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法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政治文化透视
崔美娜 张 平
（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7）
[摘要] 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到“和平与发展”世界主题的确立，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发展模式到“和谐世界”构想的创立，至当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以“共享”为内核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中国梦”扩展到“世界梦”的国际视域。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历届领导集体将“和合”的政治文化基因与时代更迭、社会变革和全人类发展的要求相契合，是中华民族“和合”文化基因的一脉相承。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更勇承大国担当，创新国际社会治理模式，对国际社会处理国家间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富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范的贡献。
[关 键 词]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文化 外交思想“和合”文化基因
外交作为一国国际形象展示的载体，其指导思想也是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波澜壮阔的外交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即习近平外交思想。”① 杨洁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不断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求是》2018年第15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在国内定位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服务于实现“两个百年”的国之大计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在国际上立足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摒弃国际社会“丛林法则”、“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创新国家间交往的新模式，提出全球治理的新方略，提振中国作为负责的大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塑造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
政治文化是指“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应上的积累或积淀，是一定范围的社会成员普遍遵循的政治取向、共同信守的政治行为模式和广泛流传的政治态度。它是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是深藏于政治显秩序下的隐秩序”，① [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184页。 政治文化具有民族性、传统性和规范性。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首先要确立自己的文化自信，中国文明厚重的历史传统和精深的文化底蕴让中国外交按照自己独特的“逻各斯”形成特有的发展路径。本文以政治文化为视角，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形成和发展中考察我国文明型国家的成长轨迹。
一、“和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外交思想的政治文化基因
“和合”是中国外交思想的政治文化基因。“和合”之“和”意指不同元素可以共同存在，“和合”之“合”意指不同元素可以相容相通，二者合二为一，表示世间万物虽然千差万别但仍然可以相互交融，达致和谐。即在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矛盾和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因素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在不同因素“和合”的过程中，吸取各个因素的优点而克其缺点，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事物的产生并推动新事物的发展。我国传统外交政治文化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世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而有所发展、嬗变，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的思想因子，折射出对人际社会关系达到有序、和谐的政治愿望，在当今世界仍为不可或缺的辩证思维方式。“和合”思想有利于我们处理好国内外各种复杂关系，以达到共赢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中国道路有很多独特的地方，这种差异首先体现在发展模式的哲学观。中国讲求的是“实践理性”，讲的是“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总是从“试验”开始，改革措施先在小范围内试点，成功了再推广。我们使用的更多是“归纳法”，而非“演绎法”，即从试验和实践中总结经验产生理论。② 张维为：《中国震撼》，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101页。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曾多次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从而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时代内涵。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传统“和合”政治文化融入外交领域的结果，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思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是中国在新时代的时空中对“和合”政治文化与时俱进的继承与发展。
一是加强培训和实地考察。除了对医务人员、教育工作者加强人才交流外，还应强加对村党组书记、贫困村致富带头人、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培训、跟班进修和实地考察，全面学习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先进的发展理念、生产经营模式、医疗和教育管理经验及技术，进一步开阔眼界、启迪思维、加深交流、提升素质。二是加强技术指导。邀请连江县农业技术方面的专家到陇西县开展种植、养殖等方面的技术培训及指导，帮助提高陇西县专业技术人才的综合素养和产业发展水平。
“中国威胁论”的推崇者采取的是权力政治的逻辑，即权力是政治、经济、军事三种战略因素的综合，国际关系则是权力斗争，一国权力越大，它改变别国行使权力的行为的能力就越大，因此权力大的国家必然支配权力小的国家。为此，江泽民同志在2002年10月访美时指出，“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②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江泽民同志把中国传统“和合”思想中的“倡中庸、抑极端”的“中庸之道”推及外交政策，强调中国的发展不是为了称霸，而且必须靠发展才能抵御强权和霸权，只有抵御住强权和霸权，才能保障和平。“和而不同”和马克思主义对事物发展状态的多样性观点相统一，维护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合理性，成功避免了中国与西方可能发生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冲突，全面调整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与时俱进地走出了一条和平与合作的发展之路。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政治文化传承
自1949年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中国社会主要经历了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领导的四个发展时期，外交政策也因四个时期不同的历史环境、社会发展状态、不同时期领导集体的外交重心及决策方式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点。其中“和合”基因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锻造出新中国70年外交一脉相承的政治文化品格，滋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化土壤。
（一）“和平共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基本外交原则
建国70年来，“和合”思想作为政治文化基因，绵延在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理论框架和实践机制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与之一脉相承，又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中国梦中与时俱进、完善发展，成为新一代领导集体共同信守的政治行为模式和基本政治态度。
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泊·雷默在伦敦作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演讲，他把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的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他指出该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适于发展中国家效仿。此论点一经提出，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背后的“中国模式”一时成为世界的焦点。在国外专家学者对此模式的重要经验给予积极的肯定的同时，也出现了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疑虑或误解，为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用实际行动明确地向世界表明，中国选择了并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为造福于国际社会每个成员来推进和谐世界的构建而积极作为。在国际生态环境的大转换过程中，中国不仅要向世界贡献市场、产品和资本，还要向世界贡献智慧。“和谐”精神既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理念，又是一种新的方法。它主张的是一种多赢的模型，认为利益的实现过程是一种多赢的博弈，“和谐世界”的理念符合现代政治理念的发展，符合世界的历史进程和各个国家的利益。
和平共处是超越对立思维的基本原则。建国初期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为了开拓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毛泽东同志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借鉴了革命时期形成的统一战线的思想与经验，提出建立广泛的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思想，并在1949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向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他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6页。 据此，周恩来总理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该原则是中华民族睦邻友好传统的发扬光大，是中国传统文化“协和万邦”、“以和为贵”精神的理论总结。这一原则提出后，首先成为亚洲区域性国际法，很快又扩展至非洲及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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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文化注重和平、强调合作，但是这种和平、和睦并不是无原则的，这种合作完全是在平等基础上的自己做主、自己决定，这种思想反映在建国后的中国外交战略中就是独立自主。近代中国外交史是一部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血泪史，是一部中国人民没有国际地位的屈辱史。建国以后，中国始终把维护国家的独立、领土与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形式的外来侵略与干涉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的胜利，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在国际社会上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也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国家的认同和欢迎，诸多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真挚友谊，是中国非常可贵的外交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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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和平与发展”：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基本外交立场
在对世界局势做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中国转型期“28字外交方针”，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页。 中国集中精力搞建设，创造和平的外交环境。中国不称霸、不当头的政策，并非意味着中国游离国际社会之外或是闭关锁国，而是在世界舞台上中国要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推进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
“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①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1页。 它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针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这样的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习近平同志利用各种外交契机向世界各国表达中国“永不称霸”的立场。2012年2月访美时，习近平同志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发出邀约，共同努力塑造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建设积极合作关系树立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典范”；② 《习近平访美：中美和则双赢斗则两败》，《中国网》2012年2月18日。 同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进一步表达“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③ 习近平：《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央视新闻网》2012年7月7日。 这一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成果的愿景；2014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世界邮报》的专访中强调，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国强必霸’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④ 习近平：《中国崛起应避免陷“修昔底德陷阱”》，《世界邮报》2014年1月22日。
“一国两制”与“和合”精神实质是相互贯通的。“和合”文化强调“和而不同”，而“一国”可谓“和”，“两制”可谓“不同”。“一国两制”的构想冲破了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两极藩篱，在承认对立的前提下寻求统一、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做到了“和”而不丢掉原则，“同”而不死板、不僵化、不简单趋同。香港和澳门回归后的繁荣稳定，再一次证明了“一国两制”是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客观分析香港和澳门的历史和现实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邓小平同志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模式解决同周边邻国间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立场，这是中日双方通过对话与合作有效化解东海争端的一次重要实践，在日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建交时，对于南海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指导原则。传统“和合”思想提倡不同事物的融合，但这种融合偏重于对显性或潜在冲突的缓解和消弭，而邓小平同志着眼于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一方面主张彼此之间要和平共处，千方百计消除隔阂、打破对立；另一方面又主张彼此之间要展开对话，把视野扩展至更宽泛的领域，提出了更高也更积极的要求，那就是“合作”。邓小平同志提出用共同经济利益的纽带把争端各方联系起来，在共同开发中促进相互了解与信任，实现“互惠”与“双赢”。由此，国际间不必要的冲突和摩擦得以消融，相关国家人民的福祉得以提升，充分体现了中国促和平、求发展的巨大诚意。
（三）“和而不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外交的基本主张
古代中国倡导“天人合一”思想，视“和谐”为常态。中国希望与各国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和谐相处，主张各国人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该受到尊重，提倡人类共享文明的成果。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20世纪90年代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在坚持和平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下，以与时俱进的和平观驳斥了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推进合作双赢的务实外交战略。
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③ 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08页。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等领域广泛交流和合作，收获普惠共融的累累硕果，再一次印证马克思、恩格斯两位思想家预言的科学性与必然性。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④思想的价值在于应用于实践，改变现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闪烁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的道义光芒，流淌着追求“和合”的政治文化基因，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作为己任，把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外交工作的旗帜。
闪速炉电收尘设计烟气量［1］162000m3/h（350℃时）；入口烟气温度350℃，出口温度280℃；入口压力-2.5kPa，入口含尘量≤90g/m3；出口含尘量≤0.5g/m3；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历来是国际社会中各国对良性国家关系的美好追求，体现在中国外交中，“原则上，它要求积极寻求国家利益的交汇点，妥善处理分歧；行为上，它主张承认国家间的差异性，寻求和扩大共识；在整体的国际关系中，它寻求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承认不同而又不互相冲突；在外交实践中，它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多边主义，维护和平与发展，维护世界的多样性”。③ 外交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外交理论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2004年版，第16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同志强调中国永远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提出中国应全方位参与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反恐、人权对话、保护生态在内的各类国际机制，并更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
（四）“和谐世界”：国际交往的理念创新
进入新世纪，中国外交面临着两个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一是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化解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疑虑和误解，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二是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同时，如何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着眼国际社会全局，基于实现合作和多赢的外交目标，传承“和合”文化的价值观念，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同志首次在代表世界最高权威的讲坛——纽约联合国首脑会议上，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名义，向全世界提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思想。“和谐世界”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和合”政治文化，但这种“和”不是多元的相互妥协而共存，也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而是建立在“义理”基础上的“和谐”。把“和谐”思维置于当今世界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就是主张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之间取长补短、和衷共济，倡导同情与包容、民主与平等，反对强势集团的“丛林法则”。
论英译中陶诗意蕴的最佳关联性的传递 ………………………………………………… 周英莉 许卉艳（5.74）
“和谐世界”思想是在新形势下的新国家安全观的延伸。胡锦涛同志强调：“无论对于小国弱国还是大国强国，战争和冲突都是灾难。因此，各国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安全威胁。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①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 人类经历了文明的演进，从“大陆文明”的传统模式，进入到现代性“物竞天择”的“海洋文明”模式，当今世界的文化竞争已经进入到后现代“太空文明”时代，人类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都在不断创新中改变。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国家间政治秩序的新模式，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权威因为被分配到单位国家身上而成为一个分散的体系，解决了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私权”问题。在国与国关系的初始阶段，这种安排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该秩序因为过分强调私权的至高无上性，从而缺少对国际社会中日益显现的公共利益的制度保护机制。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加强，面对越来越多的在国家之上的全球公共利益问题，关于私权的制度安排不仅显得无能为力，而且成为公共问题解决的根本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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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凸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硬核
古代中国形成的符合人类和平发展要求的“和合”思维与精神，与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外交的本质要求是相通的，因而自然地被吸收融合到新中国的外交思维与实践中。这种外交政策包括两个重要的因素：和平共处与独立自主，它们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表现出中国外交政策的特色。
（一）以“和合”的文化基因破解中国崛起的“修昔底德陷阱”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中国政府研判国际社会大势作出的新战略。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阐述了和平与发展的思想：“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 尤其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给中国以“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考验。一国的实力是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保障，没有实力支撑，求“和”只能是纸上谈兵。“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本质是一种战略智慧控制力，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④ 《邓小平外交思想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内蕴“和合”辩证统一思想，“韬光养晦”意味着“不结盟”、“不称霸”，而非不求进取，消极退缩；“有所作为”实指坚持原则、反对强权，绝非主动出击，争强好胜。两者目标一致，都是为中国争取和平环境，实现长远发展。这一外交战略指导方针，对于帮助中国度过冷战结束后的困难时期起了重大作用，并使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始终处于有利地位，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在其1981年出版的著作《中国政治的动力》中把中国文化看作是一种文明，世界对中国的期待，就是对中华文明的期待。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创造人类大量财富的同时，也以其二元对立观在世界制造了冲突、隔阂与对抗，陷入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言“创造性毁灭”怪圈。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曾预测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华文明在构建世界国家这个问题上将大有可为。英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充分肯定中国文化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和作用，预言中国必将在未来为全人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根植于“和合”传统政治文化土壤，承继建国70年来外交风范，以国家情怀与世界主义视角破解大国崛起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刻板、僵化思维，走出一条各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路。
（二）以“和合”的义利观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道
“中国梦”既是内政战略，亦是外交主题，还将成为开创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探索人类新文明的过程。2014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同志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思想强调了有别于西方传统的中国式“群体导向”的世界观。2017年1月，习近平同志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推向了全世界，并郑重声明：“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8页。 在世界经济低迷、金融危机、难民危机、恐怖袭击、局部动荡困扰的历史关头，习近平同志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维，为世界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⑥ 陈海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思想探析》，《理论学刊》2018年第2期。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伊萨耶夫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成为给全世界共同发展和繁荣创造条件的思想。”⑦ [俄]亚历山大·伊萨耶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势所趋》，《人民日报》2018年1月5日。
“中国梦”不仅是中国的国家梦、民族梦、人民梦，也是世界梦、文明梦。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大后已出访100多个（次）国家和地区，足迹已遍及地球上有长期人类居住记录的除南极洲以外的六个大洲，将“中国梦”和“世界梦”紧密相连，续写了中国外交的新篇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世界发展成果的共赢共享。和平与发展是整个人类共同的愿望，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同时也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任。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势不可挡，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怀着过上美好生活的梦想，共商共建共享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愿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必由之路。“中国人讲究‘义利相兼，以义为先’”，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56-457页。 这彰显了“和合”的中国外交传统中“己欲达而达人”的义利导向，“坚持和积极践行正确义利观，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② 习近平：《共同谱写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在中国一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5年1月9日。 最终实现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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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和合”的责任担当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习近平同志指出：“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09页。 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是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思想，是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总体对外战略而做出的符合民族利益的战略抉择。蕴含“和合”思维模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战略的精髓和灵魂。立足全球化发展的实际，习近平同志向全世界各国发出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是全球治理体系的终极目标，是人类更加公正合理发展的朝向。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以把握好协商、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维护好互信程度最高、战略价值最大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牢固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同金砖国家“三轮驱动”的战略伙伴关系等作为发展战略，践行中国坚持结伴而不结盟、对话而不对抗的承诺，全力打造构建全球合作共赢、包容开放的“朋友圈”。
“一带一路”的提出，更是将和谐发展、共赢共荣的外交韬略勾画出了务实的实现路径。自从加入世贸组织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体现出大国的担当与风范，在政治互信、经济互通、科技共享、文化共荣的具体实践中，体现出中国“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的有效策略，走出了一条符合世界各国和谐共生的发展之道。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彰显的正是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中国向世界各国做出的承诺。2018年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让各国亲身感受到中国构建内容丰富、成效显著、惠泽民众的务实合作格局。2019年11月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再次敞开市场大门迎四方客，这不是一般性的会展，它优化了国际贸易环境，为“一带一路”提质性发展提供新契机，也是中国用切实的行动推动全球化发展，主动开放市场的重大政策宣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打开了各国对国际秩序观察的新视角，以“和合”的责任观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其影响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多年前所言：“一切都在变得可能，世界发出了一声惊呼……中国：正在改变世界”。④ [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题记第1页。
“和合”政治文化基因内蕴于新中国70年波澜壮阔的外交历程中，使中国历届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的内涵和具体方法存在着一贯性与拓展性。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要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59页。 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到“和平与发展”世界主题的确立，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发展模式到“和谐世界”构想的创立，至当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以“共享”为内核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中国梦”扩展到“世界梦”的国际视域。建国70年来，历届领导集体将“和合”的政治文化基因与时代更迭、社会变革和全人类发展的要求相契合，是中华民族“和合”文化基因的一脉相承。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更勇承大国担当，创新国际社会治理模式，对国际社会处理国家间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富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范的贡献。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Xi Jinping’s Socialist Diplomatic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CUI Meina，ZHANG Pi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s&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Abstract: Nowadays，the idea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as the core idea based on the collective initiativ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nd making the“Chinese Dream”to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Dream”．We can found that successive collective leaders have match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genes of harmon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reform of the times，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ll mankind．This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harmony”genes of the Chinese nation，and it also shows that China is a 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China will show its proprietary manner and demeanor in handling of inter-State relatio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new ag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olitical culture；diplomatic thought；harmony and peace；cultural genes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9年上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中心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方法、途径研究”（项目编号：SSA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崔美娜（1982-），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张平（1962-），男，湖北仙桃人，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72（2019）05-0047-08
（责任编辑：肖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