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1935年白银问题大讨论与法币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币论文,大讨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4年下半年开始，世界银价大幅度持续上涨，中国白银大批外流，金融中心上海处于极度恐慌之下，引起经济界的极大关注和热烈讨论。据当时参与讨论的著名货币学家赵兰坪回忆，从1934年秋季美国提高银价开始，至1935年11月中国政府实施法币改革止，“关于币制、白银、经济、金融之论战文字，据吾人所知，约有五六千篇。”①可见，白银问题在当时的经济学界炙手可热。笔者认为，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法币改革本身的成败得失，白银问题虽被认为是法币改革的一大原因，但事实上，白银问题和法币改革之间的内在联系、学理推衍还不甚清晰。本文的主旨，正是根据白银问题的演变过程和经济界讨论重点的逐步转移，把握当时经济学界的思想脉络，探询法币改革的源流所在。
一、美国提高银价问题
1934年6月19日，罗斯福签署《购银法》，同年8月9日宣布白银国有，造成世界银价的剧烈上涨。纽约银价由美国实行白银国有时的每盎司49.31美分，涨至1935年5月的74.42美分，以后虽略有下降，但一直维持在65美分以上。伦敦银价也节节攀升，到1935年4月达到1931年银价的两倍以上②。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银本位大国，中国很快出现了白银大量外流、银根紧缩、众多企业和商家破产的恐慌景象。国内的经济学者和金融从业者纷纷对此发表意见并寻求对策。
首先，人们分析了美国提高银价的动机。其动机可概括成以下几点：第一、政治上，民主党和白银派议员关系很深，民主党罗斯福当选总统后，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白银派议员的欲望。第二，世界银价高涨后，用银国——如中国的制造品价格就不能在世界市场上和美国竞争，以此造成美国对外贸易上的优势。第三，美国购买白银，可增加国内的通货准备，以便进一步贬低币值，实行通货膨胀。第四，企图恢复世界复本位，控制世界之金融③。当时的大部分人和现在的历史学家都倾向于第一种意见，即美国白银政策是罗斯福与白银派议员所作的政治交易：罗斯福支持白银派议员提高银价，以换取白银派议员对国内一系列立法的支持。后来罗斯福与白银派势力之间的博弈也影响到白银政策的实施和对中国货币改革的态度。第二种意见基本上是白银派的主观认识，事实上，中国输出贸易中制造品的比例很小，与美国制造品进行竞争更是大大高估了中国的实力。当时美国的经济学界和商业杂志一致批判这种看法，因为从美国国内来看，银价上涨只会增加美国政府的债务并降低国家货币的信誉，不会对美国国内工业和国际贸易带来明显的好处。第三、第四种意见也是白银派议员为提高银价所做的宣传，美国政府不太可能采取类似的政策，故中国学者偶尔会引用，但对此一般不作展开说明。
其次，除一小部分人认为白银政策的影响利大于弊外(这些论述多与后来的事实不符，无需驳斥)，大多数人都指出美国提高银价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张素民、马寅初、杨荫溥等均认为银价上涨会导致白银大批外流，动摇我国的通货准备；国内物价跌落，尤其是农产品价格将大跌，工商业走向萧条；国际贸易上由于汇价上涨，导致输入增多，输出减少，入超增加④。以上论断除了“国际贸易输入增多”、“入超增加”不符合事实外，其他均很快得到验证。第一，由表1可见，
表1 中国的银价、汇率、白银出口和对外贸易
(1932-1935年)
汇率 白银的净
进口净值出口净值
年份 银价1关两 出口(1，000
(1，000 (1，000
(美元)
=美元 关两) 关两)
关两)
1932年
0.282
0.34
6,676 1,049,247
492,641
1933年
0.350
0.41
9,257 863,650 392,701
1934年
0.483
0.526 164,780
660,889 343,529
1935年
0.646
0.565 38,124589,994 369,582
资料来源：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335、342-343页。1932年6月后进出口值不包括东北。
美国提高银价后，世界银价折合我国汇兑比价，高于我国实际汇价，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其直接结果为国内银根紧缩、利率高昂。第二，由于汇价上涨，输入货物换算成国币后价格下降，同时输出货物为维持国外的市场，亦将价格压低，因此影响国内物价，造成物价低落(见表2，物价全面低落)。物价低落的速度快于工资、房租等项的低落，于是物价和成本之间均衡破坏，农业和工商业萧条，导致全国购买力降低，物价更趋低落。第三，国币汇价的上涨导致出口困难，出口货值减少；进口货物则因外币对华汇价下落，可在我国廉价出售，但由于我国出口货物的不畅和购买力的低下，导致进口货物的数量未见增长(见表1)。至于这里谈到的白银流动、物价水平与进出口贸易三者之间有何关系，顾季高认为由于银价上涨，而使白银有流出倾向，为保持银本位，物价遂不得不跌，结果进出口贸易均致缩减，而经济恐慌日益扩大⑤。但这一概括还稍显简单，事实上物价水平和对外贸易在白银大量流出前就已呈下降趋势，白银外流起了加剧作用，但究竟影响的程度有多大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当时银价、物价、汇价和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加上1932年淞沪之战、1933年和1934年政府两度增加进口关税、英日美放弃金本位并贬低汇价等事件的影响，决不是以上单线的推导所能充分阐明的。
表2上海物价指数(1930-1935年)
生产品消费品制成品内国商品
年份 物价指数
物价指数物价指数物价指数
1930年 100.0 100.0 100.0 100.0
1931年 117.8 104.1 113.8 99.8
1932年 106.4 96.0
100.2 95.0
1933年 100.0 83.0
96.1
93.1
1934年 95.3
79.2
92.6
92.9
1935年 96.1
82.1
90.4
84.9
资料来源：余捷琼：《中国的新货币政策》，1937年11月初版，第215-216页。
再次，人们纷纷批评美国白银政策，驳斥白银派所宣传的提高银价可以促进中国购买力的荒唐说法。瞿荆洲指出：“盖一国购买外国之商品，并非用其本位实币去买，乃是以其输出货物之价额所换得之汇票去抵偿，其购买外国货之能力，是在于该国出口货之数量与金额。”⑥更确切地说，一国对外的购买力除与本国的货币币值有关外，主要取决于本国的经济运行情况和对外出口商品的能力。李权时也揭露了白银派的真正企图，是用提高银价的方法阻碍中国工农业的发展，增加美国的贸易输出。其实李权时的这一论述也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美国提高银价确实阻碍中国的经济运行，但是由此引起的中国购买力的低下、出口的下降也直接导致了输入的减少，所以美国增进对华输出的梦想也无法实现。同时，李权时指出美国的白银政策在政治利益的驱使下一意孤行，损人不利己⑦。这大致合乎对白银政策的总体评价，美国国内的经济学界也基本持此观点，亦是1936年后美国逐步改变白银政策的根本原因。
综合以上言论，可知学者对美国实施白银政策的原因把握基本正准确，即白银政策的实施是白银派议员在复杂的政治角逐中取得的成果，很难从经济角度来预测白银政策的发展方向。对于白银政策对中国造成的危害和白银派议员扭曲事实的宣传，中国学者也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当然囿于理论上的推论和强调中国受害者的地位，对危害的描述有夸大之嫌。
二、白银外流问题
美国提高银价后，中国白银随即大量外流，其中绝大部分是外资银行的白银(见表3)，这是当时中国面临的最明显最严重的问题。那么，究竟是美国的白银政策从根本上导致了中国的白银外流，还是这一政策只是加快了白银的外流，根本原因是中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着巨额入超？人们的回答存在着重大分歧。
表3 上海的白银库存情况
(单位：国币百万元，1.558元=1关两)
时间华资银行
外资银行 总计
1933年12月 271.8 275.7547.5
1934年7月
330.6 232.2562.8
1934年12月 280.3 54.7 335.0
1935年9月
293.4 42.7 336.1
资料来源：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页。
张家骧、马寅初、谷春帆、丁文江等人认为入超是中国白银流出的根本原因。张家骧早在1934年上半年就指出：美国提高银价，不过为国内存银流出之近因，白银外流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入超过甚，无法抵补⑧。马寅初也明确指出：“盖入超为现银外流之根本原因，阻止现银外流，当对此根本原因设法，此已成为举国一致之意见。”⑨谷春帆的表述略有不同，他认为近年现银之出口是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结果。“然逃亡之资本，亦多为前数年国际收支逆差可汇未汇之暂存资金。此项资金，在事实上属于短期借款。但短期借款既有随时外流之可能，……”⑩而银价上涨使这种外流成为事实。所以银价提高促使中国白银流出的偶然性，是包含于中国存在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之必然性中的。其实，谷春帆谈到的国际收支中最重要的有形部分就是商品的进出口，所以三人都从中国存在贸易入超、必须输出白银弥补这一角度来解释白银流出的根本原因。
与之相对立的观点，即为美国的白银政策是中国白银外流的根本原因。因为世界银价的飞涨快于中国银汇价的上涨，中国白银加上运费和保险费后装运至国际市场上出售，仍有厚利可图，所以白银大量外流。张素民认为：“美国一日不放弃购银政策，中国银价必永低于世界银价。”(11)这时的白银外流、资本逃避是无法避免的。外国人耿爱德对于巨量白银的装运出口，估计其中用以抵付贸易逆差的占少部分，属于资本流出的达75％(12)。针对马寅初等人认为的巨额入超会导致白银外流这一观点，赵兰坪列举1930-1931年的历史事实进行批驳。这两年中国贸易入超严重，白银反有大量进口。顾季高更是比较了欧战以来的贸易统计和白银进出口状况，发现从1920年开始入超和白银进口数额一同增加，而“九·一八”以来入超逐年减退，白银出口却年有增加(13)。这确实是铁一般的事实。在贸易入超甚巨的年代，照理应如张家骧、马寅初所说，输出白银以抵补国际收支逆差部分，中国为何有贸易和白银的双入超现象？这是因为国际收支还包括外人在华开支、外人对华投资等众多组成因素。当时国内的学者已认识到华侨汇款和外人投资是中国抵补入超的重要渠道，但对两者所占的具体比重和原因未有充分认识。根据郑友揆后来的研究，认为前者不超过三分之一，后者为抵补入超的主要渠道，由于中国生产落后、利息较高，外人利用贸易出超和在华经营事业的盈余转换成对华投资的资本(14)。所以在中国巨额入超的年代，白银仍源源不断地流入。
为应付白银大量外流的严峻问题，政府于1934年10月15日起征收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学者对此政策的评价如何呢？持“入超说”的学者，如马寅初和谷春帆等人认为入超是白银流出的根本原因，故征收白银出口税不会有明显作用。张素民和姚庆三等人认为该政策有一定效用，但治标不治本。其效用体现在能防止白银公开出口，即投机性质之资本输出减少。但是中国汇价必然随世界银价的上涨而上涨，汇价高涨的现象既然难以克服，物价低落和出口贸易不振等必然也难以改善。另外，征银出口税本身的成效很难确定，一方面须视政府能否禁绝白银的私运出口，还须视外汇平市委员会(成立于10月17日)的能力如何，另外还有如何应对外商银行有意捣乱的问题(15)。杨荫溥也认为此次征税即使能阻止白银出口，却不能阻止白银流入在华的外商银行(16)。而白银一旦流入外商银行，就不受中国政府的控制，相当于进入了国际市场。马寅初还就政府机构的权责与能力提出警告：未征税以前，一切商民皆可自由输出，征税以后，输出之权专属于外汇平市委员会，委员会是否会以权谋私令人担心(17)。宋斐如亦认为白银出口课税政策只是将私人的自由输出改成了国家机关的专权输出，结果只会充实政府的财政收入(18)。
从历史事实而言，征收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的效果确实不能令人满意。虽然政府与外商银行订立了不运现银出国的协定，使以上学者担心的白银经过外商银行之手流向国外受到一定遏制。但确如学者所说，政府无法禁止猖獗的走私，由表4可见，征收白银出口税后，1935年经海关出口的白银大大下降，走私的白银却剧烈增加；外汇平市委员会限于外汇的缺乏也是能力有限，国外银价和国内银汇价仍有差距，故白银仍有外流；由于对白银输出征税，政府欲输入现银也变得不甚自由。更重要的是，人们逐渐认识到虽然白银外流减少，但汇价上涨、物价低弥和工商业萧条问题，不能得到根本的缓解。
表4 中国白银出口量(1934-1935年) 单位：百万关两
白银的净出口偷运出口的白银
年份 (海关报告)(估计值)
1934年 164.780 14.9
1935年 38.124
147.7
资料来源：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343页，经过简单计算汇成。
三、白银问题与金融紧缩、经济恐慌的联系
进入1935年后，虽然白银外流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国内物价仍在下跌，钱庄银行纷纷歇业倒闭，工商业萧条，金融和经济局势十分严峻。人们开始讨论金融和经济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
首先，顾季高、赵兰坪等人批驳了一些影响较大的流行说法，如产业落后说、交通不便说、农村破产说、教育落后说、苛捐杂税高利贷说、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说等(这些说法为一般知识精英和少部分经济界人士所持有)。赵兰坪指出：这些理由近几十年来始终存在，为何“九·一八”后，尤其是1934年美国提高银价后，我国才陷于金融和经济恐慌的境地(19)？显然，这些泛泛而谈的理由无法回答经济界此时出现的严重恐慌。那么，金融和经济恐慌的症结何在？赵兰坪认为是1931年后英日美等国贬低币值和1934年美国购银运动导致的银价上涨和国币汇价上升。张素民也持类似观点：美国提高银价，导致白银外流，通货准备减少；同时银价提高后，导致中国货币对外汇价格日高，于是有了两层意义上的金融紧缩。其影响便是物价下落、资金逃避、国内外贸易缩小，导致整个经济的衰落，其症结都在白银问题(20)。姚庆三也认为工商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实行白银政策后，国币对外汇价之被动的抬高，以致物价跌落，市面不振(21)。总之，以上三人将美国的白银政策视为中国金融和经济恐慌的根本原因，论述路径基本为：银价高→汇价高→物价低落→金融恐慌和经济萧条。所以，他们对后来货币改革的设计主旨也重在能稳定对外汇价和对内物价。这里还需提及的是，谷春帆的认识与他们有相似部分，但更有独到之处。他认为金融和经济恐慌的远因是1930年银价下降引起的汇价大跌，使进口商品物价上涨，国内工业受高物价的刺激，得到快速发展，但消费者的能力没有跟上，即有生产而无消费的景象造成经济无根之繁荣。近因则是国币汇价的攀升(22)。这里谈到的远因确实有合理之处，1930-1931年，伴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英美日等国物价大跌，白银作为普通商品，价格也随之大跌。中国在汇价下跌的有利形势下，出现了进出口贸易增加、物价上涨和投资活跃现象。但是中国自身并不能维持这种势头，随着银价的涨高，经济形势很快走向了反面。所以，中国是世界白银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在30年代的前5年里，先是世界银价大跌、后又大涨，国币汇价和国内物价变动剧烈，使金融和经济形势遭受重创，此种情形必须得到彻底改变。
第二种意见是入超为经济恐慌的病源。马寅初认为：“中国经济问题之症结，在入超一端，余已屡屡为文言之，故一切经济问题，均须从解决入超问题入手。”(23)中国银行《二十三年度营业报告》中也指出：白银问题只是表象，病源仍在出口贸易不能振作，入超增大。张素民反驳了这种说法。他认为从学理上讲，入超说是一种过时的重商主义学说；从实例上讲，美国不仅国际贸易出超，国际收支也有出超，但一样发生了金融恐慌；中国近年来入超呈下降的趋势，反倒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所以入超不是根本问题，有形入超的存在可以通过外人投资、无形出口等方式进行弥补。张素民的认识不无道理，问题是作为重要抵补方式的外人投资，由于有种种特权的保护，对中国经济、政治的渗透和民族工业的排挤，令人担心。
第三种意见是上海商会的研究报告，认为白银外流导致的信用紧缩、筹码不敷是金融和经济恐慌的原因(24)。这种观点多为商界人士所持有，因为市面上信用紧，贷款难，利率高，银钱业没有做好资金融通等工作。谷春帆、张素民和赵兰坪等人对此进行了驳斥。谷春帆认为，普通人认为筹码不敷是金融恐慌的真正原因，而不再进一步去问筹码为何不敷？现在上海存银比1929年还要多出35％，事实是“1930及1931年少数的放款额，因周转快而做到多数的交易，1932及1933年多数的放款额而只做到极少的交易”(25)。即前几年在物价高涨的情况下，形成了资金充分流动与经济景气之间的相互促进，近两年却由于物价下跌、呆帐难以回收和投资者的裹足不前，出现了资金流动不畅和经济衰退的萧条景象。
在这三种意见中，第一种意见白银问题为经济恐慌的重要原因确属毫无疑问，但是这种“重要”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应作审慎的分析。因为1932年后世界银价已经开始攀升，国内物价尤其是农产品价格已经在下降。30年代前期，失去东北和“一·二八”事变、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英日美等国放弃金本位和贬低汇价对中国的冲击等等到底各自扮演了怎样的作用，对中国的经济危机有多大影响，难以区分开来各自评估。而第二种意见中的入超问题，因有华侨汇款和外人投资的抵补而维持着国际收支的平衡，确非此次金融恐慌的主要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入超确是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硬伤。第三种意见“筹码不敷”说，代表市面的一般现象和商业界的直观感受，即这是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表现，不是原因。
四、如何应对白银问题和经济恐慌
显然，这一问题是承接第三个问题而来的，即对中国金融和经济恐慌原因的认识决定了应对方法的选择。关于应对的动议，大体而言可分为两大类主张，一是维持现有的银本位，用贸易手段应对，如提倡国货，提高关税率，征收汇兑倾销税，实行输入限额制，补助输出业，减免出口税，与各国协商以货易货等。二是从改革币制着手，包括举借外债改为金本位，禁银出口，贬低银币价值，停止银本位、实行纸币管理政策等。下文就对当时解决白银问题和经济恐慌的各种对策进行逐一分析和评价。
第一、请美国停止购银政策。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经过深入分析后，认为没有万全之策，故不得不出此下策，不想遭到当时舆论界的猛烈抨击。李权时指出希望美国放弃购银政策绝不可能，正确的做法是经济界应督促政府尽快采取有效措施(26)。赵兰坪也认为美国购银为已定之国策，决不会因为我国的一纸抗议，而置银矿业者之利益与白银派议员在国会中之势力而不顾(27)。事实亦表明，我国虽一再抗议，美国仍在继续提高银价。
第二、提倡国货。很多人都倡此说，如丁文江认为政府征收银税后，国民应尽量购用国货(28)。但是外国货价廉物美、品种齐全且有各种优惠政策保护，很难要求国人凭借爱国热情，完全抵制外货。事实上，提倡国货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可以推动，但是不能作为一种应急的经济对策。
第三、统制国际贸易。人们所论及的统制国际贸易的措施非常多，目的均为限制输入和鼓励输出。如诸青来认为：今后防止现银外流，首先要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可通过统制国际贸易实现。我国在这样一个国家自给盛行的时代，也应限额输入、特许输入(29)。卫挺生也有类似主张，具体做法有“控制原料，保护国内实业，维护生产者之利益；限制进口额”(30)。金国宝的论述更为具体，并配有国内努力开展经济建设的方案：实行统制贸易可分三步，第一步对少数重要物品提高进口税，减免出口税，并禁止偷运，同时在国内重要各业组织同业工会，收集统计资料，并指导奖励生产技术之进步。第二步以切实有效的方法提倡国货，一面与洋商银行商议并实施合作统制汇兑办法。第三步对少数重要物品实施定额分配输入制度(31)。统制贸易应伴之以国内工商业的发展的主张是对的。但是，国民政府是否有统制贸易的能力？即使统制贸易成功，进口大大减少引起的关税缩减，该如何弥补以便维持财政的平衡？国内工商界能否短时间内生产和运销进口替代品？进口的减少是否会引起出口的减少？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思考并提出应对方法。
应当说，国内盛行的统制外贸思想有其国际背景。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争相高筑关税壁垒，进行汇兑倾销的货币战争，中国也不妨一试。刘大钧谈到“在各国统制经济政策盛行之时，而仍墨守正宗学派放任政策，犹如强盗入室，未免缓不济急”(32)。所以翻阅当时的杂志，“统制贸易”、“统制经济”“关税壁垒”等被广泛援引，主旨都在有效地限制输入。时人对此破费心思。朱偰力主征收制止汇价倾销税。即当某国货币之汇价跌落时，应将该国货物之进口税按照一定比例增高，其增高之程度，即视其汇价跌落之程度为标准，故汇价愈跌，附加税愈高，以制止倾销(33)。经济界对此提出三点商榷意见：一是计算附加税系数时，标准汇价难以确定。二是用此法普遍加税，外交上阻力太大。三是恐怕实行此税以后，洋货进口锐减，直接影响关税。谷春帆则主张对于因汇价跌落而价格下降的进口商品，加征一种伸缩税，以维持国际收支之平衡(34)。其实这与朱偰的汇价倾销税一样，会引起上述质疑。
中国银价物价委员会明确反对以上这些非货币的统制物价政策，该会认为限制输入以抵制入超、寻求国际收支平衡不能奏效，因为出口货物也将因国外向中国采购减少而受到不利影响(35)。顾季高则全面地否定了入超是中国经济恐慌之源的认识，相反，中国应容忍入超，因为“事实上一国容忍进口者，其出口亦多；一国阻止进口者，其出口亦减”(36)。显然，这些观点出自国际贸易均衡原理，但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中的适用程度还有待研究。
第四、扩大信用，增加流通中的筹码。上海市商会工商复兴委员会经过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信用筹码不善运用，是当前金融体系的最大缺陷。现代金融市场之信用筹码主要有二：一为产业证券，分为股票和公司债票。二为票据，分为银行承汇兑票和商业承汇兑票。应增加发行，扩张信用，以取得社会经济之正常繁荣(37)。《工商业金融问题研究报告书》亦主张应创造一个现代的银钱市场和资本市场，即促进票据贴现和产业证券之流通(38)。这种对策多为工商界人士所支持，证券业也确实是中国金融体系中有待发展的一面。但大部分经济学者此时已逐渐聚焦到根本改革货币制度，他们希望在改革货币制度的同时完善中国的金融制度。
第五、银本位下减低币值。即修正兑现准备条例或减轻银元中之含银量，贬低银元价值，增加通货数量。赵兰坪反对此说：银本位之下切忌膨胀通货，一般物价虽可上升，但由于出口商品之成本增加，在外国市场之售价更高，出口必然更困难(39)。银价物价委员会则认为我国之白银，大都为私人所有，未集中于国库或中央银行，仿照美国贬低货币成色行不通(40)。谷春帆认为将银币成色减低，有利于旧币(因其成色较高)之私运。
另外，还有一部分学者将经济政策的可行性和当时中国的政治处境联系起来考虑。如郭垣指出，中国的币制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中国经济深受外力束缚和桎梏，根本的解决办法，唯有求中华民族的解放(41)。王承志也表达了类似看法(42)。宋斐如和章乃器明确指出，中国在半殖民地的现状下，货币改革和国际贸易统制均无法成功(43)。对于这些认识，应充分肯定其把握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实质，但历史的发展总是多样的，中国当局如能把握形势，充分利用己方的优势和列强之间的矛盾，同样能在被动的情况下掌握主动，得以顺利推行货币改革，当时政府的不懈努力和后来的历史事实亦证明此点。
如逐一分析以上对策，可知第一项办法显然无效，美国暂时不会放弃白银政策；第二第三项办法的支持者多持“入超为病源说”，有两大缺点：缓不救急和实行困难；第四项办法可作为一种辅助措施，但不是救本之道；第五项办法被很多人认为是危险和无效之策。那么何种方法才是改善中国金融恐慌和经济运行的出路所在？答案是放弃银本位，根本改变货币制度。尽管这种对策的实施也充满了风险和困难，但收效快，并使几十年来中国对货币改革的理论探索变成现实。
五、法币改革的思想来源
1934年10月征收白银出口税未见显著成效后，采取积极的货币改革政策日益得到学者的赞同。放弃银本位，改行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外币汇兑本位或纸本位，是具有代表性的几种建议。必须指出的是，顾季高、张素民、赵兰坪、姚庆三等对白银和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认识比较一致，但对货币改革的主张有很大差别；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争论的展开，每一位学者的观点亦处于不断完善中。(见表5)1934年初，顾季高和姚庆三即主张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改用金本位为当时唯一之出路(44)。但鉴于中国获得黄金储备困难、金之涨落也很剧烈等原因，这一主张逐渐被采取金汇兑本位、外币汇兑本位和纸本位(即管理通货制)所代替。1935年初，张素民建议金汇兑本位制度；1935年4月，姚庆三提出实行镑汇制度，即与英镑建立一种相对稳定的汇率，实际上就是外币汇兑本位；接着，实业部银价物价讨论委员会也主张切实改革币制，并认为实行外币汇兑本位是上策(45)。同年5月，赵兰坪提出暂行纸本位。所以在法币改革前，王烈望总结当时货币改革的路径，认为众望所归的有金汇兑本位、外币汇兑本位和通货管理制度三种。
由表5可知，进入1935年后，货币改革的各种方案纷纷成型。各方案中谈到的白银国有、停止兑现(即放弃银本位)、发行集中、贬低汇价等即为法币改革的主要内容。在这些方案中，赵兰坪的阐述最全面、最令人信服。1935年5月，《中国经济金融财政之根本自救方案》发表，赵兰坪从经济和金融恐慌的成因谈起，在主体部分说明了政府的现有对策——征银出口税、放款救济上海工商业和抗议美国政府购银，无法解决中国目前的困境，而根本救济之道是贬低汇价，放弃银本位制，暂行纸本位。由于这样的货币改革较为激烈，必然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和各方面的抵制，作者设计了严密的方案。实行前的准备步骤就有解决统一发行、辅助货币、人民用银习惯、资本逃避等若干重要问题。具体实行步骤又分为三个：第一，纸币停兑、现银国有；第二，安定人心、防止过度抬高物价、安定汇价和整理辅币；第三，以银易金，实行新式之金本位制。作者对每个具体步骤如何实现，实现过程中会有何种困难和结果都进行了详细说明。洋洋几万字，论述完整、思维缜密，不仅与法币改革的主要内容均有切合之处，还预见了法币改革后中国向美国以银购金的行为及成功的必然，即从纸本位过渡到新型的金汇兑本位。
表5中国学界对货币改革方案的探讨(1934-1935年)
作者 时间货币改革方案具体阐释
顾季高 1934年2月 管理的纸本位但现在实行尚有困难，可先实行金本位，配以预算平衡和国际贸易矫正。
姚庆三
何廉1934年3月 管理的银币制对于银价变动，治本之法须从币制着手，采行金本位不可能。唯有采行管理
银币制，但仍有预算不敷等困难。
顾季高 1934年4月 改用金本位 物价跌落为经济恐慌的原因，用关税政策、限制入超等不能解决目前的经济
困难；全面论述银价、物价和进出口的关系；必须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
赵兰坪 1934年11月金准备制放弃银本位制为必然趋势，第一步集中发行、集中现银；第二步放弃银本位
制，暂行纸本位制：第三步管理汇兑，实行以金和金汇为准备之金本位制。
张素民 1935年1月 金汇兑本位制白银国有，停止各银行钞票兑现；外汇用金，国内暂时用纸；将银元贬值若
干，由中央银行发出新钞票代之等。
姚庆三 1935年3月 放弃银本位 放弃银本位，统一发行，同时考虑预算平衡和国际贸易的矫正。
姚庆三 1935年4月 镑汇制度实行镑汇制度，即外币汇兑制度，英国的物价和汇价近来比较稳定，故选择
之。实行金汇兑本位阻碍太多。
赵兰坪 1935年5月 暂行纸本位制汇价腾贵为我国经济恐慌之原因。放弃银本位，贬低汇价。(陈述十分具体，
详下文)
实业部银价 1935年8月 外币汇兑本位制 其货币被采用之国家，本国物价水准大致稳定，我国国内物价也随之稳定，
物价委员会外汇行市也得以稳定；外币计算之新货币价值，较现时之银元低减。
王烈望 1935年11月通货管理制 白银已失去货币本位之资格，废弃银本位后，新的币制有以下三途：金汇兑
本位、镑汇制度、通货管理制。
资料来源：顾季高、姚庆三：《今日之银价问题》；赵兰坪：《中国经济金融财政之根本自救方案》；实业部银价物价讨论委员会：《中国银价物价问题》等。
1935年4月，顾季高赴欧美考察金融货币11个月后回国，更坚定了一年前主张的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能挽救通货收缩、物价下跌的现状。回国后他针对盛行的“入超危害说”和“统制国际贸易说”，进行了彻底的批评，其代表作为《入超果于中国有大害否》。如果说赵兰坪的文章设计了一个完善的货币改革方案，重在“立”的话，顾文从题目便可知道，重在“破”。顾季高从国际贸易理论和物价、汇价、国际收支之间的互相调节、趋向平衡说起，论述了害怕入超、提高关税和计划经济的不明智之处，中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要有巨额入超，而入超可通过外人投资加以弥补。应当说，在30年代整个世界都倾向于统制贸易、国家干预的大背景下，顾季高秉承正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坚持市场经济和国际自由贸易，与国内盛行的提高关税、统制经济等学说斗争到底，主张在安定货币的前提下积极吸引外资、促进本国工业化，学术勇气和见识非同一般。他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在中国当时深受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和国际盛行关税壁垒、统制贸易的大背景下，本身就有局限的国际自由贸易理论究竟还能有多大程度的适用性。
除了以上两篇大作外，1935年春夏之交的一场论战更坚定了人们对货币改革的信心。该年6月初美国经济考察团在杭州访问时，马寅初发表《我国银本位应放弃乎抑应维持乎》一文，认为我国银本位维持也困难，放弃也困难，只好劝美国改变白银政策，不想遭到赵兰坪、张素民、姚庆三等人的猛烈攻击，他们相继发文就历来争论之点和马文的疑点进行了一番笔头较量。(见表6)赵兰坪等人将马寅初的论点进行了逐条批驳，包括经济恐慌的根本原因、对镑汇制度和管理通货制度的误解、对稳定汇价与物价的看法等，从论述内容和气势上说赵派更胜一筹。由于多份杂志转载了这些文章，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此后对于货币改革方案的探讨越来越多，“入超派”着重关注实行货币改革的困难。如马寅初指出了中国采用金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和管理通货制均有条件不成熟之处；朱偰也认为银本位终需放弃，但现在准备未充分，须从集中发行权、健全中央银行制度等入手来进行必要的准备。
1935年8月实业部银价物价委员会研究报告的英文版出版，通过大量精细的实证研究，认为物价跌落为经济恐慌之因。关于应对方法，该报告认为征收银税无大效果，贬低银元价值阻碍甚多，非货币的统制物价政策不仅管理困难，还会桎梏各业的自由发展，所以主张货币改革。这与赵兰坪、顾季高等人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又因为这是政府聘用学者研究一年有余的结果，其官方色彩和学术色彩都非常浓厚，从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法币改革的方案已是呼之欲出。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在没有明确外援的情况下，实行法币改革。这次货币改革的方案，应是国内诸多学者、金融界人士和外国来华财政专家(杨格、李兹·罗斯)共同研究和策划的结果。分析法币改革的具体内容，可发现1934-1935年的大讨论已多有涉及，如张素民设计的白银收归国有，停止各银行钞票之兑现方案；赵兰坪提到的货币改革方案必须突然公布，切不可公开讨论；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的纸币停止兑现；颁布现银国有令，禁止银币流通；姚庆三谈到的汇价适当贬低等。所以，法币改革的方案并不是几个人秘密策划的结果，而是在经济学界诸多同仁在讨论和争鸣中形成了思想元素，最后由政府审时度势，参考各位专家的意见，并从政治和经济、国际和国内形势多方面着眼，制定最后的方案和实施的步骤。
表6马寅初与赵兰坪等人的论战观点举要
马寅初的观点赵兰坪、张素民、姚庆三的观点
服用国货，以资提倡，为救济中国经济之办法。 外货价廉物美，希望全国人民一律不买外货不可能。国产物品品质之
改善和成本的降低，非旦夕能达到。
入超无法抵补，唯有输出现银；倘不输出现银， 贸易的盛衰仅为国际收支之一部分。国际收支中支出多于收入，汇价
唯有举借外债。 降低，进口商人将所得盈余留在我国市场，外国资本也纷纷输入。所以
并不需要输出现银来抵补入超；利用外资也不只举借外债一途。
允许生产品的入超，消费品不能再入超。国际贸易错综复杂，基于比较成本法则，往往同一种货物有输出亦有
输入，区分生产品和消费品入超不可能。
货币贬值后对外贸易不一定能改善，因为外人1931年世界经济恐慌之时，我国汇价降低，输出增加。现在正值世界
不一定需要我国的产品。 各国生产恢复之际，汇价贬低后更能增加出口。
如实行镑汇制度，英国大发通货，则磅汇跌。中 英国如镑汇跌落，其跌落现象必表现于英美汇率、英日汇率等，因我国
国只能也增加通货，压低本国币值。受制于人。 假定已行镑汇制度，与英镑有一定汇率，所以只会跟着英国与美、日外
汇跌价。
美国白银政策损人不利己，请放弃。美国银矿业者利益所在，白银派议员势力所在，不可能因中国人的呼
吁而改变其政策。
资料来源：马寅初：《我国银本位应放弃乎抑应维持乎》；赵兰坪：《我国银本位不应放弃乎》；姚庆三：《为镑汇制度答马寅初先生》；张素民：《中国金融问题解决方案之商榷》。
需要指出的是，法币改革的顺利实行并不能证明入超派的观点没有继续研讨的必要和借鉴的价值。上文谈到，中国当时的入超是以华侨汇款和外人投资来抵补的，这两种抵补方式有两大缺陷：第一，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投资者的选择偏好，中国政府很难进行引导和干涉，1934年的资本大量外逃即证明此点；第二，外人在华投资多为与国际贸易相关的行业和房地产业，集中在沿海和东北，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减少入超这一主张本身没有错误。另外，运用关税政策来减少入超、调整进口种类、增加农产品出口的有效性，因其具有选择性和层级性，与货币政策所促成的贬低汇价、促进出口、减少入超相比，亦有它的优势所在。在实际操作中，关税政策由于牵扯面比较小，实施起来相对容易；汇率政策则牵扯面大，运用起来相对复杂。在当时的条件下，法币改革的实行亦是包含了巨大风险的。
综上所述，针对美国提高银价后中国金融、经济出现的危急局面，经济界人士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在中国近现代货币和金融思想史上留下了丰富多彩的一页；从结果而言，亦可认为中国借美国抬高银价的机会，获得货币改革的契机，一举放弃银本位，与世界主流货币体制接轨。这场讨论以分析美国提高银价的影响开始，前期的讨论以白银大量外流的原因和解决方策为主。随着政府加征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正常渠道的白银外流减少。讨论重点转为如何彻底解决中国当时金融紧缩的危机，其中进行货币改革逐渐成为讨论主题，对其方案的设计和困难的估计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1935年11月，法币改革突然上演，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这整个过程，应当说是经济界人士面临现实危机与挑战，不断思考、探索、争鸣的历程，亦是法币改革面世前必然经历的舆论与思想准备。
注释：
①赵兰坪：《最近吾国经济论战之回忆》，《时事月报》1936年14卷2期。
②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1929-1949)》第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6页。
③张家骧：《银价提高与中国之关系》，《银行周报》1934年18卷15期；张素民：《白银问题之检讨》，《白银问题与中国币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1页；马寅初：《白银问题》，《马寅初全集》第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7-309页；杨荫溥：《美国白银政策及其对我国之影响》，《中国金融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78-281页。
④张素民：《白银问题之检讨》，第11-12页；马寅初：《美国之吸收黄金白银政策与我国之关系》，《马寅初全集》第七卷，第56-58页；杨荫溥：《美国白银政策及其对我国之影响》，第282-283页。
⑤顾季高：《银问题与中国物价问题》，《银行周报》1934年18卷10期。
⑥瞿荆洲：《驳美国收购白银提高中国对美购买力说》，《银行周报》1935年19卷4期。
⑦李权时：《评美国购银派的企图》，《银行周报》1935年19卷4期。
⑧张家骧：《银价提高与中国之关系》，《银行周报》1934年18卷15期。
⑨马寅初：《我国银本位应放弃乎抑应维持乎》，《马寅初全集》第七卷，第420页。
⑩谷春帆：《银价变迁与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1月初版，第142页。
(11)张素民：《世界银价与中国金融恐慌》，《白银问题与中国币制》，第68页。
(12)耿爱德：《中国的货币恐慌》，《银行周报》1934年18卷42期。
(13)赵兰坪：《中国经济金融财政之根本自救方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1935年5月，第7页。
(14)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122页。
(15)张素民：《白银问题之检讨》，《白银问题与中国币制》，第16页。
(16)杨荫溥：《征银出口税与我国币制》，《中国金融研究》，第304页。
(17)马寅初：《白银问题》，《马寅初全集》第七卷，第316页。
(18)(43)宋斐如：《白银出口课税政策的批判》，《东方杂志》1934年31卷22号。
(19)赵兰坪：《再论今日中国经济困难之主要症结》，《外交评论》1935年5卷2期。
(20)张素民：《白银问题与中国币制》，第28-29页；第76页。
(21)姚庆三：《今日之金融问题》，《社会经济月报》1935年2卷3期。
(22)谷春帆：《金融恐慌的原因与救济办法提要》，《社会经济月报》1935年2卷6期，第4页。
(23)马寅初：《入超问题与利用外资》，《马寅初全集》第7卷，第407页。
(24)上海市商会工商复兴委员会：《对于增加筹码问题之意见》，《银行周报》1935年19卷37期。
(25)谷春帆：《金融恐慌的原因与救济办法提要》，第3页。
(26)李权时：《读马博士对美经济考察团忠告感言》，《银行周报》1935年19卷22期。
(27)赵兰坪：《中国经济金融财政之根本自救方案》，第10页。
(28)丁文江：《银出口征税以后》，《银行周报》1934年18卷42期。
(29)诸青来：《银价问题平议》，《经济学季刊》1934年5卷3期。
(30)卫挺生：《现银流出之根本救济方法》，《银行周报》1934年18卷41期。
(31)金国宝：《白银问题对策之检讨》，《社会经济月报》1934年1卷12期。
(32)刘大钧：《白银问题》，《时事月报》1934年11卷4期。
(33)朱偰：《征银出口税后补救入超之对策》、《汇价倾销税释疑》，《东方杂志》1934年31卷23号；1935年32卷6号。
(34)谷春帆：《金融恐慌的原因与救济办法提要》，第11页。
(35)(40)(45)实业部银价物价讨论委员会：《中国银价物价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16页，第213页，第215-216页。
(36)顾季高：《入超果于中国有大害否》，《社会经济月报》1935年2卷5期。
(37)上海市商会工商复兴委员会：《对于增加筹码问题之意见》，第20页。
(38)章乃器、杨荫溥、张肖梅：《工商业金融问题研究报告书》，《中行月刊》1935年10卷3号。
(39)赵兰坪：《中国金融之危机及其救济》，《时事月报》1935年13卷3期。
(41)郭垣：《经济建设中的中国币制问题》，《中国经济》1935年3卷8期。
(42)王承志：《现银流出及其防止对策之检讨》，《东方杂志》1934年31卷22号。
(44)顾季高、姚庆三：《今日之银价问题》，《社会经济月报》1934年1卷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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