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模式转变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基于中国工业分行业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份额论文,收入论文,模式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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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的奇迹，1978年至2008年全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为9.85％，然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却没有跟上经济增长的矫健步伐。三十年中，规模以上企业职工工资的年均增长速度滞后经济增长2.8个百分点，工资增长缓慢的必然结果是劳动者收入份额的显著下降。在由收入法核算的GDP构成中，劳动报酬占GDP的份额由1985年的52.9％下降到2007年的39.7％，降幅达到13.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职工工资总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也由1980年的17％下降至2007年的11.3％，降幅为5.7个百分点[1]。由此可见，依靠工资收入为生的劳动者从中国经济增长的盛宴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少，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繁荣稳定。一方面，收入增长缓慢必将制约人民的消费能力，从而使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可能出现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2]。另一方面，劳动者收入的相对下降将拉大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差距，从而使收入分配趋向不均①，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将对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造成一定的挑战。
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逐步加入全球市场竞争体系，工业化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也出现了显著下降的趋势。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贸易和全球化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他们主要依据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认为发达国家通过贸易开放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使国内劳动要素需求下降，从而导致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针对经合组织和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实证研究验证了理论的合理性[3-5]。同时，经济学家也给出了其他解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如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6]和工会力量的削弱[7]。
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事实也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白重恩和钱震杰的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至少一半是由统计口径的改变引起的②。另外，由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农业部门向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非农部门进行产业结构转化，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另一主要因素[8]。类似的研究还有，李稻葵等认为劳动收入份额将随经济的发展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动，而我国正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9]。同时，学者们也讨论了影响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因素。罗长远认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可能是由劳动力市场的正向冲击、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竞争、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以及重工业化所引起的[10]。姜磊和张媛认为，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正面影响，进口则为负面影响[11]。白重恩等认为，工业部门内国有经济重组、垄断程度增加以及包括技术在内的其他因素，对该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贡献分别为60％、30％和10％[8，12]。李稻葵等对企业微观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劳动收入份额与工人的谈判能力以及国有股份比重相关，谈判能力提高有助于增加劳动收入份额，而资本密集型的国有企业份额上升则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9]。
本文将与先前研究有所不同：第一，从三次产业角度研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受政策和统计的因素影响较大③，而本文将关注工业内部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第二，国外研究将新古典贸易理论作为解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依据，但新古典贸易理论预测与中国实际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不符。本文将从新的视角解释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第三，由于分行业贸易数据较难获取，本文通过整理工业行业贸易数据，从行业角度分析贸易产生的效应。第四，为了体现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本文还将国有企业垄断力量和技术进步纳入分析体系，控制这些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二、工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行业分解
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可理解为各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加权平均数，其中权重为单个行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因此，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可分解为两种效应的结果：一是由各行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导致的，二是由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因此，本文首先将利用1993-2007年工业内部33个分行业数据④，以此来考察工业行业总体和细分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情况。
(2)第1列权重数据为1993-2007年行业增加值份额的均值；第2—8列为各行业工资占增加值的份额；倒数第2行指加权平均的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比例；最后1行假定各行业增加值份额保持1993年的比例不变时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比例。
表1中列出了按要素密集度分类[13]以及六个代表性细分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情况，限于篇幅，我们只选择其中七个年份进行报告。可以看出，无论是单个代表性行业、按要素密集度分类还是行业加总的情况，劳动收入份额在该时间段内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即1993-1996年呈上升趋势并达到峰值，1997-2007年呈显著下降趋势⑤。但各行业的变化程度不尽相同，例如劳动收入份额最高的煤炭采选业变动幅度较大，而劳动收入份额最低的烟草加工业变动相对稳定。另外，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业的变动也是较大的(1996-2007年下降了72％)。
为了考察工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本文将利用比较固定权重与加权平均劳动收入份额差异的方法[8，14-15]。其基本思路是：首先，计算出1993年各行业占总增加值的比重，将后续年份的权重固定在1993年，得到保持1993年产业结构不变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情况。将此序列与加权平均的劳动收入份额比较，当前者高于后者时，表明产业结构变动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反之则亦然。通过比较表1中的最后两行，我们发现在大多数年份中，固定权重的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较高，表明产业结构由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行业向较低的行业变动，从而使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为了更清楚地分析产业结构的具体变动情况，本文对按要素密集度分类的行业进行考察。由图1可知，1993-2007年间，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部门的比重明显下降，而高级技术产品部门的比重明显上升，表明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换，这是工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之一。然而，固定权重和加权平均劳动收入份额并没有存在显著的差异，两者在1993-2007年变动的方差分别为0.002 4和0.002 2。因此，工业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更多的是各行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导致的。下文则将解释各行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
图1 1993-2007年按要素密集度分类的产业结构变动
三、实证模型和数据说明
实证模型主要根据Kohli关于企业成本函数的超对数模型[16]，Feenstra和Hanson用此模型讨论了技能工人的工资差异[17]。与Feenstra和Hanson不同的是，本文将其应用到讨论劳动与资本的收入差异上来，同时考察贸易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我们考察成本最小化的企业，其成本函数为C(l，k，z)，其中l和k是劳动和资本投入量，z为使成本函数整体平移的一组外生结构变量。假设成本函数为齐次线性的，则成本函数的超对数形式可表示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贸易集中于工业制造业，因此，本文将工业细分行业作为截面观察对象。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以后是对外贸易加速发展期，同时，1994年制定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GB/T4754-1994)使工业细分行业的统计数据较易获取。因此，本文将1993年至2007年作为研究的时间序列。
劳动收入份额S为职工工资总额与增加值的比重；劳动人数l为工业就业人数；国有企业垄断力量变量state用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占总体增加值的比例来衡量，当该比例较大时，表明国有垄断力量在该行业内较强，反之亦然。我们利用永续盘存法[18]估算各行业的资本存量k，将价格平减后的1986年固定资产净值作为基期的资本存量，并用1986-2007年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各年份的新增投资进行平减，折旧率则为当年折旧与上年固定资产原价的比值。同时，结合工业分行业的产出、劳动和资本数据，根据索洛余值法估算的全要素生产率用来衡量技术进步的程度。上述相关数据来自各年份《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为了研究贸易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我们还收集了与贸易相关的数据。尽管从1992年开始，我国以《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HS)》统计贸易数据，数据却是按商品分类进行统计的，而上述所有数据则是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统计的。因此，为了使数据相互对应，我们将贸易数据由商品分类转换为行业分类。盛斌给出了《海关编码》(HS)、《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工业细分行业的相互转换表[19]。根据该转换表，本文将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中HS和SITC的贸易数据进行整理和集结，得到了1993-2007年的工业分行业进出口数据。同时，利用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换算以人民币计量的贸易额度，并用实际有效汇率调整。将贸易额与产出相比，即可得到衡量贸易因素的出口依存度和进口渗透率。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国际接轨的需要，我国在2002年重新修改并制定了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GB/T 4754-2002)。新旧标准的变化造成了统计口径差异和数据时间不可比等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处理。同时，行业的总产值、增加值、固定资产原价等数据在2004年出现缺失，笔者根据《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20]的相关数据对此进行调整和估计⑥。另外，作为上述方法的替代，我们也用线性插值法对缺失数据进行补充。当然，数据的修正可能导致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有所下降。
四、实证结果及讨论
(一)实证结果
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时，根据Hausman检验，我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a列为只考虑贸易因素时劳动收入份额的回归模型。可以观察到，基本模型中的劳动与资本回归系数与预期相符。其中，劳动人数前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劳动人数的增加使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资本存量前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资本和劳动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资本存量的增加能够提高资本相对于劳动的谈判能力，从而使劳动收入份额降低。这与李稻葵等所阐述的[9]是一致的。
从行业角度看，贸易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与新古典贸易理论不符，也与姜磊和张媛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得出的结论[11]不同。我们发现出口依存度的系数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与新古典贸易理论预测出口能提升劳动需求、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并不一致。同时，我们发现进口渗透率前系数显著为正，这与新古典贸易理论对我国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将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预测仍然不符。在此，我们先对其他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进行控制，再对贸易因素进行具体解释。
在回归b中，我们引入了除贸易外的其他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因素。回归结果表明，国有控股企业比重指标前的系数为正，表明国有垄断力量下降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从时间的角度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使大量的小型国有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只保留了部分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国有企业改制改变了就业和工资的决定模式，从而使就业和工资由劳动力市场所决定。从那时起，大量国有下岗职工面临再就业问题，因此，这些剩余劳动对劳动力市场工资产生向下的冲击。从行业层面来看，那些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由于其高额垄断利润而倾向于支付较高的劳动报酬，因而可能出现国有企业份额较高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较高，国有企业份额较低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局面。此外，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技术进步的上升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资本偏向性的技术进步将提高资本对生产进行配置的能力，增加其对劳动的谈判能力并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在控制技术进步和国有垄断能力等因素后，出口依存度的系数就变得不显著了。这一结果与Jaumotte和Tytell的研究[5]类似，表明技术进步和国有企业改制效应要大于贸易的出口效应。然而，衡量进口渗透率的贸易指标仍然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贸易因素主要通过进口渗透率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加入了时间的虚拟变量1996年和2001年。由于我国在1996年以后开始大幅度地单边关税削减，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引入这两个变量的目的是考察贸易开放的效应。结果发现，1996年和2001年虚拟变量前系数显著为负，贸易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存在负效应，这仍与新古典贸易模型预测不符。同时，虚拟变量的加入并没有在较大程度上改变其他变量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见表2的c列)。
另外，海关总署综合统计司从1994年开始试编《中国对外贸易指数》，并于2005年正式编制出版《中国对外贸易指数》月刊。因此，我们可以获得1993-2007年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月度进出口价值指数。在将月度数据转换为年度数据后，我们利用起始年份1993年的分行业贸易数据和1993-2007年的价值指数，推算出各年份的出口依存度和进口渗透率，以此对盛斌提供的转换表集结的贸易数据[19]进行稳健性检验。我们将使用该方法得到的进口渗透率和出口外销比作为替代指标进行回归得到表2的d列。我们发现利用该方法推算的回归结果没有改变先前模型中出口依存度和进口渗透率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说明两种方法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最后，我们比较了线性插值法和利用《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调整缺失值的情况，发现两种方法基本不影响回归结果。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就不再列出具体结果了。
(三)实证结果的讨论
根据上述实证结果，我们发现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由劳动人数、资本存量、贸易变量、技术进步和国有垄断力量组成。然而，贸易变量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与新古典贸易模型预测完全相反。因此，下文将解释我国贸易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关系。
从出口和贸易开放角度看，我国的贸易开放并不像新古典贸易模型中预测的使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而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呈负效应。近年来我国在出口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也出口大量的机械和电子产品，而这些产品出口的增加反而可能使劳动需求下降，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Rodrik的研究显示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高于与其具有相同人均GDP的国家[21]。这表明我国贸易产品正经历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转变的过程，从而使出口依存度不能很好反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程度。在控制技术进步和国有企业改革后，出口依存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甚至是不显著的，这更表明技术进步效应要大于出口依存度表示的贸易效应。
从进口的角度来看，回归结果显示进口渗透率与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相关的关系，这表明进口份额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保持一致。从表1中可以看到，被解释变量劳动收入份额在1993-2007年中的变化是非线性的，1996年以前劳动收入份额经历了较快的增长，此后则迅速下降。我们发现，进口渗透率的变动与劳动收入份额较为一致，工业行业年均进口渗透率从1993年的18％上升至1997年的22％后开始下降，经2000年小幅回升后，又下降至2007年的16％(图2)。
图2 1993-2007年进口渗透率与加工贸易进出口份额变动
进口渗透率的这种变动形式反映了贸易模式的变动情况。我国特有的加工贸易模式使进口渗透率并不反映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程度，而反映以原料、零部件为特征的产品进口程度。与传统贸易不同，加工贸易并不符合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理论。通过进口原料和技术加工与装配，加工贸易使进口和出口形成相互依赖的情况，这与传统意义上基于比较优势的不同国家间资本与劳动的交换有着明显区别。图2还给出了加工贸易进出口份额的变动趋势，结果发现，加工贸易进口份额与进口渗透率的变动高度相关，其相关系数达到0.7。而从加工贸易进出口份额的变动中可以看出我国贸易模式的变化情况。1997年以前，加工贸易模式表现为进口伴随其出口订单的增长而增长；1997年以后，加工贸易中出口份额基本保持不变，而进口份额则大大下降，加工贸易模式的这种变化使得进口渗透率也在1997年后呈下降趋势。正是加工贸易模式的这种转变对劳动需求产生影响。当加工贸易蓬勃发展时，企业需要组织更多的劳动力对原料和零件进行加工和装配，因此企业倾向于雇佣更多的工人和支付更高的工资。这也就解释了劳动收入份额在1996年以前较快增长的原因。此后，中国贸易模式开始从进出口高度相关的加工贸易模式转变为出口型的加工贸易模式。从地理位置上看，贸易中心也由先前的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转移。这种变化对劳动需求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为了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竞争力，企业家们一方面在国内寻求更为低廉的原材料替代进口材料，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和压缩劳动力成本以谋取较高的利润。因此，其表现形式为加工贸易模式的进口份额下降并伴随着劳动收入份额的逐年下降。
为了验证上述论断的解释力，我们通过分段回归来验证贸易模式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由于1996年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了拐点，同时邹氏检验的结果也表明1996年前后的回归模型是不同的⑦，因此本文以1996年为分界线进行分段回归，表2中e列和f列分别给出了两个阶段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贸易变量前的系数在不同阶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进口渗透率系数在1996年以前显著为正，出口依存度系数则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这验证了1996年以前的加工贸易模式中进口渗透率和出口依存度同时提高，并通过增加劳动需求提高劳动收入份额。1996年以后，贸易变量中只有进口渗透率仍然显著为正，同时其系数大小和显著性也有所降低，这表明贸易模式的转变使进口渗透率和劳动收入份额同时下降。另外，国有企业份额变量的系数在这两个阶段也存在显著差异。1996年以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比例的系数并不显著，而在此后国企改革使该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国有企业垄断力量的下降效应在1996年以后才得以体现。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首先对工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进行了行业分解，发现各细分行业内部同时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情况。同时，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向下的影响。通过比较固定权重和加权平均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我们发现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解释能力是有限的，起决定作用的是各行业内部决定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
通过计量回归发现，劳动人数、资本存量、贸易因素、技术进步和国有垄断力量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因素。技术进步上升会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可能是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改变了资本和劳动谈判能力所导致的。国有垄断力量的下降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因为国有企业改革使就业和工资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国有企业改制导致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对劳动报酬产生向下的压力。同时，剩余的国有企业由于存在高额的垄断利润，仍倾向于支付高于市场的工资，影响不同行业间的劳动收入份额。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我国出口产品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可能使贸易的出口效应不显著。而贸易变量中进口渗透率前系数显著为正，这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相违背。
此外，进口渗透率、加工贸易的进口份额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保持一致，都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为了解释劳动收入份额与贸易变量的关系，我们以1996年作为时间界线分两个阶段进行讨论。研究发现，贸易变量在这两个阶段中存在显著差异。进口渗透率虽然在两个阶段中显著为正，但其系数大小和显著性存在差异。可见，贸易模式的转变是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重要原因。在进出口高度相关的加工贸易模式中，劳动力需求上升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在出口型加工贸易模式的长三角地区，进口渗透率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同时下降是企业降低原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直接后果。因此，进口渗透率尽管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向作用，但不同阶段其作用机理是不同的。
值得探讨的是，从出口的角度来看，贸易出口产品复杂度的提高可能已经使我国产品偏离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行业分布。从进口的角度看，现阶段贸易模式的转变则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密切相关。随着我国企业能够生产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更高的技术必然需要熟练的技能工人，从而有助于提升劳动报酬。因此，贸易模式真正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才能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向更良好的劳资关系迈进。
(本文曾在第九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宣读，感谢浙江大学顾国达教授、赵伟教授以及《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真知灼见！)
注释：
①2005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7，超过国际警戒线7个百分点。
②2004年以后，国家统计局将个体经济中业主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从劳动报酬划归为营业利润。
③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我国农业劳动收入份额(85％以上)与美国农业收入劳动份额(20％以下)相差甚远，如果按照美国农业劳动收入份额比例的计算方法，那么产业结构从农业向非农业转换反而有助于劳动份额的提高。这表明农业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受农业政策和统计因素影响较大。
④本文的行业分类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GB/T 4754-2002)进行。为保证数据的时间一致性，将其他采矿业、木材及竹材采运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与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删除，将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合并成食品加工制造业，将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合并为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因此，将39个行业缩减成33个行业。下文中各行业的回归数据，我们也按照该行业分类方法计算确定，使各数据具有可比性。
⑤较为特殊的是煤炭采选业，它在1994年升至0.545后呈下降趋势。
⑥《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和总产值数据显著高于统计年鉴中相应的资产值，根据此比例得到调整后的总产值数据，根据历年总产值与增加值之间的比例关系，再得到调整后的增加值数据。对于固定资产原价的缺失也用类似的方法进行估算。
⑦邹氏检验的F值为5.96，显著性p值为0.000，表明存在结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