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心城市在我国区域和城镇发展格局中的“中心地位”已基本形成并日趋稳固下来。
国家中心城市的总体情况与郑州建设发展的模式选择
文｜苏晓静 丁煦诗 刘士林
一、中国国家中心城市的总体发展情况
2010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规划建设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5 个国家中心城市。2016年5月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公布《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支持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同年12月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提出支持武汉、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并于2016年12月14日和2017年1月22日先后公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复函》（发改规划[2016]2650 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复函》（发改规划[2017]154 号）予以明确。2018年2月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公布《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建设西安国家中心城市”。至此，我国已有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9 个国家中心城市。
国家中心城市是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层级之上出现的新的“塔尖”，集聚了新型城镇化进程在政策、战略和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主要优势，在国家、区域和城市群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依据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2017 中国国家中心城市发展报告》，截止到2015年底，中国国家中心城市的基本情况如下：在人口规模上，8 个国家中心城市的人口总量为13971.35万，在全国137462 万人口中占比为10.1%；在经济总量上，8 个国家中心城市的GDP 总量为126917.91 亿元，在全国689052.1 亿元GDP 中占比为18.42%；在人均GDP 上，8 个国家中心城市的人均GDP 为94731 元人民币，是全国人均水平（50000 元人民币）的1.89 倍；在GDP 增速上，8 个国家中心城市的GDP 增长速度约为8.67%，是全国平均水平（约为6.9%）的1.26 倍；在城镇化率上，8 个国家中心城市的城镇化率为77.97%，是全国平均水平（约为56.1%）的1.39 倍。由此可知，国家中心城市在我国区域和城镇发展格局中的“中心地位”已基本形成并日趋稳固下来。
从总体评估的情况看，8 个国家中心城市可划分为3 个层级：第一个层级包括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市。“北上广”的各项指数大都处于前三甲的位置。只在“战略影响”一项，广州被重庆、天津挤出前三、前四，位列第五，既说明中心城市的培养成长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和积淀，也意味着传统的城市化格局在激烈竞争中也在出现新的变动；第二个层级包括重庆和天津两个“直辖市”，在国家中心城市阵营中分列第四、第五，反映出直辖市在国家政策和资源配置等方面仍具有较大优势，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自身在区位和发展上的短板，也形成了相对一般省会城市的差异性竞争力；第三个层级包括武汉、成都和郑州，在国家中心城市阵营中分列第六、第七和第八。其中，武汉的“综合实力”指数紧随上海位列第四，超过直辖市天津和重庆，表明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比较均衡且近年来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中心作用”指数上排在第五，位于重庆、天津之间，显示出近年来武汉市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集聚力和影响力不断得到强化。位于西部的成都和位于中部的郑州分列第七、第八，各自的一级指数排名也基本上处于同样位置。但在局部也有亮点。成都的“社会发展”指数位列第三、“文化发展”指数位列第四，与其优良的生活方式资产基本一致。郑州的“人口发展”指数位列第三、城市“中心作用”位列第四，符合河南省作为人口大省和郑州作为河南省会城市的现实。在国家中心城市阵营中，成都和郑州都属于需要加快谋划、布局和发展的城市。
所以，太子丹所欲复仇者，我们切不可理解为仅仅是出于私仇，这之中，实有国恨之意存焉。故此，他对麹武、田光、荆轲三士，于复仇动机反复申明。其中的大义，则与燕国的利益有关，也与对坠诚信而行欺诈的秦国的反抗有关。这层大义，在太子丹与荆轲交心时也透露了出来：
二、中国国家中心城市的基本模式与发展趋势
在某型无人机的通信系统中，每隔T0送出一个脉宽为T0的脉冲信号，脉冲幅度X(t)是一个随机变量，第0秒时，X(0)可取1，2，…，N这N个值，且取该N个值的概率是相等的.第T0秒时，X(T0)可取1，2，…，X(0)这X(0)个值，且取该X(0)个值的概率是相等的；以此类推，第nT0秒时，X(nT0)可取1，2，…，X((n-1)T0)这X((n-1)T0)个值，且取这X((n-1)T0)个值的概率是相等的，记则随机过程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绝大多数中心城市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变化。这是“凡国家中心城市要GDP 过万亿元”大肆流行并被一些城市盲目信奉和竞相追逐的主要原因。“万亿元GDP”是长期流行的“以GDP 论英雄”的惯性思维在作祟，对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个已被历史淘汰的量化经济指标，完全不符合“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和方向。而把复杂的城市发展简单化为经济增长的攀比，也不能客观评价国家中心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和城镇化建设质量。二是“万亿元GDP”会误导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方向。国家中心城市是承载和落实国家战略意图及使命的巨型平台，其主体与核心功能是带动、支撑、引领城市群和区域发展。一旦把“万亿元GDP”作为准入“门槛”，势必使经济总量不足的城市想方设法去“虹吸”下面的资源、项目和人才人力，造成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各种不充分、不平衡问题，使国家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流于空谈。目前的9 个国家中心城市，只有郑州和西安的GDP 未过万亿元。这两个城市应结合自身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基础，率先探索走“文化引领型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新路子，将进一步提高“郑州的首位度”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否则会在“万亿元GDP”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丧失正确的战略判断和应有的战略担当。
三、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面临的挑战和战略选择
在现实挑战上看，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不利条件非常明显。
郑州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集中反应在郑州在中国国家中心城市的排名上。在除西安以外的8 个国家中心城市中，郑州的总体发展水平、“综合实力”“中心作用”“战略影响”三个一级指标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均排在第八。最好的排名是人口自然增长率，以10.9‰位居8 个国家中心城市的首位，同时在基础人口密度和发展趋势上优势较为明显。但也不完全乐观，这是由于人口众多与劳动力素质不高的矛盾决定的。人口众多在农业文明中曾是社会发展主力军，在工业文明时代曾是廉价劳动力，但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却可以说成为城市发展的沉重负担。在这样比较硗薄的基础上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不仅需要有巨大的勇气和准备付出更多的努力，同时也需要认真研究、判断和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总体看来，郑州不适合走以经济、交通和人口为基本要素的“经济主导型国家中心城市”的老路子，而应该着重考虑和探索走“文化引领型国家中心城市”的新路子。
郑州规划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必须处理好两个基本角色的关系：一是作为新晋国家中心城市，必须认真研究和领会国家总体战略布局的要求，承担起支撑中原崛起的光荣使命；二是作为传统农业大省的省会城市，必须充分照顾河南的城市化现状和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引领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和支撑中部崛起为己任。
中国药典中药材的拉丁名采用药用部位在后的表述形式。以药典收录的“香附”为例，通过索引可以检索到如下信息：“香附，Xiangfu， CYPERI RHIZOMA，本品为莎草科植物莎草Cyperus rotundus L.的干燥根茎。秋季采挖，燎去毛须，置沸水中略煮或蒸透后晒干，或燎后直接晒干。”接着，有对其性状、鉴别及其他相关信息的详细描述。可以看出，Cyperus rotundus L.是香附的拉丁学名，CYPERI RHIZOMA是其拉丁名。拉丁学名斜体书写，而拉丁名用正体书写。
当今世界的城市群主要有两种发展模式：一是以经济、交通和人口为基本要素的“经济型城市群”。它肇始于20 世纪60年代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城市群——主要依赖长约500 英里的美国高速公路U.S.I 轴而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波士沃施。这是今天众多中国城市群直接的模仿对象，也是规划和评估城市群发展的主要参照。二是以文化、生态和生活质量为目标的“文化型城市群”。如以金融、设计和高科技为竞争优势的大东京城市群、以技术产业和风险投资取胜的北加州城市群、以潮流和产业设计中心为目标的意大利城市群等。与传统的“经济型城市群”相比，“文化型城市群”代表了城市群的理想形态和更高目标。按照我们的研究，理想的城市群是一个在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整体结构上具有合理层级体系，在空间边界、资源配置、产业分工、人文交流等方面具有功能互补和良好协调机制的城市共同体。参照这个分类原则，我们可以把国家中心城市划分为“经济主导型国家中心城市”和“文化引领型国家中心城市”。可以预言，在全球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和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探索绿色发展和建设文化强国的双重背景下，“文化引领型国家中心城市”必定要成为国家中心城市规划建设的战略性工程和示范性目标。
从发展机遇上看，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有利条件同样非常明显。
中原文化是古代中国主流文化，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主要的发源地和核心区。2009年11月，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在一篇讲演中指出：“河南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中有三千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河南历史曾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和浓缩，不仅影响和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在今天乃至将来仍然具有巨大的价值。”北京师范大学刘成纪教授指出：“就历史而言，中国文化是从中原出发的文化，研究这一文化，有助于把握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正脉，并为其后续发展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他还把中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归纳为十点：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和谐共存的自然观念、和谐共处的社会观念、反分重合的国家观念、以人为本的人学观念、知行并重的求知观念、有所作为的人生观念、重德守信的伦理观念、尚俭节用的经济观念、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念。“除第一点外，其他已作为普遍价值被中国人接受，并成为中国文化秉持的基本原则。”这种深厚的精神根基、丰富的思想资源和重大的历史影响，使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绝不是一个经济中心，而是要承载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这个更加伟大而艰巨的任务。
解析：(1)略。(2)从工艺流程图可以看出,反应物是NaClO3、SO2和H2SO4,产物为ClO2和NaHSO4,根据得失电子守恒、原子守恒配平化学方程式:2NaClO3+SO2+H2SO4==2ClO2+2NaHSO4。(3)粗盐提纯中加入NaOH溶液沉淀Mg2+,加入Na2CO3溶液沉淀Ca2+。结合工艺流程图和氧化还原反应原理,电解过程中,Cl-(NaCl)在阳极放电得到Cl2,ClO2在阴极放电得到。(4)结合工艺流程图和题意,用含NaOH的H2O2溶液与ClO2作用,
综合以上两方面，规划建设“文化引领型国家中心城市”应成为郑州的战略首选。首先，河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现状和“短板”、我国有限的环境与资源无法支撑正在行走的“旧型工业化”道路的现实，使得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悬在当代中华民族头上的达摩科利斯之剑，这就为中原地区实现“由短板变优势”的“华丽转身”提供了客观环境和现实条件。其次，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长期是河南发展的“软肋”和“包袱”，但随着“文化型城市化”和“人文城市”建设在当下的全面展开，它们正成为发展文化生产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产对象，在以文化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富的传承着优秀中华文化基因的精神食粮，具有一举两得、事半功倍的系统效应。再次，在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的战略目标统领下，郑州市近年来在建设文化大市、文化强市、国家文化消费城市等方面不断发力，公共文化设施已实现全覆盖，文化产业跃居四大战略支撑产业和十个主导优势产业之列。举办有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国际少林武术节、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等大型活动，这些都为建设“文化引领型国家中心城市”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形成了高度的文化共识。把建设“文化引领型国家中心城市”作为郑州的战略首选，可以校正“经济主导型国家中心城市”发展模式的偏颇，引领国家中心城市的经济和人文协调发展。同时也有利于郑州站在国家中心城市的新高度和新视野，谋划和重构城市的文化功能和文化发展，在新起点和新形势下提升文化生产和文化创新能力，在国家城市体系最高层级上探索“文化型城市化”的发展，为我国众多的文化资源型城市发展提供示范借鉴。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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