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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物的一个主要门类。中国的青铜器有其自己的渊源和传统，产生早，历史长，制造精美，种类丰富，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美术价值，早为举世所公认。
早在西汉时期，已有发现与收藏古代青铜器的记载，也曾有学者对青铜器作过鉴定和研究，但这种研究还没有形成一种学问。到了北宋时期，出现了体例相当完善的青铜器著录书籍，研究青铜器的学者更是辈出。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一部著录——吕大临的《考古图》，自序于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①。收藏和研究青铜器的风气，清代乾嘉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扬。
本世纪20年代，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后，青铜器的研究逐渐成为这门学科的一大分支。当前，海内外有很多专家学者致力於研究中国青铜器，所发表专著、论文、图录不可胜计。对比於业已通行的“甲骨学”、“敦煌学”等名词来说，作为一种学科的“青铜器研究”（或者“青铜器学”）这一术语早就应该使用了。
今天的青铜器研究，是以历史上收藏、研究的成果为起点的，但其根本的方法和趋向则与过去不同。以往学者研究青铜器，限於当时的条件，所据材料大多没有明确的出土记录，从而只能作分别的探讨。现今的研究，由於田野考古工作的发达，能够以科学发掘的收获为主体，尽可能运用考古学层位学和类型学的理论和方法。
中国学术界过去研究青铜器，每每偏重于器物上的文字，即通称的金文。这方面虽然积累了非常有价值的成果，但也不免带来不少局限性。现在的青铜器研究，则扩大到对其形制、纹饰、铭文、功能、组合、工艺等方面，作出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其中青铜器制作工艺的考察，更引进一系列新的科学技术，使青铜器研究带有跨学科的性质。
外国学者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多从美术史的角度入手。从学科的发展来看，美术史和考古学向来是关系密切、相辅相成的。只有按照考古学的要求，确定青铜器的文化性质，划分其时期和地区，才能将数以万计的种种器物整理出统绪；而如不经过美术史的考察，说明青铜器的创作技巧及其所蕴含的思想意念，就不能充分显示诸般珍品的意义与价值。这两者，应该说是不可偏废的。
令人欣幸的是，由于新材料的大量涌现，青铜器研究正在取得迅速进展。不过10年以前，我为《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卷写了题为《中国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的综述，如今看来，已有许多地方须作补充修改。必须说，这几年间的考古发现，实在是太丰富、太精彩了，对青铜器各个时期的研究，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下面便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青铜器产生、演变的基本脉络，以及由最新发现得到的认识（材料以近10年中发表者为限）。
多年研究表明，中国青铜器有其自身独立的起源，但究竟是在什么年代和什么地方开始出现，迄今仍有待探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铜器，是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一座仰韶文化房屋基址中出土的铜片，正式报告已于1988年出版。基址的碳14年代经校正约为公元前4700年②，但这一铜片是黄铜而非青铜。中国目前最早的青铜器，是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的马家窑类型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刀，系合范铸成，有关地层的碳14年代经校正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同一遗址还发现有铜器残片，惜已风化③。又据报道，1987年在西台红山文化房屋基址中发现了多块经烧烤的铸铜陶范④，这年代也是很早的，不过报告还没有发表。
上述中国青铜器出现的年代，和两河流域与埃及相差无几。两河流域在公元前3000年后才有青铜器出现，如乌尔的刀、针、基什的铜片；埃及的青铜器，则始见于公元前2600年左右的第四王朝。这些地方的早期青铜器，和在中国一样，其发现是零星的。
埃及真正进入青铜时代，是在公元前2000年的中王国时期。中国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碳14年代经校正在公元前1890至1670年左右，公认应属青铜时代，年代也大致相近⑤。
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不仅有小件的工具和饰物，还有了较大的礼器和兵器，都是用合范法铸造的。这开启了中国青铜器长期普遍使用这种铸造方法的传统。
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礼器，以前只有爵。另外，非发掘品有角，不知出于何地。近年在二里头陆续出土了鼎、斝、盉、觚，说明当时礼器已有较复杂的组合。同时，兵器有戈、戚、箭镞，工具有刀、锛、锥、凿、铲、刻刀、鱼钩等⑥。看其制作技术，这种文化有形制更大得多的青铜器，完全是可能的。
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的工艺水准，还表现在其装饰技巧上。这时已经有很精湛的在青铜器上镶嵌绿松石的技艺。其代表作是一种束腰的长圆形牌饰，已见有十件，其表面都满嵌绿松，构成美观的饕餮纹⑦。特别是1987年二里头出土的一件，全体镂空，饕餮纹由400多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联缀而成⑧，技巧超绝，确实出人意料。
商代前期，即考古学上所说商文化二里岗期的青铜器，上承二里头文化而有明显的发展。二里头文化器物的一些特点，这时仍然存在，如容器胎壁很薄，鼎为锥足，爵、斝等为平底，可是器种大为增多了。礼器的鼎、鬲、甗、簋、爵、斝、角、觚、尊、卣、壶、罍，以及盘、盉，兵器的戈、矛、钺、刀、箭镞，工具的斧、锛等等，均已齐备。纹饰多作带状，没有作为图案衬底的地纹。直到其最晚阶段，才出现通体满花的装饰。在少数器物上，开始有了字数很少的铭文。
商代前期青铜器出土地点分布范围，已经相当广泛。其中心在河南中北部，北起辽宁，南至湖北、安徽，都有发现。1980年和1981年，陕西城固龙头镇两次发现这一时期的礼器和兵器，共计75件之多⑨，形制、纹饰的特点同于河南等地所出，表明当时中原文化已传播到汉中一带。这项发现，1988年始得发表。1986年，在辽宁锦州水手营子出土一件连柄铜戈⑩，看其花纹，也应属于商代前期。
1985年、1989年，河南郑州小双桥出土青铜建筑饰件各1件，上饰饕餮纹和龙、蛇、虎等花纹，系典型的商代前期风格(11)。由此可见青铜工艺已很发达，竟能施于建筑，我们对其水平当刮目相看。
商代后期，即商文化殷墟期的青铜器，较之前期有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时期，器物的胎壁转为厚重，各器种的形制都出现了复杂的变化。纹饰流行通体满花，形成了富丽繁缛的所谓“三层花”，不仅具有地纹，而且在图案上还重叠有纹饰。铭文也逐渐加多，最长的接近于50字，有比较重要的记事内容。这样，便出现了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
河南安阳殷墟，为商代后期王都，所出青铜器多属于王室贵族，因而特别精美。其间许多杰作，久已闻名于世。随着殷墟发掘的继续，青铜器的新发现层出不穷。一个最近的例子，是1990年发掘的郭家庄160号墓，共出青铜礼器40件，包括圆鼎、方鼎、提梁鼎、甗、簋、角、斝、方斝、方觚、斛、圆尊、方尊、卣、罍、盘、盂等种，有些器形前所未见。其中方形器几乎占了一半，更较特殊。此外乐器、兵器、工具等也很不少(12)。
商代后期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分布更为辽阔，北至内蒙，南至广西，东到沿海，西到甘肃东部。这些年几项重大的考古发现，使人们对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广泛性有了更深刻的印象。
发现之一是1986年陕西西安老牛坡的发掘(13)。这处遗址的墓葬及车马坑内，出土了不少青铜器，大部份形制、纹饰均与中原所出类似。同时也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如有3个人面纹的圆刃钺，各种动物形铜饰。其间人面形饰与牛首形饰，和陕西城固、洋县一带发现的相同。距老牛坡不远的长安大原村，1965年曾出土1件尊，于1986年发表(14)。尊有铭文8行近40字，在商代后期金文中是较长的。这些地点可能与文献所记的崇国有关。
同样是在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掘了两座长方形的器物坑，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十分珍异(15)。礼器如尊、罍、瓿等，有明显的商文化色彩，特别与湖南、湖北以及陕西城固的同时期器物相像。另外，还有许多极富地方特点的青铜器，如不少件青铜人面、人首，大小不一，装饰也各异。最大的人面，宽138厘米，高65厘米，耳翼伸长，目睛突出，以表示有聪明的神力。另外人面，又有在鼻上设云气形，表示嗅觉神力的。
表现人体全形的，有高达260厘米的铜人，高冠长衣，上饰龙纹，赤足立于有扁足的双层台座上。其两手作持物状，实际是一件大型的器座。
器物坑内又出有青铜神树，估计至少有两株(16)。最高的一株，经复原现高384厘米，一侧有首朝下的巨龙，另侧设枝杈花果，立有禽鸟，造型奇特而生动。这株神树，乃是迄今所见最高大的青铜器。
1989年，在江西新干（旧作新淦）大洋洲发掘出一座商代大墓，随葬品中青铜器有480多件(17)。墓的时代，相当于殷虚早期。这一时代的特点在青铜器上有鲜明表现，例如高99厘米的大方鼎，类似中原二里岗期上层的器物；腹部有通连管道的细颈方卣等，形制和纹饰则显属殷墟期。方卣及双层底的方鼎等，反映出高度工艺水平。
大洋洲的青铜器，既受有强烈的中原文化影响，又表现出明确的本地特色。即使是在形制接近中原的器物上，也每有不同的文化因素，如多加虎、鹿等兽形装饰等等。这种地方因素，在兵器、用器上面表现尤多。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了成组成套的青铜工具和农具。工具除常见的木工工具外，有的可能是皮工等方面的工具。农具包括：铲、耒、耜、犁、镰等，从启土到收获，都很具备，堪称重大发现。
以上几项发现告诉我们，在商代后期，中原以外也存在相当发达的青铜工艺，其发展轨迹值得专门探求。
新发现的这一时期青铜器，有的铭文有助于解开甲骨文、金文研究中的疑难。例如1991年，河北定州北庄子出土器物，多有“
”字（疑即《说文》的“
”）铭文(18)，使我们知道了该重要族氏的所在。1973年，山东兖州李宫村出土器物，于1990年发表(19)，铭文有族氏“索”，写法同于甲骨文，把争议不休的征人方路线方向确定了。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主要是商末传统的延续，特别是周初的器物，直接继承了商代繁荣华丽的风格。商、周青铜器之间的差异，每每是在细微的方面。唯一显然不同的是，周人的铭文多而加长，内容也更为重要。到了西周中期，青铜器的种类有较大变化，一些酒器如爵、角、斝、觚、尊、卣、方彝等，逐渐减少甚或消失，钟则在此时出现。纹饰趋于简朴，重新流行带状花纹。西周早期自商代沿袭而来的以神话动物为主的各种花纹，至此渐被分解而图案化。铭文字体也由雄浑遒劲，转为整齐规饰。这样的趋势，在西周晚期仍然继续，同时工艺水准走向退化。西周晚期盛行的新器种，有簠、盨、匜等。
关于西周早期青铜器的新材料，首先应提到1981年发掘的陕西宝鸡纸坊头1号墓，可看1988年出版的《宝鸡
国墓地》报告(20)。墓中器物瑰丽雄奇，是周初青铜美术的珍品。如饕餮纹圆鼎上有平盖，盖上有夔形扁钮，却置成足，极为罕见；伯簋双耳及方座四隅均饰牛首，有伸出的角，耳的牛首上又有伏虎，也很奇特。这些器物，都能与以往宝鸡斗鸡台、戴家湾的出土品相媲美。
1986年北京房山琉璃河1193号墓出土的克罍、克盉(21)，则以铭文的历史意义著称。铭中记述周初封燕国的史事，证实了燕的第一代国君便都于北京，这对北京沿革的研究自然是一大贡献。同等重要的，可举出最近河南平顶山发现的柞伯簋，作器者乃周公之子、胙国的第一代国君。
1991年以来，在河北邢台南小汪出土了不少青铜器，1993年邢台轮胎厂所出尤为重要(22)。这些发现确证西周的邢国即都于现今的邢台。类似的发现，还见于山东济阳刘台子，该地1979年以来先后发掘清理了几座墓葬，属于姜姓的逢(23)。所出青铜器，如象鼻足的方鼎，十分特殊罕见。
关于西周中期青铜器，可举出1984、1985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发掘的几座墓葬所出(24)。从铭文看，作器者系井叔，乃当时王朝要臣。163号墓出有登仲兽形尊，通身花纹，并加龙、鸟等立体装饰，精美珍异，其铸作年代可能略早。
近几年所见最重要的西周中期金文，应推1986年陕西安康王井沟、老君观间出土的史密簋(25)。这件簋有铭文九行，共九十三字，记载了周孝王时东征的事迹。
西周中晚期最重大的发现，是山西曲沃北赵的晋国墓地。该墓地自1992年起清理和发掘，发现了一系列大墓及车马坑，证明属于晋国公室。在青铜器上找到的晋君名号已有六七个，年代自西周中期到西周末(26)。由于各墓大都出有成组的器物，使我们对当时青铜器的演进得有系统的认识。
北赵青铜器的晋君名号，可与史籍中的世系彼此对照，有不少铭文所记历朔足供推算。特别重要的是晋侯苏即晋献侯的编钟，有刻铭300余字，包含若干历朔，年、月、月相、干支俱全，给解决月相性质问题提供了钥匙。还有许多珍品，如铭文特异的楚公逆编钟，造型初见的兔尊等等(27)，不能枚举。
北赵晋国墓地的青铜器序列，为西周中晚期中原一带青铜器树立了标尺。不难看出，过去大家以为是在东周初年产生的一些因素，实际在西周晚期已经有了。这对青铜器分期研究，是有很大意义的贡献。
1994年出现的一对秦公壶(28)，形制、纹饰均似著名的颂壶和在芝加哥的壶，后者也都成对。从年代推断，秦公壶应为秦庄公所作，十分珍贵。壶的出土地点可能在甘肃礼县，同出的还有别的青铜器和华美的金箔饰物(29)。秦国初期的历史文化，由此得到新的研究线索。
和西周早期青铜器继承商末一样，东周初即春秋早期的器物风格也直接沿袭着西周晚期。不过因为此时国家由统一走向分袭，青铜器的地域性渐趋突出。例如秦国的青铜器，便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1990年以来，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发现了许多青铜器。该处系虢国墓地，1956至1957年曾经发掘，这次又发现了2001、2006、2009等重要墓葬(30)。所出大量青铜器，估计多属春秋早期，其间也有西周晚期的，应为东迁携来。关于墓葬年代尚有不同意见，有主张统为西周的。如与晋国墓地的器物序列对比，年代不难确定。无论如何，用这些材料来研究两周之际青铜器的演变是适宜的。
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是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第二个高峰。
自春秋中期起始，列国青铜器间的差异更为显著，但总的说来，出现了美术作风的新潮流。就纹饰而言，蟠螭纹取代了西周中期以来流行的窃曲纹、重环纹、鳞纹等，与之配合，采取了绹索纹、垂叶纹、贝纹之类图案。铭文字体也有改变，开始有富于美术意味的鸟虫书和“科斗书”。在工艺方面，这时镶嵌红铜之类金属的技术流行，随之在春秋晚期，错金、线刻等等也兴盛起来。到了战国，在青铜器上施加错金银、鎏金银，以及各种表面处理的技巧，都很普遍，使器物的绚丽华美达到空前的程度。
这里还必须谈到失蜡法的铸造技艺。1986年出现的楚王酓审即楚共王的一件盏(31)，提手、耳、足玲珑剔透，经鉴定系失蜡法铸件，和河南淅川下寺前此出土的一些器物可相印证，均为春秋中期，是已知最早的这种技艺的产物。淅川楚墓的发现范围正在扩大，1990年至1991年，于和尚岭、徐家岭发掘中又出了不少精美的器物(32)，年代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
1993年出版的《侯马铸铜遗址》，公布了1960至1962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的大量陶范(33)，充分显示出在春秋战国之际青铜工艺的高度水平。1986年发掘的山西太原全胜村251号墓(34)，正好处于这一时期，其青铜器精致繁多，蔚为大观，据考证属于晋卿之赵。在晋国以外，年代相似的有1982年发掘的山东临沂凤凰岭墓(35)和1984年发掘的江苏丹徒北山顶墓(36)，都出有不少美观的青铜器，前者可能属于鄅国，后者则属于吴国。由此足见当时青铜器水平的提高在列国间是普遍的。
时到战国中期，青铜器富丽繁花的风气业已发展到极致。随着青铜器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范围的扩大，素面器物逐步普及起来。在器物上施加彩绘装饰的出现，也促进了这一趋势。
1986至1987年发掘的湖北荆门包山楚墓所出青铜器(37)，可为上述趋势的实例。包山2号墓的下葬年代在战国中期末尾，器物多系错金银、嵌红铜，还有嵌绿松石的镂孔杯等。较晚的4号、5号墓的器物，如报告所说，则较轻薄，而且无论形制、纹饰都与2号墓的有较大区别，素面占据了优势，同秦汉器比较接近了。
秦兼并六国之后，各地青铜器广泛受秦文化传统的影响，延至汉代，构成了基本统一的风格。秦汉的日用器物，形制一般固定，并以素面为多，但皇室贵族所用，仍然常用鎏金、错金银、镶嵌、线刻之类技艺，有着许多杰出作品。
可以表明战国到秦汉间青铜器转变的，是1983年发掘的广东广州象岗大墓，题为《西汉南越王墓》的报告在1991年印行(38)。该墓葬于西汉早期，但所出青铜器中包括若干战国和秦代的遗物。例如蟠虺纹鉴、四年相邦张仪戟、错金虎节及四山镜、六山镜、三螭镜、菱形纹镜等，时代皆系战国。其他器物也可辨识出不同的文化传统，如鍪和蒜头壶为秦式，细高足鼎为楚式，盆口鼎为越式，另外多见的提筒亦显属越人。研究分析这些青铜器，对了解当时文化融合的过程甚有裨益。
古代少数民族的青铜器，近期也有很多重要发现。一个例子是1991年到1992年，云南呈贡天子庙和江川李家山的发掘，又出土了大量战国到西汉的青铜器(39)，其中颇多佳品。还有在国外发现的中国青铜器，可举出1978年阿富汗席巴尔甘所出西汉铜镜，据1990年发表材料，有铭34字(40)。再有1994年韩国金海出土的西汉铜鼎，也有铭文(41)，同类器物以前在国外尚未发现过。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发现层出不穷，以上关于近10年新材料的叙述也只是列举了一部分例证，很不完全。但由此不难看出，青铜器研究作为一种分支学科来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①吕大临：《考古图》，序，中华书局，1987年。序署“元祐七年二月”，中云“暇日论次成书”，是当时已有完稿。钱曾《读书敏求记》载有北宋刊本。其卷八“琥”下按语引《复斋漫录》有徽宗谥号，当系后加。
②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第148、544-548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③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临夏回族自治州文化局、东乡族自治县文化馆：《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
④⑥《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
⑤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第181-182页，香港中华书局，1991年。
⑦李学勤：《论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铜饰》，《中国文物报》1991年10月20日。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4期。
⑨王寿芝：《陕西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文博》1988年第6期。
(10)《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第63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1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小双桥遗址的调查与试掘》，《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160号墓》，《考古》1991年第5期。
(13)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
(14)陈贤芳：《父癸尊与子尊》，《文物》1986年第1期。
(15)四川省广汉市文化局：《广汉三星堆遗址资料选编》（一），1988年。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市文化局、文管所：《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
(16)《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3卷《巴蜀》，40-44，文物出版社，1994年。
(1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新干县博物馆：《江西新于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
(1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定州北庄子商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参加第三届环渤海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报告集》。
(19)郭克煜、孙华铎、梁方建、杨朝明：《索氏器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文物》1990年第7期。
(20)卢连生、胡智生：《宝鸡国墓地》，第17-38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漓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22)《邢台西周邢国考古调查有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1994年11月13日。
(23)李学勤：《有逢伯陵与齐国》，《齐文化纵论》，华龄出版社，1993年。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长安张家坡西周井叔墓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1期。
(25)李启良：《陕西安康市出土西周史密簋》，《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
(26)《晋侯墓地发掘告一段落》，《中国文物报》1995年1月15日。
(27)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
(28)李学勤、艾兰：《最新出现的秦公壶》，《中国文物报》1994年10月30日。
(29)戴迪野：《秦族黄金》，伦敦，1994年。
(3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1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同上：《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6的清理》，《文物》1995年第1期。
(31)李学勤：《楚王酓审盏及有关问题》，《中国文物报》1990年5月31日。
(32)曹桂岑：《河南淅川和尚岭徐家岭楚墓发掘记》，《文物天地》1992年第6期。
(3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文物出版社，1993年。
(3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大墓及车马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9期。
(35)山东省兖石铁路文物考古工作队：《临沂凤凰岭东周墓》，齐鲁书社，1987年。
(36)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
(37)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38)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39)昆明市文管会：《吴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40)李学勤：《阿富汗席巴尔甘出土的一面汉镜》，《文博》1992年第5期。
(41)李学勤：《韩国金海出土的西汉铜鼎》，《中国文物报》1994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