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促进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时代转换
王朋兵
（中共池州市委党校，安徽 池州 247000）
摘要：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及其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自觉追求，致力于平等社会、富裕社会、共享社会建设，从特定的历史条件出发推动公平正义社会建设的时代转换。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关乎发展生产力与改善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实践证明，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向度，不断解放人、发展人，并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上付诸民生事业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完善生产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程中逐渐彰显的鲜明特质。
关键词： 公平正义；平等；富裕；共享
公平正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价值追求，贯彻落实到党领导的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行了不懈地探索，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公平正义的探索实践以 “平等”为表征，致力于平等社会建设；从1978年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我们党对公平正义的探索实践以 “富裕”为表征，致力于富裕社会建设；新时代我们党对公平正义的探索实践以 “共享”为表征，致力于共享社会建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对公平正义社会建设各有侧重，但总体上是沿着人类历史的进程实现时代转换，并在改善民生、促进人的发展进程中落实其实质性内容。
一、1949年—1978年：以 “平等”为表征，致力于平等社会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在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致力于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行了积极而艰辛的探索。“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1］中华人民共和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首要任务是打破封建等级制度，消灭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建设一个人人平等、人人享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权利与机会的社会。因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致力于平等社会建设的中心任务便在于消灭阶级的差别。
一方面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建设一个没有阶级差别的平等社会提供制度前提。在政治领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基础上，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出发，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并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并不断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在经济领域，我们党通过三大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生产公有制转换，以个人占有生产资料上的平等努力实现生活资料分配上的机会均等，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从根本上消除不平等，为建设平等社会奠定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通过社会建设路径，构建以基本权利为主要内容的平等的社会关系，努力实现每个人财富平等、社会地位平等、机会均等。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呼应，这一时期在分配原则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主张社会财富平等，推行平均主义。在社会领域，普及教育与就业，将教育事业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解决社会失业、民生堪忧等突出问题，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就业问题，针对以工人、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小商小贩为主的失业群体实行了积极的就业政策，有效地恢复了社会秩序。毛泽东同志还主张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将 “男女平等”写进了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 《宪法》。毛泽东同志所追求的社会平等还体现在干群关系的平等上，“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可摆架子”［2］。在此基础上，他还要求在干部和群众之间建立平等的劳动关系，在实践中广大干部要常下基层劳动，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实现劳动关系的平等。此外，“毛泽东还强调要逐渐消除工农、城乡、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尊重劳动成果，促进劳动公平”［3］，并落实到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运动实践中。
红色文化是革命年代，党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被全国人民所信仰的先进文化，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成为民族发展支撑的民族精神，流淌在民族的血液里，成为民族遗传的基因。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会贯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传统资源，运用红色文化的民族认同和基因遗传继承来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红色文化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紧密联系性决定了其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社会基础性，红色文化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多样性决定着传承实现途径的多维性，以上诸多特性决定了红色文化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的有效性。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致力于平等社会建设的实践探索，突出贡献在于消灭了剥削、消灭了阶级差别，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所盛行的绝对平均主义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势必会制约效率，社会亦缺乏活力，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之这一时期社会公平正义的实践基础缺少必要的物质支撑。“实现社会公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4］96因此，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建设公平正义社会，关键是要发展生产力，努力增加社会财富，不断夯实公平正义的物质基础。
二、改革开放的前35年：以 “富裕”为表征，致力于富裕社会建设
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认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水平及其实现程度必须立足于社会生产发展提供的条件，其中生产力是决定性的因素。邓小平同志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针对计划经济时代的绝对平均主义，帜鲜明地指出：“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5］155，结果 “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启动不起来”［5］15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我们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成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中国开始迈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建设富裕社会成为时代主题。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视发展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极力扫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安徽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释放了农村活力。上世纪90年代初，党中央提出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与市场配套制度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发挥人们的积极性奠定了制度基础。在分配领域，明确以按劳分配为前提，坚持效率优先，进而提出 “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方针，“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6］。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这条 “富民之路”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实现了小康社会，“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7］，这一巨大成就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
工业区：宁波市主城区的工业主要分布在城郊交通便利的区域以及高教园区组团附近。在海曙区西南靠近环城高速一带，交通便利，聚集着张家潭工业区、望春工业区、古吉镇工业区、藕池工业区、方家耷工业区等。教园区北区组团附近分布有科技园、创业园、智慧园、新材料产业集聚区等以高新技术为主的工业区。在空间布局上形成区域协同发展格局。这一区域充分利用高教园区高层次人力资源密集的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图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公平正义已成为全社会、全体人民的最大公约数，是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社会认同的核心价值引领，并具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内容。新时代党中央正 “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从社会发展水平，从社会大局，从全体人民的角度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4］6。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践中，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以共享发展为行动指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于共享社会建设，努力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但从现实语境看，市场经济环境下以及 “先富”政策坚持效率优先导向作用，社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与差距，并有拉大的趋势，由此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社会公平正义面临着严峻挑战。“这个问题不抓紧解决，不仅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而且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8］27“正义或公平的观念就是处理、调节、平衡社会关系的活动的反映。”［9］因此，发展起来以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需要通过协调利益关系、缓解矛盾冲突、减缩社会差距来完善生产关系，让发展的代价和差距保持在合理的可控的范围之内。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与时俱进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明确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要目标，进一步强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其逻辑依据在于，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和完善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关键因素，在党的话语体系中是以实现 “共同富裕”为具体目标。在实践层面，我们党通过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三、新时代：以 “共享”为表征，致力于共享社会建设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必须正确处理好发展生产力与改善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373从改善生产关系的维度看，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是要处理好 “先富”与 “后富”的关系，在 “富起来”的基础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对于共同富裕命题邓小平同志进行了多方面阐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5］123，“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5］111，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5］364。邓小平同志之所以强调共同富裕问题，甚至还设想在实现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全党要将共同富裕作为“中心课题”来加以研究和解决，原因在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标志，而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之于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善生产关系的必经途径。
“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8］35共享社会建设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鲜明特征，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其一，共享的进程是渐进共享。从社会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看，共享的进程在我们党擘画的宏伟蓝图中体现得清晰而具体，基本方向是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收入差距将不断缩小，民生事业得到全面均衡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全面提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人民生活更为宽裕，社会差距进一步缩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阶段，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其二，共享的主体是全体人民。共享是全民共享，是 “人人享有，各得其所”，每个人都享有平等发展权利。“小康路上绝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当前共享社会建设的最大制约因素是农村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因此，打赢脱贫攻坚战，保障底线公平，是现阶段全党引领共享社会建设的首要任务和最大行动。其三，共享的内容是共享发展的机会与成果。“三个共享”——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是对新时代共享发展机会的生动诠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是共享发展的核心要求，具体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成果。其中，民生承载了共享发展成果的实质内容，因此，加强以创新社会治理、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任务的社会建设，是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具体路径。通过社会建设路径，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向度，把各个领域的发展成果转化为社会资源和机会并优化配置，实现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其四，共享的基础是共建共治。共享的前提是发展，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主体，必须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推动发展。共建共治意味着要举全民之力做大 “蛋糕”，依靠人民的力量推动改革创新发展，“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8］39。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 “治理”统领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意味着执政党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对人民主体力量的主动接纳，有助于发掘人民主体力量，进一步释放社会活力，让人民广泛平等参与到治国理政活动实践中。其五，共享的保障是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的领导是共享社会建设的根本保障。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推进主体需要为共享社会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制度供给应以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利益为重点作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形成更加公平、更可持续、人人享有、人人参与的社会公平正义长效机制。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作用还体现在为共享社会建设提供物质保障方面。聚焦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民生领域不平衡不充分突出问题，由此构成最切实的公平正义。正因如此，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民生福祉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检验全面深化改革成效的一面镜子，亦是验证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最厚重的底色。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自觉追求，付诸社会主义事业实践，努力构建和谐有序、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特定的历史条件是制约公平正义实现的客观因素，因此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一个动态的、曲折的、现实的过程。从平等社会到富裕社会再到共享社会，我们党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历史延续性中与时俱进地调整并完成时代主题的转换。其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和根本动力。在行动逻辑上，我们党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通过政治解放、劳动解放、社会关系解放破解公平正义实践命题。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时代演进，其鲜明特质表现在其历史目的性上，即不断发展人，实现每一个社会成员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历史证明，公平正义在党和国家的事业实践中从来都是具体的，突出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际行动中。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发展，这样的逻辑起点与价值方向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进程完全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具有客观的伦理实践精神。
李福印在《认知语言学概论》中指出语法的本质其实是象征性的，这种象征性是通过结构式来体现的，整个语言系统是由无数个处于不同层级上的象征性结构组成的。每一个象征性结构都有其语音和语义两极。概念重叠即一个语义结构的组成成分与另一个语义结构的成分一致而能够互相契合组合，这种一致会引发人的一系列的思维过程，逐渐形成概念的重新构造过程。陈文博认为：概念的重组理论的核心融合空间的三个过程是组合完善扩展，概念重组的语言成分的整合效应还依赖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整合的“框架”；另一个是输入的“元素”，即被选择提取出来参与整合的语言成分。下面我们以“美丽的故乡”为例，粗略介绍概念重叠与概念重组的心理思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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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83（2019）10-0023-04
收稿日期： 2019-09-28
作者简介： 王朋兵 （1973-），男，安徽青阳人，中共池州市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
［责任编辑：李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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