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的文学体裁背景及其艺术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裁论文,成因论文,背景论文,艺术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7)04-0143-04
清代中期与桐城派古文异趣的散文中，《浮生六记》很值得注意。作者沈复(1763-?)字三白，江苏苏州人，作幕经商为生，不以文名。其《浮生六记》是自传性的作品，原有六卷，今存前四卷（晚出号称足本中的后两卷，已证实为后人杂凑他书而成的伪作），记述家居及游历生活。
白杨引传于光绪四年(1878)将其早先在苏州冷摊上偶得苏州布衣文人沈复的手稿残本《浮生六记》前四记，以及管贻萼、潘近僧、王韬等人为此书所作的诗、序、跋作为附录付印行世，这本书已面世百年之余。百余年来，特别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小说界革命”期间，苏州《雁来红丛报》将《浮生六记》再次刊出之后，在社会上逐渐流传开来。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它得到了一批现代学术先驱者的青睐，尤其是俞平伯点校本的刊出，使得《浮生六记》走进了学者们的研究殿堂，获得了巨大的声誉，直至今日仍为人们所重视。
一、《浮生六记》的文学体裁背景
从文学体裁上看，《浮生六记》为自传体笔记。所谓的自传体笔记是指作者以自身经历为素材，以自传的形式随兴所记而成的传记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文学体裁，自传体笔记是在明末清初才以相对独立的姿态进入文坛的。
从历史渊源的角度看，自传体笔记的出现，是传记文学不断发展的产物。其源当溯于中国古代史书中的传记文学。中国古代的传记文学肇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它既标志着传记文学的产生，又是传记文学的最高成就。传记文学作为散文的一种固然也不可避免承担着文以载道的社会功能，但它却更多地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树碑立传，即将其一生中重要的事件或相对完整的一段生活历程记录下来，如《项羽本纪》、《荆轲列传》。
从自传的角度看，《史记》时代的传记文学还无意把自身引入其中，只是在非传记性散文中才出现一些表述自身境遇、曲折表白心迹的作品，司马迁的《太史公后序》、《报任安书》，就带有这样的特点。
到“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六朝时期，伴随着佛学的冲击与老庄思想的泛滥，儒学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人们逐渐认识到个体的存在价值，文人的创作摆脱了单一性开始变得生动丰富。同时由于社会的动荡、黑暗，使得一些不愿随波逐流、与世皆浊的文人通过自叙性作品表达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理想。自传体性质的散文逐渐多起来。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刘伶的《酒德论》是其代表。
唐代传记文学成就突出表现在史传和大量墓志铭上。这一时期自传文学承魏晋南北朝自传的惯性发展，仍以叙志抒怀的短篇作品为主，反映了文人的种种心态。王绩的《自撰墓志铭》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白居易的《醉吟先生传》自嘲悠闲又无奈的心情。值得一提的是晚唐陆龟蒙的《甫里先生传》，不仅自叙个性爱好，还记叙了作文、饮茶、乘舟尽兴等日常生活情景，富于生活情趣。
至宋代，自传体文学出现了一篇与我们的论题更为接近的文章，这就是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叙》。该叙记录了许多生活琐事，为自传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表现领域，自传体传记开始走向相对的独立。沿着这样的走向发展，到明末清初，伴随着小品文的繁荣，《浮生六记》这样典型的自传体传记便出现了。它以作者本人为传记主人公，叙述自己与妻子之间的感情和日常琐事，抒发对真纯美好爱情的赞美，寄寓了作者对故人、往事的追忆，蕴涵着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认可。
二、《浮生六记》对自传体笔记的继承
作为一种创新的文学样式，《浮生六记》深受传记文学史上同类作品的影响。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到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叙》，再到晚明兴起的市民传记，都在表现内容和形式上影响着它。
《五柳先生传》中自叙“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虽然只是个人生活情趣的表达，是个人不容于世的宣言，没有对生活细节的追忆，但他把生活气息带入了传记，其中流露的怡然自得的闲适之情，也成为这以后自传体文学的基调。
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叙》中以一个女性细腻的笔触，回忆金石的搜集、珍藏、丢失过程，叙写和丈夫赵明诚度过的美好时光以及家庭变故。一对志同道合的夫妻用生命和爱情系之于金石，金石散尽，关于金石的往事却沉淀在妻子的心中，永远不会烟消云散。作者通过生活细节追忆往事，字字句句都传达着丰富细腻的情感，夫妻共同搜集金石的欢乐，失去丈夫依然辗转奔波的凄然，金石引起的对亡夫的深切思念，都在平淡细碎的往事中凝聚起来，愈发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金石录后叙》对于生活琐事的处理，是对以往自传文学的继承和开拓，更为明末自叙体笔记提供了宝贵的艺术借鉴。《浮生六记》的艺术灵感可以追溯到《金石录后叙》，以平易小事传达无尽深情。
晚明小品文成就最高。在张岱、归有光等小品文作家的传记文学中出现了大量市民传记，传记文学走向世俗化。市民传记大都从日常生活小事中捕捉典型情节，淡淡叙来，生动传神，人物事件都富于生活本色。
张岱创作了大量带有自传性质的散文，他在文中追忆的往事，不是着眼于通常为文人所关注的官场、情场、科场，而是更多写生活琐屑、山水风物、风土人情、酒楼茶肆、说书演戏等与平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是作者心路历程的自然袒露。如在《陶庵梦忆·金山夜戏》中叙述作者夜过金山寺时，命小仆携戏具，唱长江大战等剧，把整个金山寺的人都惊起了。天亮时分戏收场开船远去，山中僧人满心疑惑不知是人是鬼，颇具奇情异彩，写出了作者率真而又张扬的个性。《陶庵梦忆·湖心亭看雪》写作者在大雪三日、西湖上人鸟声俱绝之时，乘一小舟前往湖心亭看雪，看到了雪后西湖洗尽铅华、空灵晶映的皎然面目，又恰遇痴似自己之两三人，于雪中畅饮。傲然于世者与天地自然在静谧中似乎融为一体。《陶庵梦忆·龙山雪》亦是写雪夜出行，“坐久清冽，苍头送酒至，余勉强举大斛敌寒，酒气冉冉，积雪喝之，竟不得醉。马小卿唱曲，李生洞箫和之，声为寒威所摄，咽涩不得出。三鼓归寝。马小卿潘小妃相抱从百岁街旋滚而下，直至山趾浴雪而立。余坐一小羊头车，拖冰而归”。乘着月光坐在山门赏雪，拖冰而归，真可谓雅人高致。这些带有奇特情怀的片段，充分体现了性情中人的放诞风流的情态。
归有光的《寒花葬志》写一个小女孩天真无邪、满脸稚气的神态，如在眼前触手可及。这种笔法为自传体笔记提供了借鉴。如《浮生六记》中写沈复与芸娘乔装游玩，芸娘女扮男装后，“效男子拱手阔步者良久”，“揽镜自照，狂笑不已”，寥寥几笔便使芸娘的可爱呼之欲出。这些小品文限于篇幅，无法更深更广地反映传记主人公一生，但它们在选取主人公的自由广泛上为自传体长篇笔记开了先河，文人开始敢于也乐于去表现自己的平常生活。形式上的限制总是比内容上的限制容易突破，要比较完整地描述一个人的一生或较长时间生活历程，自传体笔记也就应运而生了。
冒襄的《影梅庵忆语》也是在追忆生活中的琐事。冒襄追忆了他与明末的名妓陈圆圆和董小宛的艳事。冒襄是明末“复社”四公子之一，才情与人品都是出了名的，只是仕途不顺，与大多数才华横溢的人一样屡试不第，只能做个隐者。他少年时与陈圆圆一见钟情，无奈世事纷纭，擦肩而过。后来他遇到病中的董小宛，这位秦淮名艳矢志嫁他，两人共度了九年甘苦交杂的姻缘。它的故事性很强，因此在其文学样式的界定上人们持见不一。《清史稿·艺文志》将《影梅庵忆语》归入子部小说类，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笔记体小说并列。而在一些关于小说类笔记的研究著作中又不将二者作为讨论对象。其实它与小说的体制很不相同，小说尤其是笔记体小说是虚构的世界，而《影梅庵忆语》则是生活的实录，不应以其形式上的叙事性而将其误认为小说。现在通行的中国文学史将其归为叙事体散文是比较科学的。可以确切地说，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开创了一种类似于今天的自叙传式的散文形式，沈复的《浮生六记》则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影梅庵忆语》的表现手法。
《影梅庵忆语》和《浮生六记》都写于女主人公病逝以后，作者把思念融入一个个生活画面的回忆中，但复现在读者面前的片断，并不是对所有往事的简单再现，不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而是有所选择的复现。《影梅庵忆语》中在表达董小宛对爱情的执著投入时，他所选择的画面就是董小宛三番几次紧紧相随，最终“愿始毕，然往返葛藤，则万斛心血所灌注而成也”；在表现她的真诚时，选择的画面是嫁入冒家以后，她却管弦、洗铅华，对冒襄在生活上百般关心，精神上百般慰藉，为爱付出了她全部的心思和汗水。甲申之变后，在流离失所的艰难困苦中，可记录的事情一定很多，作者选取的是自己几次濒临死亡的绝境时，董小宛“仅卷一破席，横陈榻边，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摩。或枕其身，或卫其足，或欠身起伏，为之左右翼，凡病骨之所适，皆以身就之。鹿鹿永夜，无形无声，皆存视听”。写出了董小宛在患难岁月中的真情。《浮生六记》中每一卷所选择的往事都是独具匠心的，在《闺房记乐》一卷中，作者选取了芸娘未嫁前藏粥专待未婚夫，新婚小别觉得天地异色，写夫妻感情之深，“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在《闲情记趣》一卷中表现了芸娘的才情，回忆了和她一起品评假山，一起郊游的情形。所以，俞平伯在《浮生六记》序言中说：“即如这书，说它是信笔写出的固然不像；说它是精心结构的又何以见得？这总是一半做者一半写者的，虽有千雕百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1](P16)
三、《浮生六记》的艺术成因
归纳沈复自传体笔记的艺术成因，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
1.沈复深受晚明以来社会思潮的影响
自传体笔记的产生，与明末社会思潮、文学思潮密切相关。晚明以前的作家尽管也关注自身，但是社会主流思想的禁锢没有为之提供表达自身生活情感的机会。明中叶王阳明的心学，晚明李贽的童心说以及“三袁”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性灵说，打破了程朱理学在思想界一统天下的禁锢，使文人开始清醒地认识到自身价值，他们追求个性，主动表达内心情感，长期陷于沉闷、僵滞之中的文坛开始焕发生机。
王阳明所讲的“心即理也”、“心外无物，心外无言，心外无理”，把个人意志、主观精神的价值和作用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带给明代中后期散文家极大的震撼，散文家开始大胆质疑、否定程朱理学，有了标新立异的勇气。他们开始在文章中自由抒发内心感受、描写个人生活情趣。稍后李贽的童心说，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主张作者写“真趣”、“真情”，强调文章应表现作者独特的人生感受，为与封建礼教很不合拍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大量进入文学提出了依据。
在李贽的影响下，以“三袁”为代表的性灵派要求抒张个性、抒发性灵，即尊重创作个性，抒写个人真情，他们把创作理念实践于创作过程之中，在作品中表现了人的自然性情，人的独立见解和纯真之情。袁宏道在《孤山》中有这样一段话：“孤山处士，梅妻鹤子，是世间第一便宜人，我辈只为了有妻子，但惹许多闲事，撇之不得，傍之无厌，如衣败絮行荆棘之中，步步牵挂。”这是作者对于家庭的真实感受，虽然“步步牵挂”，却是常人所必须直面的人生，比起“梅妻鹤子”的虚空要现实得多，表达了作者对于自然情性、自然存在的肯定。独抒性灵的笔记小品为自传体笔记纯粹描写生活琐事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晚明的社会思潮与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阶层的兴起有很大关系，它来源于市民的兴起，又通过文学思潮影响着市民，使原来束缚人们思想和审美观念的意识渐渐淡化，盲目追求崇高的时尚也随之改变。这也就允许、促进作家去描写自己生活中普通、平凡、贴近大众的事情，市民文学的兴盛便是文学思潮的反映。晚明的文学样式诸如小说、话本、戏剧都趋向于平民化、世俗化，在这样的市民文化氛围中，传记笔记也必然与其他文学样式一样趋于同一方向，描写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进而描写自己的感情生活也就成为创作倾向。
清乾嘉年间，袁枚的思想和文学主张在文坛影响较大。袁枚的思想多方面接受了晚明思潮，提出“好货好色，人之欲也”，认为人欲应当得到满足，他的“性灵”也强调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作于此时的《浮生六记》正是在“性灵”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
2.作者具有对自身独特人生境遇的深刻感悟
晚明文人独特的人生境遇促进了自传体笔记的形成。
《浮生六记》的故事发生在苏州一带，苏州从明中后期开始，就已经成为东南地区的经济中心。王琦《寓圃杂记》记有弘治年间苏州景象：“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永巷中光彩夺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歌与市声相杂。”[2](P42)此后苏州“观美日增”。经济在繁荣，而社会政治却愈为黑暗。晚明文人中有诸多才华横溢之人，由于社会的原因，成为科举制度下的失意者，无法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文人在生活中越来越淡泊了入世之心，把自己人生的乐趣更多地寄寓于日常生活的情趣之中。正如有人在论述陈芸形象时指出的那样：“很显然，没有江南才女辈出的人文环境、乾嘉时期兴旺的女学和性灵文化的思想等这些文化背景作为依托，在女性完全处于从属、丧失自我的封建社会，是不可能出现像陈芸这样的‘新女性’形象的。”[3](P85)
明中叶起，文人对情的重视已相当普遍。冯梦龙在《情史》中有这样一段话：“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4](P31)晚明以来的文人能够在文中表达自己对情的珍视，歌唱情的可贵，他们的自传体笔记中也就洋溢着真情实感。
封建社会父母包办的不合理婚姻制度造成了许多爱情婚姻悲剧。陆游与表妹唐琬之间凄婉的爱情故事，促使诗人写下了流传千古的《钗头凤》。“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寄寓了诗人不尽的无奈和感伤。沈复的人生境遇也是这样。他起初很幸运地拥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但宗法大家庭的偏见、禁锢越来越难以容得下夫妻的恩爱和他们超越礼教的个性行为，终于被双双逐出家门，芸最后贫病而死。沈复沉浸于对往日美妙的回忆中，将往事形成文字。沈复是商人而非文人，他的表达方式不是诗词，而是自由的散文体自叙，用平淡的笔触描绘了“闺房之乐”、“坎坷之愁”，文中流淌着深深的眷念和难以名状的凄楚之情。
《浮生六记》作为传记文学的一种样式，是伴随着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出现的，他们肯定自我存在价值，关注私人生活、私人情感，描写日常家庭生活，开创了自传文学的新局面。继这部作品以后，清代文坛上又出现了两部回忆闺中往事的自传体笔记：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和蒋坦的《秋灯琐忆》。有近代学者把这四部作品总结为“忆语体”笔记。百年以来，“忆语体”笔记因其主旨的大众性、叙事的生动性，以及表现的强烈自我意识，深受读者喜爱。直到20世纪30年代，现代学者仍对其十分推崇。林语堂、俞平伯曾几次为《浮生六记》的出版作序。林语堂还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反复引用《浮生六记》的家庭片段，称它们是艺术生活的典范。所以，无论从自身内容形式还是从影响上看，自传体笔记的文学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
收稿日期：2007-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