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辩证实践观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辩证实践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之争的消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质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之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尤其是在列宁临终前口授的“政治遗嘱”中，文化建设业已成为列宁最后沉思中的一个中心问题。据担任列宁口授速记的秘书沃洛迪切娃回忆，列宁在口授之前，有一个“自己拟定的文章篇目”，在初步拟定的四个题目中关于文化建设占了两个，其中第一篇《日记摘录》专门谈了文化教育问题。可以这样认为，在列宁晚期对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列宁是沿着“文化——政治——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思路进行思索的，其中文化建设无疑是这一战略构想中的重中之重。在新的世纪来临之际，为了把我国这样一个文化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学习和研究列宁晚期的文化革命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文化建设是巩固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革命胜利论的重要思想，并以此为指导，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但是，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并没有被这种胜利而冲昏头脑，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出征的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的民族，出征的民族就强迫被征服的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会强迫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37页。）列宁在《论合作社》中指出：“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列宁认为这一认识是“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的重要表现。
孟什维克的理论家苏哈诺夫等人认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因而十月革命不符合马克思的学说。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认为苏哈诺夫和第二国际的“英雄们”不懂得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同时列宁又指出，苏哈诺夫等人也不懂得俄国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已成为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俄国完全可以“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一定文化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因此，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不需要文化，恰恰相反，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加快文化建设，这是因为社会主义不仅同物质的贫困不相称，而且同文化的落后不相称；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也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所以列宁反复强调，“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09页。）要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必须进行文化革命。
文化建设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智力前提。在《日记摘录》中，列宁忍着病痛从1922年莫斯科中央统计局国民教育统计处出版的《俄国识字状况》中抄录了1897年至1920年俄国居民的识字状况。统计显示，沙皇时代的1897年，每千人中识字人数为223人，到1920年为319人，在学龄儿童中，只有1／4能够上学，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程度更低，文盲占了90%以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封建迷信严重影响人们的思想，所以列宁说，“我们的进步太慢”，“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而在历史同期，德国、瑞士的文盲只占全国人口的 1—2%，瑞典、丹麦已消灭文盲。因此列宁认为， 如果说文盲现象同夺取政权的斗争可以相容，那么同经济建设的任务则是水火不相容的，他在1922年3月23 日给莫诺托夫的信中十分焦虑地指出：“我们所缺少的主要东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领。……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43 卷第63页。）列宁十分担心做管理工作的共产党员缺少文化、不懂管理将会严重阻碍苏维埃社会的经济发展，因此，列宁“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99页。）
文化建设是政治变革、铲除官僚主义的重要条件。政治体制问题是列宁晚期经常思索的又一个核心问题，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明确提出：“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这一“变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然而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仍然是一个“半文明”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苏维埃不具备直接民主的条件，“不识字就不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注：《列宁全集》第1版，第33卷第59页。 ）虽然“官僚已被打倒，剥削者已被铲除，但是文化水平还没有提高，于是官僚们占据了原有的位置。”当全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以后，才能实行直接民主，“才能彻底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完全战胜官僚主义”。（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789、788页。）简言之， 列宁认为“文化上的落后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主义复活。”（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50页。）官僚主义“这种毒瘤”不能用军事上的胜利和政治上的改造来医治，它只能用提高文化来医治。
由于列宁所理解的“文化”，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既包括“纯粹文化方面”，又包括“物质方面”，大到科学技术、国民教育，小到扫除文盲、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等等，所以使得列宁晚期关于文化革命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这里，仅对列宁“纯粹文化方面”的思想作一简要的阐述。
第一，文化建设必须从普及工作抓起。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领导俄国人民进行了3年艰苦卓绝的国内战争，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列宁仍然十分重视国民教育，1919年12月 26日，列宁签署了《关于扫除文盲》的法令，规定“共和国全体居民年龄从 8岁至50岁，凡不能读不能写的，必须学习识字。”但是，列宁对扫盲工作的进展情况非常不满，在《日记摘录》中列宁指出，“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这说明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遍文明国家的水平。”由于俄国是一个半文明的小农国家，决定了俄国的文化建设必须从最基本的扫盲工作做起。列宁在《日记摘录》中指出：“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国家里，还有很多经费可以而且应当节省下来用以发展国民识字教育”，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首先应当学会文明生活，学会认字，防止头上生虱子，床上长臭虫，养成工作后吃饭前勤洗手的习惯，等等。列宁曾经提出，在偏僻的农村设立两三所小学，要比在展览会上展出一件最出色的陈列品更合我的心意。这说明在列宁看来，俄国的国情决定了文化建设必须从最基本的文化素质抓起。
第二，文化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农村。
20世纪初的俄国，还是一个介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落后国家之间的小农国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2%，因此，列宁认为，要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重点应该放在农村。在《论合作社》中，列宁提出了“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受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
合作制理论是列宁晚期思想的重要内容，在《论合作社》中列宁指出，“合作制在我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但是列宁又十分深刻地指出，如果“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所以，文化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农村，“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社。”这是因为合作社的主要对象是农民，为了使广大农民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业务，必须使他们能够识字，必须使他们能够懂得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仅有”的一件事情就是“需要一场变革，需要有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个阶段”。由此可见，要通过合作社建成社会主义，必须在广大农村进行文化革命。
列宁在《日记摘录》中还进一步探索了在农村中进行文化革命的基本方法，这就是“必须在工厂工人中组成许多以经常帮助农村发展文化为宗旨的团体（党的、工会的、个人的）。”列宁还提出建议：把所有的城市支部都“分配”给各农村的支部，使城市工人的支部经常注意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场合，来满足农村支部的各种文化需要，“使城市工人真正成为在农村无产阶级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列宁还提醒大家，对于下农村这样的措施，不要舍不得花钱，但要注意决不能“把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在我们农村中奠定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这样做对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有害的，可以说是致命的”。
第三，文化建设必须注意汲取全人类的文化成果。
文化，作为人类智慧的积淀，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所以列宁在1920年《青年团的任务》中曾经提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注：《列宁选集》第4 卷第348页。）推而广之，只有继承全人类全部优秀的文化遗产， 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所以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对待传统文化必须采取兼收并蓄、批判继承的态度。
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是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的文化、资产阶级的文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任何劳动过程、劳动产品都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劳动的物质内容，另一方面是劳动的社会形式，这一形式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列宁借鉴了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文化的二重性。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文化、资本主义的文明，一方面是与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剥削制度、社会本质相联系的社会关系，这些方面实质上是“野蛮的文明”、“吃人的文明”，必须摒弃；另一方面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物质基础，这些方面必须作为珍品加以继承，尤其作为俄国来说，由于在十月革命前资本主义并不十分发达，因此，应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文化来克服封建主义的文化。在《论粮食税》中列宁曾经深刻地指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因此，“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对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文化，列宁曾经与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展开了持久的争论。
“无产阶级文化派”不顾俄国国情，强调“文化”的独立性，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并排斥以往的一切文化，否认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1922年9月27日，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主席普列特涅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在意识形态战线上》一文，该文提出要“创造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列宁看后在旁边批了“哈哈”两字。列宁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里，不应该奢谈“无产阶级文化”，“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或奴隶制等等的文化也就好了。”（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98页。）所以，在列宁看来，资产阶级文化并非都是糟粕，它高于奴隶制的文化和封建制的文化，而对于俄国来说，首先要掌握资产阶级文化，并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文化来建设社会主义。
第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条件。
曾经在欧洲9个国家生活14年、能熟练掌握4个欧洲主要国家语言的列宁，深受欧洲文明的熏陶，对科学知识、对掌握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怀有深厚的感情。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就指出，知识分子之所以叫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有意识、最彻底、最准确地反映了整个社会阶级利益的发展，没有知识分子，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运动，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工人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产物。1902年在《给弗·亚·诺斯科夫的信》中列宁指出：“我们的土地辽阔富饶，但是很紊乱。应当寻找人才，因为人才还是有的，——但是必须象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护人才”。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又进一步认识到，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由于知识分子是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因此，要开展文化革命，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断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在《日记摘录》中列宁指出：“我们没有关心或者远没有充分关心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而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因此，列宁在生命的垂危时刻发出呼吁，“应该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列宁要求把通过精简机构以后压缩出来的款项，转作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经费，并提出在粮食已经勉强够吃的情况下，不要再舍不得增加教员的面包配给额了。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凡是能够替知识分子做到的事情，都要替他们做。
列宁不但是这样说的，而且也确实是这样做的。1919年12月23日列宁签署了《关于改善科学家的生活状况》的法令，1921年8月25日， 列宁再次签署法令，规定知识分子有权多分配一间住房，以便在家中从事专业工作。在列宁的倡导下，苏维埃俄国成立了“全俄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在工资待遇方面，十月革命以后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的每月薪水在500—800卢布（列宁当时每月的薪水只有500卢布）， 而专家的薪水则远远超过这个数目，最高可达3000卢布。为了给专家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在苏维埃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1921年1 月24日列宁签署了人民委员会的一项决定，给巴甫洛夫院士享受“两份院士的口粮”，该决定“责成彼得格勒苏维埃保证巴甫洛夫教授及其妻子所居住的住宅归他们终生使用”，并要求在巴甫洛夫的住宅、实验室里安装最好的设备，国家出版局要找最好的出版社用精装本出版巴甫洛夫的著作。列宁还认为，对于那些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不好的单位，必须追究领导的责任。1921年，莫斯科一家自来水厂的总工程师自杀，经调查，自杀原因是由于这位工程师的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列宁得知后非常气愤，认为这是“由于党支部委员以及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不内行和不可容许的行为造成的”，“如果我们的一切领导机关、无论是共产党员、苏维埃政权或工会不能象我们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真诚工作的、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尽管他们在思想上还同共产主义格格不入），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成就。（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91页。）1922年1月4日，列宁就这一自杀案致信俄共中央政治局，建议将自来水厂党支部全体人员交付法庭审判，并且审判要声势浩大，要公开进行。
列宁还认为，对知识分子不但要生活上关心，还要在政治上信任，要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把那些具有理论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教育家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让专家们参与决策、参与立法，并“担任地方的特别是中央的负责工作”。
第五，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由于俄国是一个半亚洲式的小农国家，小农经济的思想意识以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恶习时时刻刻侵袭着年轻的苏维埃的肌体，再加上“文化任务不能象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解决得那样迅速。……在战争中几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但是在这样短的时期要取得文化上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根据它本身的性质，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注：《列宁全集》第1版，第33卷第60页。）所以，列宁认为，“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98页。）苏维埃俄国需要经过顽强繁重的工作，“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在《论合作社》中列宁还指出：“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异常困难的。”根据列宁的推测，“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需要整整一个时代。”所以，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一方面，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认为一国不但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通过新经济政策和合作化的道路，在没有其它发达国家帮助的情况下，一国完全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列宁又深深地感到，文化的落后严重阻碍着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发展，由于文化革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因此，要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虽然列宁离开我们已经有70多年，虽然苏维埃俄国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剧变，但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于关键时刻的今天，学习和研究列宁晚期的文化革命思想，对于我们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无不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文化建设必须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相适应，尤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文化革命应该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战略任务，不然，文化建设的滞后将严重阻碍经济、政治的发展。如果说列宁当年强调文化建设对于全面实施新经济政策具有重大意义，那么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强调文化建设对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因而文化建设也必须坚持“两手抓”的战略，既要抓高科技的发展，又要抓全民文化素质的提升，这样才能使我国真正沿着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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