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央朝廷与地方关系中的江南著姓望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望族论文,江南论文,朝廷论文,明清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3)04-0034-14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三点：(1)家国同构；(2)世卿世禄与官僚制度；(3)君权至上。其中，则又以“家国同构”为中国封建政治结构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在清季曾与康有为一起倡导“戊戌变法”的梁启超曾云：“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1]在周代以后严格的宗法制度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家国同构”精神却始终贯彻于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所谓“家国同构”，即家族(由若干家庭组成)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无论“家”与“国”，其组织系统和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系家长制。在家庭、家族内，父系家长(家庭的家长、家族的族长)位尊权大，其属下成员都唯命是从；在国内，君王则有“九五之尊”而君权至高无上，可操纵治下子民百姓的生杀大权。这真可谓家乃小国，而国即大家。父系家长在家族内权力至大，“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易·家人》)而君王则是全国士民百姓的严父，“夫君者，民众父母也”(《新书·礼三本》)。而国内各级地方政权的行政首脑，也就顺理成章地被视为属下百姓的父母官了。君父同伦，家国同构，宗法关系亦即渗透于封建国家的社会整体。此层关系，正如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周易》所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①它清楚地表达了国家关系的先导和基石乃是家庭(家族)关系，这亦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精神的精义所在。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著姓望族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曾经对当地社会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方面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在社会生活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任何区域文化的内涵与特点，都有一定的渊源和载体。一地著姓望族的生长演变，一定意义上即是该地区域文化承衍的主要载体，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生活中所呈现的生态与心态，及其所起作用和影响的综合，则是构成区域文化内涵和特点的重要渊源。明清时期的江南著姓望族，本质上是文化型的，即家族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都特别重视家族教育，“世以风雅相传”，读书、著述与藏书蔚然成风，诗礼传家，硕儒辈出，尤其是明清江东科甲之盛冠甲天下，许多家族都具有相当的文化积累，家族整体文化素质较高[2]。那么，在“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型社会范式下，明清时期中央朝廷与地方关系中的江南著姓望族又是表现如何呢？
在“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型社会范式下，明清江南望族一般均有“忠君”之志而能尽忠报国，做到“家”、“国”双赢，从而亦使家祚绵长。
诚如上述，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家是小国，国即大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3]，“家国同构”精神促使家族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忠君报国”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全体臣民的正宗传统思想。2001年夏季，笔者刚从学校教席退休赋闲，应友人邀请在浙西天目山区消暑旅游度假。该地森林茂密，烟峦滴翠，夏季平均气温25℃，处处清风送凉，是一个理想的避暑胜地。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浙西古刹禅源寺附近一个山区乡镇的一户旧家大宅的门柱上，看到一付古楹联，上联是“一等人：忠臣孝子”，下联为“二件事：耕田读书”。明清时期的江南，望族士子大都具有“忠君”之志，而“忠臣孝子”之家则可谓比比皆有。上述那付古楹联所反映的正是中国农耕社会一般士民的心态，也是明清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明清时期浙江“忠孝之家”型的望族颇多，诸如杭州钱塘县于谦家族、绍兴余姚县王阳明家族、余姚县的孙燧家族、山阴县刘宗周家族、山阴县朱篪家族、山阴县何诏家族、山阴县沈绾家族、湖州乌程县朱国桢家族、宁波府鄞县杨范家族、鄞县张煌言家族、鄞县钱肃乐家族、绍兴余姚黄宗羲家族；等等。其中，尤以绍兴府余姚县的孙燧家族最为典型。孙燧(1460—1519年)，字德成，弘治癸丑进士，正德十年(1515年)擢为右副都御史巡视江西。孙燧知悉宁王朱宸濠必反，乃不携家眷赴任，结果被宁王杀害。明世宗继位后，追叙孙燧之功，赠孙燧礼部尚书，赐谥“忠烈”并祠祀江西，赐祠名为“旌忠”。孙燧生有三子，皆以至孝闻名。同郡高官兼大儒王守仁(阳明)吊孙燧时曾赞曰：“公为忠臣，公之令子为孝子。”绍兴余姚孙氏“忠孝之家”的美名由是传遍天下。“忠烈公”孙燧正德己卯(1519年)以身殉国难，炳然树大节，其堪、墀、升等三子则贤孝相继，皆以文武鼎甲显世；诸孙、曾孙辈等后裔群又蝉联鹊起，“一门之中，文为儒宗，武为将表”，海内称“阀阅世家”②因此，绍兴余姚孙氏“忠孝之家”遂为后人津津乐道、赞美有加：“孙氏自(孙)燧及(孙)嘉绩六世，世以文章忠孝嗣其家绪，蔑有废坠。海内高仰之为当代宗臣。”[4]明末清初的浙江海宁人查继佐更是盛赞孙燧家族乃是“传世显荣”的华丽家族。③正是由于“忠孝”思想的深入人心，故在明清易代“鼎革”之际，浙东的张煌言、钱肃乐、刘宗周等望族士大夫或奋起参加抗清武装斗争，或者以“绝食”方式来为前明殉国。当时，望族士大夫王业泰(王守仁的玄孙，历史上最后一位“新建伯”爵位的贵族)为明朝殉国的悲壮结局颇为令人肃然起敬。崇祯十七年(1644)，时任明军都督的“新建伯”王先通(王业泰之父)在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城时兵败被杀。王业泰即南下投效南明弘光政权，承袭了“新建伯”的爵位。清军进入南京城时俘虏了王业泰，多方劝诱王业泰降清、并许诺他可继袭“新建伯”爵位等优厚待遇。但王业泰坚持民族气节，慷慨陈词：“世受国恩，义不改节，得死报君父地下足矣。”④王业泰终遭清军杀害，浙江绍兴余姚王阳明文化世族也在悲凉中沉没了[5]209。
明清时期，不独浙江多“忠臣孝子”之家，江南其他的诸如苏南(也称“江东”)、皖南等地“忠臣孝子”之家亦颇多。例如，明代苏南吴郡吴县洞庭东山镇陆巷村“莫厘王氏”的王鏊家族，也可称“忠臣孝子”之家。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曾积极鼓励臣民谏诤，强调：“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⑤明太祖朱元璋说：“忠臣爱君，言为国。盖爱君者，有过必谏。谏而不切者，非忠也；为国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又云：“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功于社稷人民也。”⑥若以此种标准来衡量王鏊，王鏊可谓是明代中期一个大忠臣。王鏊(1450—1524年)，字济之，号守溪，晚号拙叟，人称震泽先生。明成化十一年(1475)乙未殿试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及第，授编修。弘治时历侍讲学士，充讲官，擢吏部右侍郎。正德初进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王鏊担任皇帝近臣侍讲学士时，谠言尽忠导帝上进：“进讲必分别天理人欲，君子小人。每至治乱用舍之际，言之恳恳。上以方春，出游后苑，左右谏不听，公讲《文王无盘于游田》一章，反复千言……上自是不复出矣。”[6]可见，抱有“忠君”之志的王鏊，他就是用其忠谠来向青年君主(明武宗)进谏、引导君主上进的。正德时阉官刘瑾擅权，刘瑾的党羽日益嚣张，祸流
绅，王鏊又置生死于度外，与韩文等大臣奏请诛杀刘瑾及其党羽“八虎”等。事虽不行，但王鏊的忠君言行和胆识则为同僚廷臣们所折服、钦佩，故在他辞官后乡居十四年间，廷臣们还是对他“交荐”不断。⑦尤其是，王鏊的“忠君报国”思想也极大地影响其子孙后裔等族众。万历年间，王鏊的曾孙王禹声(1548—1611年)，字遵考，号闻溪。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进七，历刑部主事、工部郎中、承天知府等职。其时正值权阉专横，王禹声乃“牒报上官，直列二阉激变状”，因其言行忤逆权阉而被罢官归里：“坐削籍归，归数年卒”。[7]王禹声这种恪遵祖训、不辱家声的崇高品格受到了后人的赞扬，其族人王仲鎏对他称赞云：“昔文恪公(王鏊)当武宗时为宰辅，而内困于逆(刘)瑾；公(王禹声)当神宗时为太守，而外尼于奉茂，何后先一辙也。”⑧
明清江南望族中“忠臣孝子”之家，由于望族士子、士大夫们一般均有“忠君”之志，他们大都能够尽忠报国，于是往往能达到“家”、“国”双赢，不仅为国尽忠出力，而且也使家运鼎盛、家祚绵长。例如，明代浙江处州府青田县的开国元勋刘基家族，因是“忠臣孝子”之家，故亦家祚绵长，竟能成为与大明皇朝相始终的江南望族[5]193－201；明代浙东绍兴府余姚县的“忠烈公”孙燧望族，更是集忠、孝、文、武于一门，前后有子孙后裔十一人进士及第入仕为官作宦，二人位登后阁，六人卒后蒙朝廷赐谥，后人赞曰：“孙氏自(孙)燧及(孙)嘉绩六世，世以文章忠孝嗣其家绪，蔑有废坠，海内高仰之为当代宗臣。”(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之《姚江孙氏世传》)而苏南(江东)苏州府吴县洞庭东山镇的莫厘王氏，该望族士大夫自“山中宰相”王鏊坚持儒家忠谠之道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王鏊第十四世孙王颂蔚(公元1848年—1895年)，少负盛名，与袁宝璜、叶昌炽并称“苏州三才子”。光绪六年进士及第后历任户部主事、军机章京。王颂蔚尝言：“京曹官惟科道尚可抒其忠谠，以补朝政之缺耳，若我所居职，终日疲精于抄写，役形于案牍，直吏胥事，一旦得居言路，踵朱蓉生、梁节庵后，我愿足矣。”[8]颂蔚之子王季烈(字晋余，号君九，系王鏊第十五世孙)，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进士，官至学部专门司郎中，诰授通议大夫。娶郑氏，诰封淑人。生有七子、三女。总之，洞庭东山镇陆巷村的莫厘王氏望族，自明代文渊阁大学士王鏊(1450—1524年)后一直瓜瓞绵绵、子孙不绝，而又科第相继、簪缨联翩，故竟能成为贯联明清两代的江南著姓望族。
在“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型社会范式下，明清江南望族士大夫以“市隐”人文心态在亦出(世)亦入(世)、似出(世)似入(世)的夹缝中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众所周知，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的时期，君权至高无上，帝王操纵帝国全体臣民的生杀予夺之权，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即使身处庙堂的殿阁大臣，也是帝威不测，“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则随时可招致杀身之祸；遑论身在江湖的山野草民了。尤其是，明、清王朝对江南的封建统治又尤为严厉。由于元末朱元璋与张士诚斗争时，“张士诚据有吴中，江南名士多往依之。”[9]于是朱元璋在削平群雄建立了大明王朝后，便对江南实行苛政：迁富户、重赋税、杀士人等一系列的高压政策和残酷镇压随之而来。明洪武三年(1370)庚戌，迁江南苏、松、杭、嘉、湖五府无田之民四千余户至皖北临濠垦田，又移江南富民十四万户于凤阳。同时，又对江南课以重赋，以致“天下之赋莫重于东南，东南之赋莫重于吾苏”。[10]不仅如此，明太祖朱元璋又对江南士子进行摧残。明太祖迭兴文字狱、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在其繁密的文网和文化高压政策下，明初苏州府长洲县大名士高放(公元1336年—1374年)等一批江南文士被戮杀，与高啟友善的“吴中四杰”或“北郭十子”中的杨基、张羽、徐贲和王行等江南吴地才人俊彦，竟无一善终。朱元璋抛弃了“刑不上大夫”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老传统，发明了“廷杖”制度，即在庙堂大殿上杖责大臣，以此来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他的侄儿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书薛祥等都被廷杖致死，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则被当众鞭死。终明一代，廷杖作为威慑公卿、维护皇权的残酷手段，经常被滥用，使得“天下莫不骇然”。据叶子奇撰《草木子》一书记载：当时京官们都人人自危，每天早晨离家去上朝时，都要与妻子、儿女相互诀别，挨至晚上平安回来，一家相庆，即庆贺又多活了一天！同样，清朝为了巩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在实行恢复科举、开设“博学鸿词科”和南巡召试等怀柔政策羁縻封建士子的同时，又交替使用了文网繁密的文化高压政策，屡兴“科场案”和文字狱来对付汉族绅地主，特别是对江南缙绅、封建士子进行摧残和打压。箍制异端，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统治。
那么，面对明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高压政策和摧残、箍制，江南缙绅和望族士人又是如何处置呢？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和文人，一般而言，其在成功、得意时是儒家，都有着“达则兼济天下”的入世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学会文武艺，售于帝王家”，他们“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在其遭受挫折(诸如科场不利、仕途坎坷)、失意时则又往往变成了释、道，崇尚师法自然的田园理想、追求一种远离尘俗的出世的浪漫主义。而明清时期的江南封建士子、特别是江南吴地文化世族的士大夫，其中有相当部分的人士，他们则在“入世”、“出世”或者“兼济”、“独善”之间，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所谓“市隐”生活道路。其实，“市隐”心态并非江南吴地士人所始有，它更不是元明之际的产物。早在东晋时诗人王康琚的《反招隐》一诗中已有“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之句。后来，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在其《中隐》一诗中则又将隐逸心态扩展为“大隐”、“中隐”、“小隐”等几个层次：“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其间，既有晋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式的隐逸，也有将梅树当妻室、把白鹤当儿子的宋朝林和靖式的隐逸。但成为一种普遍的人文心态，其涵盖面竟遍及一个地域，则肇自明初，迨至明代中叶的成化、弘治、正德、嘉靖(1465—1566年)四朝这一百年间得以充分发展，稳定成江南尤其是其中的苏松吴中地域性的文化精神，即特定时空间群体性趋从的一种意识形态。[11]这是颇具江南特色的隐逸心态，它既无须如同释、道宗教人那样终年隐居深山老林专心修炼，也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归隐山林与世隔绝，而是把隐逸的地点从山林转到了城市：“虽居市廛，如处岩壑”。⑨诚如明代朝廷名臣兼著名文学家的苏州府娄东人王世贞(1526—1590年)对虽然不曾有过科举功名的隐君子、却又能得享天下大名的松江府华亭大名士陈继儒(1558—1639年)所言那样：“市居之迹于暄也，山居之迹于寂也，惟园居于季孟之间也。”⑩于是，在那种隐于朝市的“市隐观”的时尚理论观照下，“大隐隐于市”，只要“内无所营，外无所冀”，[12]只要不像人们所熟悉的唐人借“隐居”为名成为平步青云的终南捷径那样，亦即如果能够保持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超脱，那么就处处可以隐，不仅城市可以隐，即使当官作宦也一样可以隐，可以隐于医，可以隐于诗、可以隐于画、可以隐于旅，那简直就是无往而不可隐了，亦即“市朝无拘管，何处不渔蓑？”而且认为隐于市朝者尤为难得，故目之为“大隐”。文征明在《顾春潜先生传》中对“市隐”则有更加透彻的解释：
“或谓昔之隐者，必林栖野处，灭迹城市。而春潜即仕有官，且尝宣布于时，而随缘里井，未始异于人人，而以为潜，得微有戾乎？虽然，此其迹也。苟以其迹，则渊明固曾为建始参军，为彭泽令矣。而千载之下，不废为处士，其志有在也。渊明在晋名元亮，在宋名潜。朱子于《纲目》书曰：‘晋处士陶潜’，与其志也。余于春潜亦云。”[13]654－655
从上述文字可见，文征明认为“林栖野处，灭迹城市”已经不能作为判定处士隐者的标准，身处市井里巷之人只要其“志有在也”，那么也就仍然不失其文人处士的本色。故自明代江南吴门大名士文征明(1470—1559年)上述此言一出，“市隐”说即从行为到理论都获得了圆满的佐证和支撑点，江南吴地“市隐”人文心态之风于是亦就愈盛。
《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吴尚书宽》认为：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1465——1566年)，江南吴地“绅首称匏翁(吴宽的号)，布衣首推白石翁(沈周的号)”。按：吴宽(明苏州府长洲人，1435—1504年)字原博，号匏庵。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会试、殿试皆第一，金榜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明孝宗即位，预修《宪宗实録》，进少詹兼侍读学士。丁忧后，入东阁，专典诰敕。弘治十六年(1503年)进礼部尚书，次年卒谥“文定”。后人评说：“吴中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驰骋，文风极盛。”(11)明人苏南吴郡吴县洞庭东山镇王鏊在他的《吴宽神道碑》中说到吴宽在京城为官时的“市隐”心态及其行为：“公(吴宽)好古力学，至老不倦。于权势荣利，则退避如畏热。在翰林时，于所居之东治园亭，杂萌花木，退朝执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节为具召客，分题联句为乐，若不知有官者。”(12)王鏊在他所撰的另一文《送广东参政徐君序》中则又比较具体地说到了当时任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的吴宽与给事中陈玉汝、御医周原己、武选郎中徐源以及作者王鏊本人等一批在京供职的江南吴地籍士大夫们在天子脚下的京师“大隐”生活状态之一斑：“少詹有园曰一鹤，亭曰玉延，庵曰海月。陈(给事中陈玉汝)有半舫斋，周(御医周原己)有传菊轩，武选(武选郎中徐源)有超胜楼，予家有小适园。花时月夕，公(吴宽)退辄相过从，宴集赋诗，或联句，或分题咏物，有倡斯和，角丽搜奇，往往联为大卷，传播中外，风流文雅，他邦鲜俪。”(13)可见，这些在京城当官作宦的江南吴地籍望族士大夫，他们在京城都拥有自己的园林与亭、楼、轩、庵，每当花时月夕，彼此“辄相过从”、“宴集赋诗”，真正的“风流文雅”之极！试想，吴宽、王鏊等江南吴地籍的文化世家望族士大夫在天子脚下的京城已经表现出了“他邦鲜俪”的“市隐”风貌了，那么在他们的故乡即江南之吴中地域，望族士大夫此种“市隐”风范之盛则可想而知了。
明清时期，江南吴地“市隐”人文心态的承衍载体主要是当地的文化世族。文化世族和豪门右族、科举簪缨世家同属著姓望族之列，但他们之间却又有所区别。明代吴门文化名人文征明(1470—1559年，明苏州府长洲县人)的后人文含在《文氏族谱续集·序》中曾不无自豪地说：“吴中旧族以科第簪缨世其家者多有，而诗文笔翰流布海内累世不绝则莫如文氏。”(14)文化世族可能同时又是科第簪缨世家(例如，本文中的江南吴门长洲文征明家族即是这种簪缨世家、文化世族“双肩挑”的名门望族)，但科第簪缨世家却并非就是文化世族。簪缨世家和文化世族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的家祚所维系的命脉大都是政治、经济转化的物质因素，故簪缨世家往往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后者所承传的则更多的是心态因素、精神因素，即所谓“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而师资源委，实以兴之”，(15)而文化和精神的因素积之弥深，则续之弥远，故文化世族例如吴门长洲文氏望族即能够“诗文笔翰流布海内累世不绝”也。
吴门长洲文征明家族历史悠久，其远祖可以追溯到西汉景帝时期的蜀郡太守文党(字仲翁)，故《文氏族谱续集》称：“吾文氏系出汉蜀守翁之后。”(16)后唐同光三年(925年)，文时从征南唐，留镇江西，遂家庐陵，是为庐陵文氏始祖，该支十三世祖文天祥(1236—1283年)即临刑作《正气歌》的抗元民族英雄，而十二世祖文宝则迁至湖南衡山。文宝是为文氏衡山派始祖。其后，文氏衡山派的文惠入赘于江南苏州张氏，文惠则为江南吴门文氏的始祖。吴门长洲文氏在落籍苏州之前均系武人，“世以武胄相承”，以武功而被授官者甚众。在文惠入籍苏州后，文氏家族“始业儒，教授里中”。[13]710江南吴门长洲文氏从此弃武从文，走上了读书科举之路。文惠之子文洪(字公大，号希素)系明朝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举人，官涞水县教谕。能诗，有《涞水集》、《括囊诗稿》等。文惠的二个孙子文林、文森均是进士及第。文林(文洪长子，字宗儒，1445—1499年)系成化壬辰进士，历知永嘉、博平二县，迁南京太仆寺丞，终官浙江温州知府。有《琅琊漫抄》、《文温州诗》。文森(文洪次子，字宗严，1462—1525年)系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丁未进士，授庆云知县，历监察御史，官至右佥都御史。曾与修《宪宗实録》。文林之子文征明(文惠的曾孙，1470—1559年)：初名璧，号衡山，即是誉满海内的明代江南大名士。从吴宽学文章，从李应桢学书法，从沈周学画。他既是明代著名的书画家，与沈周、唐寅、仇英号称“吴门四大家”；他又擅长诗文，才高八斗，与唐寅、祝允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但他虽然文坛得意，却科场蹭蹬，屡试而不获中举。正德末，在其54岁时才以岁贡生荐试吏部，授翰林院待诏。然他却又因保持人格尊严而不奴颜权贵，尤不肯为藩王、中官作画。故旋即致仕归里，“市隐”故里潜心书画创作数十年，其诗、文、书、画无一不精，时人美誉他为“四绝”的全才，并称他“主中吴风雅之盟者三十余年”。文征明及其子孙后裔文彭、文嘉、文元发、文元善、文肇祉、文震孟、文震亨、文从简、文从昌、文秉、文乘、文柟、文点等文氏文化家族链中的众多文化名人在文学、史学、书画艺术和园林等诸多领域皆有杰出贡献，江南吴门长洲文氏因此而成为明清时期闻名海内外的文化世族。[5]335－337明清时期，类似吴门长洲文氏家族那样的文化世族在当时的江南吴地甚多，例如，前述的苏州府吴县洞庭东山镇陆巷村王鏊所属的“莫厘王氏”、苏州府长洲县的吴宽家族也均为其时吴门颇为著名的文化世族。此外，当时苏州府长洲县的彭启丰家族、申时行家族、韩菼家族、徐陶璋家族和苏州府吴县的缪彤家族、洞庭东山镇严经家族、吴钟骏家族、木渎镇冯桂芬家族、袁尊尼家族及苏州府元和县吴廷琛家族、朱希周家族、陆肯堂家族，与苏州府吴江县“全孝翁”吴山家族(清初著名边塞诗人吴兆骞即出此族)、吴江县叶绍袁家族、松陵镇沈璟家族，以及苏州府常熟县的孙承恩家族、赵用贤家族、严讷家族、瞿景淳家族、归允肃家族、钱谦益家族、翁叔元家族和苏州府昆山县的叶盛家族、归有光家族、昆山县千墩镇顾炎武家族、昆山县城厢镇徐乾学家族，等等，也都是明清江南史上有过一定影响的文化世族，(17)而这些家族中产生的诸如王鏊、王世琛、王禹声、王芑孙、吴宽、叶盛、严讷、归有光、归允肃、朱希周、朱骏声、汪绎、沈璟、赵用贤、袁廷梼、钱谦益、顾炎武、徐乾学等等文化名人，则无疑都在明清江南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上述苏州府长洲文征明家族、吴县的洞庭东山镇“莫厘王氏”和吴宽家族及吴江县沈璟家族等诸多文化世族，就是明清时期江南吴地“市隐”人文心态的主要承衍载体。那么，他们又是如何来实现自己“市隐”的途径呢？这主要是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文人雅集、寻胜纪游、品茶神聊以及写诗、绘画等文艺创作诸方面，亦即所谓“明季江南文人有‘隐逸气’，就是从他们这种趣味生活和艺术生活的选择中流露出来的。”[14]明代江南吴地文士雅集结友之风甚盛，所谓“吴中盛文会，济济多英彦”。(18)例如，文征明父子与袁氏兄弟在“闻德斋”的雅集，以及文征明、陈淳、吴爟等的“东郭十友”，皆是著名的文士之会。他们以文会友，通过雅集聚会来诗酒唱和，品文论画，来度过淡定自若、舒心惬意的“隐逸”生活。文征明家族的文氏成员又经常与三五情趣相投的文人雅士结伴出游，他们一起去苏州乃至江南地区的名胜古迹地访游。这种访胜纪游与他们的书画、诗文等文艺创作相结合，则又构成这些文化世族的士子、士大夫隐逸生活的重要部分。另外，品茗、饮茶自古以来即属雅事，故品尝名茶香茗也往往与“市隐”相联系，茶寮也就成为“隐于朝市”的一大佳处。文征明曾创作《惠山茶会图》、《品茶园》等画品。文征明的曾孙文震亨(文震孟的胞弟、文元发次子、文彭孙，1585—1645年)则又设计了一个令人想往的品茗佳境：“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淡。寒霄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15]
在中国传统隐逸文化中，私家园林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以文会友、诗酒唱和、品诗论画乃至饮茶品茗，在在皆需要一个赏心悦目、高雅舒适的场所，而最理想的场所则莫过于园林了，因为它最富有文化标志意义：“园林是隐逸人格精神最直观感性的外化物之一，也是将隐逸本质贯彻得最彻底的艺术样式。园林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了归隐羡隐的士大夫在政治受挫后的心理失衡，并完成其人格精神的改造与构建。”[16]尤其是明清时期，江南士大夫将园林建筑同诗词、绘画艺术等创作结合在一起，以梅、兰、竹、菊、松、荷及山水、怪石等自然界的存在，作为自己人格的象征，并从中感悟到它们与自己的共鸣。我们仅从前述王鏊撰写的《吴宽神道碑》、《送广东参政徐君序》二文中已经领略了一些园林的诗酒唱和、以文会友等功能，文章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在京供职的江南吴地籍缙绅士大夫京城都拥有自己的园林，如时任少詹兼侍读学士的吴宽有“一鹤园”、“玉延亭”和“海月庵”等园林，给事中陈玉汝有“半舫斋”，御医周原己有“传菊轩”，武选郎中徐源有“超胜楼”，作者王鏊本人则有“小适园”；他们公干下班闲暇时彼此“辄相过从”，就在上述这些私家园林“宴集赋诗”，洒脱地消遣、休闲，这种“大隐隐于市”的隐逸生活真是“风流文雅”之极！吴宽、王鏊等江南吴地籍官员在天子脚下的京城都已经拥有自家的私人园林，那么在他们的故乡江南吴地，构造园林之盛也就可想而知。
童寯《江南园林志序》云：“吾国凡有富宦大贾文人之地，殆皆家族园林之所荟萃，而其多半精华，实聚于江南一隅。”(19)明清两代，是江南私家园林建筑的鼎盛时期。江南园林的勃兴，大约在明代中叶以后，史载：“嘉靖末年，海内宴然，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20)明代云间华亭名士何良俊(1506—1573年)在所撰《西园雅会集序》中记载了明朝嘉靖以来江南各地竟修园林的情况：“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嬴，尤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略市肆民居大半。”(21)生活于明末清初的上海著名文人叶梦珠，他回忆起晚明松江府城内园林之盛时也云：“余幼犹见郡邑之盛，甲第入云，名园错杂，交衡比屋，阛阓列廛，求尺寸之旷地而不可得。”(22)但是，江南区域则以吴地苏州的园林尤多、并以苏州园林最为著名。这正如明代苏州府娄东太仓文人陆容(1436—1497年)所说：“江南名都，苏杭并称，然苏城及各县富家，多有亭馆花木之盛。”(23)明代苏州府属各县大约有园林合计达250多处，迨至清代苏州园林数量则更加可观，并且名园凸现，诚如清代嘉庆壬午进士官至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的梁章钜(1775—1849年)所言：“吴下园亭最盛，如齐门之吴氏拙政园、阊门之刘氏寒碧庄、葑门之瞿氏网师园、娄门黄氏之五松园。其尤著者，每春秋佳日，辄开园纵人游观。”[17]我们纵观江南私家园林，尤其是明清江南苏州园林，其园主大多是得志官绅、富商大贾或是归隐文人士大夫。前者(得志官绅、富贾)姑且不论。与本文关系密切者，乃是明清时期那些由失意或退隐官员为消遣避祸、标榜“宁静致远”而自娱自乐而建筑的苏州私家园林。例如，坐落在苏州城东北街的拙政园，它“虽由人作，宛若天开”，(24)集中体现了江南园林的精湛造园艺术，是世界文化遗产和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拙政园最早的原创园主是明代苏州府吴县人弘治六年(1493年)癸丑进士王献臣，他仕途坎坷，早年虽曾擢御史巡按大同，但旋以细故为东厂所诬，谪为上杭县丞。后复以前巡按大同事再遭东厂诬奏，再谪广东驿丞。王献臣受诬罢官后归隐苏州故里，寄情于东北街一隅，以大弘寺废址建别墅，并取西晋潘岳《闲居赋》中“灌园鬻蔬……是亦拙者之政也”之意，题名“拙政园”。当时吴门画派的大家文征明参与了该园的设计，并作有《拙政园卅一景》图。可见，失意官员王献臣是要以此园来实现他终老林泉的愿望。而位于苏州阔家头巷的网师园，其最早创建此园的园主是南宋的侍郎史正志，他在京师遭弹劾罢官后流寓吴中，首先在此建堂筑圃，花园称“渔隐”，堂号则名“万卷”，他本人又自称是“吴门老圃”。后来，又将花园改称为“网师”，意即渔夫、钓叟。柳宗元有“独钓寒江雪”之诗，内含“众人皆醉我独醒”之意，可见，此网师并非寻常的渔夫，而是隐于江湖的高士。将园林取名为网师园，意即“渔夫叟之园”，又可见园主那种淡定自若、终老江湖的“市隐”人文心态。再如，苏州现存古典园林中历史最悠久的沧浪亭，它至今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沧浪亭位于苏州护龙街(现改名为人民路)的南首，其最早的原创园主为北宋诗人苏舜钦(公元1008年—1049年)。苏舜钦出身于北宋四川一个文化世族，其胞兄苏舜元(1006—1054年)进士出身，官至三司度支判官。他俩的祖父则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庚辰进士、状元及第的苏易简(958—997年)，曾官拜参知政事。苏舜钦原籍四川绵州盐泉，字子美，晚号沧浪翁，系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甲戌进士，少有大志，入仕后累迁至大理评事。庆历中，因名臣范仲淹推荐出领集贤校理，进监奏院。他和岳父杜衍都与范仲淹主新政，故多遭保守大臣们的谗陷，于是苏舜钦乃罢官流寓江南苏州，买水石建筑私家园林以自适，起园名“沧浪亭”即取《楚辞》中的隐逸之句。他工诗文，又善草书，其“墨宝”则多为时人所传。苏舜钦建筑沧浪亭后，亲撰《水调歌头》一首，云：“潇洒太湖岸，淡泞洞庭山。鱼龙隐处烟雾，深锁渺弥间。方念陶朱张翰，忽有扁舟急桨，撇浪载鲈还。落日暴风雨，归路绕泞湾。丈夫志，当景盛，耻疏闲。壮年何时憔悴，华发改朱颜？拟借寒潭垂钓，又恐鸥鸟相猜，不肯傍青纶。刺棹穿芦荻，无语看波澜。”人云“自古圣人不寂寞”，但是这首宋词却多少流露出苏舜钦因被谗陷遭降职而不甘寂寞之情，闷闷不乐的苏舜钦不久终于英年早逝了。沧浪亭历经沧桑，它经历了由亭变为庵，又由庵变为亭的曲折过程。南宋绍兴年间，该园林为韩世忠所有。由元至明初，则废为僧舍。明嘉靖时，就其遗址建筑韩蔪王(世忠)祠，文瑛和尚则在大云庵旁恢复了沧浪亭。明代苏州府昆山文化名人归有光(公元1506年—1571年)曾特地撰写《沧浪亭记》一文，生动地记述了文瑛和尚修复沧浪亭的缘由及其变迁过程。作者归有光在文中有的放矢地大发议论，认为历史上的君臣将相争霸立业，虽极一时之盛，但最终功名富贵还不是“皆无有”？同沧浪亭的为人们热爱相比，其原创园主苏舜钦虽然被谗陷而长期放废并且英年早逝，但由于他“所至皆有善政”(欧阳修《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以及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因而能够名垂千古。入清后，康熙年间又改建为苏公(舜钦)祠，商丘宋牧仲寻访遗迹，又构亭于假山之上，因得文征明隶书“沧浪亭”三字，便作为园林匾额了。又如，那座位于苏州府吴江县同里镇上的退思园，其园主任兰生(1838—1888年)字畹香，号南云。同治年间，赐内阁学士。光绪三年(1877年)任安徽凤颍六泗兵备道，其管辖区域是皖中的凤阳、颍川、六安、泗州两府两州之地。光绪十年(1884年)任兰生被弹劾落职还乡，在同里镇创建了私家园林“退思园”。园名“退思”，即取“退而思过”之意，典出《左传》：“林父子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25)等等。由上述可见，拙政园、网师园、沧浪亭、退思园等明清江南吴地古典园林，其原创园主的最早造园初衷，或多或少地皆具有“市隐”人文心态。
拙政园、沧浪亭、网师园等苏州古典园林，一般而言，其园主大都学问渊博、思想深奥，他们造园时不仅精心设计、别出心裁，还往往与当时社会上的文化名人、著名画家等一起探讨和规划。例如，在拙政园建造之时，那位文名卓越的退隐官员王献臣即虚心地邀请当时吴门画派的大家文征明参与了设计。文征明不仅为拙政园题词、作记，绘有《拙政园卅一景》图，并亲手在园内栽植了一株紫藤。因此，拙政园、沧浪亭、网师园等苏州古典园林，可谓均皆“虽由人作，宛若天开”，它们都集中体现了中国江南古典园林精湛的造园艺术。例如，拙政园是一座山水俱佳的园林，但它总体布局则以水池为中心。它临水建有形体不同的亭、台、槛、榭，高低错落的各种建筑物，具有江南水乡特色。而网师园、沧浪亭、退思园等以水为中心的水景园，也都很有各自的特色。如在网师园，有一处景点名称“月到风来亭”，它居水崖之巅，突出于池中。该亭呈六角形平面，单檐攒尖顶。亭中正中墙上镶有一面如同门样的大镜子，镜中映出园中的山光水色，造成园中有园、景外有景的效果。它是园中观景赏月的佳处，依韩愈“晚色将秋至，长风送月来”的诗意，人们在月明风清的夜晚来到该亭，则可领略“月到天心，风来水色”的情趣，故它冠名“月到风来亭”自是十分贴切的。再如沧浪亭，在该园林南部的竹丛之中有“翠玲珑馆”一座，取自苏子美诗“秋色入林红黯淡，月光穿竹翠玲珑”之意。建筑平面由三个矩形对角相连，化大为小，融于自然。每当月色溶溶的晴晚，身处其馆，则似觉清凉袭人，胸怀顿若俗尘远去，体现出江南园林主静、主幽的传统文化思想；等等。明清苏州古典园林这种“若以城市中而求隐居”的境界，正符合当时江南吴地文人的隐逸思想。曾有学者指出：明代苏州私家园林的主人们“既贪图城市的优厚物质供应，又不想冒劳顿之苦，寻求‘山水林泉之乐’，因此就在邸宅近旁经营既有城市物质享受，又有山林自然意趣的‘城市山林’，来满足他们各方面的享乐欲望。”[18]而这种情况，即在当时江南文人的诗文中亦有类似记载。例如，明末清初那位与陈子龙等有“云间六子”之称的云间青浦诗人李雯(1608—1647年)在他所撰《宝树园记》中云：“(宝树园)广不逾数亩，无层峰叠壑之奇，无广厦华堂之美，而洞石玲珑，云林掩映，至其地者，超然有城市山林之想。”(26)而那位生前备受乾隆皇帝宠爱并赐诗极多的苏州府长洲籍大名士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1673—1769年)在其所撰《复园记》一文中亦有类似的记载：“峰岫互回，云天倒映……禽鱼翔游，物亦同趣，不离轩裳而共履间旷之域，不出城市而共获山林之性。”(27)
正是由于这些苏州古典园林具有如上述诸多特色、优点，使得园主人在其中生活能够舒适自在、从容淡定，他们可以在园林中随心所欲地品茗、抚琴、下棋、写诗、作画、清淡，亦可以在园林中以文会友、举行文会雅集。例如，在朱彝尊去世后那位清初东南文坛领袖查慎行(浙江海宁人，1650—1728年)有诗云：“不须丝竹发豪兴，自有风雅供清淡。”(28)试想，风和日丽之时，三二知心文友相聚园林亭台，一边品茶、一边清淡，不亦乐乎？而江苏丹徒文士余京的诗记：“名园今又逢高宴，怪得银花夜结社。”(29)从中，则又道出园林具有文会雅集的极佳功能了。明清江南的文会雅集主要就在园林池馆、亭轩楼台中举行，如《苏州府志》卷四十九《第宅园林四》载：“李文安公杰宅，在北郭外石城里。宅有五乐堂，长沙李东阳记，公又辟西园，结酒社、诗社为娱。”须知，建园结社乃是明清时期江南具有标志意义的风雅之举。总而言之，私家园林总是承衍具有“市隐”人文心态的江南文人士大夫高逸、闲适理想生活的最佳载体。而上述所引查慎行、余京和李雯、沈德潜等江南文人士大夫的一些诗文，则揭示了园林的诸多功能和江南文人士大夫们的隐逸情志。
上述种种，既是具有“市隐”心态的江南文人士大夫们的生活情趣，也是他们这些人的生活智慧。诚如前述，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君权至高无上，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封建专制主义残酷的文化高压政策下，面对凶险的宦海风波或政治风险，江南文人士大夫在朝不保夕的残酷现实面前选择了远避是非、明哲保身的生活道路，他们在亦出(世)亦入(世)、似出(世)似入(世)的夹缝中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于是江南吴地“隐逸”风气日盛。江南望族文人士大夫的“市隐”观提供了一个既能与时俱进、又能享受生活的生存方式。但我们不能由此而说这些具有“市隐”心态的明清江南吴地望族文人士大夫都是一些逃避政治风险、只图享乐的私利之徒，因为实际上他们也都饱读儒家经典而又满腹诗书，也均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国同构”伦理政治型社会范式，他们也如同寻常士民那样都保持完善的人格。在平常的岁月，他们怀着“市隐”心态过着“大隐隐于市”的隐逸生活。但是，一旦当遭遇到了民族危机、国家有难之秋，他们同样也会挺身而起，同样也是顶天立地的铮铮大丈夫。例如，著名的江南吴门长洲文氏文化世族产生的文震孟(字文起，大名士文征明的曾孙，1574—1636年。明天启壬戌进士第一，官至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就曾为维护朝廷利益触怒了权阉魏忠贤而被昏君明熹宗下旨廷杖八十；在清朝“剃发令”下后，震孟的胞弟文震亨则在跳江投水殉国未果之后又绝食而死。又如，明末清初苏州府昆山县千墩镇顾氏望族产生的大儒顾炎武(明正德丁丑进士顾济的玄孙，初名绛，字忠清，1613—1682年)，明末参与“复社”活动，清兵南下，从昆山知县杨永吉举兵抗清；抗清失败后，他则遍游诸省(故有人称顾炎武是“隐于旅”)，考察山川形势，屡谒明陵。所至每垦田度地，结交豪杰之士，图谋匡复明室，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言壮语。[5]496再如，苏州府吴县洞庭东山镇莫厘王氏望族的士大夫王颂蔚(明武英殿大学士王鏊的十三世孙。字芾卿，号蒿隐，1845—1895年。光绪六年进士，官至户部郎中、补军机章京)是冯桂芬的高足，他一生以入言路做个忠谠的谏臣为理想。中日甲午战争前，他已经忧虑地认为：“敌人谋我非一日，我乃临渴掘井，如何制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他更是忧国忧民溢于言表：“偿金赔款割地委曲求和，府君益为愤懑，尝曰：‘今日之败绩，归咎于师之不练，器之不利犹非探本之论，频年以来，盈庭皆泄沓之风，宫中务游观之乐，直臣摈弃，贿赂公行，安有战胜之望？’此后偿金既巨、民力益疲，恐大乱之起不在外患而在内忧，时局至此，令人有披发入山之想。”[19]等等。上述文震孟、文震亨兄弟和顾炎武及王颂蔚等江南吴地望族士人的言行，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诠释了明清时期江南吴地“市隐”心态人的人生。我们研究历史，只有全面地研究这个问题，才能历史主义地正确评价明清江南吴地“市隐”人文心态在明清江南望族史与江南文化史上的影响。
在“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型社会范式下，明清江南望族官绅努力为“江南减赋”呼吁与晚清时由于吴地望族官绅各方的耦合力争而终使“江南减赋”获得成功。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20]江南重赋由来已久，在明清两代尤其剧烈，其中又以苏、松二府最为突出。唐朝中期的韩愈已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可见江南重赋早在公元八九世纪之交即初肇其端。明朝弘治年间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丘濬曾云：“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30)清代，康熙初年的江苏巡抚韩世琦也说：“然财赋之重，首称江南。而江南之中，唯苏、松为最。”(31)江南在重赋压榨下经济十分不景气，“民穷财匮”而“无处不苦”，这正如明人黄廷鹄在他的《役法原疏》中早已指出的那样：“国家财赋，耑倚三吴，而苏松独甲于天下，则其劬劳疾痛之状，亦独倍于天下，第今民穷财匮，十室九空，无处不苦，而苏松为甚。”(32)在重赋的剥削下，江南苏松二府百姓，特别是佃种重赋官田的农民，为支付沉重的赋税，“卖屋者有矣，卖田者有矣，卖牛者有矣，卖子女者有矣，脱妇人簪珥者有矣”。(33)清朝康熙皇帝六下江南，在他首次巡视江南回京后，训示即将离京南下赴任的江苏巡抚田雯时也说：“向闻江苏富饶，朕亲历其地，见百姓颇多贫困。尔至彼地，当以爱养民生为要。”(34)康熙年间工科给事中任辰旦则云：江南开张铺面形似繁荣者，实际上乃是一种仅在城市中呈现的虚假盛世，江南广大农村的真实情况是“至于乡镇村落，则居者半是草屋，服者半是单衣，妇子之啼饥号寒，实与瘠薄之区无以异地。”[21]
关于江南重赋的原因，自明以来众说纷纭。现代中国史学界的伍丹戈、林金树、樊树志、杨亚非、郭厚安、唐文基、韦庆远、范金明等对于明清江南重赋问题均有研究，先后撰文加以探讨。上述诸家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一、是依照明清文人学者的成说，也主张是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怒民(江南吴地百姓)附寇(张士诚)”的原因，诸如伍丹戈(撰文《明代的官田与民田》，载《中华文化论丛》1978年第1期)等人；二、是认为重赋问题是与江南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江南农业经济的高水平发展及其所带来的较其他地区富庶的农家经营，可谓是“江南赋重”的根本原因，持此说者有樊树志(撰文《明代江南官田与重赋之面面观》，载《明史研究论丛》第4辑)、郭厚安(撰文《明代江南赋重问题析》，载《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范金明(撰文《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等；三、认为导致苏松重赋的原因在于苏松二府历来官田多，并且官田之赋苛重，持此说者有林金树(撰文《试论明代苏松二府的重赋问题》，载《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杨亚非(撰文《明代苏松嘉湖地区重赋之由》，载《江南学刊》1983年第5期)、韦庆远(撰文《明代“江南赋税畸”原因辨析》，载韦庆远著《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行)、唐文基(撰文《明代江南重赋问题和国有官田的私有化》，载《明史研究论丛》第4期)等等。笔者已往对江南重赋历史问题关注不够、认识不足，但自从较多地接触了此历史问题的史料后，则认为江南重赋问题既由来已久、又十分复杂，虽然上述伍、林、樊、杨、郭、唐、韦、范等各家所说皆言之成理，但我们又不能孤立地看待江南重赋问题，故如将上述各家所言汇集成一说，那么离开“江南重赋”原因的完整答案则会更近些。这其中又必须指出：即明清封建统治者对江南百姓的“重鞭抽快牛”这一招，也是“江南重赋”的重要原因之一。试想，如果在贫穷的边远地区或者虽属内地中原但却是土质瘠薄的不毛之地，那里的百姓终年辛勤劳作也难以温饱，封建统治者对那里的百姓敲骨吸髓也榨不出多少油水，又怎么能够对其实施什么“重赋”政策呢？然江南则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向有“苏杭熟，天下足”的美誉，加上江南百姓历来勤劳、淳朴又比较柔弱，缺乏抗争精神，故历代(特别是明清)封建统治者当然也就乐得对江南百姓“重鞭抽快牛”，油水多榨一分是一分地供其挥霍享受。明清时期，如果在江南多产生几位李自成、张献忠或者洪秀全式的农民起义领袖，那么一部“明清江南赋税史”可能要改写了。
江南重赋明清时尤烈，而以苏松二府最为突出。基此原因，明清以来在朝野官宦士大夫中对于要求实施“江南减赋”的呼声甚高，特别是江南吴地籍的望族士大夫这种要求“江南减赋”的言行颇多。例如，明代苏州府吴县洞庭东山镇“莫厘王氏”望族的王鏊(1450—1524年)，他在成化十一年(1475年)乙未进士及第后，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他不仅文章优长，而且为官正直敢言，被吴门大才子唐寅誉称为“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王鏊晚年积极倡导江南减赋，他在一篇《吴中赋税与巡抚李司空》文中说：“今天下财赋多出吴中，税法未有如今日之弊者也”，指出吴中税额之高而导致了吴中地区“贫穷多流，里甲坐困，去往相牵，同入于困……故贫者皆弃其田以转徙，而富者尽卖其田以避役。近年吴下田贱而无所售，荒而无人耕。”[22]王鏊此文，可谓是明清时期江南望族士大夫对于“江南减赋”努力的先行者。虽然当时的明朝封建统治者并未如王鏊所请那样实施“江南减赋”，但多少也有所触动，故迨至明代嘉隆年间在江南一些州县试行“一条鞭法”以减轻江南一些州县农民的负担，如嘉靖十六年(1537年)丁酉苏州府、松江府出现了“照田多寡为轻重，凡大小差役总其徭役数目，一条鞭征充”。(35)迨至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年)海瑞任应天巡抚时，他又将嘉靖末年巡按浙江的御史庞尚鹏在余姚、平湖等地试行的一条鞭役法在其辖境应天加以推广。但江南广大地区并未真正减赋，江南百姓赋税负担依然十分沉重。对此，万历初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年)也有较深的认识，他曾对当时的应天巡抚宋仪望(字望之，号阳山)说：“来翰谓苏松田赋不均，侵欺施欠云云，读之使人扼腕！”张首辅明确表示：“不于此时剔刷宿弊，为国家建经久之策，更待何人！”(36)但“使人扼腕”的是，没有等到张居正将江南重赋的“宿弊”加以“剔刷”，使江南的百姓也能“均粮足民”，这位台阁重臣的大改革家张首辅即撒手西归，“张居正改革”亦即就此打住。此后，明朝的国政每况愈下，国库日益不盈，张居正的那位不良门生明神宗为了满足其荒淫奢侈的生活，竟然派出太监充当矿监、税使去各地为他聚敛财富。试想，这样贪婪的封建君主又怎么可能为江南“减赋”呢？入清后，也曾有不少朝廷官员曾为“江南减赋”发出呼吁，有的更明确地为“江南减赋”向朝廷进呈奏本。例如，康熙二十二年任辰旦即向清圣祖进呈《工科给事中任辰旦为酌减苏松之赋额以均国课事题本》，云：“工科给事中臣任辰旦谨题，为请酌苏松之赋额，以遂民生，以均国课事。……(由于重赋，江南)乡镇村落，则居者半是草屋，服者半是单衣，妇子之啼饥号寒，实与瘠薄之区无以异也……今百姓幸生唐虞三代之事，此真千载一时，偿不为之酌量裁减(赋税)，更复谁望用敢仰请乾断敕部议。……定为苏松之赋，则即不然亦请从稍减。减一分，百姓免一分之困；减一厘，百姓沐一厘之惠。……以苏松百姓数百年呼天吁地，而一旦蒙恩于今日，垂诸百代史册有光。”[21]任辰旦(1617—1686年)字千之，号待庵，清浙江杭州府萧山县人。康熙丁未进士，官至大理寺丞。这是位颇为干练的江南望族士大夫，在他担任上海知县时治绩考评为“最”。他的上述题本在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进呈，清圣祖在本月十五日即批示：“知道了”，并且“该部知道”。但由于当时各方面时机尚未成熟，清中央朝廷并没有给江南实施“减赋”政策。
促使“江南减赋”时机成熟的是清季的“庚申之难”。清朝咸丰十年(1860年)庚申，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东征，连克常州、苏州，并在苏州建立了太平天国的苏福省。这次“庚申”战争对苏州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它不仅死人无数，而且经过这场屠杀焚毁的兵燹后，繁盛的苏州变得十分萧条：“金阊门外，南北两濠，附郭临流，旧为闹市，实烟月之作坊，鲜风骚之名迹。庚申(1860年)之役，景物一变，昔之列屋连云，今则荒丘蔓草矣；昔之燕舞春风，今则狐嗥夜月矣。盛衰转眼，过客兴悲。”(37)苏州的大批官绅、富商纷纷逃至上海的租界避难，“庚申之难”不仅成为苏州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且也促成了“江南减赋”时机的逐渐成熟。战争中吴地人口大量死亡，使得江南苏松常等郡耕地荒芜，农业萧条。两年后，太平天国“天京”被清军攻陷，江南再次遭受战争的洗劫，江南许多州县更是遭难落荒：“自昆至苏境，转荒落。金阊门外，瓦砾盈途，城内亦鲜完善。虎邱则一塔仅存，余皆土阜。由是而无锡，而常州，而丹阳，蔓草荒烟，所在一律。”[23]
在清朝咸丰末、同治初的太平天国晚期，最早为“江南减赋”做努力的是江南吴地望族代表、时任太常寺卿的潘祖荫(1830—1890年)，他在太平军攻占苏州之后的第七天，亦即咸丰十年(1860年)庚申四月二十日，就向咸丰皇帝进呈《敬陈救时八策》，在该文的第二策“收人心”之中，他首次提出要豁免江南积欠钱粮：“江浙皖豫历年民欠钱粮……款项已属虚悬，虽征亦无实济。合无仰肯天恩推广，万寿恩昭，刊刻誊黄，大普皇仁，概予豁免。……臣所谓收人心者此也。”(38)次年十月，潘祖荫又进呈《请免钱粮、汰厘局、严军律、广中额疏》，奏请清廷：“免各省之钱粮以苏民困也。……即如去年(1860，庚申)苏州失守……闻彼此贼人(对太平军的污蔑称呼)，已先遍张伪示，概与蠲除。……民贫为盗，势所必然，而贼又诱之以利，结之以恩……”故潘祖荫审察当时江南现状而恳切请求清中央朝廷把当时历经兵燹的江南之“府厅州县钱粮即行豁免，其附近各州县亦行酌量减成”。(39)随着江南战局的不断发展，江南地方士绅与督抚的势力也日益膨胀。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督抚，不仅控制了大量的军队，而且其幕府聚集了当时最杰出的人才。据统计，两江总督曾国藩(1811—1872年)幕府经其举荐日后官至总督者有13人，巡抚者有13人，提督、布政、道府者有100人。[24]太平天国失败后，以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1823—1901年)为代表的东南地方督抚专政的局面大致形成，已成为当时左右清廷的重要政治力量。而当时苏州府吴县的大阜潘氏望族的潘祖荫、潘曾沂、潘曾涛、潘曾绶等杰出人物就是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东南督抚为坚强的政治后盾，利用大阜潘氏望族控制的社会网络所构成的有效社会资源，由各种力量的耦合力争而使“江南减赋”终获成功。[25]
苏州“贵潘”支潘氏，其先世居皖南徽州歙县北岸镇大阜村，原是徽州商贾世家。明末清初，其二十四世祖潘仲兰(谱称“筠友公”，1609—1677年)在江淮间经营盐业，始侨寓苏州南濠。清代康熙初年，其二十五世祖潘景文(谱称“其蔚公”，1639—1706年)正式卜居苏州城厢黄鹂坊桥巷，成为大阜潘氏迁徙苏州府吴县的始迁祖。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迨至清代乾隆以后该支迁苏州潘氏遂发展成为苏州门第煊赫的官宦世家兼文化世族，科第相继，世代书香。从乾隆中期至光绪末年的一百二十余年间，潘氏先后计有三十五人在乡试、会试中金榜题名，中举者二十六人，成进士者九人(其中状元一名、探花二名)，其他取得贡生、监生、诸生等科名者则是不计其数，遂成为清代苏州彭、潘、申、顾四大科举家族中仅次于彭氏的一等著姓望族。此即为迁徙苏州潘氏的“贵潘”支，它有别于清代由徽州歙县迁徙苏州的潘氏另一支“富潘”。[5]145－146
自潘奕隽、潘奕藻兄弟先后进士及第，成为大阜潘氏迁入苏州后力学“张儒”、科举入仕从而富贵兴盛的契机。此后，苏州的大阜潘氏便科第相继，簪缨盈门。其中的潘世恩(字芝轩，号槐堂。奕基次子、潘冕孙、潘兆鼎曾孙、潘景文玄孙、潘仲兰来孙，1769—1854年，潘氏第三十世)成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癸丑一甲第一名进士状元及第，累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是清代著名的“状元宰相”。大阜潘氏人才辈出，代不乏人，正如晚清显宦李鸿章为潘氏第三十一世潘曾玮宅题写的“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匾额所示那样。而潘氏望族中的潘奕藻、潘世恩、潘祖荫等高官又均位居显要，故其门生、同年、座主、同僚等关系遍布全国，诸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翁同龢、阮元、俞樾、彭启丰、彭绍升、李慈铭、吴钟骏等达官显要、学者名流都与潘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潘氏构筑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其同年、门生的关系则往往借助于地缘关系而结成更为关系密切的“通家之好”甚至姻亲关系，这些原因都构成了潘氏成为清代江南一等望族巨绅的有效社会资源。迨至晚清，苏州大阜潘氏望族的头面人物潘祖荫(1830—1890年。字伯寅，号郑盦，是历仕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的“状元宰相”潘世恩之孙。咸丰二年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及第，授编修，在南书房供职近四十年，光绪年间官至工部尚书，卒谥文勤)即利用潘氏望族多年来控制的社会网络所构成的有效社会资源，耦合各种力量共同促成了“江南减赋”最终获得成功。
江南减赋，就苏州大阜潘氏望族而言，最早酝酿于潘世恩。据潘曾绶墓志铭记载：
“同治三年，吴中大乱克平，百物凋尽，尚书(即潘祖荫)思所以救乡里佐中兴者，惟减漕 赋一事为最重，而军饷方急，度支累空，非常之举，难于发言。复请于公(潘曾绶)，公曰：‘此先太傅(即潘世恩)之夙志，未得闲以请，汝勉之。天子仁圣，万一得请，吴事毕矣！’尚书(即潘祖荫)遂斋祓入告，竟荷愈旨，三吴千里欢声如雷。”(40)
可见，“江南减赋”乃是苏州大阜潘氏从潘世恩以来三代人的共同愿望。潘世恩之所以没有直接去做，既是由于其时条件尚未成熟，但亦因潘世恩为官向以“慎密”著称，他在枢垣十七年“不与疆吏交一牍。上前所陈奏，或有所论荐，非宣示，终不以告人，虽家人子弟不闻不知。”(41)可谓一生慎言慎行。潘祖荫是潘世恩的嫡孙，他“一生以文学政事敭历三朝，早结主知，日在禁近，进参枢密，出备六卿，恩宠便蕃，光华震叠”。(42)潘祖荫虽也“服膺家教”为人谦恭，但他遇事敢作敢为，在晚清为“江南减赋”努力再三，不仅自己不断向朝廷奏请要求“酌减”江南重赋，还多方利用有效社会资源为“江南减赋”添砖加瓦。例如，其祖父潘世恩的私塾弟子冯桂芬(字林一，号景亭，苏州府吴县木渎镇人，1809年—1874年。道光二十年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及第，授编修，是近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想之先驱人物)在其早年即深感江苏漕粮沉重，曾上书当时江苏巡抚林则徐，请予缓解一二分或三四分，以与民休息。此后，冯桂芬在咸丰三年(1853年)、咸丰六年(1856年)先后上书时任江苏巡抚的许乃剑、赵德辙，都要求“江南减赋”，虽皆未果，但“江南减赋”问题已经引起朝野普遍关注。咸丰十年(1860年)，苏州士绅纷纷避乱上海，冯桂芬再次为减赋事上书曾国藩，获得曾国藩的首肯。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率师进入上海，邀请冯氏入幕，冯桂芬再提“减赋”之议。与此同时，祖荫之父潘曾绶(世恩之子，字绂庭，1810年—1883年。道光二十年举人，官至内阁侍读)也与分管江苏粮储的郭嵩焘先请示江苏巡抚李鸿章，得到李鸿章的首肯后，再由冯桂芬拟具《请减苏松太浮粮疏》进呈。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十二日，两江总督曾国藩与江苏巡抚李鸿章两位封疆大臣督抚会衔上奏朝廷，曾、李督抚并于五月二十四日抵达京师朝觐。
在曾国藩、李鸿章督抚进京之前，太常寺卿潘祖荫又曾多次上书朝廷请减江南积欠钱粮以收拾江南人心。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二十日，即在曾国藩、李鸿章进京前一个月，潘祖荫再次上奏《请减江南赋额疏》云：
“江苏漕赋之重，甲于天下。自南宋籍没官田之租，元明以来即准此以为赋额。嘉靖中将官田民田均派摊科，官田虽减，民田反增。苏松两属官田甚多，故赋额独重，太仓次之，常镇又次之。周梦颜《财赋考》谓明比宋多十倍，比元多七倍，其大较也。……
臣窃见前江苏抚臣林则徐奏疏，有云：江南漕赋独重，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之地延袤仅五百余里，岁征地丁漕项正耗额银二百数十万两，漕白正耗米一百五十余万石，又漕赠行月南屯局恤等米三十余万石。比较浙省征粮多至一倍，较江西则三倍，较湖广且十余倍。……
自道光三年以来，岁无上稔，十一年又经大水，民力愈殚。……囊时特以积重难返，殚而不为，今则江南数郡兵燹频经，苏常至今未复，不于此时酌减旧赋，更定新章，将来照常征收，上持空名，民受重困，以残破之余，虽求如道光年间实征之数且不可得……
臣闻湖北漕额经前抚臣胡林翼裁减清厘，不独民生利赖，国课亦且大嬴。此时江南郡邑渐就荡平，因时制宜，实事求是，与民更始，酌定额粮，抚字之恩加与荡析之后，则戴德者愈深，携离之众返诸畎亩之中，则弭变者甚大。”(43)
就在朝野大臣的共同努力下，清廷立即颁布上谕，令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督饬布政使和粮道设局办理“江南减赋”事宜，查明有关府厅州县情况，折中议减，并将曾、李奏折与潘祖荫等人的奏折一并交部核议。最后折衷近三十余年实征与旧额，清廷“准苏(州府)、松(江府)、太(仓直隶州)减三分之一，常(州府)、镇(江府)减十分之一。”这次清廷为江南减赋削减的只是无法征足的空头数据，清政府的实际收入并未因此而减少，但正是这个空头数据曾给征税环节带来诸多弊端，正如冯桂芬所说：“不减额之弊，在多一分虚数，即多一分浮费，减额之效，在少一分中饱即多一分上供。减额既定，胥吏无权，民间既沾实惠，公家亦有实济。”(44)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当上述潘祖荫等为“江南减赋”的奏本上达清廷“竟荷愈旨”时，使得当时江南的“三吴千里欢声如雷”。(45)尽管这次削减的数额未能完全如愿，但想清初顺治年间发生的“奏销案”曾令多少江南士绅一夜之间沦为平民、囚徒，曾让多少士绅风声鹤唳，远走他乡，甚至自杀身亡，又有谁能料到二百年后江南士绅(主要是江南望族士大夫)竟让朝廷一次削减三分之一。细绎江南减赋之过程，不仅可以看到晚清国家与地方关系的转变，同时也可以看到地方士绅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是如何发挥其效用的。它标志着江南士绅力量的复苏，是清代皇权与绅权关系的转折点。[25]
［收稿日期］2013－02－20
注释：
①《易·序卦传》。
②林大春撰《孙忠烈纪遗》，载焦竑编《献征録》第二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行。并参阅吴仁安著《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上编，第三章第四节《集忠、孝、文、武于一门的浙东名族——明代绍兴府余姚县“孙境孙氏”孙燧家族史个案研究》，第209—2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③查继佐撰《罪惟録》卷十二《孙燧》。
④《余姚县志》卷十四。
⑤《明太祖实録》卷一五。
⑥《明太祖实録》卷二九。
⑦《明史》卷181《王鏊传》。
⑧王季烈编《莫厘王氏家谱》卷13《述德上》，1937年石印本，第65页。另，参阅吴仁安著《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下编，甲组第七则《明清时期苏州府吴县洞庭东山镇王鏊家族》，第343页—3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⑨《列朝诗集小传·甲集》。
⑩见陈继儒著《晚香堂集》卷四。
(11)见民国《吴县志》卷六十七，并参阅吴仁安著《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下编，甲组第三十六则《苏南吴郡长洲县吴宽家族》。
(12)王鏊撰《吴宽神道碑》，载《震泽集》卷十二。
(13)王鏊撰《送广东参政徐君序》，载《王文恪公集》卷十八。
(14)文含《文氏族谱续集·序》，载《曲石丛书》，民国十八年(1929)腾冲李氏刻本，第1页。
(15)文征明撰《相城沈氏保堂集》，载《文征明集》卷十八。
(16)文含《文氏族谱续集·成都世系表》，载《曲石丛书》，民国十八年腾冲李氏刻本，第1页。
(17)参阅吴仁安著《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上编第二章第七节《明清江东苏南文化世家苏州府吴江县汾湖叶氏宗族及其叶绍袁家族》；并散见该书下编甲组各有关家族。
(18)徐有贞《武功集》卷五《题唐氏南园雅集图》。
(19)童寯《江南园林志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53册，第3页。
(20)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卷二十六《玩具》之“好事家”条。
(21)何良俊《西园雅会集序》，《明文海》卷三○一《序九十三·杂序》。
(22)叶梦珠《阅世编》卷十《居第一》。
(23)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三。
(24)计成《园治》卷一：《园说》。
(25)《左传·鲁宣公十二年》。
(26)李雯《宝树园记》，见《吴门园墅文献》卷二《文菽》。
(27)沈德潜《复园记》，见《吴门园墅文献》卷二《文菽》。
(28)查慎行《三月三日朱大司空招集南庄限三字》，《敬业堂诗集》卷七。
(29)余京《五日张处冲招宴集心远亭限韵五首》其二，《江干诗集》卷一。
(30)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二四《治国平天下之要·经制之义下》。
(31)韩世琦《请减浮粮疏》，乾隆《苏州府志》卷一○《田赋》。
(32)黄廷鹄《役法原疏》，《明经世文编》卷五○三。
(33)《见闻録》，《陈眉公秘书十种》。
(34)《清圣祖实録》卷一三○，康熙二十六年六月丁未。
(35)乾隆《苏州府志》卷卜一《田赋·徭役》、嘉庆《松江府志》卷27《田赋·役法》。
(36)张居正撰《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载《张文忠全集》。
(37)清季天梅生著《金唬逸史》卷一：《绿绮楼》。
(38)潘祖荫《潘文勤公奏疏》，光绪刻本，第7－9页。
(39)潘祖荫《潘文勤公奏疏》，光绪刻本，第18－20页。
(40)1992年修《大卓潘氏支谱·诰封光禄大夫四品卿衔内阁侍读追赠三品卿衔潘公(曾绶)墓志铭》，第1421页。
(41)《潘文恭墓志铭》，载同治八年修《大阜潘氏支谱》，卷二十。
(42)李慈铭《诰授光禄大夫太傅工部尚书潘文勤公墓志铭》，载《大阜潘氏支谱》卷九，民国十六年(1927年)修。
(43)《潘文勤公奏疏·请减江南赋额疏》，光绪刻本；潘祖年辑《潘祖荫年谱》，苏州吴县潘氏刻本。
(44)民国刻本《吴县志·列传四·冯桂芬传》。
(45)1992年修《大阜潘氏支谱·诰封光禄大夫四品卿衔内阁侍读追赠三品卿衔潘公(曾绶)墓志铭》，第1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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