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江泽民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04)01-0001-08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提供了一次全面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机会：一方面，这一理论体现了自身与改革实践的直接联系，从而证明了其内容不断调整和发展的必然性；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体现了自身对逻辑形式认识的逐步加深的依赖，从而证明了其内容不断由策略理论体系向逻辑理论体系转变的必然性。以上述认识为起点，需要我们对邓小平理论作出新的诠释，由此才有可能对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的历史地位作出正确判断。显然，这些构成了把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进行到底的前提。
一、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邓小平理论的标志性成果
一般说来，一种思想体系的标志性成果应该是其中最具理论创新意义、最具社会实践价值的思想内容。邓小平理论涉及社会管理原则的各个层面，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新意的结论。学术界对此研究的成果颇丰，然而，在确认邓小平理论的标志性成果问题上，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目前，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推出的“三个代表”理论则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条件。
从形式上看，“三个代表”理论通过对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新定位，回答了当代条件下社会主义执政党的建设问题。而从深层次考虑，执政党作为上层建筑的主导力量，其性质和宗旨的重构显然是对经济基础出现重大变化后的反映。
带来这一重大变化的是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运行不过十年，就已经迅速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也使我们面临了民营企业崛起、贫富分化严重等理论难题。客观地说，这种局面超出了仅仅把市场经济当做一种发展社会主义的手段来认识的解释范围。它向执政党尖锐地提出了两种对立的选择：如果恪守社会主义原创理论，就需遏制民营企业的发展势头，弱化按要素分配的比重，其实质是限制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如果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就需承认市场经济对社会经济关系调整的合理性，从政治层面认同新崛起的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体，把其中的先进分子纳入执政党的队伍，其实质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到底。在一定意义上，邓小平理论的价值取向就在于肯定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一致性，而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则在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模式。因此，作出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的论断，确定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邓小平理论标志性的成果。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与其基本理论结论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逻辑切入点。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原创理论中，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消灭商品、货币，并采用计划方式来发展经济；而邓小平提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既符合中国国情，从而为人们选择不同于社会主义原创理论所设定的发展方式提供了前提，又避免了在学理层次上去争论原创理论的是非，而把这一问题留给未来实践去解决。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既为引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依据，又为它的存在规范了前提。因为实践证明，市场经济确实是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如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由计划体制转变为市场体制，都是经历一个艰难的历程，其间，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确保转变的社会主义方向；又要“坚持改革开放”，以确保转变的真正实现。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内在要求。无论是生产力方面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方面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都需要通过市场经济加以体现。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理论——这既是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目标模式，又是它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区别在于：国家宏观调控所依托的客观经济条件不同——前者以公有制为主体，后者以私有制为主体；社会所弘扬的价值尺度不同——前者是集体主义，后者是个人主义；政治权力所追求的社会目标不同——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两极分化。所有这些，都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是，也只能是两个文明共同发展的经济。
邓小平从1979年就质疑市场经济不容于社会主义的传统结论，到1992年则明确肯定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思考贯穿了他晚年领导改革活动的全过程，是他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重新考虑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重大成果。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事实表明：人类历史出现市场经济发展方式绝非偶然。这一规律性现象显然已超出了马克思理论模型所能覆盖的范围。实践表明，无论是市场经济体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要完全做到合理配置资源，都需要一定条件。市场机制所必需的条件是：每个当事人都拥有完全的经济信息，每个生产者或消费者都能够充分了解市场价格变化，在当事人之间的经济信息是对称的。而计划机制所必需的条件是：决策当局或制定计划的机关拥有完全的经济信息，既能够准确把握来自于消费者的需要，又能够准确把握来自于生产者的能力；既能够静态地把握它们，又能够动态地把握它们。迄今为止，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都无法对此交出一份满分的答卷。
无独有偶，这两种经济运行模式都经历了自己的发展过程。所不同的是，计划经济是先盛后衰；市场经济是先衰后盛。这种盛衰变化恰恰是与它们所依赖的信息资源的发展状况有关。
人们可以从多种角度评论社会主义制度给一些国家历史进程带来的变化，但无法否认一项基本事实。采用社会主义制度的民族，加快了工业化速度，有效地发挥了计划经济在特定历史阶段所具有的潜力，用较短时间改变了落后面貌。例如，沙俄在战前的1913年经济实力居欧洲第4位；苏联经过1917—1941年(其中应除去4年战争时间)的发展，经济地位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同样，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5%，在一些重要经济指标上，迅速缩小了与先进国家的差距。1957年，苏联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时期纷纷提出赶超资本主义的发展目标，并不仅仅是头脑发热。
然而，大机器生产方式有其固有的运行规律。初战获胜的社会主义者没有料到，自己面临的形势正悄悄发生变化，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已在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这就是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新型产业革命。大体说来，这场科技革命萌发于20世纪40年代，初长于50年代，勃兴于60—70年代，至今活力未减。它的起因至少包括：自然科学本身的进步；若干天才科学家的伟大创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抗的激励作用，等等。但是，从宏观上判断，这场科技革命的出现，既是大机器生产方式发展到特定阶段的结果，又是大机器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可以肯定地说，这场革命与脑力劳动取得社会规模的发展有关。
随着大机器科技含量的增加，社会财富得到不断积累，教育普及水平也稳步提高。一方面是体力劳动者的知识能力得到普遍提高，另一方面是专门脑力劳动者的队伍在不断扩大，水平在不断提高。两种发展交互作用，使社会总劳动中生成了愈来愈多的智力源头。劳动者不再满足于服从机械或他人，而是利用自己的知识自觉地改善自身的地位。这就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提出了改进社会生产的要求。如何正确使用这些知识的力量，使它们所体现的信息趋于有序状态并得到合理运用，也就上升成为一种基本社会需要。体现这一需要的，既有理论形态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又有物质形态的微电子技术。
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过以蒸汽机技术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但是并不因此就显得缺乏力量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转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1](P611)尽管如此，当恩格斯立足于人类历史来作判断时，却写道：“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1](P456)而眼前的这场科技革命，也许是惟一能够同摩擦生火相媲美的一次变革。微电子技术开启了机械模拟人脑的过程，而人力本质上是脑力。如果说，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自然界分开的话，那么，微电子技术第一次使人力(脑力)变成了一种自然力，从而使人在对象化的意义上成为自然界。自然界最神秘的现象当属精神现象。恩格斯说：“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为止的发展的末期，发现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汽机。”[1](P456)这意味着，人类在以上两个时期，充其量是在利用和积累自身的精神能力，还没有思考过从根本上代替自身精神能力的问题。而毫无疑问，只有解决了后一问题，才谈得上人本身的彻底解放。
这是一次全新意义的人类解放运动。它首先强行干预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资本主义借助丰厚的文化基础和巨大的财富积累，更重要的是，依靠市场经济那种无所不至的压力机制，当仁不让地占了这次科技革命的先机。它差不多是在社会主义就要抓住其后背的时候，一下子跳开并迅跑起来。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方面由于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的缺陷，却不由自主地卷入了彼此争吵和内部斗争，待到清醒过来时，面前已是一个陌生的世界。长期挣扎在多元主体自由竞争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逐渐理顺了庞杂的信息网络，并引入了政治权力的作用，使自己过上了有惊无险的日子。与此相反，科技革命所呈现的消费与生产方面的复杂信息，使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再也无法进行下去了。在这种态势下，社会主义显然不再是历史自然发展所奉献出的成果，即不是一出现就显山露水的优越社会形态；而是注定要在辛劳探索中证实自己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并将要优越于它的一种新的发展方式。
社会主义者的当务之急，是搞清楚新型科技革命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判断这种影响的性质，选择与之相一致的对策。同马克思时代的大机器生产相比，这场科技革命对社会造成了具有质变意义的推动作用。它对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集中在关于社会主义不能选择商品经济发展方式的结论上。
指出市场(商品)经济会带来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后果，是社会主义者首开先河的。法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说，在这种文明制度下，人们是非常不平等的，其中劳动人民受苦最深。在法国，有7/8或8/9的人陷入不幸和赤贫状态，仅有1/8的人幸免堕入悲惨境地，并享有值得人们羡慕的命运。而这极少数人所享受的幸福，却又加重了广大群众的负担。[2](P26)到了今天，市场经济会带来两极分化的事实，连资产阶级政治家也承认了。不仅如此，他们还不准备改变这一点。尼克松说：“一些人斥责资本主义不道德。然而其实资本主义只是没有道德意识。资本主义以无情的效率创造财富——奖励最好的生产者，清除其他的生产者，它没有提出更高的道德方面的要求。”他声称：“资本主义并不保证经济结果方面的平等，政府也不应当这样做。人生而平等是就人的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而言的，不是就人的先天的能力而言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情况造成了财富的不平等。通过税收把收入拉平意味着把收入向下拉。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在于赞赏劳动和效率。如果我们为了实现收入平等而转移财富，从而减少这种奖赏，我们也就会破坏创造财富的积极性。”[3](P344-345)有一点应该首先肯定：在马克思心目中并不存在用公平取代效率的想法。这有悖于他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主张。他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必须是以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为基础，必须体现出高度发达的劳动生产率。那么，这样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以什么为根据呢?以物质生产资料所体现的科学技术水平为根据。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作为一种物化的知识力量，集中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文明成果，是每一代人从事生产活动的基础。人类之所以一代胜出一代，主要是因为这种基础在不断优化。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关于理想社会的设想，也与生产资料技术水平联系在一起。判断一个经济时代，不仅要看生产什么，还要看怎样生产，用什么生产资料生产。当马克思说，阶级的存在仅仅与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时，也就是说，阶级的存在仅仅与生产资料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人类形成了以蒸汽机技术为代表的大机器生产方式之后，马克思认为消灭阶级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了。大机器不仅是生产效率的标志，同样也是社会平等的根据。大机器从根本上简化了人类劳动。它形成了自动生产线，劳动者只需站在生产过程旁边，负责监视机器运转和承担维修工作就行了。这种劳动方式淡化了劳动者之间的能力差别，为他们平等地承担劳动义务，平等地享受劳动成果奠定了基础。这一认识符合马克思时代的实际情况。当时，随着大机器的运用，许多女工、童工也像青壮年男工一样走进工厂。换句话说，鉴于大机器本身已在主要方面解决了经济效率问题，劳动者的人力支出只不过起着辅助作用，其能力差距并不重要，以至于马克思可以肯定，即使是在必须实行以劳动为平等尺度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也只须计算人们劳动时间是多是少，而不必计较在同一时间内人们干得是好还是坏，因为后一问题已由机器本身解决了。
马克思之所以拒绝在理想社会运用商品经济方式发展，或者说，他之所以始终不允许一般意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主宰理想社会的经济关系，并非没有看到商品经济所带来的巨大效率，并非没有发现按劳分配对人们发挥潜能的巨大推动作用；所有这一切马克思都知道，都懂得。但是，马克思同样知道、同样懂得的还有：商品经济及其按劳分配原则会顺理成章地派生出按要素分配现象，会毫不犹豫地造成社会成员的两极分化。
马克思几乎是在人类刚刚创造了大机器生产方式时，就及时抓住了它。他以为自己找到了解决难题的关键：以蒸汽机技术为代表的大机器生产方式就是消灭阶级的物质基础；一旦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计划经济代替商品经济，人类就能够永远告别资本主义乃至一切剥削制度的苦难，进入共产主义的美好境界。这成为马克思对现实问题思考的理论原点。他先是以此为中心形成了唯物史观，又进一步形成了剩余价值理论。
商品经济形态与两极分化现象的联系也许是中国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最感棘手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并不是这一问题特别深奥，特别难解，以至于人们都失去了对它的理解能力；而是这一问题同积淀了很深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商品经济会不会带来两极分化的社会后果，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完全可以给出一个十分明确的答案。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清楚不过地证明……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行为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么，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被降低到没有财产的无产者的地位……”[1](P506)马克思的意思显然是，在商品生产的最初阶段，劳动与占有权是一致的。这种占有权直接表现为对自己劳动产品的占有权。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商品交换也是劳动与劳动之间的平等交换。但商品经济的优胜劣汰机制，将逐步使劳动能力强的人拥有更多的财产占有权，而劳动能力弱的人则减少甚至丧失这种财产占有权。一旦前者把自己占有的财产分解为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并且使后一种占有权与雇佣劳动现象结合起来，就会导致剥削。
其实，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并没有太多的困难：面对劳动能力强弱不等的社会群体，在市场竞争机制中采用按劳分配原则，最终的利益分配结果必然是不平等的。不仅如此，市场机制从始至终承认人们所表现出的实力地位。它抬举胜者，给他们以更多的机会；它压制败者，剥夺他们平等参与进一步竞争的条件。因此，它积累着劳动能力强者在竞争中获胜的成果，使他们变得更加富裕；与此同时，它也积累劳动能力弱者在竞争中失败的后果，使他们变得更加贫穷。这表明，市场竞争往往自发地形成所谓“马太效应”：拥有者还要给予，缺乏者还要剥夺。这种“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机制必然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内外对这个决定反应很强烈，都说是具有历史意义。邓小平的表态是耐人寻味的：“我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4](P83)
到了1992年，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作了结论性的表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P373)
在一定意义上，这是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所面临的最大一次理论变革，是一次类似于脱胎换骨的过程。
二、市场经济对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双重肯定
马克思、恩格斯否定理想社会可以采取商品经济方式发展，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领悟到：这个结论根系于整个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其逻辑思路的集中指向。这里包含着一个需要澄清的理论问题，即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按照理论界一度流行的观点，按劳分配仅仅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属于社会主义社会所独有的利益分配原则。但是，就按劳分配意味着社会成员具有以劳动为尺度的经济平等关系而言，它的真正实现要求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每一个劳动者都拥有自身的劳动权；一是每一个劳动者都拥有对劳动岗位的选择权。其中，劳动权是择业权的基础，择业权是劳动权的深化。显然，只有允许劳动者自由运用自身的劳动能力，即允许他们选择最能发挥自身能力的劳动方式，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平等才是真实的。不难看出，在人类所实行的两大经济体制中，更能体现按劳分配要求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保证了劳动者的劳动权，却无法实现他们的择业权；而市场经济体制则较好地实现了劳动者两种权利的统一。当然，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机制，会迫使一部分劳动者退出他们已有的劳动岗位，出现暂时甚至永久性的失业现象。但从逻辑上说，这并不表明他们被剥夺了劳动权，而只是表明这一部分社会成员在劳动竞争中的失败。这就是说，最能体现按劳分配要求的经济环境是市场经济。
换句话说，当马克思、恩格斯断言商品经济一定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并且一定会带来社会成员两极分化的后果时，他们不仅针对了其中的竞争机制，也针对了其中的按劳分配。
其实，确认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立场，本不该成为难事。一方面，他们的这种观点早已在19世纪40年代初就有过明确表述；另一方面，他们的这种观点与自身的整个理论体系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如果说前一方面的理由，还可以被人们解释成“年轻、思想不甚成熟”所致的话，那么，后一方面的理由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引起歧义了。
然而，人们还是误解了马克思、恩格斯。我们简略清点一下这段历史旧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中，针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库尔曼所主张的人们的占有和消费都应取决于他们的劳动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为此，必须用“按需分配”代替“按能力计报酬”，使“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5](P636-638)他们还进一步指出，“按能力计报酬，按功效定能力”来自圣西门的最高原则，即“保证所有的人的天资得到最自由的发展”；但是，这一原则“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不可避免地“要求通常的社会阶级划分”。[5](P5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在上述论述中所表达的观点应该是十分明确的：他们不同意用“劳动”作为平等的尺度来建构未来的理想社会；以劳动作为平等尺度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制度是一致的，它将逐步走向按要素分配，最终导致社会两极分化。
此后，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深化了他和恩格斯关于按劳分配的认识，意识到在最终实行“按需分配”之前，必须经历一个实行“按劳分配”的阶段。马克思将之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并明确界定：“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显然，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界定，并不表明他已经把这个阶段看做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之一。马克思没有断定共产主义只有两个阶段。他选择“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这样两个并不对称的概念，用于《哥达纲领批判》这篇论战性的文章，应该说意在强调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初”形态和“最终”形态，并没有打算用这两个概念覆盖整个共产主义时期。他在两次提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时，都用了“‘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表述方式，足以证明他的这种立意。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行等劳等酬原则的设想，决不是修正了他与恩格斯早年的观点，重新去肯定一般意义的按劳分配原则。综合马克思相关论述，可以判断，他虽然同意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行以劳动为尺度的经济平等原则，却为这种“按劳分配”设置了三个限制条件：
其一，强调“按劳分配”是在没有商品、货币的条件下实行的。这意味着，所能分配的只能是不可用于交换的实物。这就杜绝了劳动能力强者通过货币积累将剩余消费资料转化为生产资料，再通过与劳动力商品交换，实现按要素分配，尔后去剥削劳动能力弱者的可能性。所以，马克思解释说，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通行的虽然是调节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但“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在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1](P304)
其二，强调“按劳分配”中的“劳”是“劳动时间”。马克思提出，在理想社会中，劳动时间可以起到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6](P96)用“劳动时间”而不是“劳动成果”来衡量人们的劳动，意味着虽然“干多干少不一样”，但“干好干坏一个样”。这种主张大大淡化了劳动者之间能力差别的意义。
其三，强调“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这种平等权利，在消灭商品、货币的前提下，虽然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却承认劳动者在能力方面的差别。因而，它对拥有不同等能力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要消除这种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社会主义者不应停留于此，必须创造条件，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平等模式发展。[1](P304-306)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实行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只要求人们尽自身能力去劳动，并不计较“干多干少”和“干好干坏”；与此同时，却一视同仁地满足每一个人的消费需要。
这应该说是一个真实的马克思。他和他的战友恩格斯从来都没有把一般意义的按劳分配视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原则。
相比之下，我们的理论界没能准确找到认识这一重大问题的出发地(毛泽东在解读马克思时的正确理解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实践，显然使理论界的许多人不愿再重新认识“按劳分配”问题)。它的后果使我们至今在理论经济学方面仍处在尴尬的境地。
众所周知，是列宁把《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关于等劳等酬的论述概括为“按劳分配”。他还进一步认为，按劳分配包括两点含义：一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二是多劳多得。应该说，无论是列宁的概括，还是他的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由于多种原因，列宁没来得及在理论上展开这一论述，当年支配了马克思的种种深层次考虑，他都未涉及到。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无论是苏联人，还是中国人，都处在一个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十分熟悉地主剥削农民，也目睹过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家对工人的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剥削。这两种剥削都具有典型的不劳动者剥削劳动者的形式。而一种劳动剥削另一种劳动的经济形式，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较高水平时才正式出现。因此，从落后生产力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凭直觉或经验理解并接受了按劳分配，把它看做是一面褒奖劳动、反对剥削的伟大旗帜。
与此同时，人们从实践中体会到，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不能真正体现后者的本质要求，因而也无法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甚至有时还解决不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在急需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实践压力下，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引入市场经济。
马克思对按劳分配的批判态度源于人类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由于人们在劳动能力方面存在着差别，由于这种差别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所以，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永远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平等。
这里我们不去涉及马克思上述思想的细节，只是肯定其中一个基本结论：理想社会的发展必须解决社会成员的各尽所能问题。
马克思与众不同的是，他更加倾向于让劳动本身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使劳动者更加热爱劳动；而不是设法让劳动者热爱劳动，从而使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这里表面是概念上的先后问题，实质却是重大的理论原则问题。
从逻辑上看，如果首先让劳动本身具有更强的吸引力，除了劳动的社会环境即劳动关系方面的和谐之外，最重要的是劳动资料技术水平的提高——问题恰恰出自这里。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资料技术水平的提高属于人类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科学是“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存在的。[7](P570)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不费资本家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去利用科学。”[8](P389)不难看出，认为一般科学发展过程独立于一般物质生产过程之外，只反映了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基本事实。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马克思的这一结论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这一结论是至关重要的。它形成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支撑。
按照马克思的判断，既然劳动资料技术水平的提高成为改变劳动过程状况的主导因素，既然劳动过程的改善又成为吸引劳动者各尽所能的基本原因，那么，理想社会的生产力发展问题也相应得到解决：从形式上看，它依靠劳动者各尽所能的劳动，而从实质上看，它依靠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技术水平的提高，后者是人类历史发展所逐步积累的文化成果。
这样一来，人类历史就成为纯粹的自然发展过程。
实际上，人类一经告别了宗教或准宗教的世界观，就已经承认：有可能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因素无非是“人”和“物”两种。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从“人”出发还是从“物”出发，都可以构成唯“物”史观，因为人也是“物”，是特殊的物。同时，我们也不能设想这两种因素之间毫无关系。但要准确反映历史，必须确定二者谁主谁辅的问题。
马克思选择的是以“物”为主的思路。这里的“物”就是生产资料。马克思为什么作出这种选择呢?
当需要说明历史时，无论是选择“物”作为逻辑主线，还是选择“人”作为逻辑主线，都必须体现它们自身静态与动态的统一。换句话说，二者既需要以自身的现实状况——要么是生产资料现在具有的科学技术水平，要么是劳动者现在具有的社会文化水平——体现出静态规定性，又需要以自身的历史发展——要么是生产资料科技含量对过去的超越关系，要么是劳动者劳动能力所拥有的文化积累——体现出动态规定性。
现在要提出的问题是：以何者为主说明历史更为合乎逻辑?
也许，更为贴切的提法应该是：当时的时代条件为马克思、恩格斯说明历史提供了哪一种选择的可能性?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社会主义思潮兴盛的时代。为这一思潮提供一个科学的理论是马克思的自觉选择。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主义就是所有社会成员在一切社会活动领域取得平等地位的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马克思并不认为这一社会的实现需要等到遥远的未来；相反，他认定这是即将发生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与他的战友恩格斯只能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去证明理想社会的必然性。
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知道，在经济实力已远远超过马克思时代发达国家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不可能体现马克思所希望的社会平等；即便是社会主义达到了今天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也不敢担保就一定能够实现马克思关于理想社会的设想。
彻底实现人类的社会平等，虽然目标诱人，但所需要的条件也十分苛刻。马克思殚心竭虑编织的巨大逻辑之网，从开始起就存在着某些过分松散的网节，蕴藏有出现过大漏洞的可能性。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马克思不可能不推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理论只有说服人，才能掌握群众。马克思要说服群众，就必须使理论形式是完备的，使理论内容是彻底的。这使他不得不用特定的概念去“界定”事实，用特定的尺度去“裁剪”事实，用特定的原则去“扬弃”事实。最终，马克思凭借着自身的卓越理论功力，完成了对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经典社会主义样本。
然而，潜在的危机也就此生成了。囿于事物显现程度的限制，人们显然无法担保所“界定”、所“裁剪”、所“扬弃”的事实，一定能够准确反映对象发展变化的实际。例如，当对象的特征不过是初露端倪的时候，就很难确保对之“界定”的科学性；而一旦“界定”出现偏差，依此所作的“裁剪”难免会失当；这些基础只能形成扭曲的原则，由此生成的“抽象”必将与客观事实相距甚远。
现在看来，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有一个基本判断可能是不准确的：他把自己所目睹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适应生产力要求的标志；把当时发生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看做是新社会即将取代旧社会的可靠力量；因而把自身所处的社会阶段，看做是资本主义的最后时期。
谁都知道，资本主义直至今天还活着，它不仅没有为焦急的社会主义者提供病危的消息，甚至连病入膏盲的迹象也没有。以资本主义目前的发展状况为尺度，我们只能说：马克思当年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不过是它的初级阶段。马克思当年所遇到的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和暴力型的阶级斗争，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所致，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所致。
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判断的失误，会直接影响到对社会主义进程认识的准确性，进而会妨碍正确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而最终将危及历史观的科学性。
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
也许马克思本人并不像我们这些人表现得如此紧张，如此地放不开。恩格斯说得潇洒：“尽管在我们看来，蒸汽机确实是所有那些以它为依靠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但是，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这一点从下述的简单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称为从实际发现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到发现热转化为机械运动这样一段时间的历史。”[1](P456)
马克思主义最为了不起的内容是它所拥有的唯物辩证法。这种方法论不仅把探索事物的客观规律视为己任，而且把每一种探索成果都置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来理解。换句话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事物的客观规律是存在的，但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形式是可以改变的。由唯物辩证法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这种开放性，使它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具活力的精神成果。
一些人也承认上述道理。但他们只看到马克思主义对具体历史条件的依赖，看不到它对整体时代条件的更深的依赖；这些人只同意修正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策略理论，不同意也能修正马克思主义以“两大发现”为主体的逻辑理论。我们同样反对动辄就对马克思主义伤筋动骨，但更反对压根否认可以修正马克思主义逻辑理论的主张。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以坚持唯物辩证法为标志的。在需要修正马克思主义逻辑理论的时候，放弃这种努力，不仅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荣誉，反而从整体上折辱了它。在某种程度上，策略理论方面的“过时”，会直接贻误社会实践；而逻辑理论的缺陷，将进一步影响人们的信念；如果连方法论也站不住了，这一理论就必须退出历史舞台了。
值得叹服的是，自马克思以降，尽管思想流派蜂起，著书立说者甚多，但却没有一个派别、一种理论在整体的科学性、广泛的包容性方面超过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它的动力源泉，也是它惟一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内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信心之所系的地方即在于此。
实际上，社会科学的研究对以往成果的肯定与否定不应该是截然对立的。每一个原理都有其产生的世纪，都有赖以存在的理由。其间的优劣之别、良莠之分，仅仅在于覆盖时间的长短、作用范围的大小。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至今未受到像模像样的挑战，这意味着它仍然具有生命力，仍然可以运用自身的方法论去更新那些已显陈旧的内容，并因此保持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力。这使后人有可能从他的理论体系本身寻找到更新他的理论内容的途径。
因为，只要是遵循了唯物辩证法，新旧社会主义理论就都有了共同的内涵：首先，双方都是坚持唯物主义的，都从人们的物质生活出发来说明他们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并且都强调人类历史发展表现出了规律性；其次，双方都是坚持辩证法的，都承认人们历史活动中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并且都强调关于人类历史规律的认识有可能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得到调整。
像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思想体系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得不面临一个严峻的事实：任何一种造福人类的科学理论，都必须是从实际出发的，都必须是服务于实践的，也都必须是在现实中能够获得成功的；正因为如此，当实际情况发生根本变化以后，当实践的主客观条件转换以后，当现实发展已超出其解释能力之后，这种理论只能被更新的理论所代替。然而，马克思所推动的人类社会变革，使他永远成为进步人类所崇敬的先贤。
不仅如此，以唯物辩证法为自身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作为一种开放的思想体系存在的。这使它将继续成为一面思想的旗帜，指导社会主义者去从事新的理论探求。
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市场经济所自发形成的两极分化现象，能不能予以改变?
马克思曾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显然，商品生产又是人类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这证明马克思已从理论逻辑上把握了问题的实质。他本来可以一般地考察商品经济在人类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而更全面地确认资产阶级与商品经济的联系。但他错误地认定随着以蒸汽机技术为代表的大机器生产方式的出现，资产阶级是可以马上被消灭的。这使他对商品经济的考察中途止步。他只看到了商品经济的特定形态，即直接导致资产阶级不断产生的商品经济形态。于是，商品经济成了与资产阶级共同退出历史舞台的东西。而这时，他距离“资产阶级的存在仅仅同商品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判断只有一步之遥。
历史是无法重来一遍的。历史也无须重来一遍。如果前人把什么都想到了，把什么都做到了，后来者活着就将无所事事了。(未完，待续)
收稿日期：2003-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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