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现象背后的“审美暴力”对青少年自我呈现的影响论文

网红现象背后的“审美暴力”对青少年自我呈现的影响论文

网红现象背后的“审美暴力”对青少年自我呈现的影响

王怿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摘要 :在过去的几年中,网红从最初的芙蓉姐姐、凤姐等颇受人争议的个体,发展到了现下各行各业、各种领域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发展起来的态势。特别是在2016年,papi 酱获得了1200 万融资后,网红更是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而青少年正处在不断探索、发现自己的阶段,作为网红的主要关注者和支持者,网红的一言一行都容易被当作模板、榜样来进行模仿。本文将以网红引领的审美为切入点,从拟剧论的角度出发,研究网红的病态审美对青少年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 :网红;“审美暴力”;拟剧论;自我呈现

2016年2月,papi 酱开始利用变声器在视频网络平台发布原创、搞笑又一针见血反映社会现状的视频获得了大量的转发、关注;3月,获得了1200 万的融资;4月,与合伙人对其第一次广告进行拍卖,最终以2200 万成交,成为了“网红经济”的第一人。自此,“网红”成为了热点话题,不仅存在于网络世界中,还有很多走进了传统大众传播媒介,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网红的语言风格、网红的行为处事、网红的穿着打扮,甚至是网红的长相都随之成为了高关注点的话题,诞生了一个新的词汇“网红脸”。大学生正处在从学校到社会、从依赖到独立的过渡转型期,在青年亚文化背后,往往呈现出对网红的跟风模仿。

一、网红现象背后的“审美暴力”

网红,在百度百科上2014年就已经形成了专门的词条:“是指在现实或者网络生活中因为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行为而被网民关注从而走红的人或长期持续输出专业知识从而红的人。”匡华、易媛在《网红现象的审美危机》中也有类似的界定。而敖鹏在《网红与消费时代的审美镜像》中认为,从本质上讲,网红可以归类于“名人”的范畴[1]。总体上看,只需要具备两个因素——互联网、知名度,就可以算得上是网红了。从最初的靠文字而被大家所接受的安妮宝贝,到图文时代的奶茶妹妹,再到宽屏时代的冯提莫……虽然风格、类型大相径庭,但无一例外都是在互联网上拥有较高知名度的人。特别是读图时代来临之后,消费文化更是催生了“人的审美化”,越来越多的草根凭外貌就收获了大量的流量,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粉丝”。

虽然如此,由于我国婚姻家庭社会工作处于起步阶段,与婚姻家庭服务业迅猛发展的趋势和发达国家的现状相比较,我国婚姻家庭社会工作的标准化仍然存在一些问题[1]。主要表现在:婚姻家庭社会工作服务标准短缺,不能准确满足当前快速发展的服务需求;现有婚姻家庭社会工作服务标准的总体水平偏低,部分标准内容简单,缺乏先进服务内涵和管理理念;现行服务标准的实施效果欠佳,标准化工作的动力机制、监督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1]

[46]《明英宗实录》(台北1962年影印本)卷二二四,《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一六二,倪敬传。

徐法超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暴力”》中提到“审美暴力”在当前的使用中主要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层是把外观、形象,甚至是人的外貌作为社会评估、社会区隔或社会选择的依据;第二层是对暴力的审美化表现;第三层是审美作为一种生存姿态所具有的括除对象的存在和具体性和丰富性的特征[2]。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第一层中的含义,仅就最基本层次的审美暴力,也就是以网红为代表的肤浅的、表象的审美对青少年日常生活中自我呈现的影响。

二、青少年的自我认知过程

自我认知也叫自我意识,是个体对自身存在的感知,同时包括了对自己心理的感知和对自己行为的感知。米德在《心理、自我和社会》中提出,自我是在“主我”与“客我”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发展、变化的。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个人的“主我”通过自我呈现来对外界进行改造,而“客我”又通过人际传播来对“主我”进行调整,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形成了自我认知。

(一)探索“我是谁?”

在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将“前台”定义为“个体表演中以一般化和固定的方式有规律地为观察者定义情景的那一部分,是个体在表演期间有意无意使用的、标准的表达性装备”[4]。在网络时代来临之后,我们除了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在扮演一定的“角色”,在虚拟空间中也许还在扮演着完全不一样的“角色”。就像是洛杉矶艺术家Amalia Ulman 在Instagram 中名为“优秀与完美”的表演一样,虚构出了一个模特从平凡到失恋到堕落再到回归正常生活的人生经历,并且时刻牵动着9 万关注者的心。为什么我们会在不同的“前台”有不同的“角色”?我们又是如何来完成这些不同“角色”间的转换的?

青少年在自我认知的过程中希望可以和自己理想中的完美形象趋向于一致。在虚拟世界中,由于“演员”与“观众”的弱关系,交往的过程只是ID 与ID 之间的信息传播。对方对你的了解也仅仅局限于你在前台的展现,这就给类似于有Amalia Ulman 这样想法的人更多的空间去打造完全不同于现实自我的机会。

(二)设想“我想变谁?”

1.虚拟“前台”——理想自我的塑造

(三)摸索“我要怎么做?”

塔尔德的模仿理论认为:每一种人的行为都在重复某种东西,是一种模仿。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是由互相模仿的个人组成的群体。

青少年时期,随着身体的成长,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外表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求职的过程中,据统计“漂亮的女生”在招聘中被录用的机率高于“普通女生”的2 至3 倍,“漂亮女生”平均工资高出“普通女生”9%到13%;“长相丑陋的女生”被解雇的可能性高于“普通女生”2 至4 倍[3]。所以,青少年经常通过浏览网红的照片、收看网红的视频,把偶像明星、网红的外貌、仪表、衣着等外在条件当作优秀人士的标杆,积极地学习着属于青少年亚文化群体的群体规范和主流价值,付诸以实际行动去改变原来的那个自己。

三、“审美暴力”对青少年自我呈现的影响

网红背后的“审美暴力”通过影响青少年的自我认知,进而影响了青少年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为了了解“审美暴力”对于青少年自我呈现的影响方式以及影响的结果,笔者特意对48 名大学生的智能手机进行了观察,并且对几名比较典型的学生进行了访谈。通过戈夫曼的“拟剧论”来对这些学生的行为进行分析。

(一)“后台”中“化妆间”的不可或缺

想要在“前台”好好表现,迎合并体现那些在社会中得到正式承认的价值,从而对他人的印象进行管理,以至于完全超过“后台”的“退化”的自己。在这光鲜的“前台”和秘密的“后台”之间为何发生质的变化?戈夫曼所处的时代里的大家仅是能通过表情管理、行为约束以及适当的外表修饰来完成这个过程,所以甚至于会出现“前台”的“观众”误入“后台”,从而使得“演员”的角色发生了越轨。但在当今互联网环境之下,“观众”除非走进“演员”的现实生活,不然很难通过“演员”表现的过程中期待发现真实的“后台”形象。因为在通过媒体进行交流的环境之下,在“前台”和“后台”之间出现了一个不可被忽视的“第三空间”——“化妆间”。所有我们能看到的质的飞跃都是出自这个空间。角色目标越是脱离现实生活的,越是需要这个空间。不同于“前台”的为观众所见和“后台”的为“剧班”可见,“化妆间”是一个纯粹的个人空间。

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将社交网站平台当作是大学生在虚拟世界中的“前台”,将这背后的内容编辑当作是与之相对的“后台”。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除手机自带的照相机之外,48 名大学生均下载了其他摄影类app,其中男生13 人,女生34 人。最多的一名学生在手机中有15 款摄影类app,除此之外,还有拥有12 款、10 款、9 款摄影类app 的学生各一名,且均为女性。总体而言,大部分女生都有4款及以上摄影类app;男生多数在2-3 款。访谈对象们均表示在上传照片前都要通过app store 下载的各种风格的摄影类app 对自己的照片进行加工,主要通过滤镜为自己的照片添加个性化的风格;通过美颜轻则对自己的皮肤进行亮白处理,重则对五官进行调整、重塑。大部分希望可以让自己的照片更好看一些,更能吸引人一些。或者说希望照片中的自己可以在外表上更加引人注目。智能手机中的摄影类app 这时候就成为了青少年的一块“自留地”,在这些app 中,大学生们可以模仿网红们进行滤镜、贴纸的使用,甚至可以模仿网红的妆容、网络的脸。

通过《韵会》征引《说文》与大徐本《说文》的比较分析,可知两书不同部分有的是因两书不同的编纂体例所致,有的则为我们校勘今本大徐本《说文》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二)虚拟“前台”与现实“前台”的转换

自我认知,简而言之就是知道“我是谁”。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展现自己美好的容颜。在研究婚恋网站OK Cupid 的过程中,相关学者就曾经发现,相较于高可信度的个人履历等信息,用户更喜欢跟那些照片比较吸引人的用户进行配对、约会。特别是女性,就像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言:“镜子和磅秤取代了祭坛和跪凳”。《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作者也提到了女性在其传统的暴露角色中,同时是被看的对象和被求展示的对象,她们的形象带有强烈的视觉性和色情意味,以至于暗示了某种“被看性”[5]。所以在对这些被调查者的观察中发现,女生展示出来的社交平台上经常能看到她们穿着网红款的漂亮衣服、化着某网红的仿妆、摆着各种各样的姿势的自拍或者他拍照片。这些用来炫耀或者用来吸引留言的照片无一例外地都进行了后期的处理。而且最常用的功能无非是美白、瘦身瘦脸、大眼,在她们的眼中美女是一种固化的形象,一般都拥有大眼睛、高鼻梁、瓜子脸、白皮肤。还有女生谈到“不化妆不拍照”、“素颜拍照需要挡脸”等等,也有女生坦白“照片比真人好看”、“照片,照骗”……其实男性也在这个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代更加喜欢展现外表上的优势,比如展现自己的肌肉、拍照打卡当日的穿搭。不管现实中是否是邋遢的宅男宅女,在社交网站上呈现的经常是最美好的外表。

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着一点纳西索斯情结,我们都希望自己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可。青少年也会希望现实中的自己可以和理想的自己更接近一点。所以青少年亚文化中偶像亚文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少年的偶像,除了企业家、科学家之外,更多的还是偶像明星、是网红。他们通过大众传播媒体走进青少年人的生活,通过塑造舆论环境,让青少年把他们当为是主流、是时尚,甚至把他们当作是理想中的自我,是自我前行路上的参照。为此,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会大量去消费网红相关的产品,据统计,在电商促销活动中,排名前十位的女装店铺,网红店就占到了其中的七席。

首先,在确定风机布局的基础上,根据迎风向的首台风机的输入风速和风向,通过复杂尾流效应模型计算考虑每台风机尾流效应的风速。然后,根据风电机组的功率输出特性曲线,得到每台风机的输出功率,从而建立可靠性模型。其流程如图3所示。

青少年正处在人生中的过渡期、蜕变期。在这一阶段,他们在精神方面,开始独立探究“我是谁”,会对自己的兴趣、志向、价值观有基础的了解和认知;与人交往时,也会更加在意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样子。只有通过不断尝试不同的风格,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且维持与人的交流,参与社会生活才能累积得出“我是谁”的明确解答。所以,在青少年阶段,青少年群体仿佛是一张未完成的画作,人生的画卷对于他们来说仍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他们通过尝试所有新鲜的东西,通过探索新的可能,通过发掘自身的潜能,从而累积了更多“角色”扮演的经验,这些经验又反过来帮助他们更进一步了解自己,最后塑造一个成功的完整的自我形象。

如何塑造自身比较良好的形象获得网络另一头的那个ID 的好感,这是青少年一直都在尝试、摸索的问题。

她讲自己的倒霉事,还把自己给逗乐了。这个女生也太呆萌了。他突然很想保护她,想让她的运气配得上她的乐观。

2.现实“前台”——真实自我的“加工”

虚拟的“前台”可以靠各种摄影类app 强大的后期效果进行调整,而现实的“前台”想要塑造理想中的自我难度就大多了。现实中的“演员”与“观众”常常呈现的是一种强关系,你是谁、你长什么样、你是干什么的等等个人信息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亲戚、朋友、同学、师长中,所有的缺点都无处可藏。特别是外貌上的缺点,成了青少年最敏感的话题之一。近几年来,天津、成都等地的医学整形外科都推出了“大学生整形专场”、“大学生整容节”等营销活动,吸引的正是这一群希望能在现实的“前台”中也可以扮演更加完美形象的青少年。据调查显示:2014年,中国赴韩整形的人数已达5.6 万人。特别是到了每年的毕业季,各大医院和整形机构咨询整形美容的就诊人数比平时增长了1 倍,整形手术量增长了50%以上,这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大学应届女毕业生[6]。笔者在调查的过程中,也有学生直接表示不排斥整容,或者甚至希望能对自己进行一些微整形,爱美之心人人都有,而且那么多网红都通过整形从而达到了人生当中的巅峰,对于普通人而言这也成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而关于怎么做微整形,一名有微整形经验的学生表示,在与医生的沟通过程中会表示希望某部位可以像某明星或者某网红那样。

除此之外,由于虚拟中的“前台”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差距,也导致了一些年轻人选择对真实的自己进行“加工”。14 岁男孩A 某五官清秀,因为在某短视频社交平台上模仿明星跳舞出名,但由于希望自己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吸引人而选择走上了整容的道路。

(三)多重角色的剧本冲突

虚拟的“前台”和现实的“前台”也不是一直都有明确的舞台界限的,一旦观看某个“表演”的“观众”乱入到了另一个“表演”的场域,就会使得“演员”精心布置的“前台”被破坏,“演员”的“表演”被打扰。像是在一些社交网站上,因为同时集聚了强关系的身边人以及弱关系的陌生人,所以在“表演”的过程中又给我们的青少年增加了不少的难度。为了维持自己可以在完美的几个自我以及真实的自我之间进行无缝对接,近9 成受访对象都表示他们的朋友圈都设置了不同的分组,陌生人肯定不会和熟人被放在同一个类别中,而且针对于不同的熟人还会尝试进行不同的分类,比如朋友、老师、家长。逃课、旷课的信息一定不会对老师、家长可见;化浓妆的照片最好不要给家长看到;性感的照片只给恋人看;每个月钱不够了一定要对家长可见……

砖子点点头,说你女儿这是替你苦钱呢,好,你忙。砖子抬腿刚要走,李金枝甩过了欲言又止的话头:砖子哥,师姐她……

四、结语

网红作为网络社会发展的产物,固然有其先进性。但由于网红的主体以及受众群体的年轻化,对青少年的影响也不可小觑。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是多元化的,青少年不应该把网红当作是权威的审美标杆。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引导青少年合理的、适度的、循序渐进地去进行自我认知。在表现自我、展现自我的过程中也要理性模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参考文献 :

[1]敖鹏.网红与消费时代的审美镜像[J].创作与评论,2012(12).

[2]徐法超.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暴力”[J],肇庆学院学报,2012(7).

[3]李金鑫.外貌吸引力对雇佣决策的影响有弱化措施[J],商,2016(1).

[4]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5]李庆新,李方木.影像时代的审美暴力[J].电影评价,2007(8).

[6]王瑞红.先整容后求职提升颜值能改变命运吗?[J].中国大学生就业,2018(11).

作者简介 :王怿(1989-),女,汉,浙江绍兴人。吉林大学传播学研究生毕业,现就职于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任传播学教师。主要研究新媒体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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