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解读·
从叶挺事件调查委员会史料看安德列与广州起义
李 岚
【摘 要】 在广州起义史料和回忆录中，经常会提到德国人纽曼① 威尔曼，常被译为纽曼、牛曼、诺伊曼、罗曼，本文采用纽曼的译名。 。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参与了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然而，笔者在翻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广州起义相关档案时，发现参与广州起义的共产国际代表，除了这位“德国同志”外，还有一位“俄国同志”，即谢苗诺夫，又称安德列。安德列作为军事顾问，经历了广州起义筹备、发动、苦战、失败的全过程，是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军事指挥方面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关键词】 安德列；广州起义；叶挺；纽曼；共产国际
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并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为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所做的伟大尝试。同时，广州起义也是唯一由联共（布）、共产国际代表全程指导，首次在中国按照苏联城市革命经验、创建苏维埃的伟大探索。时在中共广东省军委任职并参与广州起义的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提到，“策划的灵魂是德国人威尔曼（是共产国际派来指导暴动的代表，一共派来三个人，有一个叫何锡思，是位苏联将军，在背后指挥，没有出面，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抄了苏联领事馆，何锡思被捕后牺牲了。另一个名字记不起来了）。”② 《聂荣臻同志对广州起义的回忆（记录稿）》，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州起义资料（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在这三人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威尔曼，即纽曼，其在20世纪20年代初曾参加领导德国工人起义，被共产国际看作是善于组织城市暴动的能手。他以共产国际驻华全权代表罗米纳兹助手的身份来到中国，随即被派往广东指导广州起义，是对共产国际直接负责的广州起义政治领导人。何锡思即哈西斯，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副领事，广州起义失败后被捕牺牲。至于聂荣臻所提的记不起名字的第三人，应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顾问谢苗诺夫，苏联人。广州起义时，他化名安德列，又称安德烈、安德雷，是除纽曼外对广州起义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共产国际代表。由于许多广州起义亲历者的回忆录常用“毛子”“小洋人”称呼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后世的研究者常将他与纽曼混淆。随着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档案史料被披露，安德列及其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才逐渐为研究者所认识，有文章指出，安德列“始终参加了对广州起义的指导，并在起义中起了很大作用”③ 王新生：《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的再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4期。 。
由于资料缺乏，至今尚无研究安德列的专文。笔者在参与整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广州起义相关档案时，读到了1928年3月到4月间叶挺、纽曼、安德列等人提交给叶挺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① 《安德列同志关于广州起义的报告（1928年2月15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案卷352，第54～74张，俄文打字件。纽曼：《纽曼致叶挺事件调查委员会》（1928年3月26日，莫斯科），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案卷353，第79～82张。安德列：《关于叶挺将军》(1928年3月31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案卷353，第93～96张。《叶挺对纽曼同志和安德列同志在1928年4月16日调查委员会上所作声明的回应》，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案卷353，第107～114张。《叶挺对纽曼非同志式攻击的回应》（1928年5月10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案卷353，第122～140张。 。曾参与广州起义的共产国际代表安德列、佩佩尔、纽曼等人在回到莫斯科后，众口一词地指责叶挺应对广州起义的失败负全责，激烈的论调引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斯大林的关注。1928年3月22日，斯大林下令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成员包括莫林、沃龙佐夫、莫萨尔斯基和一名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这批史料正是安德列、纽曼、叶挺等人提交给叶挺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材料，详尽地叙述了广州起义的情况、自己参与广州起义的经过和表现等。他们在报告中经常会提及彼此，以佐证论述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尽管这些文件的中心是围绕叶挺是否应为广州起义的失败承担责任而进行的激烈交锋，但另一方面，亦使我们对安德列在广州起义中的经历首次有了较为详实的了解。
一、关于起义时间、指挥人选、方案的争论
安德列于1927年7月左右来到中国，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顾问。来华初期，他曾在汉口与国民革命军军事总顾问加伦共事。10月初，安德列到香港、广州等地，参与广州起义的筹备工作。10月15日，安德列与纽曼共同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南昌起义后的广东局势，认为贺龙、叶挺率领的起义军虽然在钱大钧、李济深等部的围追堵截下溃散，从汕头撤退，开赴海陆丰，但9月南下广东的张发奎部与原留守广东的李济深部发生剧烈冲突，在此情形下，应坚持发动广州起义的原计划。
此时的广州，政局极其不稳，形势瞬息万变。9月下旬，张发奎、黄琪翔率领国民党第二方面军进驻广州，与原驻广州城的桂系军阀李济深部矛盾日深，争夺激烈。为尽快掌握广东，争取更多支持力量，张发奎曾主动联系中共广东省委，提出谈判，并对广州的罢工工人采取收编政策，“意在以欺骗手段取得工人的拥护”。如何应对这一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共广东省委内部存在分歧。广东省委遵照中共中央9月决议，坚决反对与张发奎谈判，认为“广东实力派若果掌握了全广东的统治权，则其对工农的屠杀压迫决不亚于李、黄时代。广东工农群众尤其是本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若有丝毫依赖张、黄等实力恢复工会、农会的心理，或在不知不觉中犯了赞助这次政变的毛病，其影响都是发展机会主义的遗毒和阻碍工农暴动的进行。”② 《中共致广东省委信（1927年9月9日）》，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州起义资料（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同时，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下属情报局，省委较早地掌握了张发奎的动向，拿到了张发奎准备夺取政权的所有命令和计划副本，欲趁张、李发生武装冲突、防备松懈之时发动广州起义，“当这场争斗达到顶点时，那么也就是夺取广州政权的最有利时机”。安德列对广东省委的这一决定极力反对，他指出，从军事力量层面分析，“这时广州街头大约有15000士兵荷枪实弹”，敌人的武装力量太过强大，“尝试举行暴动当然是不行的”。③ 《谢苗诺夫关于广州暴动的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1页。 事态发展也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11月17日，张发奎、黄琪翔发动政变，拥护汪精卫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派军队包围李济深、黄绍竑的公馆，驱逐黄绍竑桂系部队。事发时，李济深被汪精卫拉到上海，黄绍竑仓皇逃出广州，回到广西。李济深的部队未做任何抵抗撤出广州，张发奎掌握了广州的全部政权。整个政变过程平顺，仅用了一天时间即完成了权力交接，并没有给起义的发动留下任何的机会。
面对这一情况，安德列力主暂缓广州起义，和张发奎、黄琪翔进行谈判，他认为张、黄对苏联和共产党有明显好感，应该争取他们站到起义的一方来。他的主张获得了苏联顾问团一部分军事人员及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的支持。11月18日，安德列召集张善铭、吴毅、贺昌等人开会，提出张发奎与李济琛的冲突是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冲突，现在广州暴动即帮助了李济琛，主张以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名义和黄琪翔接触、进行谈判。此时，纽曼在上海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11月扩大会议，尚未回到广州。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安德列为首，他的提议具有相当分量，但因广东省委的激烈反对，这次会议没有取得一致决议。随后，中央军事委员会为是否继续筹备广州起义的问题，在香港召开会议。军委虽采纳了安德列目前形势不适合立即起义的意见，仍决议“绝对不能与张妥协，广州应准备暴动”。为贯彻军委决议，广东省委再次开会。省委认为虽然按照现在的时局，广州“夺取政权一时不可能，但积极准备及目前骚动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张发奎虽取得广州政权，但并非高枕无忧。李济深等桂系军阀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失去广州城，实力丝毫未损，马上调集部队三面夹击广州。为此，张发奎、黄琪翔不得不将绝大部分兵力派往西江地区迎战。广州城内兵力空虚，仅剩第四军教导团一团、警卫团一团和千余人的保安队等武装力量。为维护广州治安，张发奎也接连要求与广东中共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协商如何保护广州，反对李济琛，黄绍竑军队”。为推动中共党组织与张发奎开展谈判，安德列与广东省委、市委爆发了激烈冲突。11月22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毛子对张幻想，主张我们拉拢张发奎，曾与省委同志吵过一次。现张发奎又要见我们最高负责同志，毛子又与广市争论，现市委来信要我即去广州解决”。① 《张太雷关于东江的情形、中央的交通问题等给中央的报告》，《广州起义资料（上）》，第62页。 这里的毛子就是指安德列。直到纽曼从上海回到广州，11月26日与黄平、吴毅、陈郁、沈青及王强亚等人召开常委会，才将这股谈判的论调压下去，正式决议反对张发奎，“因为他与李济深一样的反动”，并立即举行起义保卫广州。② 《广东政治报告（二）》（1927年12月5日），《广州起义资料（上）》，第81～84页。
设置均衡室入口inlet条件为速度入口，其值为不同喷浆速度下对应的进口速度。唇板出口outlet条件为压力出口，唇口与大气直接相连，故表压力设为0。沟槽辊和导流板的壁面(wall-move)设置为Moving wall，旋转轴为+Z，即辊子沿逆时针方向旋转。其他面均设定为无滑移、绝热的壁面，所有壁面粗糙度设为0.0016 mm，对整个流场沿Y轴负方向施加重力(9.81 m/s2)。
1927年12月11日凌晨2点半，广州起义爆发。张太雷、叶挺、纽曼和安德列亲自参与了起义的军事指挥。到天亮前，除第四军军部、军械库等少数敌军据点外，起义军已经占领了广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炮兵团和保安队等敌军武装被缴械。上午6时，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广州市公安局宣告成立。苏维埃政府选举苏兆征为主席，在其未到任前由张太雷代理。
12月11日早上7点，安德列和纽曼一同从东山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来到起义指挥部广州市公安局。作为军事顾问，安德列主要和起义的军事总指挥叶挺沟通。他询问叶挺对于起义的看法，叶挺没有正面回答，写了一张“1905—1917”的纸条给他，并在1905③ 俄国1905年革命,也被称为1905年失败起义，布尔什维克党员常常把这场革命当作1917年革命的先驱。1917年俄国革命是1917年于俄国发生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的统称，这些运动最终灭亡了俄罗斯帝国并建立了苏维埃俄国。 上做了标记。这令安德列感到特别恼火，在他看来，这说明叶挺作为军事总负责人，在一开始就缺乏起义必胜的信心。为推动起义进程，安德列向叶挺提出一系列建议：他提议火速派教导团占领东山，特别是张发奎司令部，解除东山的警察武装。由于当时城市各处的战斗还在进行，叶挺改派了警卫连前往。而此时，张发奎、黄琪翔已逃至河南李福林军中；为推进起义进程，安德列要求叶挺下令在11日午后集中力量发动进攻。安德列认为，“不用太大的伤亡就可以夺取东山和河南。中国军队全都一样，你一攻，它就退。如果我们突然袭击，就可以将他们缴械，俘虏他们。东山不用任何战斗就可以夺取，如果夺取河南会有伤亡，但不会太大”。但在11日清晨，停泊在珠江江面上的国民党军舰和日本军舰已经向长堤方向溃退的敌军提供支援，起义军没有快艇，无法过江攻打敌人。在当时珠江北岸尚未完全稳固的情况下，也无兵力主动出击；起义爆发后，革命工人热情高涨，经常有工人代表到指挥部所在的公安局大院要求领取武器参加起义。由于事前并未考虑到这一问题，指挥部经常无法满足工人代表的要求，没有足够的武器可供分发。为武装工人，安德列建议尽快派兵占领距广州三四十里外粤汉铁路车站附近的一个军械库，该军械库藏有4000支步枪，5000颗手榴弹。然而，根据叶挺在起义失败后的解释，他从聂荣臻处得知负责保卫军械库的连长曾是他的部下，一位姓李的朝鲜人，“我们自己的同志”。因此并没有派部队过去，而是“派了一个可靠的人送信给李同志，让他把那里的武器运送过来”。① 见《叶挺对纽曼同志和安德列同志在1928年4月16日调查委员会上所作声明的回应》，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宗卷353，第93～96张。
决定发动广州起义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省委常委周文雍、黄平等三人组成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太雷任总指挥，纽曼和安德列参加了发动起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在制订起义行动计划时，共产国际代表团意见一致，安德列和纽曼均坚持起义应完全复制列宁格勒模式，“中午12时，组织工人示威游行；示威游行时宣布总罢工；武装的教导团参加示威游行，并开始占领政府机关和市区”，进而形成城市暴动，夺取政权，成立城市苏维埃。据聂荣臻回忆，这个方案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的坚持下强行通过的，他批评纽曼“是个十足的主观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他不懂得军事，没有实战经验”“对中国的情况和广州的情况全不了解，又听不进我们的意见，只是靠本本，生搬俄国城市暴动的模式”。①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81页。 从安德列在事后对广州起义的陈述来看，纽曼并非不懂军事，作为军事专家，他也力主这一方案。而共产国际代表团更看重这场起义的政治意义，意图在中国的革命策源地广州，通过尽可能地复制苏俄革命模式，以证明苏俄城市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在这样的考虑下，才出现了纽曼对部分同志提出的在当前形势下举行总同盟罢工不可能以及建议在夜晚敌人戒备松懈时举行起义的正确意见听不进去，斥之为“单纯军事观点”的情况。起义原定于12月13日举行，由于起义计划为国民党反动派所觉察，中共广东省委不得不决定在11日凌晨提前发动起义。因此原定的错误方案随之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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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广州起义经过
4.防治方法。鱼苗放养密度不能过大，根据养殖品种的不同，放养量一般控制在10万～20万尾/亩。同时，加强饲养管理，保持良好的水质。鱼苗在饲养到20天左右时，要及时分塘或销售，防止车轮虫病暴发。
女人打了辆出租车直奔有晚宴的那家酒店而去，她觉得自己今晚像一只蝴蝶，正翩翩的在夜色中起舞。不对，那是像啊，其实她就是一只美丽的蝴蝶，舞蹈着，飞向一个男人的身边。她想，这个男人是福还是祸呢？
关于起义的军事总指挥人选，黄平提议“调叶挺到广州，任命他为起义军事领导”。这一提议遭到了安德列的坚决反对。据安德列回忆，他于1927年10月在香港参加广东省委会议时首次见到叶挺。此后至广州起义前，他见过叶挺三次，均在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会议内容多是讨论南昌起义情况，“我认真观察他，关注他的言论，尽一切可能了解他在南昌起义和随后进军汕头中所起的作用”。安德列评价叶挺是“一个不成熟的共产党员和不合格的将领”，认为叶挺不能胜任军事总指挥一职，对他的任命将对广州起义产生严重影响。最终，因张太雷和纽曼对黄平的支持，对叶挺的任命得以通过。② 参见安德列：《关于叶挺将军》（2018年4月31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 1，案卷353，第93～96张。
安德列对未能和张、黄进行谈判一事耿耿于怀，1928年初，安德列在多个场合谈到广州起义，仍坚持将之列为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进军汕头时有过一次机会，叶挺和贺龙占领汕头，张发奎动摇。他甚至开始和我们谈判，这就需要了解和懂得中国军阀的心理状态。我们没有抓住这次机会。张发奎的助手黄琪翔很想联络我们，他是年轻有为的将领，对苏联和共产党有明显的好感，在其军中容留共产党时间最长久。让共产党员在他那个军担任许多重要职务。我一贯主张必须和他谈判，共产国际代表团‘不准’谈判，只有一些军事人员赞同谈判。”③ 《谢苗诺夫关于广州暴动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330页。 安德列希望通过与张发奎派的谈判，争取到尽可能合作的对象。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拒绝与张发奎派合作，实际是将可能成为同盟者的派别，推到了对立面，使革命力量更加孤立。
11日晚间12点，为应对敌人次日的反攻，叶挺、聂荣臻、黄平、周文雍、安德列等广州起义领导人在公安局总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形势，讨论下一步行动。纽曼缺席了此次会议。② 聂荣臻曾回忆说在这次会议上，“既不懂打仗又非常主观的纽曼”，教条主义地认为搞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声色俱厉地批评叶挺撤出广州的主张是想去当土匪。纽曼在《致叶挺事件调查委员会（1928年3月26日）》的材料中提到一个细节，12月11日夜里至12日凌晨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叶挺“缩在沙发的角落里睡着了”。叶挺在《对纽曼非同志式攻击的回应（1928年5月10日）》材料中对11日晚上的会议细节也有详细描述，由于开会的时候找不到纽曼，会议是在纽曼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他在会上做了报告，安德列批评他是机会主义者，“此后，会议通过了对教导团、工人赤卫队和俘虏进行整编的决议，便结束了（安德列同志可以证明）。纽曼同志是几点钟回来的就不清楚了。我坐在椅子上睡着了。纽曼让黄平同志来问为什么我这样消极。当时我一下子没有回答上来。我慢慢地回答说我太困了。”安德列在《关于叶挺将军》的材料中也提到叶挺在起义第一天夜里举行的会议上“大肆宣扬令人作呕的机会主义”。他们两人的论述可以互相印证。且纽曼、叶挺和安德列的材料写于1928年3到5月间，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久，可信度很高。据此推断，在会上批评叶挺机会主义的是安德列而非纽曼。11日的夜间至少召开了两个会议，纽曼参加的是第二个会议。 叶挺对当天的战斗情况进行了分析：工人赤卫队太过分散，战斗能力不足；俘虏的组织安排难度大；给养供应工作混乱；敌人军舰的阻挡和日本军舰的干预，使起义军错失进攻河南岛的战机；敌军组织力量反扑，已有两个团的兵力抵达江村，预计将会和珠江南岸的敌人一起发动进攻。他提出，起义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面临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已经被迫转为防御，建议应考虑保存革命力量，主动向海陆丰地区撤退。安德列对此反应极为激烈，他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斥责叶挺是机会主义，坚持声称工人、农民的力量强大，起义将马上取得胜利。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等人缺乏军事知识，武装斗争经验不足，未能支持叶挺的正确意见。对此，叶挺声明，若大家均认为胜利是有保障的，他不坚持撤退的意见。此外，为壮大起义军武装，会议决议要迅速扩充工人和俘虏到教导团，将团扩编为师。纽曼回来后，革命军事委员会经讨论，通过了凌晨四点重新进攻的决议。但决议的执行面临重重困难和障碍。赤卫队和教导团分散在多处作战，不可能完全召集起来；食物供给部门工作薄弱，俘虏们得不到必要的食物，大部分人只能自己出去找食物。最终组建了三四个连投入战斗；而再进攻，下达进攻命令和执行时间仅相距一个多小时，在当时混乱的局面下，无法组织进攻和通知有关部队，且部队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战斗，疲劳至极，最终进攻命令并未得到有效执行。
客观来说，因仓促起义，宣传、组织、后勤、领导指挥各方面均很薄弱，没有周密的安排和部署。叶挺作为预定的起义军军事总指挥，在临起义前几个小时赶到广州，虽是组织为保护他安全所采取的措施，但客观上也使叶挺在不明情况的状态下指挥起义。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在夺取政权后，名义上成立了苏维埃最高机构和红军总司令部，实际上并未建立有效的指挥体系，“所有机关都在无政府的状态下工作”③ 《叶挺对纽曼非同志式攻击的回应（1928年5月10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案卷353，第122～140张。 。广州起义的各领导人常常只能各行其是，直接指挥或参与战斗。12日上午，李福林的第五军在帝国主义军舰炮火的支援下，渡过珠江，从四面八方向起义军发动进攻。各路起义军虽自发进行了抵抗，但因力量过于悬殊、缺乏统一的部署和指挥、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后，只能逐步退却，情况越来越危急。安德列和纽曼因此对身为军事最高指挥官的叶挺非常不满，指责其消极怠工，没有积极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12月12日下午，安德列、纽曼和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等人达成协议，决定撤销叶挺的总司令职务，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名誉主席，任命张太雷为总司令，叶剑英① 安德列在《关于叶挺将军》一文中称“任命前教导团团长（不记得他姓什么了）为前敌总指挥”。教导团原由叶剑英任团长，12月10日广州起义爆发时，教导团改称红军军官教导团，任命李云鹏为团长，叶剑英随后担任了工农红军副总指挥。 为前敌总指挥，计划待张太雷去西瓜园参加完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大会回来后，正式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这一决定。然而，张太雷在从西瓜园返回的途中，在华宁里遭遇从北门潜入广州城的一股敌军的袭击而牺牲② 关于张太雷的牺牲情况，纽曼在《致叶挺事件调查委员会（1928年3月26日）》材料中说，“12月12日中午我亲眼目睹了张太雷的牺牲”“12月12日午后，我是唯一的生还者，在枪林弹雨下回来，而张太雷同志和所有与我们同乘一辆车的同志们都已牺牲。”叶挺也说，“另一股敌人通过北门摸入城里。当这股敌人经过华宁里时，见了张太雷和李普曼同志（他们去西瓜园参加群众集会），张太雷同志遇害。” 。而在此前，安德列在得知群众游行队伍遭到敌人袭击的消息后，紧急增援，直接参与了战斗。这个决议也因此没有正式实施。12日晚，因敌众我寡，观音山被敌军攻占。叶挺和聂荣臻得知消息后，随即到财政厅大楼查看情况，当时的形势十分危急，他们两人谈到了撤退。③ 据聂荣臻回忆，撤退是他和黄锦辉商议后决定的。之后分头行动，他去通知教导团，黄去通知工人赤卫队。叶挺在《叶挺对纽曼非同志式攻击的回应》中说，“于是我和聂荣臻同志说起撤退的事情，但我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负责，因为11日晚开会的时候我已经受到攻击”。 随后，聂荣臻返回指挥部布置撤退工作。12日晚，安德列回到指挥部，看到以教导团为主的起义部队正在迅速组织撤退，“我离开指挥部之前，组成了2500人的队伍，他们由教导团、从监狱中释放的黄埔军校学生以及加入教导团的较为有组织的工人队伍组成”。安德列随后与纽曼从指挥部离开。当时，工人赤卫队因分散各区作战，通知和集结不易，大多没能及时撤退，在随后与敌人的巷战中牺牲巨大，被捕的同志也全部遭到了杀害。12月13日，李福林的军队攻入珠江以北地区，广州市区随即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安德列称，“暴动被镇压后，我不得不路经整个城市。这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到处堆满尸体。据统计，“死亡的工人大约有3000到4000人，主要都是在镇压后牺牲的”。④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329页。 12月14日中午，纽曼和安德列一起离开，因其欧洲人身份，敌军并未对他们进行搜查。
三、关于共产国际对广州起义失败原因的讨论
1928年初，安德列回到苏联。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层对广州起义的情况极为关注，就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经验、教训进行了多次讨论。安德列曾在军事工作人员会议上做专题报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问题会议于1928年1月17日、24日和31日举行，重点议题和内容是广州起义的性质、意义以及起义失败的原因。共产国际主席团听取了安德列、纽曼、罗米纳兹、佩佩尔等人的汇报。虽然细节描述不尽相同，但安德烈、纽曼一致将起义失败原因归咎于“革命力量在军事和装备上的不足”。安德列认为，广州起义的失败，存在许多客观因素：一是敌人的兵力占绝对的优势；二是绝大部分工人不会使用武器和构筑街垒；三是所有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四是起义指挥机关军事组织软弱无力，在敌军中的工作做得不够，军事工作被置于次要地位；五是黄色工会组织——机器工会参加镇压起义。但是，造成失败的决定性因素是主观因素，包括：一是暴动计划考虑不周全。起义者们没有在暴动开始时就占领东山抓获张发奎，使张发奎得以逃往第五军李福林军部，并组织部队对广州进攻。二是将占领第四军军部大楼置于次要地位，使敌人有可能进行防御。三是对四个据点的包围持续时间过长，本应将主要力量投入河南地区李福林部、军械库的进攻上，使敌人丧失积聚力量的机会。丧失主动性并由进攻转向防御是暴动失败的原因。四是不善于利用俘虏和工人队伍，由于叶挺的疏忽，改编队伍的决定没有执行。五是没有占领粤汉铁路车站附近的弹药武器库。六是任命叶挺为总司令是巨大失误。叶挺不理解革命运动，实行机会主义的消极怠工方针，不相信暴动会以胜利告终。从进攻转向防御是这次暴动中最艰难的时刻之一。防御对于任何暴动来说都是灭亡。从进攻转向防御的责任主要由叶挺来承担。①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 7卷，第325～326页。 七是撤退工作做得不够好，起义领导机关制定计划时，认为稳操胜券，疏忽了可能的失败。他特别强调，这些主观因素对于暴动来说均是致命的，是广州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但他的这些论断并未得到认同。红军总参谋部第四部部长别列金曾坦率地说，“这样的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肤浅的，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如果从战略的角度上讲，这次起义自始至终必败无疑，因起义的领导人本来就很清楚敌军的数量”。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在于时机选择不当，“广州当时存在着革命基础，但是，实际情况和起义领导同志的策略之间有差距。”② 《广州公社失败的原因》，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案卷351，第232～252张。 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洛佐夫斯基认为，广州起义没有考虑到列宁关于如何组织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组织起义的忠告，只是机械地挪用列宁的理论，而未将它们和中国真正的革命形势相结合。布哈林则认为，“没有足够广泛的社会基础来举行胜利的暴动”才是根本原因。可见，把广州起义失败归咎于军事和技术上的原因，是不正确的。正如聂荣臻所说，“从今天看，这些经验教训，只能决定起义成败的大小和快慢问题，还不能决定起义成败的关键问题。从根本上说，当时正处于革命低潮，起义没有彻底胜利的可能。”③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第96页。 这是聂荣臻在50多年后对于广州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审视，脱离了当年的情境，他的论断无疑更为冷静客观。
综上所述，安德列作为苏俄军事顾问，经历广州起义筹备、发动、苦战、失败全过程，是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与纽曼相比，安德列对广州起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军事指挥方面，他力主为革命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合作力量，坚决制止了广东省委欲趁张发奎政变之机发动起义的计划，为党保存了实力，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他和纽曼一样，在起义总体思路和指导思想上是脱离中国实际的，不顾现实情况一味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和欧洲工人起义的模式，制订在白天起义的方案，在广州起义获得成功的情况下，没有接受叶挺立即撤出广州城、到海陆丰与农民起义军汇合的正确建议，强行提出“进攻进攻再进攻”的策略，坚持坚守广州，从而使广州起义最终失败，给中国革命力量造成惨重损失。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6644（2019）05-0077-07
（李岚，历史学硕士，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