力与动力。在党建工作中进行民主集中制的践行，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不仅增强了党内政治生活的透明性，密切了群众的关系，也保障党员主体地位，营造平等和谐的党组织成员关系。完善监督机制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保障，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民主意识，发扬民主作风，接受人民监督，当好人民公仆，在党组织建设中，完善监督机制，实现党内监督带动人民民主监督。同时，重视创建党组织激励制度，对于组织成员先进、群众反应好的党组织成员进行表彰，通过这些先进党组织的模范作用，带动党建工作的开展。通过完善监督机制，实行政务公开。充分发挥各级监督委员会的作用，要建立起责权明晰的民主监督机制，尊重人民群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等，便于党员干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落实责任制，规范党组织工作程序，推动党组织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民主监督，抑制腐败滋生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福明上将指出，北京香山论坛现已成为亚太地区权威的国际平台，各国政要专家通过这一平台汇聚一堂，或大会发言，或分组讨论，或开展多种双边、多边会晤，就共同感兴趣的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自由充分地展开交流。各国代表既不粉饰太平回避矛盾，又不针锋相对拆台起哄，畅所欲言，集智共商，充分体现了中方所积极倡导的“打造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的主题。
其次是党内监督机制的完善。建立干部的审查制度和自我检查制度，陕甘宁边区将审查干部作为一项制度执行下去，通过干部审查制度可以了解党员干部的长短处，人尽其用，还可以肃清党内存在的不良分子。为此，中国共产党不仅颁布各项利于廉政建设的法令，在立法上保证清明政治，为保证廉政立法的有效实施，还成立专门的监察委员和其他辅助机关实现对干部的审查，通过干部审查制度，审查干部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其工作能力优缺点外，还需重点关注党员干部等是否有贪污腐化，违背党的政策的行为。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从党组织和政府的各级组织的自我检查开始，推至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的检查，以党员和公务人员的自我检查，自我批评为基础，听取意见，总结经验，完善自我，加强党的制度建设。
秸秆制取生物柴油由于其成本和技术的因素，不能完全取代石油燃料，因此对于该技术的反应机理、反应设备及生物油的应用技术应当投入更大的精力进行深入研究[51-52]。在制取过程中，秸秆前期改性水解是一个重要环节，如何提高其转化率以及降低成本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必须经过预处理和水解过程破坏木质素的缠绕作用与纤维素的结晶结构，使其在溶剂、催化剂或酶的作用下进行水解。通过大量的研究工作，目前采用新型工艺超(亚)临界预处理与水解技术，将会为利用秸秆转化制取乙醇技术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应用前景[53]。
三、延安时期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的启示
腐败问题的原因根本上来说是权利得不到制约，因此必须从立法上约束和明确党员的权利和行为，用制度为党风廉政建设作根本保证，严惩贪污腐败行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领导的党中央对全面推进党的伟大建设工程提出了系列新论断，反腐倡廉建设放在了党建的突出位置，在拒腐防变、狠抓落实、加强干部的廉洁自律等几方面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积极稳固开展。第一，党员拒腐防变能力提高，腐败现象有所减少。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反腐倡廉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始终坚持对腐败问题零容忍的态度，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提高，腐败现象有所减少。第二，将反腐倡廉建设落到实处。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县处级及以下干部和其他人员查处的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受处分数量最多时每季度高达10余万人。”②这体现了我党反腐败力度之大。第三，干部的廉洁自律性有所提高。通过法律法规的约束，逐步培养基层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严守纪律、遵守党章党规；开展自我反思、纯洁思想、塑造先进品质；增强自我净化能力、塑造党员的先进品质，做一个为民服务、清正廉洁的好党员。
（一）改善党风廉政要把党员干部思想教育放在首要位置。
虽然我党一直坚持党员的廉洁纪律约束，但是在部分党员干部中依然存在党性意识薄弱的成员，这表现在缺乏奉献精神；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薄弱；部分党员学习能力较差，综合素质有待提高。虽然现在党员干部队伍不断优化，但是党员文化水平较低的限制依然存在，部分老党员和综合素质较低、青年党员难以履行好党务工作的开展，对党中央和上级的政策等理解不到位，对群众传达不清楚，政绩难以做上来等情况，造成群众对党组织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因此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极为重要的，它有助于解决这些弊端，促进廉洁政治。第一，推动全党尊崇党章，增强自身廉洁自律性。党章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党章对党员的行为、权利和义务等都作出了相关的规定，通过学习党章，可以促使党员深入了解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提高党性修养，坚持党的宗旨，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等，从思想上真正入党。第二，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组织全党进行集体学习和有关的廉洁教育，使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竖定共产主义的信念，増强政治敏锐性、必须注重从思想上加强自身建设，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通过教育提高党员抵制不良思想的能力，提高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能力，拒腐防变。
（二）治理腐败问题要完善制度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陕北十三年里，狠抓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党风廉政建设，不仅将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发展成为全国的模范，对现在党的党风廉政建设也具有借鉴意义。
（三）促进党风廉政建设需要更全面的监督机制
其次是实行以政纪为主的纪律。政府机关要贯彻和执行党的政策法令，推行政务，必须把政纪作为根本保证，同时权利的运行不得超出法律的要求，这是保证党和政府公正廉洁的重要条件。在受到游击习气的影响以及外来思想的渗透，在边区的部分部门中出现政纪松弛等现象，忽视民主、个人专断、徇私舞弊等现象出现，为保证政令统一，规范党员干部等行为，在1943年陕甘边区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等，这一系列的“廉政法律制度”让政府公务人员严明纪律，对公务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进行界定，对公务人员的奖励也进行界定，形成良好的党风党纪。
阿东心里一直都悲伤着。听罗爹爹跟母亲唠叨，像他们活着时那样说话，便心生感动。再听到后面两句，他险些想笑了。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在中华悠久的发展历史中，瓷器文化所焕发出来的光芒是不可遮挡的，并且也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秘色瓷文化是我国传统瓷器艺术的典型代表，是中国陶瓷工艺者在陶器色彩、光泽、工艺等多方面的接触创作。秘色瓷自古以来都被备受大众欢迎，受到文人墨客喜爱，并且形成了自身的秘色瓷文化。
我爱这迟来的春天。因为这样的春天不是依节气而来的，它是靠着自身顽强的拼争，逐渐摆脱冰雪的桎梏，曲曲折折地接近温暖，苦熬出来的。也就是说，极北的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来的。它从三月到四月甚至五月，沉着果敢，心无旁骛，直到把冰与雪安葬到泥土深处，然后让它们的精魂，又化作自己根芽萌发的雨露。
②安徽淮南检察.“「正风反腐这五年」基层反腐力度有多大？一起看纪检机关‘半年报’”[N].人民日报,网址：https：//www.toutiao.com/i6458846843823456781/
参考文献：
[1]徐冀宁,朱孟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探析[J].理论研究研究,2015,(3).
[2]全燕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洁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J].社会主义研究,2014,(4).
[3]张俊生.延安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经验的当代价值[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12).
[4]刘起军,粟用湘.习近平新时代反腐倡廉建设思想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4).
中图分类号： D26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0125(2019)11-0209-03
作者简介： 王国庆，系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标签：延安时期论文; 毛泽东论文; 党风廉政论文; 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