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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390(2006)05-0059-04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学科发展的日趋成熟和理性，古典文学研究已经基本摆脱了过去那种粗放或曰笼统的研究方式，而代之以非常细致、深入的分析、推理和阐述。虽然上世纪有关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为过去，但实际上，学者们对新方法的探讨和实践从未停止过，近年来诸如统计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文化学等等研究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各显神通即是最好的明证。这些不同研究方法的尝试极大地推动了学科的发展，对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遗憾的是，截至目前，这些方法似尚不能推动这一学科取得跨越式发展，从整体上将古典文学研究向更加科学、缜密、严谨的方向推进。比如，现有研究方法很难非常直观地再现古代某个作家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所从事的丰富多彩的创作，更难以确定在某个时空坐标中，很多作家所处的方位、创作状况及其迁移走向，对某一作家群体在不同时段、不同地点的活动与创作情况难以做出非常细致、精确的定位与统计分析，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细致深入地研究古代作家的生活、创作，包括作家的交游、唱和、游历等显然大有裨益，对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家族文学研究、作家群体研究、编年文学史写作等等也至关重要。而现代信息技术的前沿分支之一GIS，恰好可以满足古典文学研究的这些需要，鉴于此问题尚未引起学界同仁的广泛重视，故笔者不揣谫陋，略陈浅见如下，以抛砖引玉，并就正于博雅君子。
一、GIS的主要功能及其与古典文学研究的契合点
伴随计算机、网络、全球定位等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地理空间信息的采集、存储、加工处理、共享交换、综合应用等等得到了迅速发展，孕育了现代信息技术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其基本内涵在于可以将物质世界中的物体和社会历史事件的空间关系抽象为点与点之间、线与线之间、面与面之间、点与线之间、点与面之间、线与面之间的各种空间拓扑关系，从“相邻”、“相离”、“相交”、“包含”、“重合”等角度进行精确的定位和表述。
物质世界中的任何物体和社会历史事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空的印迹。人类生活中80％以上的信息和地理空间位置有关。GIS作为获取、处理、管理和分析地理空间数据的重要工具、技术和学科，近年来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迅猛发展。从技术和应用的角度，GIS是解决空间问题的工具、方法和技术；从学科的角度，GIS是在地理学、地图学、测量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具有独立的学科体系；从功能上，GIS具有空间数据的获取、存储、显示、编辑、处理、分析、输出和应用等功能。
GIS所需要的数据可以包含历史数据。这类信息在我国非常丰富，经过基于与地理学知识相关联的整理和完善，完全可以成为能够为GIS所用的地理空间信息。
GIS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应用。作为古典文学研究对象的作家及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分布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域，与文学发展密切相关的历史、文化、民俗、作品传播路径、书籍刊刻等现象也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域。既具有历史延伸性，又在特定历史时段内具有地域分布的广泛性特征，其中很多历史文献、资料、数据的空间信息属性特征相当明显，这就使得以GIS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有可能为新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注入一股强大的新生力量。
我们知道，就古典文学研究而言，随着学科发展的不断深化，学术的触角已经愈来愈伸向此前所不曾触及的中小作家、局部文学现象及其它原来极少涉及的领域。以新时期以来成就较为卓著的唐诗研究为例，研究对象已经远远不局限于少数作家作品，所涉及的问题也不再仅仅是唐诗的分期问题、主要诗歌流派的诗风特色及其递嬗演变，而是旁及更加广泛的二三流作家和作品，对唐诗的局部发展更有直接关系的一些细节问题，研究方法也不再局限于考证或审美分析等，而是多运用交叉学科知识如历史学、政治学、宗教学、民俗学、文化学、地理学、军事学等等对研究对象进行多维度的审视和考察。例如傅璇琮先生对唐翰林学士的参政方式、心态变化与文学创作关系问题的研究就颇能说明这一问题。其《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一文指出其研究方法为，“着重于个案研究，避免笼统而又不适当的宏观概括。……先从不同的时代段，来看一看这翰林学士群体在不同时期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文化形态，并对有代表性的人物作某种典型性的分析，然后可以作出总体性的，有学术价值的结论。”[1] 作为一名既有精深的文史功力，又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傅先生的研究方法及其结论无疑具有极大的示范意义。
问题在于，一般研究者没有傅先生那样深厚的文史功力，但即使文史功力深湛如傅先生，抑或即使傅先生本人，也只能选取部分典型个案进行研究，仍很难对所有唐代的翰林学士一一进行详细的考论，况且仅就唐代文学研究而言，需要研究的对象又何止翰林学士这一个群体，如果对每一个个体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以目前学者们的精力而言，似乎还遥不可及。这并非是哪个学者的能力不足或水平不高，而是由于人类的精力或智力因素尚无力承担这样繁重的工作，或者即使勉强能做到这一点，也需要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始能完成。
与此相联系，由于学者的功力与识见等因素，术业有专攻的“专家”，即使对一个或若干个文学史上的个案有深入的研究，也难以对全局性的文学发展规律做出全面、系统、合乎实际的推论。诚然，按照逻辑学原则，若干个“个别”现象的确可以推导出“一般”性的规律。问题在于，用于归纳的“个别”现象如果数目太少，便难免对规律性的总结出现偏差；而穷毕生之力研究较多的个案，也不见得就能推导出符合实际的宏观性结论。况且人类对真理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只有对尽可能多的“个案”进行极其细致深入的研究，又能快速而科学地把这些个案的研究结果综合起来，把这些信息的内在联系通过非常严谨、精密的途径揭示出来，才称得上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这样的研究方法，特别需要被引入到像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这样的学科中。这是因为，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各类资料浩如烟海，一般学者皓首穷经，积毕生之力也只能研读其中很小一部分。这就使得治古典文学者，如从事宏观研究，则难免有游谈无根之弊；而从事微观研究者，则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就需要学术界尽快找出一种研究方法，既能对大量文献史料条分缕析，快速处理，以生成尽可能多而又可信的微观处理结果，又能对这些微观处理结果进行二次或多次分析，以揭示其内在联系，并最终得出科学的结论。这样的研究方法，目前还不多见，有之，则GIS适堪当此大任。
如前所述，GIS能够对时间和空间资料进行准确定位和分析，以往靠人工分析的数据一旦被引入到GIS中，则不仅单个数据可以得到极其精确的定位，更重要的是各项数据被置于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系统之中，通过相关运算和分析，数据之间的联系可以以非常清晰、科学的方式揭示出来。很显然，这样一种系统一旦运用于古典文学研究，则不仅该学科面临的上述问题可以得到有效解决，而且可以生发出更多的研究课题，使得该学科的发展向更加深入、科学的方向迈进。依笔者浅见，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引入GIS，至少可以协助解决如下问题：(一)中国历代作家在不同时期的地域分布状况；(二)自先秦以来中国历代作家在不同地域的消长； (三)历代作家的迁徙与文化重心之转移；(四)作家群体的诞生、嬗变与其地域之分布；(五)家族文化与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六)具体作家在不同年月的创作情况及其作品在不同地域的分布；(七)作家文集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流布、刊刻；(八)精确描述文学事件、作家活动与编年文学史写作；(九)作家年谱的编纂；(十)著名作家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响研究。传统研究方法当然也可以运用于这些课题的研究，但如引入GIS，则必将使学科发展更加科学化、系统化。如果说文学创作更多的是作家才情的表现，文学研究则是一门科学，这门科学如能汲取当代最先进的信息技术成果，对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对学科的整体发展必将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二、GIS可以解决的问题及优势
从空间与时间的角度而言，文学研究不外乎对共时性文学现象与历时性文学现象的研究。而不论面对哪种研究对象，GIS都可以自如应付，游刃有余。例如，北宋党争酷烈，蜀党、洛党、朔党以及支持或反对变法的新、旧党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关系，而北宋的作家也并非单纯的文人，而往往集政治家、官僚、学者、作家等各种身份于一身。所以，北宋的作家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程颢、程颐、苏轼等等都同时又是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他们的门人弟子如苏门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等人的外围又聚集着若干情趣相同或相近的亲友、交游等。但是，这些追随者或曰外围人士的思想倾向绝对不是完全等同于其宗师，亦不能简单地划分谁是支持变法的新党，谁是反对变法的旧党。例如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尽管后来作为旧党人士一贬再贬，终死于宜州贬所，但他对王安石本人的为人和学问相当敬佩，《宋元学案》列黄庭坚于《蜀学略》、《范吕诸儒学案》、《华阳学案》三处，把评传放在《范吕诸儒学案》中，列在李常门下，又在《濂溪学案》中将黄庭坚列为周敦颐的私淑弟子。黄庭坚一人的党派关系已经如此复杂，遑论北宋数百作家的情况了。所以，尽管北宋党争与文学的关系问题近年来颇受学者重视，出版了数种专著，但是，这其中复杂的党派关系与文学诸现象之间的规律似仍有研究的馀地。假如我们把相关文献资料(数据)引入到GIS中，将熙宁、元丰、元祐这一时期内每年甚至每月每个作家所居住的地点(位置)、相互之间的交游唱和情况及其他历史文献在GIS中予以准确定位，则从共时性的角度而言，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空间坐标点上，所有这些作家所处的方位(如哪个城市或区域)、相互关系、是否属于同一阵营、在某个阵营中的级别，以及与其他阵营成员的对立、争斗等情况将一目了然。而从历时性的角度而言，则所有这些作家的师承、渊源、互动历史将非常清晰地得到展示。值得关注的是，GIS的用途绝非仅仅把这些众多作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展示出来，由于这一架构本身所具有的时空分析功能，对其中某个党派若干成员的分析有可能得出人工研究所不能产生的结论，如对系统内所有作家的互动关系进行综合处理，则可能生发出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得出一些传统研究方法难以企及的结论，这对学术的开拓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还可以举出清代桐城派研究为例。桐城派是清代中期最为重要的文学流派之一，以桐城古文享誉后世，而自姚鼐开始，桐城诸子又喜欢做诗，是以又有所谓“桐城诗派”之说。从地域角度而言，桐城之学遍布很多省份，观清人王先谦所选《续古文辞类纂》可知桐城之学遍布江苏、江西、广西、湖南、浙江、山西等地。发源于安徽桐城的这一流派发展衍变至清末，又有以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严复、林纾、陈衍等部分作家组成的“侯官派”和以湖南曾国藩及其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部分作家构成的“湘乡派”等文学支派。成员众多，师承各异，文学主张比较驳杂，而各成员之文学成就当然亦颇不相同。对于这样一个时间绵延数百年之久，影响深远，且成员出自不同地域的文学流派，传统研究方法的功绩当然不能抹杀，但如利用GIS，则必将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例如，不同地域的桐城派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学创作的地域特色，整个流派代际之间的发展演变等，均可借助GIS生发出很多凭借人工整理和分析很难得出的结论。如果前期工作准备充分，相关文献包括文字、图表等在该系统中得到准确定位，则对于这样一个时间跨度较大、地域分布较广的文学流派，利用GIS进行研究分析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适应网络发展、异地检索、查询等功能的需要，GIS的发展又衍生出使用浏览器界面的WebGIS，集成Web功能的GIS为异地检索、查询、交换数据以及归纳、分析、整合数据提供了便利。由于WebGIS具有二次开发功能，伴随各类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各个子系统之间的交叉整合将会产生更为细化的专题性应用，比如桐城派研究中桐城派与“阳湖派”、“宋诗派”、“同光体”的关系、衍变趋势等问题有可能推论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
将GIS引入人文学科，并非笔者的恣意妄为。据笔者所知，除台湾中央研究院建构有“中国大陆与台湾历史地理资讯系统”外，北京的首都师范大学也正在搭建利用GIS技术进行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平台，在2005年12月于北京大学举行的“第二届文学与信息技术国际研讨会”上，周文业教授向与会专家作了《中国文学历史地理综合信息系统平台的设想和开发——以〈三国演义〉和“唐代文学”研究为例》的成果展示。这些研究都是建构在历史上的地域信息分布这样的基础之上，与传统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方法本身既有内在的某种关联性，又具有适合时代特点的创新之处。此足以证明，将GIS引入古典文学研究，完全是可行的。
三、信息技术与古典文学研究的未来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在本质上而言是不可重复，不可复原的。一个事件一经过去，由于时间具有不可逆转的特性，所谓复原或再现历史就只能成为童话或电影故事中的场景。但是，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每一个个体都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未来发展所需要的教训和启迪。因此尽可能真实、完整、准确地复原并描述历史便成为历史学家及其相关学科学者们永远的追求。具体到古典文学研究而言，由于很多作家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现存史料有限，如何恰当地进入历史语境，准确把握当时的创作环境和氛围，与古代文学家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心灵交流，并藉此揭开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所以问世的谜底，揭示文学创作和发展的规律便成为一代又一代学者们为之奋斗不已的目标。所以无论是考据的方法、社会分析的方法抑或文本阐释的方法等等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尽可能准确而完整地再现历史事实，科学地解释历史。古典文学研究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所包含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然而，这些相对比较传统的研究方法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程度不同地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但伴随着历史不断演进，这些方法的局限性也逐步有所显露。这些相对传统的研究方法一般是对个案进行比较细致深入的研究，而后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一般规律或综合性结论。而GIS的出现则可以对众多个案进行同样深入、细致、精密的快速分析，并且具备无限的可扩展性，从而保证了学术研究在更大范围内的科学性、缜密性、严谨性。因此，地理信息系统为古典文学研究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解决方案。虽然把这一方案付诸实施还有太多细致的工作要做，还有很多技术上的难点亟待克服，但是伴随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一技术的引入，必将对古典文学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对古典文学研究而言，在多数人的思维中，计算机只能作为辅助手段发挥其作用，如资料检索、查询、排序等等，似乎只能属于“形而下”的“器”之范畴，永远不能代替人的“研究”，上升到“形而上”的“道”的高度。这种看法，其实既低估了计算机的高度智能性，也低估了人的伟大创造力。信息技术是人类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创造，信息技术的重要分支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已经使得冷冰冰的机器具备了人类的某些思维能力。自1956年信息科学领域提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概念以来，关于认知科学的研究已经获得了某些关键性的突破，所谓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主要研究人的智能、机器智能及其他动物的智能，涉及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神经科学、数学、语言学、哲学等多种学科。戴汝为院士在“第二届文学与信息技术国际研讨会”上发言时指出，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的重点在于突破对直觉、顿悟、灵感等人脑思维方式、机理的掌握和模拟，研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样一种人类传达信息的方式能否在机器之间、机器与人之间实现的可能性与实现方式。经过第五次产业革命(信息革命)，计算机问世以来的局面将会由人伺候计算机转换成计算机伺候人，人-机结合成为信息革命中的重中之重。[2]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思维科学、人工智能以及数据库技术，GIS技术，网络查询技术等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之快，远非其他学科可比，而这样的发展速度正是人类的聪明才智在这一领域的集中体现，而机器本身固有的强大运算、分析能力又远非人类所能望其项背，其结果将是机器会具有人类所具有的某些思维特征和功能。一旦计算机具备这种人类才有的“心智”，则必将在很多领域产生划时代的影响，同时也可以而且必然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中能够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3] 笔者曾经设想，在对中国历史上尽可能多的古籍文献予以数字化的基础上，由计算机自动生成若干作家的年谱，进而编辑出各个时代的文学编年史，在编年史的基础上由GIS对作家的群体活动，包括创作、交游、唱和等进行动态还原，而后配合学者的人工研究，必能生发出很多现今无法预料的课题和观点，有力推动绵延数千年之久的这一传统学科向现代化方向迈进。
北京大学李铎先生提出信息技术运用于古典文学研究已经由单纯的检索进入数据“分析时代”，[4] 笔者深表赞同。“分析时代”的重要特征即是计算机在参与古典文学研究时将逐步从作为辅助工具的“器”晋级到能参与“研究”的“道”的阶段。这一逐步深入的过程将极大地改变现有古典文学研究的格局，对古籍文献整理、历史学、古典文学等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