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档案大会与档案学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大会论文,档案论文,档案学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档案理事会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国际档案工作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研究，召开国际档案大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国际档案界探讨问题、交流经验的一种方式。国际档案大会在档案学理论研究方面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反映。
一、关于档案管理体制问题
所谓档案管理体制，是指一个国家以什么方式管理国家的全部档案和档案工作，以及用什么手段协调各档案机构之间的关系。它体现每个国家各种档案机构之间的关系和彼此联结的方式。
国际档案理事会成立以后便把研究和论证各国档案管理体制列为主要任务之一。在1960年召开的第四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比利时王国国家档案总局局长艾蒂安·萨比作了题为《国家档案馆及其组织》的报告。报告根据被调查的25个国家的国家档案馆情况写成的。萨比在报告里对各国档案机构的形成和发展作了理论性阐述。他认为，自法国18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资本主义改革以来，各国逐渐建立起的档案机构系统，可以划分为集中式和分散式两种管理体制。
萨比关于档案管理体制两种形式的划分，对国际档案工作经验和学术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后来的国际档案会议上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还在进一步进行。1969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十一次国际档案圆桌会议上，与会者根据对欧美各国地方档案馆的调查，进一步分析了集中式和分散式各具有的几种模式。认为集中式档案管理体制有法国型、苏联型和斯堪的纳维亚型；分散式档案管理体制可划分为美国型、南斯拉夫型。
南斯拉夫的档案学者马里让·拉斯蒂奇在1984年召开的第十届国际档案大会上，作了“小型（地方）档案机构的管理”报告，阐述了他们建立自治性档案机构的理论依据，指出国家自上而下的干预不应是保护档案资源的唯一方式。他认为档案应该集中，但应在地区档案馆范围内进行。这种观点是自萨比以来关于体制研究的继续。
二、关于档案馆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自1790年法国国家档案馆诞生以来，关于近现代档案馆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争议，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两种观点一直对立存在：一是认为档案馆主要为政府行政管理服务；另一观点则认为档案馆应主要为公众服务，为学术研究服务。这两种观点在国际档案大会上继续展开争议。
1950年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在讨论档案馆的行政作用和科学作用时，法国代表布莱邦和布尔金各执己见。布莱邦强调档案馆是科学机构，主要任务是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历史学者服务。他认为档案馆是基本的和重要的记忆工具，因为它保存着国家财富中最宝贵的东西，即历史的证据和作为国家灵魂的材料。
而布尔金的观点与之相反，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档案是该国制度、政体和政权的“分泌物”，因此，档案馆首先应该为政权服务，应使国家权力得到保障。布尔金认为档案馆的历史任务是完全次要的，甚至是多余的。
国际档案理事会综合分析了档案界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决定采用具有两面头像的护门神（Janus）作为会徽，（注：1994 年国际档案理事会特别会议后改变了会徽）把档案馆的性质和作用的双重性寓意于会徽之中。国际档案理事会对档案馆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这种表述方式，使档案界的长期争议，从理论上达到统一。1957年5 月在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召开的第三届国际档案圆桌会议和1979年11月在西印度群岛的瓜德罗普岛波特尔角举行的第十九届国际档案圆桌会议上，又提出和讨论了这个问题，使各国进一步认识到档案馆是科学文化事业机构，它既要为官方机构服务，又要为各种研究人员和其他普通利用者开放。
三、关于文件中心（中间档案馆）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个国家的现行机关积累了大量档案文件。如何管理这些档案，国家对这些档案如何实行监督，成了各国急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1946年，美国海军部建立了一个文件中心，把现行工作不经常查考利用但又要暂时保存一段时期的文件，送到这个临时保管机构去进行保存，这一做法在美国很快得到推行。英国则从1945年始就在伦敦郊区建立中间档案馆，1950年建成，这个中间档案馆属于英国公共档案馆管辖，集中了24个大行政部门的档案部门。
这种做法都反映到了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的报告中。1950年8月 23日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就是专门讨论“关于对在形成中的档案如何实行监督的问题。”报告人是法国国家档案馆近代档案部保管员加耶先生。在这一次会议上，英国伦敦大学档案学教授罗吉尔·艾利斯先生首先介绍了英国公共档案馆关于建立中间档案馆的情况，并提出了理论依据。他说，人们认为一宗档案的寿命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1)档案的形成阶段；(2)档案的睡眠阶段；(3)档案转化为永久档案的阶段。艾利斯先生的发言是关于文件生命周期的早期表达，这种“三阶段论”的观点，使国际档案界耳目为之一新。
“三阶段论”的提出，给文件中心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得文件中心的建立在世界许多国家普及开来。“三阶段论”认为，档案文件处于第一阶段，往往还要作为本机关的工作查考和利用，所以这一阶段的文件应由现行机关自行保管；文件在形成之后至移交国家档案馆永久保存之前，是其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文件应由文件中心进行中间性和过渡性保管；把档案文件移交到国家档案馆永久保存，就进入了第三阶段。这种三阶段的划分，后来进一步得到美国档案学家谢伦伯格提出的文件价值鉴定理论的支持，他提出的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以及相对应的文件价值鉴定标准，成为各个阶段划分的定性标准。
国际档案理事会非常注重文件中心的建设。1974年在瑞士出版的由英国公共档案馆馆长A·W马布斯编写的“国际档案理事会手册丛书”之一——《中间档案馆的组织》，就专门讨论了文件中心的有关问题，该手册还把法国枫丹白露现代档案城（ Fontainebleau
Citedes Archives Contemporaines）作为文件中心的例范模式向世界各国推荐。
文件中心的出现，是现代档案工作发展的必然产物。国际档案大会在其产生之初就进行了相关探讨，给日后各国建立文件中心，在理论基础、作用意义到模式典范上都作了相应的说明，其中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四、关于档案的开放和利用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从1958年5 月在联邦德国威斯巴登召开的第四届国际档案圆桌会议以来，就讨论了多次，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在档案的开放期，利用形式和查考工具等方面认识逐渐趋于一致。的主要议题是“取消对档案自由利用的限制”和对档案的自由利用进行国际性合作问题，大会关于国际性地改善档案利用状况和利用设施的最后决议，导致了关于档案自由利用和使用缩微胶卷进行文件出版的特别工作小组的建立。
第六届、第八届和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先后把“档案的利用和开放”问题，作为主要论题进行讨论。
1968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档案大会上，C ·凯奇凯梅蒂先生1966年建立的特别工作小组代表国际档案理事会工作组作了题为“档案开放与缩微复制政策自由化”的报告。他首先分析了实行自由开放档案的必要性。他说，随着历史学研究的日益发展，研究课题越来越涉及现代史和有关社会与经济的问题，因而档案馆收到的查阅近期档案文件的申请日趋增多。然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却对档案的开放利用制定了种种限制性规定，这种状况显示与日益增长的需求相矛盾。另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视野扩展到外国的档案史料，因而希望得到有关国家提供利用的便利，然而实际情况是，人们往往遇到种种限制，所以放松或放弃限制将大大有助于历史研究的发展。报告人依据调查材料，介绍了一些国家实行限制的情况，并就开放档案提出了一些建议：第一，一般期限不超过30年，若有特殊需要，最长不超过80年；第二，尽可能在一般期限届满前就开放一些门类的档案文件；第三，对私人档案的开放期限拟与公共档案相同；第四，对本国和外国的研究者平等对待；第五，颁布国家阅览证，若在各国得到普及，则可以国际上通用。
1976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第八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关于“档案查阅和利用方面的变革”是其主要议题，匈牙利、印度代表作了题为“扩大对档案文件的开放”的报告。大会对马德里第六届国际档案大会以来的八年中，在档案利用方面的进展情况进行了评价。会上宣读的报告证实了档案利用人数的不断增加和利用目的的多样性。许多国家报告说，在国际档案理事会提议的直接影响下，对档案开放时间的限制，已从50年减到30年，而且由于缩微照相委员会和自动化委员会的努力，使用现代复制和索引技术不断增加，促使利用设施不断改善，有力地促进了档案利用工作的开展。
真正对档案开放利用从学术角度进行探讨是在1980年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本届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关于档案的利用问题。大会上宣读的15篇专题报告，有12篇是有关档案利用问题的。其中英国公共档案馆馆长助理、研究和计划部主任迈克尔·罗珀作的“档案的学术利用”、阿根廷国家总档案馆馆长加西亚·贝尔逊斯作的“档案的实际利用”，以及法国国家档案馆厄尔德马恩档案部主任克莱尔·贝尔舍女士作的“档案的普遍利用”等三篇报告，标志着国际档案大会在探讨档案利用理论上达到了高峰。
关于档案的学术利用，迈克尔·罗珀先生认为是在学术和思想范畴内对档案的利用，利用者主要是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和研究者。因此这就向档案馆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应如何满足学术研究者进行宏观研究和微观分析所需要的档案史料。
关于档案的实际利用，加西亚·贝尔逊斯指出，从概念上说，就是以作出某种决定或采取某种行为直接目的要求从档案中获取史料。这种利用者多是专业人员、官方机构和普通公民。因而档案馆必须联系实际利用的需要来安排自己的工作。
关于档案的普遍利用，克莱尔·贝尔舍女士认为这是一种资料性利用，包括使档案资料为普通人所利用和利用馆藏进行宣传教育两个方面，其目的是使很少为人所知的档案成为进行历史教育和文化传播的“中介”。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国际档案理事会自成立以来通过国际档案大会，不仅加强了各国档案工作者之间的联系，而且促进了对档案学中一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促进档案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