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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1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6)06—0023—04
当今，维护稳定、促进和平，已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在中国，促进国家和平发展需要稳定；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稳定；承办北京奥运会更需要稳定。因而，研究具有“类”文明的公共体育精神，剔除狭隘的体育“种”意识，加强北京奥运软实力建设，是促进2008年奥运会稳定与国家和平发展的重要课题。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指出，“各级政府要把发展体育事业作为促进人民身体健康，提高全民族素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举办赛事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有利于出成绩、出人才，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因而，未来北京奥运将面临国际间各种利益冲突，我们若不认真研究“公共体育精神”和2008年奥运稳定的问题，就很可能会像SARS出现后，才感悟到缺少“公共精神”而悔之晚矣。目前，国内赛场殴斗、黑哨、假球、兴奋剂等问题屡禁不止，都与我们缺少“公共体育精神”和稳定意识有关。例如，2004年亚洲杯足球赛中日决赛后的冲突，以及2001年以来中国男篮在两次国际比赛中的“群殴”等造成的不良的国际影响，这些都告诫人们对待未来北京奥运要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因此，认真分析北京奥运会可能出现“失稳”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对于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确保北京奥运会稳定，促进中国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影响北京奥运稳定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因素
影响北京奥运稳定与中国和平发展的要素有心态和环境因素，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外因。其中，作为内因的心态是灵魂，是主宰。因而，心态因素是影响北京奥运会稳定的“要素”。
1.1 心态因素
1.1.1 国外心态
国际政治学者分析，全球化所造成的文化单一化的压力，激发了各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识，从而使民族主义激情升温。这也容易促使国际竞赛成为“种”的较量，“类”的缺失。1936年，纳粹德国承办的柏林奥运会强化“种”意识，践踏“类”文明的事件虽然不可能再演，但强调差异、优越性而排斥共性和统一性的“重种轻类”的心态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不可排除。全面分析，虽然当前国外绝大多数的民众或国家希望北京奥运能举办成功，但国际上一些敌对势力，运用世界上当某一大国强大了，必然要对邻国产生威胁或引起世界不安的“铁律”，纷纷抛出了“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等问题，企图恶化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资深研究员雷默在伦敦作演讲时指出，“中国能够和平崛起，必须为之创造一种国际环境。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多数人在提及中国时，使用频率较高的字眼是‘神秘’、‘恐惧’、‘黑暗’。”[1]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副主席包罗在2005年“中国崛起研讨会”上说，“中国的腾飞在加拿大、在北美、在全世界都引起了许多不同的反应：赞扬、惊叹、不安和惶恐。”[2]“十运会”刚刚结束，法新社报道，“中国体育当局要求各地教练员加紧培养人才，以便在2008年奥运会上使中国保持在奖牌榜的前几名。很多教练定期给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目的是提高成绩向奖牌发起冲击，同时从中获得相当可观的经济利益。孙英杰是今年第27个被查出服用兴奋剂的中国运动员。”埃菲社报道，“十运会向人们全面展示了中国体育运动的现状，但十运会所反映出的一些问题却不由让人质疑：中国真的具有在2008年成为世界第一的体育强国所必需的能力吗？”[3] 这些都是中国承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不利因素。
1.1.2 国内心态
目前，虽然有人表面上是欲求通过北京奥运促进国家精神文明建设，但实际仍怀有单纯锦标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种”意识)，还缺少体育的“类”文明。例如，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体育官员等，认为北京奥运是中国多得金牌，“为国争光”的千载难逢的机会。还有知名人士指出，国内竞技已形成了的怪圈，即在全运会上为省争光是首要任务，在奥运会上为国争光是首要任务。可见，通过竞技促进人类和平的奥运宗旨——“类”文明，在中国已被忽略。这种思想极容易强化体育“种”意识，淡化体育的“类”文明。例如，北京市市长王歧山最担心的是北京奥运“奏别国的国歌时中国观众不起立”、“没有赢得金牌的选手不能赢得同胞的掌声。”[4]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最关注北京奥运是两点：一是中国要进行奥林匹克教育，二是奥运新的环境标准北京如何适应它。其实罗格最担心的是中国人只重视奥运“夺金”的工具理性，而忽略其教育青年，促进和平的价值理性。当前，国内赛场“异化”现象的根源是我们有强烈的竞技的“种意识”，缺少体育的“类”文明。长期以来，我们就是在这种强烈的“种意识”的作用下，再加上我们缺少“类意识”和稳定意识，因而先后酿成了1994年广岛亚运会国家游泳队11名运动员服禁药；2004年亚洲杯决赛，中国队负于日本队，国内球迷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过激行为等等。因此，心态的问题是影响北京奥运稳定的要素。
1.2 环境因素
1.2.1 国际环境
在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北京奥运绝不是单纯的竞赛。因而我们仅仅从体育学的角度来研究北京奥运显然是行不通的。必须要把北京奥运置于当今的国际社会环境中做全局性、综合性的分析。影响北京奥运稳定的国际环境因素主要有“中国威胁论”和恐怖主义。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论调就是，伴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高，必然会使得国家间关系发生权力转移，中国将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结构，导致国际体系的不稳定。“中国威胁论”的泛滥，盖源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心理作祟，充分暴露了某些大国不愿意看到中国顺利崛起的意图，妄图恶化中国生存的国际环境，抑制中国的和平发展。国家主席胡锦涛先后在国内外重要会议上多次用“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阐述了中国复兴是在维护世界和平基础上的“和平发展”。其次是恐怖主义。近年来，国际政治学者指出，当今世界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事态发展，“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是各国民族主义情绪上升，而后者正是对前者的一种文化反映。”而在许多地区，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相结合，用恐怖的手段破坏主权国家的完整与世界的和平。例如，纽约9·11恐怖案、莫斯科文化宫的恐怖分子劫持人质事件和中国新疆地区的恐怖事件等不容忽视的。从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公园爆炸事件到2001年美国“911”事件，再加上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事件等，这些都说明即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再强大，但若忽视安全与稳定问题，将会酿成千古遗恨。
1.2.2 国内环境
世界一些国家地区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期间是一个很不稳定的时期。2003年，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标志着社会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期。十六大报告以“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开头，以“增强忧患意识”结尾；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提高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再者，国内分离主义(台独、藏独、疆独)、突发事件、法轮功、贫富差距、严重失业等问题的存在，这是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和承办北京奥运的极不稳定的社会因素。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将会导致国内政治动荡。例如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的危机。墨西哥存在贫富差距大、严重失业等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奥运工程又使政府陷入了财政危机从而增加了人民对其不信任，导致了政府与群众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迫使许多国家的运动员退出比赛。
1.2.3 竞赛环境
构成竞赛环境的主要因素有裁判员、竞技者(运动员和教练员)、管理者、观众、媒体等。其负面影响具体如下：一是管理者的极端民族主义——狭隘的种意识；二是裁判员极端功利主义——物欲的潜意识；三是媒体的误导——过度渲染国家主义等；四是观众狭隘狂热的心理——恶性不满宣泄；五是竞技者单纯锦标主义——狭隘体育意识。尤其是管理者的境界是决定北京奥运稳定的关键。在北京奥运期间，管理者的任务是从宏观上要控制比赛能公正、公平的进行。然而，目前国内赛场黑哨、假球、兴奋剂、殴斗事件时有发生，并且屡禁不止，这在国内外造成许多不良影响。其问题产生的根源与东道主，以及赛会的组织者存在的问题是难脱干系的。例如，在第十届全运会结束后，香港《亚洲周刊》10月30日报道，“十运会丑闻不断，暴露中国体坛多年不绝的禁药、黑哨、假球、让赛及管理部门的种种问题，令人对北京奥运忧心忡忡。”[5] 其次，就是裁判追求既得利益对竞赛秩序的干扰。
2 加强软实力建设，促北京奥运稳定与中国和平发展
当前，为调整好国民承办北京奥运的心态，国家应加强北京奥运文化的“软实力”的建设。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成功与否是决定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认同的要素。正如，2005年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在总结中海油竞购美国尤尼科公司失败的教训中指出，“如果最后中海油收购尤尼科不成功，与其说是中海油的失败，还不如说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经验的不足以及中国在海外的软实力欠缺的具体反应。”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同志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理论研讨会上指出：“雅典奥运会的成功在于有个好的理念和打出文化的品牌。雅典通过文化做好了软实力的建设，确定‘奥运回家’为主题的理念，既加强了全世界对希腊的奥林匹克文化的认同，又增强了国际社会对希腊的认同。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奥运会的场馆、基础设施等‘硬实力’的建设毫无疑问，但对其文化含量表示担心。北京奥运会要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威胁感，就必须加强软实力的建设，以取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同，最终取得北京奥运的成功。”[6] 这是颇有道理的。
2.1 重视研究奥运精神文化，为北京奥运软实力建设奠基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文明有两个方面：外在之物与内在之神，外在易取，内在难求，谋求一国文明必须先攻其难后取其易。”因此，深入研究奥运的精神文化，为加强北京奥运会的软实力建设和调整国人承办2008年奥运的心态奠定基础。
2.1.1 深入研究奥运稳定与和平的“基因”
据考证，古、今奥运的发起者多数是追求比竞赛自身更有价值的东西，即公平竞赛、教育青年、促进和平。正像希腊文管局总监亚罗尔斯在《古代的体育教育》中指出：“奥林匹克的神祗们不仅仅是为了竞技才发起运动会，他们首先是为了反对无秩序和反理性的力量才创建运动会……对青年的教育原则中贯穿着竞技、神性与人性的精神。”这也正是顾拜旦发起现代奥运会的初衷。历史证明，古今奥运自产生就有秩序、稳定、和平的“基因”。1964年东京奥运会就是例证。当时，二战几乎使日本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东京奥运会之前，日本经济和国家综合实力已经迅速发展。因而，日本急需通过东京奥运会这一舞台展示其国力，以改变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良的国际形象。所以，在这次奥运会期间，日本特别注重宣传奥运追求和平的理念。尤其在东京开幕时，点燃奥运圣火的是19岁的青年坂井义。他是1945年8月6日出生于广岛。这一天是美国在广岛投下了人类第一颗原子弹，使包括坂井义的父亲在内的8万居民丧生，后来20万人死于核辐射病症。因此，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组委会决定选择坂井义来点燃圣火，其目的就是为了表达日本青年一代对“和平”的渴望。
2.1.2 研究公共体育精神，树立稳定的竞技新思想
所谓“公共体育精神”是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念的浓缩，是一种“类”文明。奥林匹克运动是人类体育的最高形式，其宗旨就是一种公共体育精神。它的核心是公平竞赛、教育青年、促进和平。运用冰山学说分析，当今奥运的参与者追求的几乎都是冰山水面上轰轰烈烈的有形之物——具有工具理性的竞技。然而，明智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不但应追求冰山水面上的有形之物，更要追求冰山水面下比竞技更有价值的东西——公平竞赛、教育青年、促进和平的“公共体育精神”。它是奥运的主宰，是决定其和平圣火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关键所在。当今，国际竞技思想已逐渐从冰山上的“物”转向冰山下的“人”，但国内竞技思想仍然停留在重“物”的层次上。例如，国内的教科书定义，“竞技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提高人体在体格、体能、心理和运动能力方面的潜力，以获得优异运动成绩为目的的活动。”但是，“奥林匹克的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可见，前者是为了“物”，后者是为了“人”。可见，国内的竞技思想不但未与奥运宗旨“联通”，而且差距甚大。北京市委书记刘琪曾说过北京奥运要有“人”的概念，不能见物不见人。国内政治学者喻希来指出：“过去，国人习惯用皇权和国家秩序替代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同理，我们惯用落后观念去维护国家体育秩序，去培养管理者和运动员。这是造成国内黑哨、假球等问题的罪魁祸首——无形的“罪犯”。奥运是国际竞技的最高形式，其宗旨代表了国际“公共体育精神”。SARS出现后，国人才醒悟到我们缺少“公共精神”和“公共行为”，这比SARS更可怕。因此，树立人物并重，更重人的“育人夺标，促进和平”的竞技思想，既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又顺应了国际公共体育精神的要求。虽然“夺标”是奥运的本质特征，但它却是其公平竞赛、教育青年、促进和平的手段——“载体”，如果这个“载体”成了目的，那么不但会促使“人”成为手段，而且竞技也将异化。在“十运会”刚结束后，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局长面对国内竞赛存在的问题指出，“各级体育管理部门在追求体育比赛成绩的同时，必须加强运动队的思想道德教育，要充分认识公平、公正是体育的灵魂，要充分认识体育在培养健全的人格和精神，树立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观，弘扬团结协作、公平竞争的社会风尚的作用。”因此，北京奥运要树立“夺标育人，促进和平”的竞技思想。这既是奥运宗旨的体现，又是调整国民“胜王败寇”的心态的基础，也是北京奥运追求的核心，也是世人的渴望。
2.2 调整心态，加强北京奥运会软实力建设
文化主宰命运，心态成就未来。目前，为调整好国民承办北京奥运的心态，应当从以下5个方面加强有关的软实力建设。
2.2.1 目标的超越
我们要充分地认识承办北京奥运的“过程”比其“结果”更重要，以求抵制单纯锦标主义的错误倾向。中国承办北京奥运，首先要把弘扬奥运精神与宣传民族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积极倡导奥运追求“和平”比追求“金牌”更有价值的“公共体育精神”，那么东道主就会深刻认识：参与承办“过程”，比其“结果”更重要。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就使东道主重视承办“过程”的成功范例。因此，我国政府对国民“金牌情结”的心态要早调整、早降温，以求减少麻烦。如果国家夺金的能力并不具备争夺第一名的实力，然而，却不择手段地刻意求之，将适得其反，其教训屡见不鲜。例如，在国际上，韩国“巧夺”1988年汉城奥运会第四名和2002年世界杯第四名，被西方社会称为是“光天化日下的抢劫。”在国内，全运会承办省“第一定律”和参赛唯“金牌定律”等扰乱国内竞赛秩序的问题，都曾遭到社会的广泛谴责。例如，在“十运会”结束后，有人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我想看到一个东道主不再是第一的全运会。从第八届全运会至现在，东道主已经连续3届稳坐在金牌榜首席位置上，随之相伴的是没完没了的纠纷、申诉、指责，直至掀翻桌案，追打裁判的丑恶现象。”[8] 联想，为什么1984年朱建华在洛杉矶奥运会失利后，有人砸其小家？中国政府在北京奥运前，若不调节国民“金牌情结”，那么国内观众很可能就会像“5·19”球迷骚乱一样去砸中国这个“大家”，因而造成国内局部失稳，国际上的不良影响。因此，国家将金牌的位次真正设定在适当的位置上，是调整政府和国民承办北京奥运的心态，控制北京奥运失稳的“关键环节”。
2.2.2 竞技的超越
我们要追求运动以外更有价值的东西，即跳出竞技圈子看奥运。要启发国民深知：承办北京奥运会还要追求比竞技价值以外更有意义的价值，那就公平竞赛、教育青年、促进和平。中国的稳定与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交往，彼此互相认同消除不信任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威胁论”也滋生蔓延起来，这也是正常的，关键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中国威胁论”。北京奥运会给我们展示中国和平崛起心态的舞台。我们要摆脱气势逼人的“金牌情结”，培养国民爱好和平的奥运精神，以自信、宽容的健康心态展现在世界各国运动员与人民的面前，从而消除各国人民对中国“惧怕”的不信任的心理，使“中国威胁论”不攻而破。
2.2.3 文化的超越
我们要在文化的多样性中寻找统一性，在差异性中寻找共性，在“文化认同”中有机地传播民族“和谐”的传统文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也加快了西方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单一化的压力，使不同文化背景的种族不断反思“我们是谁，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问题。例如，在某些伊斯兰国家鉴于对“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担忧而捍卫民族文化的极端反应，而且“911”后美国爱国主义盛行，也体现傲慢的美国人怕失去自己的文化特性。因此，文化的不认同与冲突是当今局部地区战争和世界范围恐怖主义猖獗的根源。1974年，英国史学泰斗汤因比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进行的“展望21世纪”的对话中，汤因比断言在21世纪人类将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最需要中国文化的精髓，即和谐，它是世界各种文化的凝聚力和融合器。北京奥运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让中国文化深入、广泛地融入世界的机遇，也给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文化重新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也给中国争取本土文化的“主权”，避免其文化的附属化、边缘化和残缺化提供了可能。这就需要我们应以传播奥运追求和平的“公共体育精神”为“载体”，用世界人民喜欢接受的、容易理解的方式，大力宣传以“和谐”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实现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认同的愿望，从而促进北京奥运的“稳定”与国家的和平发展。
2.2.4 种族的超越
我们要剔除“种”意识，强化“类”文明——树立公共体育精神。国内体育专业教科书上介绍竞技是为挖掘人身体潜能、夺取锦标、为国争光的“活动”。这是一种狭隘的“种”意识，它不是体育的“类”文明。这种体育的“种”意识是中国体育产生异化现象的根源。体育虽然成为了展示民族形象的最好的载体，但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充斥，正吞噬着公共体育精神。实践证明，仅仅寻求弘扬国威是违背时代的潮流的，也难免会引起世人对中国的“批评”，甚至会引起国际间的外交冲突等政治问题。所以，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国家首先要十分重视培养全体公民的“公共体育精神”；其次，在处理国际竞技利益的问题上，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视为人类利益的一部分，以形成中华民族非凡的气质和文明古国特有的风范，即造就世界中的中国、世界中的国民，为实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提供思想基础；再次，国家要力求“和谐”与“多赢”。2005年，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同志在元旦献辞中指出，“新时期中国体育事业将更好地为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服务，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副局长肖天同志曾提出，“中国体育也要研究公共文明。”这些都是在追寻体育的“类”文明，也是中国体育固本培源的思想基础。
2.2.5 价值的超越
我们要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金牌，树立竞技新观念。当今，我们要排除竞技狭隘的“种”意识，强化具有“类”意识的、宽容的普世性的“公共体育精神”。同时，还要努力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金牌。可以肯定，我们研究竞技项目的本质、特点和规律等造“物”的工具理性没有错，但忽视了研究与竞技价值理性有关的公共体育精神等终极关怀的问题，以至造成我们在培养运动员的过程中，重视了物化的训练，忽略了人性的修炼，即“重物轻人”，因而导致赛场“异化”现象屡禁不止。刘翔的事迹被写进上海小学课本，美国体育影片《百万宝贝》获奥斯卡金像奖，其主题强调的不仅是二者的工具理性，而是二者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实践证明，追求以竞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金牌就是促进体育的手段为其目的服务的表现，是抵制国内外赛场黑哨、假球、兴奋剂等异化现象的重要举措，也是建设体育“类”文明的有效途径。
3 结论
3.1 影响北京奥运稳定的要素是参与主体的思想和心态；其次是环境因素的干扰；再次是深刻认识奥运追求和平比夺取锦标更重要的价值理性，我们就能树立“育人夺标，促进和平”的思想，就能弘扬国际“公共体育精神”，从而剔除竞技的“种”意识，强化体育的“类”文明，努力追求有道德基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金牌。
3.2 主动研究控制北京奥运“失稳”的主要对策是加强北京奥运会软实力建设。具体对策是：一要重视研究奥运精神文化，为北京奥运软实力建设奠定基础；二要调整心态，加强北京奥运会软实力建设。全面分析影响北京奥运稳定的因素，并系统研究控制其失稳的积极对策，这对于促进北京奥运稳定与国家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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