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与桥梁：博物馆与全球文化和谐①
西蒙·奈尔②著 杨 瑾③编译
【摘要】 数十年来，在政治、经济和技术变化支撑下，全球沟通联络越来越多，很多国家重新开始加强边界和国家认同，以便应对真实的和网络的恐怖主义和大规模移民，这些国家变得愈发保守和多疑。博物馆作为建立边界和认同的机构，对预防这种倾向非常关键，通过文化活动和国际展览维持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建立对话平台和沟通的桥梁，促进共同理解，致力于 “全球文化和谐”，从不同角度思考文化对于我们理解世界的作用。它涉及最终扫除隐藏于学院学科和艺术、现代化和博物馆等概念中的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最后残余。全球性未来关乎对文化与文化产品的本土化理解，关乎对全球文化多元性的更新性欣赏。
【关键词】 博物馆；边界；桥梁；全球文化和谐
近年来，世界已进入另一种政治环境，即多元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多重边界建设。在国际主义超级连接和全球化极其盛行的世界，“边界”目前已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当今的欧洲就有很多类似边界，瑞典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五年前从哥本哈根机场可以直接乘火车到丹麦及其他国家，但去年这里建起了边界，设置了障碍，在机场必须要通过移民检查才可以到别的国家去，这种现象已经是一种国家民族主义的象征。
边界是富有欧洲特色的问题。欧洲的领土于19世纪或20世纪被划分为很多很小的民族国家，因此产生出诸多非整体性和非融合性的文化多样性，形成了欧洲的多文化主义。从经济上看，欧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因诸多小民族国家而无法形成整体性，所以欧盟花费很多资金和时间来研究如何通过文化建立一种社会融合度，一种欧洲身份认同。比如跨国电视网络、音乐文化活动、体育活动、博物馆和移民主题的项目，还有笔者曾参与的欧洲国家博物馆调研项目 “认同政治、正视过去和欧洲公民:2010-2013”，项目经费多达几百万欧元，专门研究欧洲身份认同问题。
随着沥青砂浆厚度的增加，其抗拉强度并未出现明显变化，当沥青砂浆过渡层厚度达到8 cm后，拉伸试验各项性能指标趋于稳定。
20世纪时，描述整个欧洲历史并不容易，欧洲人希望描述自己的进程，欧洲的国家级博物馆通过历史藏品描述欧洲人民和欧洲历史。项目组选择欧洲七个国家作为合作伙伴，重点研究博物馆与政治、历史的紧密联系，比如跨越边境。项目成果 《跨越边界:博物馆线上线下连接欧洲认同》已结集出版，其中包括国家博物馆的很多小故事。本文将从自然科学视角探析国家级艺术馆或博物馆如何展示国家身份，分为 “博物馆与国家身份认同”“博物馆架起沟通边界的桥梁”“博物馆致力于可持续的社会和谐”及 “场域化与互联互通”四部分。
一、博物馆与国家身份认同
圣彼得堡动物学博物馆有很多海洋生物，展示自然进化历史。这种自然模式适用于各种事物的等级分类。博物馆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区分不同的事物，或者对事物 (世界)进行分类，并以一定的架构对事物进行重组，比如海豹的分类，既与鸟纲或雀目喜鹊属有关，也与牙科类脊柱动物有关。每一种动物或事物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分类，比如莫奈的稻草系列→莫奈系列→印象派→法国油画及油画类。我们通过价值判断体系和分类标准对所有事物进行包含型或排他型等级分类，通过分类理解它们的不同价值。比如不属于莫奈派的其他画家就不能包括在内。当我们谈及文化时，可以通过价值的分类来观察背后隐含的人的身份及文化价值。
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彼此尊重，各个民族或者人都变成一种客体，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共理心，博物馆应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人和人之间的共理心和友好和谐的关系。20年前，新西兰惠灵顿的蒂帕帕博物馆 (成立于1880年)开始用多种声音讲述新西兰城市的故事。惠灵顿原来是一个孤岛，后来欧洲人来了，成为非常典型的移民代表。博物馆没有进行描述性展示，而是通过图片讲述每个人的故事。观众通过触摸LED屏，聆听当地人的鲜活故事，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方式①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项目：1970年以后的征集机构，文化多元性和市民制造，主要调查者：Andrea Witcomb，Kylie Message，Ian McShane，合作调查者：Simon Knell和 Arne Bugge Amundsen，2014年。 。通过与活生生的人打交道，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瞬间被拉近。
博物馆通过竞争性方式展示物质文化，国家博物馆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从专业上来讲，专业化让博物馆规范化，因为博物馆从业人员在互相学习和互相模仿过程中造出了一种规范。比如泰特艺术博物馆、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斯德哥尔摩的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有类似的规范。专业人员通过互相交流创造了非常类似的空间，比如现代艺术博物馆墙上挂画的展示方式尽管很奇怪，但是已成为一种业界规范。所有博物馆都有一种规范化操作系统，专业人员很难跳出其外，因为它可能是有效的，大家都模仿这样的做法。
博物馆可能被用来表达某种政治观点和声音。大英博物馆是第一个国家博物馆，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博物馆。卢浮宫也是对世界和欧洲进程最有影响的博物馆，拿破仑除了军功之外还带着很多博物馆人员，把卢浮宫建设成为全世界最知名的博物馆。很多欧洲人纷纷来到巴黎，争相观看卢浮宫，称赞它是全世界最好的博物馆，但会说，这些文物曾经都是自己国家的，却被带到卢浮宫如此展示。在拿破仑统治期间，法国的文化和博物馆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他的军队带回的大量珍宝都放在卢浮宫。拿破仑战败后，作为战胜国之一的英国说卢浮宫是一座伟大的艺术殿堂，在这里可以看到所有珍宝，不应该把这些珍宝送回各国。后来英国人又改变态度，说应该把所有珍宝送回到英国、德国、荷兰等国，让这些国家建造像卢浮宫一样的博物馆。欧洲各国的国家博物馆一开始就带有政治性，它们曾是皇家博物馆，代表皇权。就像卢浮宫一样，这些博物馆展示的物质藏品告诉人们:掌握这些珍宝就意味着掌握了权力，它们甚至可以用来塑造一个国家形象。
这种普世性理念让全球化变成一个艰难的过程。全球性不公平让 “互联”变成一个非常虚伪的词汇，或者是一个委婉语，有权有钱者讨论互联，穷人根本不在乎这些虚无的观念。[2 ] 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关心非洲话题，表现出很强的道德观念以及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全球化愿望。该馆曾与尼日利亚国家博物馆和国家银行业合作，让很多尼日利亚艺术家获得全球声誉，尽管有人抱怨说，非洲艺术家把展品都放到英国展览，而尼日利亚国家博物馆成了没有权利的一方。
物理防治主要采用防虫网隔离防护，黄板诱杀等措施。生物防治主要采用抗生菌治虫，阿维菌素防治美洲班潜蝇及螨类，浏阳霉素和华光霉素防治红蜘蛛和茶黄螨，苦参等植物源农药防治多种害虫；抗生素治病，农抗120灌根可防治瓜类枯萎病，喷雾可防治瓜类白粉病、番茄早疫病等，武夷菌素防治瓜类黑星病、番茄叶霉病效果较好。黄瓜的霜霉病，番茄的灰霉病可以采用生态防治法，通过调节棚温的方法控制病害蔓延。
文化运动带来的另一个启示是国家身份认同。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也有同样的思路，曾在巴黎、伦敦、纽约等地举办了很多韩国展览，希望获得和日本、中国同样的文化地位。比如韩国国家博物馆一些人员曾到世界各地大博物馆考察韩国文化的展示方式，他们发现伦敦一些博物馆按照日本历史年表展示韩国文物，便向馆方提出应该按照韩国历史来展示。这些博物馆便及时进行修改，说明韩国人对自己身份的关注，因为这个国家曾有一段被日本占领的历史，也有内战，他们想获得国际认可，但是不想让别人书写自己的历史。
为打响蓝宝石品牌，2002年以来，昌乐县先后成功举办了11届中国（昌乐）国际宝石节和6届中国（昌乐）国际宝石博览会。2018宝博会上，魅力绽放的“中国蓝”，让无数游客和客商被昌乐县黄金珠宝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的靓丽形象而折服，有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95家国际客商参展参会，国际化程度创历年最高。期间现场交易额近2.4亿元。宝博会的举办不仅收获了丰硕的经济成果，也提升了昌乐珠宝特别是蓝宝石和黄金首饰的国际知名度。
艺术的关系张力更强，国际化程度更高，就会更 “剥离”，因为展示中的艺术品就是这种状态。艺术具有开放性，但能不能写出一部世界艺术史呢?绝大多数老师和学生都不赞成包容性的多文化主义和公平的文化、艺术与种族表现，我们只能写出各自的艺术史，这是一种悲观论。美国艺术史学家托马斯·科夫曼(Thomas DaCosta Kaufmann)认为可以把西方的艺术史传播到世界各地，否则为什么要对艺术史和自然史进行比较?[1 ] 艺术史将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让发展中国家也有声音并展现各自的艺术史。反对观点来自一些亚洲评论人员。现居伦敦的一位印度籍艺术史学者认为，帝国主义结构又被重新引入艺术圈，今天的世界和艺术史已带有帝国主义或者威权主义色彩。上述不同观点表明，博物馆不仅仅传播知识，也传播世界观、西方现代化政治观和国际化的道德价值观。西方的现代主义政治由此变成一个单向性旅程，所有国家似乎都要走这一条路。另外一个关系与普世知识相关，即所谓的现代世界主义。我们都是非常纯正的、非常平等的世界公民，大家共住地球村，但正如评论人员最近所说，世界主义实际上具有等级性、歧视性和排他性，有一些人更有权利、更有控制力量来决定世界观，而另外其他人权利要少得多。几年前，伦敦举办的一个澳大利亚艺术展招致很多批评意见，因为伦敦的艺术家对于澳大利亚艺术几乎一无所知。英国的评论家经常批评澳大利亚的艺术家创造不出太多的独创性的艺术，这很不公平，也无平等可言。该馆新展厅展示的都是澳大利亚本土艺术家的作品，包括土著人的画作。
此后，世界各地的民族国家纷纷模仿卢浮宫建设各自的国家博物馆来代表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其中有模仿，也有互相竞争。有些国家博物馆甚至形成了一个类似俱乐部的集合体，例如欧洲很多博物馆都收藏伦勃朗的画作，加拿大人也想通过建造国家博物馆收藏伦勃朗的画而加入精英行列。国际化的博物馆也试图建立起某种国际性文化，因为建造博物馆是为了构建物质文化和具有抵抗力的国家身份。上世纪的德国就是最好例子。1870年前的德国并非统一国家，柏林在1820年左右才建造了恢弘的国家博物馆，之后又建立很多博物馆，展现了德国统一进程和建设像法国一样国际大国的理想，但后来德国的民族主义导致了世界大战，使德国成为一个越来越保守的国家。
国家博物馆建立起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家身份和国际影响力，我们在城市景观上也能看到类似理念。世界各国都有很多中央广场，比如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以及在不同地方的中央广场，柏林也有一些与整个国家故事紧密相关的重要国家标识或象征。很多博物馆的创建者善用故事来阐释其独特身份，用一些很传统或者远古时代的死者图像表达某种象征意义。比如挪威于19世纪曾被瑞典长期占领，希望通过语言或者绘画展示身份认同，挪威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埃里克·韦伦斯基尔德 (Erick Werenskiold)1885年创作的 《农民的葬礼》传递一种象征意义或身份象征。澳大利亚戈隆博物馆展出的一幅法国印象派油画 《丛林葬礼》 (Frederick McCubbin绘于1890年)表现一个在前线冲锋陷阵的先驱者的葬礼，展现国家神秘感与身份认同。墨西哥国家展览馆展出的 《印第安人的葬礼》(Jose Maria Jara绘于1889年)表现非常痛苦的哀悼者。尽管墨西哥深受西班牙文化影响，但仍要保持自身应有的文化或身份，很多国家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求自己所保留的身份象征，希望能够展示国家尚存的东西。
很多国家都有相同的博物馆实践，即希望展示本国特点和身份。欧洲所有国家都用类似方式展示自己的身份，如果曾经有过被侵占或者殖民的历史，就会更加刻意地寻找、保留和强调自己的文化与身份，比如雕像和画像、语言和传统文化元素等，比如保加利亚和很多欧洲国家。但在英国这样未被殖民过的国家，不存在被动的身份，也不会用这种方式。
在土耳其国家军事博物馆，每一天都可以看到士兵换岗的情况，这也是一种国家象征，表现这个国家与众不同的辉煌历史。很多政治家利用博物馆进行政治宣传，很多政治演讲者通过博物馆发展出一种文化或者身份。政府建立国家艺术馆就是要讲述关于藏品的故事 (当代政治功用)。2012年匈牙利总理Victor Orban在匈牙利国家博物馆为 “英雄、国王和圣贤:匈牙利历史上的图像与文献”展览致开幕辞，伊斯兰和基督教徒的站位展示了环境和身份及机构的优胜感。通过展示一些象征国家性的物品，说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并不很安全，小国家周围会有很多强势的国家，包括俄罗斯等，他们长期处于一种无法言说的弱势状态。
当你在挪威奥斯陆市中心的古船博物馆看到一艘17世纪末的微型船时，也许会心动不已，思考博物馆的核心是什么?是诗意的民族性。博物馆建筑很像一个教堂，有圆形的顶，中间有塔。当挪威的建筑风格和展品一起展示时，不仅表现一个空间，而且诠释一只船。当观众们进入这样一个空间后，看到这样的事物和展品，深深被一种美感所打动，不由自主地与它们互动。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之一，不仅表达一种国家身份，更多的是展现了一种诗意和美感。
按照第一种分析方式，我们得到的是函数表达式x2 + 2x，其中自变量取值为3；按第二种分析方式，我们将得到函数表达式3x + 3x，其中自变量取值为2。同理，“Sokrates ist ein Philosoph”理论上也至少有两种分析方式。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内战的博物馆旨在纪念民族先烈，讲述具有竞争性的残酷历史，或者伤心记忆。比如阿尔巴尼亚国家历史博物馆通过图片形式讲述了1990年的边界杀戮，藉此确认当今国家身份认同。博物馆用多种方式来创建身份，通过展览定义自身和家国情怀，显示其独特性，即边界，包括现在疆域与历史疆域、本土性与殖民性、英雄/烈士与叛徒/独裁者、爱国者与敌人、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共享文化与异化文化、真相和谎言等对立的概念。人们会画出很多边界，有自己本国人与移民、基督徒与穆斯林、正常人与不正常人、定居者与原住民等等。这些定义用隐性或者显性方式建立起边界。博物馆又该如何填补这些边界?博物馆从业人员都是人文主义者，而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关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非隔离。博物馆这类历史性的机构想要建立联系，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别的国家的人来参观自己国家的博物馆。去接触本地人，这样就会改变态度与成见。博物馆在身份构筑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比如欧洲身份认同。博物馆还有互相竞争的因素，例如大英博物馆有些藏品来源倍受争议。除了大英博物馆外，柏林的帕加马博物馆、艾米塔什博物馆、哥本哈根博物馆的藏品也极具震撼力，到这些博物馆你可能不需要知道经典主义或者雕塑、考古、艺术史的任何知识，因为这些古典主义建筑和雕塑用一种普世性符号语言让人立刻就会产生一种身份认同感。
马其顿国家博物馆展出很多油画，旨在表现马其顿的历史及独立过程，有大屠杀等惨烈场面，有国家渊源和身份认同以及政治立场等。爱沙尼亚国家博物馆通过展品揭示民族起源，比如传统农业工具、农民的生活史，具体的物品在表现国家兴衰和民族存亡的循环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藏品与国家身份有关。韩国国家博物馆通过建筑挖掘身份认同，表达国家理念、地理地貌，以及国土或领土的一种疆域感。
会计核算是企业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和会计信息真实性。目前企业会计核算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即缺乏规范的会计基础工作，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多和以下方面有关：首先原始凭证填写缺乏完整；部分企业在会计核算中填写原始凭证时存在不填、少填和漏填现象，完全不符规定原始凭证填写要求，导致会计信息不准。其次原始凭证存在虚假现象；会计原始凭证填写在企业中必须符合实际发生项目内容，当前部分企业原始凭证填写存在违规编制虚假情况。第三记账凭证缺乏规范；企业会计记账凭证若不规范则对会计信息准确性产生直接影响。
二、博物馆架起沟通边界的桥梁
我们反对西方后现代主义，从不同角度认识博物馆的身份，比如美术馆分析不同类别的艺术，很多人也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博物馆的整体功能旨在制造历史，并将其置于系统观察之下以便明鉴当下，它可以建立一个精细的因果关系和有影响的系统，精细的因果关系是重点，让我们以不同方式鉴赏艺术。
笔者2001年曾去过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小博物馆，当时正展出一个绘画特展，与千里之外马德里的现代艺术博物馆非常像，不同博物馆互相学习，用同样的方式来展示同样的艺术家，这种套路在很多博物馆反复出现。其实，完全可以有更创新的方法，例如可以用音乐来搭配等。所以博物馆界的做法让观众有一种同质化的期待，而展览从本质上来讲，应该作为架起沟通不同国家的桥梁和文化对话的手段。1943年，为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英国首相丘吉尔提议建立欧洲理事会，让欧洲国家用对话代替战争。欧洲理事会成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一直持续至今的国际巡展，比如2012-2014年在德国、爱沙尼亚、意大利和波兰巡展的“渴望自由”展。展览作为一种文化外交手段，让不同民族国家互相分享、欣赏彼此的文化，互相了解，互相尊重，而不是相互隔离或 “我与他”的敌视或冲突。
碾压是基层施工最后一道工序，碾压质量直接决定基层压实度、平整度[3]。碾压过程中初压选择20t双钢轮压路机紧跟摊铺机后在路面全幅范围内静压2遍，碾压速度控制在20～30m/min；复压采用32t振动压路机碾压，弱振1遍，强振3遍，碾压速度控制在50～70m/min；终压采用26t胶轮压路机静压2遍消除轮迹带，碾压速度控制在30～50m/min。在基层施工全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由低向高、由内向外碾压，并保证重合1/2轮宽；压路机启停时应缓慢，起步以后再开振，停机时先停振后停机；行驶过程中避免调头或急刹车。
博物馆长期参与、鼓励文化外交。中国的文化外交是一项国策，随着对外开放和国际化，中国在过去10-15年间举办了很多国际化的展览，很多重要的中国文物曾到欧美一些重要博物馆展出过。比如兵马俑展览在利物浦博物馆展出，在英国西南部是个现象级的展览，从来不去博物馆的人都要去看看来自中国的兵马俑，这就是文化外交。
像兵马俑这样的展览难能可贵，但有些展览并非亮宝，而是强调美学、情感与态度的意义，因为美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如欧洲举办的伊斯兰艺术展旨在联接欧洲和中东，展现人类共同的审美理念，突显人类大家庭的观念。有些博物馆则关注真实发生的事物。2012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家历史博物馆的 “和平的伦理”展，再现前南斯拉夫时期不同民族和谐相处的情景，以及分裂时候的军事轰炸场景。当时炮弹穿击博物馆屋顶的那个大洞还在，让人触目惊心。
笔者讨论了民族主义、象征主义、大型博物馆、边界以及如何弥合界限。国家博物馆通过不同的做法建立起融合，其中情境元素非常必要。要在时空中为自己定位，与某个时空建立联系，讨论博物馆如何与社会连接，如何通过人类和博物馆之间的连接发挥其功能，塑造博物馆的共性以及工作方式。30多年来，身份问题备受关注，我们需要自己的身份，博物馆也需要有自己的身份，并通过公平地为公众学习和获取知识提供机会的方式表达自己身份。
三、博物馆致力于可持续的社会和谐
如何让所有人都获得公平感?机构性、身份认同都与之相关。要了解公众的需要和博物馆的职责，思考如何与公众进行沟通。第一，要考虑时空确定性，比如爱国主义属于某一个时空下经历具体的事物或状态；第二，要考虑当下性，即我们当下生活的状态。博物馆的意义在于帮助人们过上理想的美好生活，与世界更有效地沟通，创造关联性，而非分离性；第三，要让博物馆发挥连接世界各国家的桥梁作用，这是政治家无法做到的。现在每天播报的国际新闻让人备感压力，好像世界偏离了正常方向。博物馆要切实在这些新闻头条背后有所作为，在国家之间建立联系并积极推动。尽管政治与和谐之间的张力一直并存，民族国家竭力保持独立主权。世界各地的国家博物馆或美术馆应坚持国际化和民族化并重，既举办国际艺术家展览，也组织本国艺术家展览，增强文化自信心，消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审慎地对待本国的历史和其他国家的文化与历史。
从正面角度看，博物馆可能是一条通向真理的道路，它通过客观与非客观的方式在馆舍中对所有事物进行重新分类，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和可对比的角度，生产可供了解的、有序的、可比较的现实。它让语言、结构和学科以不同方式共存，并以不同语言来展现这样的规则，让公众获取一种安全的或者巩固型的知识。从负面角度看，博物馆会形成世界的边界，导致文化的等级性以及西方真理的奇异性。它也会迫使世界各地人们接受西方的东西，创造一种夺权现象、文化帝国现象和单一文化现象，它会把强势文化强势地推及所有人，导致一种无法接受的非法性文化。博物馆可能被迫去构建这样一些文化承载物，还会产生一种党派世界观和文化压迫，所有事情、所有博物馆、所有艺术出产者，可能都会以某种方式受这些事物所影响。总之，博物馆传播一种观点，它有时候以其他方式与关系进行组合，用理性或理性主义的观点来展示知识，并且会被政治所用。因此，有时候我们理解博物馆的方式并不理性，因为无论是分享知识，还是保持中立态度，都会让知识带有政治色彩。
笔者2014年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时，看到不同绘画的组合，每一个人都和展品有一些不同的关系。从博物馆角度看，这些画创作于不同时期，使用的材质和方式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收藏进行解读。博物馆也会以这种方式来设计展览，参观者有北京当地人，也有外地人。他们从这些图片中走过的时候，都想起自己曾经的一些记忆。虽然展品是固定的，但它们在人们脑海中像电影一样不断闪现，这并不是简单的物品展览，而是展示生活、突变和心态。
赫章有三座“天桥”。一座是赫章县平山乡与七星关区放珠镇交界处的大天桥，一座是赫章县平山乡与毕节市杨家湾镇交界处的小天桥，一座是赫章县妈姑镇的天桥村。
四、场域化与互联互通
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也具有场域性，比如公民或机构、情境性或认同、真实生活或政治象征主义、与世界协商的工具或知识的课堂、互联性与世界主义。蒙古国家博物馆2016年举办的马匹展览非常精彩。蒙古马与英国或者其他国家的马匹不同，它们代表民族、蒙古国家和文化遗产，观众可以通过马匹了解蒙古人的内心世界。
关于东西方的讨论中，社会学家埃森斯塔德(S.N.Eisenstadt)认为，现代性与西方化并不相同，西方现代化模式并非唯一 “真正”的现代性，不能一直作为其他国家的基本指南。[3 ] 露丝·菲利普 (Ruth Philips)指出，20世纪艺术界的代表作旨在揭示远远超出我们能够实现的更丰富、更像变色龙般的现代主义愿景。当与当地传统和生产条件相遇时，能够无尽地排列，反复地再发明、再更新。[4 ] 我们处在一个本地性、持续性、当代性、瞬变性的文化之中。博物馆如何让人们通过参观来获得这样一种知识?斯德哥尔摩历史博物馆史前展厅的展品不再表达专家的神秘知识，而是展示人类生存状态，授权观众书写自己的理解，而北京首都博物馆通过城市生活展表现差异的力量。
斯德哥尔摩博物馆就是一个变革性的例子。该馆经常举办一些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展览，比如鞋子展览让观众透过鞋子展品去关注鞋子背后的故事，英国人绝对不可能用这种古怪的方式来展览这些物品。当你在博物馆里面看到这样的展览，就会有一种新感受，就会去思考服饰的意义与变迁。
同理心具有构建人际关系的力量。墨尔本的移民博物馆展示了不同地方的移民，特别是叙利亚难民坐船到欧洲途中船沉人亡的悲惨故事。观展时观众希望自己不要坐上难民船去地中海。除了讨论移民这样的宏大话题外，该馆还表现一个个具体的移民个人，让观众会产生一种和这些人建立起联系的同理心，像理解自己周围人一样理解他们。
除了博物馆展品外，还需要考虑观众的边界包袱。一是观众自己树立边界。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的巡展 “我们美国人:美国艺术中的拉丁人形象”旨在解除看不见的边界。二是观众自己消除边界，悉尼费尔菲尔德博物馆的展览旨在消除社区的边界。年轻的女性策展人在展览中展示多样性、无边界社区的理念，通过展览把当地社区里的不同族群连接在一起①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项目：澳大利亚1970年以后的收藏机构，文化多元性与公民制造，2013-2014年。 。三是我们将观众排除在我们创造的边界之外，笔者的博士研究生安盖拉·斯蒂恩娜 (Angela Stienne)在莱斯特博物馆策划的展览 “博物馆接管2018”对社区生活产生很大影响② 安盖拉·斯蒂恩娜为博物馆学和埃及学博士，创办了一个 “木乃伊故事”网站。 。她把当地移民请到博物馆来，给博物馆里所有的展品重新命名，重新做标签，在重做标签过程中反思展品或者表达感受 (可能不准确，但很棒)或祖国的故事，从而获得一种城市容纳感。他们的故事在推特上受到了非常广泛的关注，转发量非常大。
总之，博物馆应研究公众及其生活，让公众参与博物馆。如果博物馆从关注人及其生活开始，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积极。桑多克(Samdok)是一个记录当代瑞典社会的网络，工作人员采访普通瑞典人 (包括办公室人员以及其他工种的工人)的生活状态，拍照片收集材料。如果拍了一个办公室的灯具，就会买一个同样的灯放到后续的展览中。展览记录瑞典数代人的生活历史，引起全国轰动。当前保护文化遗产成为中国一项国策，鼓励乡村博物馆的政策将会极大促进当地或社区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藉此传承历史，连接未来。
教学做一体化对教师的能力有较高的要求，教师必须熟练掌握课程理论知识及实践操作技能，能够熟练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才可以在整体上把控课程，这就要求教师加强学习，提升业务水平，满足教学做一体化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 Thomas DaCosta Kaufmann，Michael North.Circulations in the Global History of Art[M ]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House， 2015：58.
[2 ] Ulrich Beck.The Cosmopolita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J ] .Theory， Culture&Society，2002(19) ： 17-44，23-5.
[3 ] S.N.Eisenstadt.Multiple Modernities[J ] .Daedalus 129，2000(1) ：1-29，2-3.
[4 ] Ruth B.Phillips.Aesthetic Primitivism Revisited： The Global Diaspora of“Primitive Art” and the Rise of Indigenous Modernism[J ] .Journal of Art Historiography，2015(12) ：1-25，6.
① 本文系根据西蒙·奈尔教授2018年9月在陕西师范大学主办的 “开放与共享：博物馆学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录音整理编译而成，并经西蒙·奈尔审校和授权。
② 西蒙·奈尔 (Simon Knell)：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教授；教学和研究方向：国家艺术博物馆与国家艺术史，涉及藏品保管、自然科学发展策展、物质文化学、知识社区与博物馆、博物馆历史与政治等。
③ 杨 瑾：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物学和博物馆学；通信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620号；邮编：710119；Email： j.yang323@163.com。
引用格式： 西蒙·奈尔.边界与桥梁：博物馆与全球文化和谐[J ] .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19(2)：66-72.[Simon Knell.Borders and Bridges：Museums and Global Cultural Harmony[J ] .Journal of Natural Science Museum Research，2019(2)：66-72. ] .DOI：10.19628/j.cnki.jnsmr.2019.02.010
(责任编辑：刘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