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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的快速发展得到了世界的尊重和称赞，也引起了全球经济界、政界和学界多角度的思考。本文从“中国模式”产生的背景、内涵和基本特征、重大意义、不足和缺陷、发展趋势以及进一步提升等方面对国内外学界有关“中国模式”的研究进行了整理和归纳，并做简要评论。
一、是否存在“中国模式”
2004年5月11日，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一份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独立自主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发表，旋即在欧洲、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形成的“中国模式”一时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北京共识”的提出，无疑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一种回应，不过，国内学者很快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取代了“北京共识”。现在，对于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人们的认识不尽一致，有的持肯定态度，有的持否定态度。
持否定态度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过去我们深受“模式”之苦。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曾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即“斯大林模式”，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遭遇过曲折，出现过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首先针对的就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二是“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是由外国人提出来的，由于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解释受到其使用动机的影响，如用来鼓吹“中国威胁论”，加之文化背景的差异，国外学者的解释有时难免有些偏颇，因此中国学者不太愿意接受。三是有一种担忧，害怕过多宣传“中国模式”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影响中国的外交关系，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四是认为“中国模式”还面临着许多挑战，还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现在谈“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1]在持否定态度的人中，以下一些观点具有代表性。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东亚学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样的条件下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2]
姚洋认为，中国没有创造一个新的模式，说“中国模式”的人可能把目标和过程混在一起了。从目标来说，我们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模式，但是从过程来说，应该有“中国经验”，因为过去30年中国做得是非常成功的，世界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只有13个国家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超过25年，在历史上只有8个国家保持7%的经济增长超过40年，而中国都是其中之一。“中国经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工业政策方面，“两条腿”走路；以自己的速度对外开放，并没有听任国外的压力；务实主义的经济改革；以及一个中性无偏私的政府。[3]
陈宪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认为已经存在一个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尤其是对阐述“中国模式”时特别被强调的两个因素——较强的政府干预和较高的国有经济比重，我们更不能简单地认同为“中国模式”的特征。必须看到，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一方面是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正确政策；另一方面与我们学习、借鉴欧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东亚国家的经验有关。这就足以说明，尽管各国的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和文化传统都不尽相同，但是，在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中，抑或在经济发展的模式中，还是存在着共性。[4]
李君如主张用“中国特色”的提法取代“中国模式”，并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含义与特点进行了详细阐述。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从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行进，按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去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大发展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他也详细阐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全面发展的道路，是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中的道路。[5]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什么“模式”。而“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反而掩盖了中国经济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即把握机会——中国的改革方式也许比其实际的政策更为有趣——如果真有一条经验，那就是改革持开放和实事求是的态度。[6]
与上述观点不同，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道路和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具体体现，它有着深刻的历史依据、坚实的现实基础、明确的内含特征和重大的历史意义。
秦宣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回避“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完全可以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来概括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中国学者不应该回避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而应该在充分认识国外学者提出“中国模式”概念背景的基础上分析他们对于“中国模式”概念解释的合理因素，并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语境加以内化，赋予其新的科学内涵，真正提出客观而科学的“中国模式”的概念解释。[1]
张宇认为，作为一个现象，“中国模式”早已存在于历史和现实之中；作为一个概念，“中国模式”也早已成为人们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作了科学的概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这是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理论和话语对中国模式所作的明确阐述，向世人宣告了什么是“中国模式”，它的含义和意义，它的过去和未来。[7][8](p6)
徐崇温指出，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一再提到“中国模式”，强调各国都要独立思考，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它所指的无非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思考、反复探索所找到的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无非就是为实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战略目标所作抉择、所走道路、所用方法。怎么可以否认它的客观存在？认为“中国模式”还没有定型，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却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衡量一种模式是否已经取得成功的标准，并不是看它还要不要发展变化，而是看它是否已经推进了自己的发展目标的实现。应该说在这方面，“中国模式”所取得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9]
作为对中国发展经验的一种概括，“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的提出首先反映出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对世界的深刻影响。不少西方学者们意识到，自己原有的理论范式还不能圆满解释中国成功的原因，为此，雷默说过：“以前在西方用于讨论中国的语言已不再适用。”而要研究中国，必须了解中国，必须具有“中国眼光”。此外，“华盛顿共识”在金融危机中声名狼藉，“中国模式”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研究样本和可能的替代品。另外，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的发展经验早已开始重视，近年来，印度、巴西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甚至俄罗斯都开始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普京就曾多次指出，俄罗斯要学习“中国模式”。
从以上学者的论述、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定型的体制。党的十七大将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的社会发展道路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命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道路”、“理论”、“体制”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用“中国模式”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带来的成就是完全客观的、科学的。此外，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们更应该认真总结中国在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经验和教训，看到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唯有如此，才能够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中国模式”的内涵及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此，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内涵与基本特征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视角与归纳方法各有不同，既有宏观方面的考察，也有细致的微观分析。
“北京共识”的提出者雷默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就是一个国家按照自身的特点进行发展”，它的核心内容是，“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
林毅夫认为，与东亚其他国家比较，中国总的发展战略是采取了以比较优势为中心的综合发展战略，遵循了三个具体的原则。这三个原则是：首先，做大蛋糕，着眼于做大蛋糕的改革可以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加大资源总量，从而扩大可供在各个利益集团间进行分配的份额，使改革尽可能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把改革的成本和风险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上。其次，增量改革可以避免调整的成本，有利于调整改革中的稳定与速度的关系。再次，试错法，即从较小范围内试验开始，在取得成果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加以局部推广，由点及面，不断总结和观察，进而扩大范围，这就表现出中国改革的局部性特征。[10]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林春认为，“中国模式”所包含的基本要素有：以人民的意志为基准，以民众的需要和每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而不是利润（手段）为生产的目的和经济增长的目标；“中国模式”意味着彻底摆脱发展主义的陷阱，拒绝向老牌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及消费主义看齐；“中国模式”的现阶段表达是小康社会。总之，“中国模式”应该是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想相结合的一场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实践。[11](p247-250)
张维为指出了“中国模式”的六个独到之处：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找到平衡点；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取得显著成绩；实事求是，一切都要经过试验，不断地进行大胆又慎重的制度创新；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改革顺序是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长处，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12]
韩国西江大学全成兴教授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是指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为实现经济建设这一新的国家目标而推进的各种战略性构想，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发展模式。他认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实现政治稳定，渐进性改革，在创新中考虑国家的实际情况以及历史沿革，等等。[13]
印度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模式”包括：经济上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政策，趋利避害，与全球化潮流齐头并进；政治上稳步推进适合国情的民主改革；军事上在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同时，将大量原本投入到军事领域的宝贵资源转为民用，极大地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外交上与邻为善，稳固周边。[14]
印度学者在比较中印发展模式后指出，中国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果远远高于印度发展模式：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而印度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减少贫困、财富分配、人均寿命、识字率和电话普及率等方面，中国的表现都远远好于印度。当然，不存在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解决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同样也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中国选择了从资本主义推演出来的方式达到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中国把加速发展生产力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15]
张宇认为，“中国模式”包含四层含义：一是经济体制模式。核心概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发展市场经济和以人为本相结合，国家调控的主导作用和市场调节的基础作用相结合，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相结合，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以及中央集权同地方分权的结合。二是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属于大国转型、开放后进的自主式发展。三是对外开放模式。对外开放具有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中国模式”的灵魂。[7]
邹东涛从理论形成角度把“中国模式”的内涵理解为：“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迄今为止成功经验的理论凝结。总体来说它具有五大理论支柱：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16]
胡鞍钢将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概括为四点：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强大的学习能力、不断提高的竞争力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力。[17]
胡乐明等认为：“中国模式”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正确处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充分利用了资本主义以及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充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有效限制国家资本主义的消极因素，将是“中国模式”再创辉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面对的重大课题。[18]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戴维·兰普顿把“中国模式”理解为一种发展方式，认为“中国模式”应该是从真实世界中发展而来的，是一种发展的方式。在“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的相似性问题上，中国走了一条独特的东亚道路，其特点是强大的国家、活跃的家庭劳动经济和主要由小企业组成的私有经济和小规模资本主义经济。[19]
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模式相比，“中国模式”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俄罗斯学者久加诺夫给出了一个中国成功的公式：“中国成功＝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20]
有学者从制度“内生性”角度来分析“中国模式”。刘文革认为，中国的改革虽然表面是受政府主导，但同时受市场深化而导致的新的制度环境的制约，这种制约迫使政府主动地提供或承认顺应市场化规则的制度安排。中国的制度变迁方式为内生规则、相机抉择的制度变迁。这一制度变迁模式的特征和理由如下：初始改革目标的不确定，改革具有“试错性自发演进”的特点；改革内容和方案的制订没有按照“构建的理性主义”设计，而是遵从实践性，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提高认识；政府是市场化博弈的重要参与人。[20]
以上是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模式”的内含和特征进行的阐释。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模式”正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因为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时间条件下为实现发展的战略目标、解决人们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人们生活中突出问题的发展变化，它的发展模式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本着务实的态度，培养较强的适应能力，积极把握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不断充实和丰富中国的发展道路，才能使“中国模式”真正取得成功。
三、“中国模式”的意义
如前所述，“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的提出，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关注。“中国模式”不具有普适性，但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核心价值，证明了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的原理，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同时，“中国模式”也为人类发展道路提供了独立自主、勇于创新、尊重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等有益的启示。就经济增长的时间长度和速度来说，在世界范围内是首屈一指的。200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达到3292美元，步入了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尤其在2007年开始的金融、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发达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陷入衰退时，中国经济依然强劲增长，2009年全年GDP增长率超过8%。“中国模式”成功不仅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理论的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就曾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形成的“中国模式”堪称很好的经济学教材。[21]
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模式”、“俄罗斯模式”与“中国模式”的结果显著不同。作为拉美模式和俄罗斯模式的重要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体现了少数发达国家的利益，这种模式使一些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失去了自主控制能力，结果十几个经济体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破坏。而“北京共识”作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22](p19)
张宇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实践一方面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开阔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思路，深化了人们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一般规律的认识。中国模式的形成既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国情和历史阶段的要求，因而它既尊重一般规律，又充满了首创精神；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意义；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的经济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实现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7][8](p6)
还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为后发展国家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反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和“华盛顿共识”的现代化新路。“中国模式”的借鉴意义在于发展中国家在谋求自身的发展时必须遵循本国国情，通过创新和实验找到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而不能盲从西方模式，不惜代价地引进外资或外国公司，一个国家需要创造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虽然“中国模式”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但是“中国模式”给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的启示。而“北京共识”之所以引人注目，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共识”所代表的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逐渐摸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形成适合自己的“共识”。[23]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里金钠·艾布拉米总结了“中国模式”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从实践意义看，“中国模式”也许不完全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毕竟为它们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值得它们思考；从理论意义看，“中国模式”颠覆了公有制企业没有效率的传统观点、新兴的大国必是好战和富有侵略性国家的论点，以及经济发展必将导致西方式民主的定论。[24]
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在治理方面的改革具有以下意义：透明、负责和公开监督对政府以更高效、持久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至关重要。使政府以高效、稳定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十分重要，但对于可持续发展而言，发展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中国各级政府的相关实践表明，“政府能力建设计划”就意味着要建立透明、负责的公共服务提供系统。最后，中国发展和治理改革的实践表明：增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的唯一途径就是鼓励公众和和社会团体加入到对社会的治理中来。[25](p274-275)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指出：“中国实现现代化、成功解决深刻的国内和国际矛盾的经验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鲜活的榜样，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更为它们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中国的经验可以成为缩小南北差距、打破金元帝国对世界格局的垄断的参考。”[26]中国经济的惊人增长与“中国模式”不可分离，中国的成功是实施整个公共政策的结果。“现在的中国模式具有较强的抵抗能力，并且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模式”的抵御能力也会越来越强。”[7][8]
“中国模式”使我国经济在历次世界经济危机和波动中，包括20世纪末东亚金融危机中都表现出了很强的坚韧性，也使我国经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成为全球表现最为稳定的经济体之一。金融危机考验了中国的发展模式，同时，中国在这次危机中也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变化又对“中国模式”产生了极大的挑战。挑战的核心就是“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我们坚信我国经济将在政府大规模启动内需、鼓励自主创新和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支持下平稳走过危机阴影，并将以更加稳健的步伐继续前进。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模式”显示出了特有的优势。刘国光指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既有社会主义经济因素，也容许资本主义因素存在。简单说来，中国容许市场化、私有化的发展，不是很彻底，还有一些保留。这次应对危机所采取的种种重大措施就展示了这种出手快、出拳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调控的能力，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所羡慕称道。此外，中国的经济并没有照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如同某些‘主流’经济学者所竭力主张的那样。虽然我国经济中有资本主义成分，人家还歪称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但我们实际上还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这是我们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相对出色的主要原因。”[27]
郑永年认为，中国本身并没有金融危机，但深受外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在承担各种国际责任的同时动用一切尽可能的力量来复苏自己的经济。西方国家在拯救经济危机过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但中国政府却能同时用金融和经济杠杆来拯救危机，因为它存在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结果是显见的，这些举措不仅带动了本身的经济复苏，而且也带动了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回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和中国经济体紧密相连的经济体大都开始出现增长的势头，而中国的这种复苏势头又对西方经济体产生积极作用。如果说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作用仅仅限于亚洲，那么这次中国的作用超越了亚洲而对全球经济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8]
总而言之，“中国模式”无论是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既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国情和历史阶段的要求。随着“中国模式”的日益发展和影响的日益扩大，人们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意义的探索也会不断加深和强化。
四、“中国模式”的发展趋势和进一步提升
“中国模式”使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强大，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深刻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世界历史进程。有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经验。它不仅是中国巨大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是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必将对在探索中前进的其他国家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新的改革发展阶段，张宇教授认为，“中国模式”的发展方向只能是：在进一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市场机制的长处和社会主义的优点更好地结合起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体制保障。在进一步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更加注重社会和谐，努力实现又好又快的科学的发展。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努力维护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安全，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和平发展和自主发展。简而言之，中国模式进一步发展的方向绝不应当是背离和否定这一模式的基本经验和基本内核去重复集中计划经济或“全盘西化”的老路、死路，而必须站在历史和现实的基点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努力探索、开拓和创新。[8](p6)
林毅夫在《解读中国经济没有现成模式》一书中从六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它们分别是：金融体系特别脆弱，社会贪污腐化特别严重，国有企业问题，地区收入差距问题，环境问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挑战。[29](p9-12)
胡鞍钢认为，“中国模式”集中浓缩了中国社会发展得以成功的经验的同时，也涵盖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困难、教训乃至失误。例如，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为城市之间、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不平衡，而且表现为政治与经济、人与自然、国内与国际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和谐的突出现象。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的中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扩大至1988年的0.38，目前已扩大到0.458，有的地区通过调查超过了0.46，已属于不公平的范畴，而且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已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加强控制并改善。[17]
韩保江认为，“中国奇迹”同样挑战重重：“消费需求不足”会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拉力”；“自然资源短缺”会削弱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供给支撑能力”；“环境污染严重”会压缩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环境空间”；“不平衡发展”会限制中国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不完善的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潜力释放”的桎梏。[30](p6-8)中国目前存在的诸多隐忧包括：当前经济发展是高消耗、低产出；整体环境不容乐观；金融风险；社会两极分化、城乡差距在加大。还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还在衍生出不少严峻问题，例如，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发育不足；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等。[31](p176-178)
宋林飞认为，“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两个：一是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增长和长期繁荣，二是经济能否与社会、政治、自然相协调发展。[32]
《“中国模式”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解析》一书的作者江金权在书中提到：“中国经济竞争力名大于实！”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名列前茅，但经济比重相对不高，经济质量中等偏下，效率差距为24～73倍；与世界大国比较，中国经济效率相差100年，经济水平相差100年，绝对速度相差15倍。这些数据现在有了一些变化，但它确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发展任重道远，“中国模式”还存在不少缺陷，急需完善。[33]“中国模式”是一种正在生成、正在构建、尚不成熟的社会发展模式，所以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并不足为奇。比如腐败、社会不公正、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比如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较低、资源耗损大、环境污染严重；比如市场经济的不规范、不完善，等等，都是人们常常提到的问题。[34](p324)
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提出，“中国未来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国内问题。中国内部的差异是巨大的，很难预言未来几十年里会朝哪个方向发展。”[35]
俄罗斯学者贝格尔注意到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质量问题——与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相比，社会回报不高。正因为重大的社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经济的稳定发展就缺乏根基；社会发展滞后使经济发展结构失调，从而变得矛盾重重。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不协调，还使就业问题、社会两极分化、城乡差距变得越来越严重。[36]
国外学者里奥·霍恩认为，“‘中国模式’一说至少有三重含意——成功、可复制性和周密计划，这三个方面都还有待商榷。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成就，其过去30年的经济表现在可比的增长阶段实际上还不如东亚近邻（日本和韩国）。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生态危机、社会差距拉大以及地方腐败与经济成功形成了强烈反差。在所有这些领域，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是形势的恶化，这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并危及未来经济增长。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不及博茨瓦纳或安哥拉，2/3的人口没有健康保险。中国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将是其成功的真正考验。”[6]
中国人民大学学者概括的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质量问题，二是生态环境问题，三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四是社会问题，五是国际安全问题和国际挑战。[23]
对“中国模式”的总结，是对中国发展奥秘的探询，是对世界因中国重返世界强国舞台所做呼唤的一次回应，也是形成具有独立性、敢于向西方挑战的现代“中国学派”很重要的一步。中国模式需要在不断创新中得到发展和完善，“中国模式”续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丰富了人类大家族的思想和实践。我们坚信，“中国模式”的未来也必将辉煌。
综上所述，“中国模式”作为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总结，还有很多值得深思和研究的地方。西方在解读“中国模式”时时常批评我国的生态危机、贫富差距逐渐扩大、政治体制改革落后等问题，虽然有些是故意的曲解，但我们还需要清醒地看待这些“中国模式”存在的隐忧，通过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建立和西方沟通对话的话语和理论。“中国模式”是还在发展中的模式，从而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也还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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