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政治学缺失的原因与构建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微观论文,缺失论文,意义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0）01-0005-09
一、不完整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传统的政治学理论着眼于维护集权政治体制和保障统治型政府的运行，服务于这种需要的政治理论根本不是一个有着内部层级结构的、再现政治过程的完整知识体系，只不过是围绕国家实体随意排列起来的、能够控制、规范人们政治行动的教条。在这种政治学理论中，完整的、活生生的政治过程消失了，与人们最为贴近的微观政治行为、行动也消失了。这种政治学理论只能是残缺不全的。
现实的政治生活是由许多政治行为主体，包括个体、群体、团体和党派的行为、行动和活动构成的总和。正是从这些具体的政治行为、行动和活动中，产生出众多的政治组织，产生出作为约束和引导人们活动的各类规则。也正是现实的政治行动主体，凭借政治组织和政治规则，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建构了不同的政治形态，并推动政治生活在曲折中发展。一个人要想对动态的、完整的政治生活有所了解，就必须先对现实政治生活做合理的简化，除了将它从整体的人类生活中分离出来以外，还要从纷繁复杂的因素中过滤出最为基本的、也是最为核心的元素。这些作为基核的因素就是政治主体、政治行为、政治组织、政治规则、政治形态、政治发展。
如果我们依次将每两个元素加以组合，就会形成政治生活的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由各类政治行动主体和他们的政治行为所构成的。以主体和行为为主要概念，可以编织出帮助我们观察、理解微观政治生活的知识图景。第二个层面则是由各类政治行动主体和他们的行为所形成的各种政治组织与政治规则构成的。以组织和规则为主要概念，可以形成一幅帮助我们观察、理解中观的、制度化的政治生活知识图景。第三个层面则是由各类政治行动主体在一定政治组织和规则导引和约束下展开活动所形成的政治形态和政治发展构成的。以形态和发展为主要概念，可以形成另一幅帮助我们观察和理解宏观政治生活的完整知识图景。①
了解了政治生活的这种层次结构后，还有一个选择从哪个层面开始接触政治生活的问题。通行的政治学理论教科书，多半是从权力、国家、政府、政党、制度开始介绍政治生活。这些学者认为，政治生活中重要的事情就是政治权力、政治国家、政治党派，再就是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学习、思考政治就得从最要紧的地方开始。这一点儿都不错。但问题是这些学者不同于那些对政治还不了解、刚刚踏入这一领域的人。对于后者，一上来就思考政治权力和政治国家似乎是难了一点。
其实，对政治生活的理解有两种认识模型。一种是“向上渗透”的认识模型。在这种模型中，研究者将精力集中在社会基础层面上，思考政治态度怎样分布、利益集团如何形成，哪些政党获得支持，选民们如何投票。第二层才是国家的制度、政府的体制。另一种是“向下溢出”的认识模型。在这一模型中，研究者将精力集中在国家、政府的制度、政策的决定上，看它们对社会的影响。第二层才是社会基础（见下图）。②
理解政治生活的两种模型
这两种认识模型都有其合理性，因为政治生活与人类生活其它领域是相互渗透、贯通和作用的。但对于想思考和研究政治的人来说，前一种对政治的认识模型还是较为适合的。因为所有政治现象、事件和过程，都是从人类生活的社会领域中产生和分化出来的，许多政治现象、事件和过程，只有将其摆入到社会生活之中，才能得到解释。研究政治行动主体及其行为类别和特征是现代政治分析的重要任务。正如经济学家们把对厂商及其交易行为的研究叫做微观经济学一样，政治学家也把这方面的研究称为是微观政治分析。
虽然按照人们思维的习惯，理解政治生活先要从个体能够感受到的、与自己最为贴近的政治生活开始，即从观察、思考大量的政治行为、行动和活动开始，但是，除了从20世纪20、30年代至50、60年代期间，在美国流行过行为主义政治学外，政治学家们似乎很少有将不同类别的政治行为主体及其行为集聚起来专门加以研究的兴趣。即使是经济学家们在经济生活的分析中，已经成功地构建起微观经济学以后，政治学家们仍然很少去思考和筹划构建微观政治学的知识体系。这当然不能一味地将此种不良状况归咎于政治学家们思维上的懒惰和专业上的无能。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构建微观政治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困难并不完全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了对政治生活作宏大叙事式的把握，从而使初创者在建构新的知识体系时缺乏现成的框架可以参照。虽然行为主义政治学曾雄踞欧美政治学学术殿堂几十年，但是，一批名声极响的政治学家们由于醉心于探究诸如“底特律的蓝领天主教徒中投票给民主党的百分比有多高”这类无关宏旨的“琐碎的议题”，而使许多持严肃研究态度的政治学家们感到失望。加上行为主义政治学家们多数对政治理论体系的构建抱有成见，并没有能形成微观政治学理论的研究框架，从而给构建完整的政治学理论知识体系留下了缺憾。
至于属于后行为主义流派的那些政治学家们，他们虽然也看到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上轻视理论体系构建的缺陷，并尝试去构建政治学理论知识体系，但也没有能在微观政治分析领域中收获丰硕的果实。一般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对传统政治学的理论研究都程度不等地抱有成见。除了将研究传统政治学理论看作是一种“靠吸吮死人的骨髓过日子”的方式加以谴责外，他们还极力反对构建政治学理论体系。这种状况是和行为主义政治学家们只对可以量化的诸如投票心理、投票比例这类琐碎议题感兴趣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作为从行为主义到后行为主义的过渡性人物的戴维·伊斯顿却是一个例外。他虽然也反对传统政治理论的研究方式，但他却重视政治生活的质化研究，并坚持认为，政治学理论知识只有做到体系化才是科学的。他创立了用政治输入、政治转换、政治输出、政治反馈等主要范畴构成的政治系统理论。③ 但这种政治理论的知识体系并不是以阐释微观政治生活为主的，它仍然主要是有关宏观政治生活分析的知识体系。
政治学是在众多学科知识的支撑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知识门类。微观政治学的构建尤其需要近几十年来先后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一系列研究人的行为的学科知识的支持。同时，构建这一主要是研究人们政治行为的知识体系，也特别需要有诸如人权观念的普遍流行，个人利益受得充分保护，利益团体能够表达自己的诉求，各类民间组织的功能得到有效发挥等等现实条件的支持。
微观政治学的构建是一项艰辛的工作。在微观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中，政治行为主体的形成、结构，以及政治行为主体的心理、行动将是主要的研究对象。由于现代政治生活中的行为主体是以个体的、群体的、团体的、集团的和党派组织的方式存在并展开行动的，因此，多元的政治行为主体及其行为特征，政治行为主体各种主要的行为、行动和活动方式将成为微观政治学关注的重点。
二、微观政治学缺失的原因
导致微观政治知识缺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微观政治研究的空缺。没有扎实的研究积累，要建构完整的知识体系，必然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在认识自然界物体运动的过程中，人类逐渐认识到对于处在不同层次和范围中的物体来说，其运动、活动的性质和规律是不一样的。物理学家、天体物理学家经过漫长时间的争论，终于同意将物质运动的空间区分为三个世界：由基本粒子以超过光速的速度运动所构成的微观世界；由凭人的肉眼就可见到的物体以低于光速运动所构成的宏观世界；在更大的尺度上，由物体以超过光速运动所构成的则是宇观世界。在宏观世界中，物质运动符合由牛顿力学所描述的规律。而在宇观世界中，物质运动需要运用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理论来解释。至于在微观世界中，基本粒子运动的规律究竟怎样，直至今日仍旧没有清晰的、定于一尊的理论，关于微观世界中基本粒子的运动规律，是人类正在努力探索的问题。在这一领域中，虽然人们迄今知道得很少，但却最有可能得到重大收获。
在经济学研究中，人们也发现了相同的层次问题。一个国家整体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供求关系与一个企业在市场交易中遇到的产供销关系是不一样的。为了更好地研究国民经济中存在和变化着的整体供求关系，经济学家发挥出聪明才智，构建出宏观经济学。它主要研究与资源配置联系在一起的产业结构、布局和发展的政策。比如一个国家的钢材生产已经过剩了，就需要制定政策，通过控制土地使用、提高贷款利率等方式来限制新的钢铁企业的投产，或者通过实施支持钢材出口的政策，从而使这一国家国内市场上钢材的供求关系保持相对平衡。当然，现代经济学还只是把对外贸易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部分来加以研究。经济学家们还没有能够依据全球经济关系的既有结构及其现实变动，从中概括、提炼出超出一国国民经济供求关系的、表现全球经济的联结与发展的、反映全球范围之中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供求关系的超宏观的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家们在对宏观的、超宏观的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对宏观的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即厂商在市场中的行为、消费者的行为、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行为加以关注。以此为研究对象而建立起来的经济学理论则是微观经济学。这种依据研究对象不同层次来构建不同分析理论和知识体系的做法对政治学研究有很大启发。政治学固然是研究政治生活的，但是现实政治生活也是分层次的。对于不同的研究者来说，因为他们所关注的政治生活的层面不同，从而研究活动所围绕的中心问题、所涉及到的范围，以及研究中所要审视和处理的因果联系，都是不一样的。
在政治生活的最表层，也是最贴近人们日常政治活动的层面上，显露的是记载着不同政治含义的政治象征、政治符号、政治程序仪式、政治典范故事，聚集着的是政治个体、政治群体、政治团体、政治集团、以及政治党派，时刻发生着的是由这些不同的政治行为主体的行为、行动、活动所构成的政治关系、政治现象、政治事件和政治过程，这就是微观的政治生活层面。在其上或作为更为更深刻的方面则是由政治机构组织和政治规则所构成的中观政治生活即制度政治层面。由此再向上则是更为整体化的政治生活，它是由政治形态和政治发展作为主要内容的宏观政治层面。
宏观的和中观的政治生活是以微观层面上的政治行为主体及其行为、行动、活动为基础的。只有通过对个体的、群体的、团体的、集团的和政党的行为、行动和活动的探索，只有从他们的行为、行动和所产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现象、政治事件，以及由此形成的多种多样的政治关系中，我们才能理解政治组织的产生和变化，政治规则的形成和运用，也才能更进一步的去思考政治形态的更替和政治生活的发展。如果不首先对微观政治生活做出科学、合理的分析，而是径直去对其他更高层次的政治生活做探究，那么这种研究必然会陷入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困境。
但是，在世界政治知识的结构包括现代中国政治知识的结构中，有关微观政治生活考察和分析的知识存量显得非常稀薄。即使是在促进社会转型的改革、开放持续了30年以后，在中国政治学研究有了丰富的内容和更为宽松的舞台的情况下，人们仍旧忽略或轻视对各种政治行为主体及其行为的分析、探究。对于这种状况，决不能简单地用政治学家们的无能、懒惰和疏忽来解释。其中必有更为深刻的原因。
其次是主流研究方式的影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主流政治学研究方式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以后，政治学家们担负着构建适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政治学的重任。最初的新政治学脱胎于作为历史哲学的唯物史观。政治学家们将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形态和国家的内容从历史哲学中分离出来并加以扩充，再增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理论和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的成分，形成了以政治国家、政治制度、政治革命、民主专政、政治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主流政治学知识体系。
唯物史观作为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哲学探索，对人类社会的结构、运动和变化发展的阐述有大尺度和跨时空的特点，容易形成宏大叙事的论述方式。当历史哲学被当作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内容时，人们就习惯于在政治学中构造出宏观叙事式的逻辑结构，喜欢讨论诸如国家结构、国家制度、革命变革、未来社会发展等大问题，不喜欢甚至轻视对最为繁杂的、也最为常见的、最为细微的政治生活诸如个体、群体、团体、集团和党派的政治行为做出细致的描述、阐释和分析。
这种宏大叙事式的政治学理论在一定时期中有其合理性和积极作用，如在刚刚取得革命胜利时期，夺得政权的阶级、政党需要论述革命的合理性，国家建立的合法性；正在建设中的国家需要人们知道国家性质、国家结构和政治制度方面的知识。但是，当政治革命已经成为历史，当国家建立的合法性已经无须再作反复证明，当国家事实上已经运转起来的时候，关于国家性质和结构的知识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但是，不少人觉得这些大的结构还得反复讲，以免年青一代不知晓，更何况，日复一日地从老祖宗那里寻找语录，将其汇集起来，这对于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研究政治学还具有极大风险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既省事而又万无一失的准学术的选择。
但重要的是，经过持续的改革、开放，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打破，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实质性转型的时期，人们已经不再需要救世主和大救星了，他们已经学会了通过独立思考来创造自己的政治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行为主体已经分化，多元行为主体正在创造出多样、多变的政治活动方式。不仅如此，人们对政治学知识的需求也已经发生改变。他们需要知道具体的政治生活是怎样形成和被组织起来的，需要知道不同的政治行为主体的行为、行动和活动的特点，需要知道怎样的政治行为、行动才是正确的。如果不变换政治学研究的方法和政治知识的叙事内容和方式，仍旧用宏大叙事式的抽象而又空洞的理论教条来充当政治学研究的精神食粮，其结果只能是阻碍微观政治学的健康发展。
第三是意识形态防范的滥用。导致这种状况的另一原因是非科学的意识形态防范心理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教条主义政治学除了用宏大叙事的方式反复从革命导师们的著作中断章取义地摘取某些语录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本着“敌人反对的我就拥护，敌人拥护的我就反对”的戒律，对于所有外来的、特别是西方政治学说一概采取彻底批判和坚决排斥的立场，其理由是非如此则不能保证纯正的意识形态不受侵蚀。这种意识形态上构筑防火墙的做法，使得微观政治研究被禁止在正统的政治学研究之外。
二战前后，西方的政治学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学理论经历了从传统的规范主义向具体实用的行为主义的演变。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美国，带有本土色彩的政治学开始形成。出于建立新国家的需要，许多年轻人越洋跨海到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学习政治学。因为当时美国正在建立一个新国家，留学德国的美国学生主要是研究国家理论。到二战前后，美国人早已完成了国家建立的任务。这时需要研究的是政治的过程和具体政治生活的变革问题。政治学家们将目光从国家性质、结构、权力划分转移到政府的运行过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来。这种以重视微观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决策为内容的经验性的、实证性的研究被称为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在美国甚至包括整个欧美的政治学知识领域中，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处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统治之下。当然，行为主义政治学只是西方政治学理论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特别是当罗尔斯的《正义论》问世以后，欧美政治学理论又向后行为主义即规范主义转向了。但这种转向却不是再去重复传统的国家主义的教条，也不是再去抱住规范主义不放，而是将国家主义和其他的理论结合起来，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
为了抵制西方政治学的影响，为了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我国意识形态的专家们采取的招数是对着干。美国政治学搞什么，我们就反什么，他们提倡行为主义，研究微观政治行为，我们就坚决不研究政治行为，并把政治行为研究贴上资产阶级政治学的标签。这样做的结果，就如同列宁曾经批判费尔巴哈这类机械唯物主义对待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时所评论的那样，在帮助小孩洗澡时，将脏水和小孩一块儿倒掉了。
当然，我们完全有必要审慎地对待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美国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理论，就其价值倾向来说，它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从学术的角度来审视，其中也存在很多的错误和缺陷。对于这些我们必须要加以防范和批判。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行为主义政治学是西方学者创建的，就一概加以排斥，更不能为了批判行为主义政治学而盲目地拒绝对政治行为做出科学的分析，从而把对政治行为研究的权利和阵地拱手送给西方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学者。
再有就是计划集权模式的干扰。之所以形成这种状况，还有一个原因是受长期实行的计划集权模式的严重影响。前面讲的两个忽视政治行为研究的原因，其共同点是研究者们在思维观念上出了问题。但是，对于一个学科的研究来说，光是观念上出了问题，还不至于导致那么严重的后果，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出在政治实践中。新中国建立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实行的都是以人治和权力高度集中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整个政治系统处在巨型政府的严密控制下。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发育不良。除了年复一年的群众运动以外，个人、群体和团体并没有太多自主性的政治参与，也没有像样的投票、选举。执政党的党内政治生活也不正常。在公民社会被压制、公众政治参与被限制的情况下，政治活动、政治关系确实只存在于政治生活的上层。政治系统底层的政治生活趋于萎缩，个体的、群体的、团体的政治行为不可能充分发展。这就决定了政治学者即使想要研究微观政治生活，也缺乏现实的实践基础。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伴随着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战略的提出，民主政治建设被提上政治改革的议事日程。乡村和城市的基层民主选举逐渐制度化，公众政治参与的范围也逐步扩大，听证和论辩这类促进决策走向民主的形式也逐渐被发明出来。加上社会阶层分化的加速，各种基于现实利益的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也纷纷建立起来。政治行为主体及其行为、行动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虽然执政党、国家和政府之外的民间社会依旧较小、还有待于逐步发育；虽然群体性政治参与还不健全，利益集团的政治自觉性仍然不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各种政治行为主体已经分化出来，他们正以多种多样的、还不够成熟的方式履行着和维护着自身的政治权益。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行为的研究就有了明确的对象，也有了初步的实践经验。
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的出现。由于多年来没有形成适合本土政治发展需要的政治行为理论，而实践又要求人们能拿出这样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只能在未加批判的情况下，将那些政治理论上的舶来品简单地搬出来充数。要让正在出现和发展的政治行为研究变得健康、有序、和谐，当务之急就是进行有中国风格的、适合中国文化特点的政治行为研究，并逐步构建出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微观政治学理论体系。
三、微观政治学建构的意义
构建微观政治知识体系有现实的作用。一是有助于了解政治行动主体的政治行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转型以后，不少学者从对有限的政治参与研究入手，对政治生活微观层面上的政治行为作了分析，并提出了构建微观政治学的设想。构建微观政治学是构建整体的政治学理论知识体系的重要环节。研究微观政治生活、构建其理论知识体系的意义至少可以从下列方面来理解。首先，构建微观政治学理论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各种政治行动主体的政治行为。从表面上看，政治似乎只和国家、政府、军队、警察部门，还有政党领袖、政府官员有关。其实政治生活是每一个普通人的政治生活，它不是由上帝事先制造的、安排的，也不是由少数人或少数组织创造的、安排的，当然也不能为少数人所独享和垄断。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政治生活都是由许多具体的活动主体之间的政治行为、政治关系、政治过程的总和构成的。
正是人们的内在政治心理行为倾向，产生出外显的政治行动，形成政治活动，并由此产生出政治关系、政治事件和政治过程。这才是理解全部政治生活的起点。虽然政治生活并不是所有个体、群体、团体、集团、党派的心理、行动和活动的简单累加，但是离开了个体、群体、团体、集团和党派的心理倾向、行动、活动，也不可能存在整体的政治生活。
以往的政治学，试图从国家、政府、权力中推论出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行动。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个体、群体、团体、集团和党派的政治心理倾向、行动并不可能总是和国家、政府的要求相一致。实际情况是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行动创造了国家和政府，而不是相反。至于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和专制统治的政治系统中，少数人想通过国家、政府命令来严格控制和规定人们的心理倾向和行动，甚至少数政治精英总希望看到一种景象：只要政治领袖人物大手一挥，亿万人就能步调一致地向着既定目标前进。这对于没有任何利益要求、也没有任何思想的人们来说，也许是可以办到的。但是，一旦治理的对象是有着自身利益、有着自己思想的个体、群体、团体、集团，甚至政治党派时，这种希望只能落空。许多历史事实已经证明，那套愚民政治学是根本行不通的。科学的政治思维正好相反，它不是从一个预先设计的、规定好的国家和权力的结构、功能出发来规定和塑造不同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行动和活动，而是从现实政治行为主体的心理倾向、行动和活动出发来总结、概括出国家、政府的政治过程。
能够对政治系统中的形形色色的个体、群体、团体、集团，乃至党派的心理倾向、行动和活动进行观察、描述、阐释，并从中找出特征、规律的只能是微观政治学。它以个体的、群体的、团体的、集团的、党派的政治心理、政治行为和行动，以及相互间的关系作为观察、分析的对象，分门别类地了解和把握政治生活中具体行为主体的政治行动。以此为前提，在实证的基础上建立起关于人们政治行为、行动的影响因素、政治行动的结构、政治行动的过程、政治行动的控制与激励机制等等方面的规范知识和理论模型。借助于微观政治研究，我们才能看清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最深刻的关系，看清总体政治生活的源流和规律。
二是有助于改变政治行动主体的政治行为。构建微观政治学理论是为了有效地改变人们的政治行为。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行动和活动是各种各样、千差万别的。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政治行为主体的行为、行动和活动都能够保证多数人们的政治生活变得和谐、有序。有些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心理倾向是不正常的，带有偏差性的。有时由此产生出来的外显的政治行动和活动就会使政治生活局部的某些运行方向和大多数民众所希望的政治生活运行方向不相一致，其结果就必然会导致政治生活中矛盾激化、冲突迭起。严重者则会毁灭群体、团体，乃至民族和国家。历史上出现过的德国、日本、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浩劫，都是因为少数人的政治行为、行动和活动中出现了违反人性、违背民主的偏差和错失，最终让人类蒙难。今天人们再也不希望法西斯主义再度出现，也不愿意看到致使整个民族遭受浩劫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再度重演。
但是，要杜绝这些破坏性的政治行为、行动、活动，最为重要的不是对罪恶的政治行为加以诅咒，更不是向苍天进行祷告，而是要冷静地进行研究，弄清楚那些错误的、罪恶的政治行为是如何产生的，人们应当如何去防范这类行为的发生，如何让那些心存邪念、试图做出罪恶行为的政治主体改变其行为。经过无数曲折和磨难的人类，已经从大量的经验和教训中领悟到只有依据政治生活的规律，规范各自的行为，从而保持良好、有效的个体行为、群体行为和集体行动，方能保证政治系统的民主、和谐和发展。因此了解和把握不同类型的政治行为主体的行为特点、方式，还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为我们有意识地引导人们改正不良的、乃至错误的行为，做出正确的政治行动提供前提。
人们的政治行为、行动和活动，是受心理、生理、伦理、制度、体制等等因素的影响，由不同的政治行为主体经过理性选择而产生的能动过程。一种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只要能够创造出可以改变这些影响因素的状况、改变政治行为主体的作用方式、并且规范政治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方向的机制，人们的政治行为、行动和活动就能得到改变。当然改变人们政治心理倾向、行动和活动方式的手段和途径是不一样的。历史上存在过的一些暴政，曾经也强制个体、群体、团体、集团改变自身的行为、行动和活动方式，但那种做法是以人权受到践踏、民主遭到破坏，从而使社会政治生活出现倒退为代价的。
在现代社会中，对人的政治行为的引导和改变，只能在充分尊重人权、人性和体现民主、和谐的条件下进行。要使这种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引导、规范和改变，既适应全球政治生活发展的趋势，又符合具体的政治系统中绝大多数民众的愿望，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勇气和胆量，也不光光是资源和技术，更为需要的是关于政治行为主体行为、行动发生、演变及其效果的正确知识。这种知识只有微观政治学才能够提供。因为微观政治学通过研究政治系统中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充分展示政治行为主体的生成途径和层次结构。通过对心理、行为的分析，探索政治行为主体从心理倾向的出现到政治行动的发生，直至政治活动产生效果的完整过程。另外，微观政治学还设计出一套通过充分对话、论辩和协商，在规范和选择、利导和自愿有机统一的基础上，让人们的政治行动、行为和活动自觉地朝着人们民主、科学设计出来的方向发展的机制。
因此，只有依据微观政治学理论，人们才能在现实政治实践中，既遵循规律，又能使用各种有效方式和途径，以科学和民主的方法，引导政治行为主体放弃一些心理上的不正确倾向，尽量使经过心理引导的、外显出来的政治行动和活动朝着更加符合政治系统要求的、符合多数政治行为主体需要的、具有宽容和共识的整体价值目标前进。
三是有助于协调政治行动主体的政治行为。建构微观政治学理论是为了更有效地协调人们的政治行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通行计划经济模式的时代，教条主义政治学把人们之间的冲突、斗争看作是政治发展的唯一推动力量。竭力排斥政治行动主体间的宽容、合作、协商、共识。甚至把这种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合作与协商、宽容与共识斥之为中庸之道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谈不上去研究政治行为主体间的行为、行动和活动的合作与协调的问题。
在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并把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传统的政治学也希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协调人们的行动，以保持政治生活的有序与稳定。但这种政治学所强调的和所教导的方法仍旧是在大搞阶级斗争的时代中形成的老套路，不是采取意识形态的事先控制，不让人们独立自主的思考，就是不允许人们按照不同的利益追求形成不同的群体、团体、集团，处处实行强制措施，将政治行为主体约束在僵化的体制之中。这种单向的、由上而下的政治沟通、协调和由此得到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仍旧是以政治行为主体失去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自由，限制乃至压制人民平等的政治参与、损害人民当家作主为代价的。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这种不和人民商量的、也缺乏法律依据的、不让人们表达不同政治利益要求的、限制人民自主行动的政治统筹、协调方式是行不通的。经过30年持续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大批接受了市场经济体制中所蕴含的平等、自由的观念，并逐步形成了以法治为特征的政治习惯的各类政治行为主体，他们不会再盲目地听从某种说教，他们已经学会为了维护个体的、群体的、团体的、集团的、党派的利益，他们已经有能力独立、自主、缜密地进行政治行动选择，他们需要的是通过平等的、相互的政治沟通和协商，形成真正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具有共识和宽容特征的政治协调和政治合作。
在客观上存在多元政治行为主体和产生出来的现实政治行为又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条件下，下决心走向平等、正义和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就必须谨慎地研究政治行为主体行为、行动上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形成各种有效的、具有包容性的制度安排，探索各种平等的、灵活的、具有较大适应性的途径和方法，让不同的政治行为主体的心理倾向、行动和活动在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时期，都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相互的沟通和有效的协调，从而产生出政治行动的合力，推动政治生活在多样化、多元化的基础上实现和而不同，谐而有序。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的就不是传统的政治学理论，也不仅仅只是研究宏观政治发展和研究中观制度建设的政治学理论，需要的是研究关于政治行为主体的行动及其控制、协调的微观政治学理论。
另外，建构微观政治学理论还是为了最终构建多层次整体政治学做准备。构建微观政治学固然是为了了解多元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心理倾向、行动和活动特征，以便能够适当有效地对政治行为主体的行动加以沟通、引导、规范和改变，能够更妥善地加以协商、合作。但是，政治行为主体的行为也不全是依据其内在的要求发生、改变的。一定的政治组织结构和相应的行为规则会引导和制约政治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向和行动方式。而且人们之所以改变和协调政治行为主体的行为，其目的也不在行为本身，而是要让整体的政治生活的走向保持在一定的政治形态上，并让这种政治形态在变革中变得更为完善，以便创造条件向更高级的政治形态转化。
了解各类政治行为主体的形成和行为特征，以及如何去引导、改变和协调其政治行动则是微观政治学研究的内容。但是仅仅有微观政治学的知识还是不够的。因为政治行为主体的形成和行为的变化，还受到更高层次的政治生活的支配。同时，一个政治系统之所以要了解、改变和协调各种政治行为主体的行为指向和行为方式，其最终的目的也不在微观政治生活之中，而是要服从于政治形态的演变和发展的需要。因此，微观政治学所研究的内容，只有在中观的制度政治学和宏观的政治学的理论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要构建反映整体政治生活的完整政治学理论大厦，其底层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底层，中层和上层也就失去了依托。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微观政治学的构建是在做一项最为细微和最为前提性的工作，为整个政治科学理论大厦的建构准备砖块和材料。只有将微观政治学知识体系构建起来了，制度政治学和宏观政治学才有了现实的材料和合格的砖块。当然，构建微观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必须遵循政治理论体系建构的规则，必须运用具有信度和效度的研究方法，而这些又要依靠政治学基础理论的支撑。
收稿日期：2010－01－03
注释：
① 严强，张凤阳，温晋锋．宏观政治学（第二版）[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6.
② Michael G.Roskin,Robert L.Cord,James A.Medeiros,Wailer S Jones.政治学的世界[M].利后安，洪圣斐，译．台湾时英出版社，2002:22.
③ 参见［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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