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富农问题上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富农论文,哈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二十年代未谷物收购危机引发了联共（布）领导人之间关于富农问题的争论。争论一方以斯大林为代表，另一方以布哈林为代表。争论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如何认识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条件下的富农。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认识农村资本主义成分的问题。目前，我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政策，同样面临着这一问题。因此，回顾和分析那场争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富农的性质，作用和前途，制定正确的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争论的缘起：谷物收购危机
1927年收割以后谷物收购量与1926年相比大幅度下降，“1926年最后三个月的谷物收购量为460.5万吨，1927年同期只有246.6万吨，即46%以上。其中小麦和黑麦的收购量减少48%以上”[1]谷物收购危机的原因，联共（布）党内主要领导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斯大林认为谷物收购危机的原因是富农的捣乱和进攻。1928年1月，他在为了解决谷物收购问题视察西伯利亚时提出，谷物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富农囤积，扰乱谷物市场（《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四页）。1928年他在进一步分析谷物收购危机的根源时提出，“收购危机反映着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我国建设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即粮食问题上对苏维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进攻。”[2]
布哈林等其他领导人则认为，谷物收购危机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富农，而在于收购价格不合理和工业消费品供应不足。1928年2月10日，负责领导谷物征购工作的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在《真理报》发表文章中指出：“真正大量的剩余谷物是中农占有的，他们常常不急于出售，如果需要购买的消费品数量无法达到或如果没有受到压力去偿还国家和合作社的债务的话”。[3]这段话间接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粮食收购危机主要是由于富农囤积粮食的观点。1928年7月，在中央全会上，奥辛斯基指出，谷物收购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价格，富农只是补充因素”。[4]布哈林也认为，“价格问题应摆在首位”。[5]至于富农的影响，布哈林认为，“富农首先是当它能够利用我们的错误的时候才是一支危险的力量。因此主要之点在于我们的政策要正确，首先要确定正确的比例”。[6]
对于谷物收购危机原因的不同认识引发了联共（布）党内领导人之间关于富农问题的一场争论，争论一方以斯大林为代表，另一方以布哈林为代表。
二、争论双方的主要观点及争论的结果
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富农的性质、作用和前途的问题上。
先看布哈林的观点：
关于富农的性质和作用，布哈林认为，富农就是农村资产阶级，苏维埃政权可以利用富农帮助贫农和中农。1925年4月，布哈林在《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可能会有些怪人，他们会建议向农民资产阶级宣布巴托罗缪之夜（指发生于1572年8月23日至24日夜间即圣巴托罗缪节前夕的巴黎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大屠杀——原文注），他们会证明，这完全符合阶级路线，因而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有一点很糟糕，这会是极端愚蠢的做法。我们完全不需要这样做。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会一无所得，并且会失去很多东西，我们宁愿让资产阶级农民发展其经济，但我们从他们那里将比从中农那里取得多得多的东西。我们将把从资产阶级农民那里取得的资金，通过贷款方式贷给中农组织，或者用另一种形式贷给贫农和雇农，我们从富农那里所得到的额外财富，可以用来帮助贫农和中农群众的经济。但我们不要把这个富农钉死了，这会使我们自己在经济上受到损失。”[7]这段话中出现了三个概念：农民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农民、富农。可以认为，三个概念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从这里可以得出布哈林关于富农的性质和作用的看法，富农，即农民资产阶级，可以利用富农的发展来帮助中农和贫农。
关于富农的发展前途，布哈林认为，我们将长期存在，并通过合作社步入社会主义。其设想是通过国家银行将其纳入无产阶级经济体系。他写道：“假定我们这里有一个信贷合作社，它由在当地享有极大权威的富农来领导。这个富农合作社如果想要繁荣起来，也须象其他合作社一样，同国家的经济机关发生联系，例如，它会把自己闲置的资金存入我们的银行，以便取得一定的利息：即使这一类合作社组织建立了自己的银行组织，它们仍然非同无产阶级国家强大的信贷机构发生联系不可，因为后者掌握着全国的基本信贷资金，富农和富农组织反正将走投无路，因为在我国，总的发展范围是由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经济组织的业已大大增长的实力预先规定了的。不管愿不愿意，如果富农成为我们银行的储户，如果他开始通过种种关系同我们的经济机关联系在一起。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会被塞进一定的框框之内”。[8]这个框框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与布哈林相对立，斯大林提出了如下观点：
关于富农的性质和作用，斯大林认为，富农是最残忍、最粗暴、最野蛮地剥削者，允许其存在是不得已的措施。1930年4月，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合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一文中，以列宁的话为依据，提出“富农是吸血者，蜘蛛和恶魔，是最残忍、最粗暴、最野蛮的剥削者”“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9]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的演说《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中指出，之所以限制富农剥削倾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是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生产的物质基础。”[10]这句话表明，在斯大林看来，在以前之所以允许富农存在，是因为没有别的可以代替富农。换句话说，允许富农存在是不得已的临时措施。
关于富农的前途，斯大林认为，富农将随着集体农庄的发展而被消灭。在1993年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中，他提出“压制富农，剥夺富农的机器和拖拉机”是发展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前提条件之一。
通过以上对斯大林和布哈林两个人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们在富农问题上的观点是对立的。
这场争论的结果有两个，一个是布哈林被宣布为富农的代理人，背离了列宁主义，犯了“右”倾错误，被撤销了领导职务；一个是以斯大林的观点为依据，制订和推行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迅速消灭了富农。
这场争论及其结果给我们提出了如下问题。
一、谁坚持了列宁主义，是斯大林还是布哈林；
二、应当如何认识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条件下富农的性质，作用和前途。
三、谁坚持了列宁主义？
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先看列宁的有关论述。列宁在俄国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的不同时期对富农问题有不同的论述。
第一个时期是国内战争局势紧张时期，这一时期列宁提出要迅速消灭富农。1918年8月，列宁在《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的决战》一文中，提出“富农是最残忍、最粗暴，最野蛮的剥削者”。是苏维政权的死敌。“要无情地向这些富农开火，消灭他们”。[11]
第二个时期是国内战争局势稍微和的时期，这时列宁提出了镇压富农的反抗，但不剥夺其财产的作法。1919年3月12日，列宁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提出：“我们主张以暴力对付富农，但是不主张全部剥夺他们，因为他们经营土地，他们的一部分财产是靠自己的劳动积累起来的，要切实掌握这种区别。对地主和资本家实行全部剥夺，对富农则不能剥夺其全部财产”。[12]在1919年3月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列宁又明确指出，“俄国共产党对富农即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坚决反对他们的剥削意图，镇压他们对苏维埃的共产主义政策的反抗”。[13]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列宁这一时期对富农的观点，富农即农村资产阶级，他们是劳动者也是剥削者，对他们财产只进行部分剥夺，限制其剥削，镇压其反抗。
第三个时期，即新经济政策时期，这一时期列宁从消灭阶级的角度提出了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包括富农）的两个观点，一是通过经济竞赛这种和平的阶级斗争方式战胜残余的和新生的资产阶级。他说：“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之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和比赛，这种竞赛似乎在所有国家机关中都有，实际上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的阶级斗争的又一形式”。“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的竞赛，这是一项极其迫切的任务，这是新经济政策的关键，并且我认为是党的政策的全部实质”[14]另一个观点是允许资产阶级参加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合作。他说，“当然，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而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15]
以上列出了列宁在不同时期对富农问题的看法，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列宁对富农问题的不同观点是有其不同背景的。采用列宁的哪种观点要分析其提出的特殊背景，不能简单地以此非彼。在和平的新经济政策时期，斯大林以1918年8月国内战争局势紧张时期的观点为依据，提出富农是最残忍、最粗暴、最野蛮的敌人，应当消灭的观点、如果不是教条主义，也是实用主义的，而这都是背离了列宁主义的。布哈林从当时国家经济刚刚恢复过来，百废待兴，政府拿不出大量的钱支助贫农和中农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张利用富农帮助贫农和中农，通过苏维埃政权强大的经济实力慢慢地使富农长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可以说是坚持和发展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富农问题的思想，坚持了列宁主义。
总之，在这场争论中，是布哈林而不是斯大林坚持列宁主义。
四、如何认识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条件下富农的性质、作用和前途。
对这个问题，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争论提出了两种观点。一是布哈林的观点，他认为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可以利用富农的发展来帮助贫农和中农，富农将长入社会主义；一是斯大林的观点，他认为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允许其存在是不得已的临时措施，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压制和消灭富农。
在政策上，苏联以斯大林的观点为依据，制订和推行了迅速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在实行这一政策，苏联当时富农约80万户，从1930年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中间经过两次消灭富农运动的高潮，“到1933年底，在中央统计局以纳税额为标准的正式统计中，苏联的富农及其家属只剩下14.9万人，即115—2万户，所谓富农已不复存在了。”[17]
富农在其被消灭以前，在当时的苏联是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依据斯大林使用的统计资料，1926/27年度，富农生产的粮食总产量为617.0万吨，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13%，他们出售的粮食为126.0万吨，占当年商品粮总量的20%《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4页。不仅如此，他们还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税收，“按1927年的征税办法，15%的富裕农户和富农支付了农业税的47%”。“按1928年度调整后的农业税征收办法，1929/30年度占农户总数的2.7%的最富有农户交纳了全部农业税的27.7%。”[18]因此，斯大林推行迅速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严重打击了苏联的农业。从理论上讲，从消灭富农，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集体耕作，分工协作，农业生产应大大提高，实际上却相反。“假定农产品的产值在1928年为100%，则1929为98%，1930年为94.4%，1931年为92%，1932年为86%，1933年为81.5%”。[19]这里种种情况的出现，固然有多种原因，迅速消灭富农，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农，主要是哪些善于经营的农民，他们通过辛勤劳作，积累起一些资本，购买马匹，机器等生产工具，承租其他农民无力耕种的土地，雇佣农民耕种。因此，斯大林推行消灭富农政策，是严厉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
斯大林推行消灭富农政策，还与其关于社会主义的看法有关，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与剥削，贫富分化不相容的，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消灭剥削。
我国从50年代中期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在农业上片面强调大规模和公有化的程度，结果使我国的农业长期处于不景气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开始实行土地承包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大提高。在土地承包过程中，一些农民，由于承包了较多地土地，在农忙时雇佣一些民工。随着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土地承包日趋集中，承包大量土地的农民开始经常使用雇工，雇工人数也增加了，他们可以称作社会主义下的富农，他们在我国农村经济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富农的性质，作用和前途对于制定和执行正确的富农政策，发展农村经济有着重要意义。
富农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富农是农村资产阶级，在我国富农必须遵守社会主义法律；在经营上，他们一方面以市场为导向，另一方面要接受国家政策调节，从这个意义上讲，富农经济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政权能够控制其活动范围和方向的资本主义。他们使于雇工，有一定的剥削，属于农村资产阶级。
富农在我国的农村经济中有着重要作用，在我国现在一些地区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从而使原来许多承包的土地无人耕种，一些富裕农民，将这些无人耕种的土地承包过来，雇人耕种。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劳动力转移后土地无人耕种的问题，一方面也解决了农村部分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富农承包了大量土地以后，土地和生产规模扩大，便于机械化耕作和分工协作，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和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可谓一举多得，因此农村富农的存在，在我国农村有着重要作用。
富农在我国将长期存在，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国，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换句话，剥削将长期存在，这也决定了我国富农长期存在的合理性。
注释：
[1]《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沈志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282页。
[2]《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9页。
[3]、[4]、[5]同[1]，第295、309页。
[6]《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9页。
[7]、[8]《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9～370页，第428页。
[9]、[10]《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62、第231页。
[11]《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858页。
[12]《列宁全集》第28卷，第38页。
[13]同[11]第771页。
[14]《列宁全集》第33卷，第255页、第241页。
[15]同[14]，第440页。
[16]同[1]第358页。
[17]同[1]第347页。
[18]罗·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