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与康德主体性思想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主体性论文,思想论文,波普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肯定主体因素尤其是主体认识结构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贯穿于康德的批判哲学与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之中主体性思想的基本内容。就这一思想的提出而言，二者都是针对经验主义认识论的。然而，仔细分析他们对经验论的批判就会发现，这里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明显的区别。
康德是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展开其批判哲学的认识论，进而阐述其主体性思想的。在他看来，认识论应首先研究科学知识的条件及其来源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以往的哲学无论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派，还是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论，其观点虽然都有合理之处，但都是片面的、都有其缺陷。其中经验论的问题在于，它错误地将知识“起于”经验与“来自”经验混为一谈，它无法保证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康德指出：“经验永远不会给与经验的判断以真正的或严格的普遍性，只能通过归纳给与它们以假定的和比较的普遍性。”①在此，康德尤其不同意休谟把因果原理归于“习惯性联想”、仅表示主观联想的必然性的观点，康德指出：“他不能解释知性怎样有可能必须把那些在其本身而言的本不是在知性里联系着的概念，思考为必然在对象中联系着，而且由于他从来就没想到，知性也许本身就能通过这些概念而成为在其中发现它的对象的这种经验的创造者，所以，他就不得不从经验来得出知性概念，就是说，从一种主观的必然性（即从习惯）得出它们来，而这种主观的必然性（习惯）是发生于经验中的重复联想而被误作客观的。”②康德认为，洛克和休谟所一致主张的这种经验性的起源，是与我们所实际上具有的科学验前知识，即纯粹数学和普遍自然科学不相协调的；而这一事实就足以推翻这种起源论了。
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在建立其认识体系时虽然批判了经验论，但并不彻底否定经验论。他指出，我们只能认识我们所经验的，知识必定并且只能从感官获得材料。既然如此，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如何得以保证呢？在此他借鉴了理性派尤其是莱希尼兹的如下观点：理性本身有一些天赋的内在原则成为永恒的法则，它们作为一些必然的关系早已潜在于感觉经验中并起着一种我们感觉不到的现实作用，理智通过对感觉经验的反省即可得到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基于这一切，康德提出了他关于认识起源问题的如下富有创造性的观点：“虽然我们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但却不能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发生出来的。因为很有可能，甚至我们的经验性的知识也是由我们通过印象所得的和我们的知识能力（感性印象不过是机缘）本身提供出来的东西这两者结合而成的。”③
按照康德的以上说法，知识有两个条件或来源：一是感官提供的后天的感觉经验，二是我们的先天认识能力所提供的认识形式，任何一个科学知识都是由这两方面的因素构成的。对此，康德从区分不同形式的判断入手作了具体的论证。按照他的说法，一切科学知识都是以一定逻辑判断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逻辑判断又可分为“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两大类。他把分析判断与“先验”进而又与唯理论等同，把综合判断与经验进而又与经验论等同，认为前者具有普遍必然性，但无法获得新知识，而后者具有新知识的内容，但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因此，科学真理只能是既非先验分析判断，又非经验综合判断的另一种判断，即“先天综合判断”，它是由先天认识形式和后天感性经验相结合所产生的逻辑判断。包括数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科学知识，都是先天综合判断。
康德在科学实验和社会斗争的现实基础上，在充分吸收哲学史上的思想资料的前提下，提出的关于科学知识的条件及其“先天综合判断”的理论，包含有对人类认识本性的新见解，其中最主要的是他深刻地揭示了主体认识结构在认识中所起的能动作用，这为认识史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同康德一样，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哲学中主体性思想的提出，也与对经验论的批判密切相关。早在本世纪40年代，波普尔在其《精神的水桶说》和《水桶和探照灯：两种知识论》等文中就曾对经验论进行了专门的批判。此后，他又在《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等重要著作中，进一步对经验论作了系统的批判。他的这一批判是通过对“常识知识论”（简称“常识论”）或“精神水桶说”（简称“水桶说”）的批判表现出来的。所谓“常识论”，他概括为：“如果我或者你想要知道关于世界的某些未知的事物，我们就得睁开眼睛四处察看，并且竖起耳朵留心去听，特别是听听其他人所说的东西。因此，我们的各种感官是我们知识的源泉——是外部事物映入我们心灵的源泉或入口。”④通常波普尔又称这一理论为“精神水桶说”。
在波普尔看来，“水桶说”作为一种知识理论，虽然在现代具有广泛市场，但并非现代的产物，其雏型存在于古希腊哲学之中。原子论者假定原子从我们所感知的对象中脱离开，然后穿过我们的感官，在那里它们变成了知觉；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则是由知觉“凑合”而成。在近代，“水桶说”获得了其完整形式。经验论者把人们的心灵看作是一个全空的、或者多少有点空的水桶，物质通过我们的感觉而进入这个水桶，并在水桶中逐渐积累，然后被消化。比如，培根就把知觉比作“应时的熟葡萄”，经过“耐心和勤恳地收摘”，然后加以榨取，即可从中流出“知识的纯酒”。再如洛克，他的“心灵白板说”则主张“我们的心灵是一块白板，感觉在它上面刻印下它们的信息。”⑤在波普尔看来，“水桶说”在哲学史上还有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即康德以更激进的形式所主张的观点。康德否认上述严格的经验主义者把知觉看作是“纯粹的”观点。他“断定我们的经验是同化和改造过程的结果——是感性知觉和发自我们心智的某些成分合成的结果。”⑥不过，在此应注意的是，波普尔在将康德的观点纳入水桶说并予以否定的同时，又强调指出，康德的观点比纯粹经验主义更接近自己的观点。
波普尔在对水桶说的种种历史形态作详细考察之后，进而又对其种种错误予以剖析。他指出，水桶说的所有表述都是十分幼稚的，它的所有观点都是错误的。在此，我们仅列举他所指出的水桶说多处错误中的前三处：第一，在水桶说那里，知识被想象成是由我们的水桶中的事物或类似事物的实体（比如观念、印象等）所组成的；第二，水桶说主张知识首先存在于我们自身，它由我们已经获得的、并且努力加以吸收的信息所构成；第三，水桶说认为存在有直觉的或直接的知识，即那些已进入我们感觉，但仍未被消化的纯粹的、不搀假的信息成分。没有什么比它更基本、更确实。就知识不受错误影响而言，它基本上是被动接受的，而错误往往是由于我们的主动所致。因此，我们要想获得真正的知识，除了以公正的眼光不带偏见地去观察之外，还应从错误的根源上净化我的心灵。
在波普尔看来，在水桶说的所有错误观点之中，其核心错误是假定我们应从事杜威所谓的对确定性的探求。正是这个假定，导致它把资料或元素、感觉材料、感觉印象或直接经验挑选出来作为全部知识的可靠基础。事实上，这些所谓的不渗透任何主体因素而又绝对正确的资料或元素是根本不存在的，它不过是那些富于幻想的哲学家的发明而已。据此，波普尔指出，从实质上看，水桶说是一种关于知识起源的理论，是关于“我们如何获得知识的理论——我们基本上被动地获得知识——因此这种理论也是关于知识增长的理论。”⑦而这样一种理论，事实上则不可能提出一个“取得经验的实际过程的适当图像，或者在研究或发现中所用实际方法的真实图像。”⑧因此，必须用一种新的知识理论来取代它。所谓新的“知识论”，即他的“探照灯说”。“根据探照灯说，观察对于假设是第二性的。”⑨在这种新知识论中，认识主体即观察者发挥重要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有限的。
由以上所述可见，虽然波普尔与康德都是在批判经验论的过程中阐述其主体性思想的，但二者之间是有差别的。首先，二者强调主体因素作用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康德强调主体先天因素的作用，其目的在于克服经验论由于将认识仅仅归于感觉经验而无法保证其普遍必然性的缺陷；而波普尔强调主体因素的作用，目的是克服经验论的消极、被动性。应该肯定，在这一点上，后者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其次，二者对认识主体性与客观性相互关系的处理上是不一样的。康德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二者的统一，因为他虽然批判经验论，但并不因此而否认认识以感觉经验为材料；而波普尔则对经验论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这势必会否定认识的客观性。从一定意义上讲，波普尔对认识主体性的肯定是以否定认识的客观性为代价的。这与康德相比无疑是一种倒退。
二
在主体因素尤其是主体认识结构的来源问题上，康德与波普尔的观点之间同样是既有共同处又有区别。
康德对主体认识结构的来源的看法，集中体现于他关于“感性”、“知性”和“理性”三种认识能力（主要是前二者）的理论中。康德认为，认识开始于感性。所谓感性，即“通过我们受到对象的刺激这个方式而接受表象的这个能力”⑩。由这种能力所产生的知识，他称之为“感性直观”。“感性直观”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提供感觉因素的“质料”方面，即“经验直观”，它是对象即“自在之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产生的。不过，由于受感官的影响，它并不反映“自在之物”的任何性质，因而只是一种纯粹的主观心理状态，或者说是一些零乱无序的杂多。二是对这些“质料”加以整理的“形式”，通常康德将其称为“纯粹形式”或“纯粹的直观”。“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有两种，这就是“空间和时间”。所谓“纯粹形式”，康德的意思是说，时间与空间是主观的、先天的，是感性本身所固有的，它们不是从经验中来的，不包括丝毫的经验成分。“即令没有感官的、感觉的任何现实对象，这纯粹直观也作为感性的一种单纯形式验前地存在心灵里面”(11)，它是经验形成的前提条件。
在康德看来，人们在认识的感性阶段所获得的还仅是一些分散而无联系的材料，它有待于“知性”这一先天的思维能力将其加以综合统一、改造制作，使其获得知识的意义，从而产生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康德认为，“知性”对杂乱的感性材料进行整理，同样需要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即“知性”的先天形式，也就是“因果性”、“可能性”、“现实性”等十二范畴。通常康德又把范畴叫做“纯粹概念”，意思是说，它不是客观实际关系的反映，不是经验的概括，而是知性纯思维的先天形式，是人心所固有的。他说：“在给予感性直观的东西之外，还必须加上一些特殊的概念，这些概念完全是先天的，来源于纯粹理智，而每个知觉都必须首先被包摄在这些概念之下，然后才借助于这些概念而变为经验。”(12)
非常明显，在主体认识结构的来源问题上，康德所坚持的完全是一种先验唯心主义的观点。他把作为主体认识结构的时空这一直观形式以及知性的十二范畴统统归结于先验的来源，事实上等于回避和取消了这个问题。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康德的认识论中包含的富有价值的认识主体性思想，不但得不到人们的肯定，反而被误作唯心主义予以批判和否定。
康德关于主体认识结构来源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波普尔。不过，波普尔并未完全照搬前人，而是试图作新的解释，这集中体现在与他的“探照灯说”相关的“理论先于观察”的论述中。
自近代以来，经验主义——归纳主义关于一切正确的认识都来自观察，真理即经验事实归纳的结果的思想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科学是从观察到理论”已成为人们的一个广泛而坚定的信念。对此，波普尔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这种信念是荒唐的，应该将观察与理论的地位予以颠倒。他指出，在科学中，是观察而不是知觉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然而，观察则是这样的过程，观察者在其中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观察者特定的兴趣、疑问或难题等一些理论性的东西，对观察起着制约作用，它是观察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因此，我们不是象有感觉经验那样有观察，而是依据一定的理论“进行”或“从事”观察。为了说明这一点，波普尔举例说：上课时他指示学生们，“仔细观察，并写下你们观察到的东西”。结果他们都问，“你要我们观察什么？”由此波普尔得出结论说，观察总是有选择的，它需要选定的对象、确定的任务、兴趣、观点和问题，这一点既适用于动物，也适用于科学家。“对于动物来说，它的着眼点是由它的需要、当时的任务（如寻找食物、逃路——引者注）和它的期望所规定的；对于科学家来说，规定他的着眼点的，则是他的理论兴趣、特定的研究问题、他的猜想和预期以及他作为一种背景即参照系、‘期望水平’来接受的那些理论”。(13)同时，波普尔也明确指出，动物和婴儿的预期层与科学家的预期层之间是有差别的，前者明显地低于后者，但它们都担当了参照框架的角色，“我们的经验、行动和观察，只有安放在参照框架中才有意义或重要性”。(14)
应该肯定，从一定意义上说波普尔的“理论先于观察”有其合理之处，在此它提出了观察必须以理论为指导，观察必须有目的性、选择性等问题，从而强调了主体先存因素、主体认识结构的地位和作用。然而，这里的问题是，所谓先于观察并指导观察的理论是如何产生的，其最终的来源在何处？波普尔从科学永远不会从零开始，它永远不会摆脱假定，它总要预设一个预期层，即从昨天的预期层这点出发，作了如下推论：“我们今天的科学建立在昨天的科学之上（所以是昨天的探照灯起作用的结果）；而昨天的科学又以前天的科学为基础，最古老的科学理论建立在前科学的神话之上，而这些神话又建立在更古老的预期之上。因而在发生学上（即就个别有机体的发展而言），我们后退到新生婴儿的预期状态；在系统发育学上（即就种、门的进化而言），我们一直追溯到单细胞有机体的预期状态。”(15)
由此可见，波普尔最终也将作为主体认识结构的“预期”归结于先验的来源。这表明，在认识结构的来源问题上，波普尔与康德的思想有相似之处。不过，在此我们还应注意到二者的差别，即波普尔不再象康德那样把制约和影响人们认识的“预期”这一认识结构说成是人心固有的，而是将其看作是后天形成的，即由有机体的最初反映倾向、预期状态发展而来的。他所谓的“先天”，是就所有有机体的最初反映倾向或意向而言，是从“心理学上或遗传学上”来说的。他曾明确表示：“我觉得先天观念的理论是荒唐的。”(16)在此更有必要指出的是，波普尔在舍弃康德把主体认识结构看作是先验的、永恒不变的观点，进而主张它是在后天中形成的同时，还试图对它是如何在实践中不断建构、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作具体的说明。在他看来，一方面观察必须以一定的预期为先决条件，理论指导人们进行观察；另一方面观察对预期、理论又具有一种“十分特异的功能”，即它导致主体先存的预期层的重建。其具体过程为：在某些情况下，观察会与某些预期层发生冲突，甚至对原有的预期层产生“爆炸”一样的效果，从而迫使人们改变原有的预期层。通过什么方式来改变？他认为这并非将原有的整个预期层全部抛弃，而只需将遭受破坏的那些部分加以修复和重建即可。至于那些未被炸弹击中的部分，可以保留下来，然后通过某种方式合并到新预期层之中，从而组成一个新的、“一致的整体”。如果这一重建是“成功”的，“那么我们就会创造出通常所认为的对那些观察事件（它们造成了破坏、问题）的说明。”(17)波普尔认为，通常人们正是通过以上方式，不断地将自己的预期层“提高并重建于更高的水平”，进而“达到经验进化的新阶段”。
波普尔的上述思想虽然存在着某些康德思想中先验唯心主义的痕迹，但是波普尔在探讨主体认识结构的来源问题上所作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他不再象康德那样，每当涉及主体认识结构的来源时总是简单地归于“先天”因素，而是试图从“先天”的因素和“后天”人们的活动两个方面去加以解释；他不再把认识结构看作是一经形成就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是看作一个开放的、随着时间和外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结构。波普尔的这些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与皮亚杰依据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大量实验对认识结构的来源所作的解释，以及他所明确提出的认识结构的双重建构理论非常接近。这其中包含有许多独到的、对于我们来说依然具有启发意义的深刻见解。
三
关于主体认识结构认识功能的性质问题，即主体认识结构在认识中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一问题，康德和波普尔的观点同样是既有同又有异。
康德认为主体认识结构在认识中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正是由于这一点，康德被称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以肯定的形式探讨认识主体性的哲学家。不过，在西方哲学史上，首次对主体认识结构认识功能及其性质作严肃而深刻探讨的并非是康德，而是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者——弗·培根。培根在其著名的“假相说”中指出，人们之所以在认识上经常犯错误，原因是种种主体因素（包括理性的、非理性的两方面）总要介入认识过程之中，由此形成的四假相妨碍了正确认识的获得。毫无疑问，培根的四假相说从主体因素、主体认识结构的角度分析人类认识出现谬误的原因是深刻的、有见地的。正是在这里，主体认识结构的功能第一次得到了系统的揭示。不过，培根的这一揭示是有缺陷的：其一，它是不自觉的；其二，它所涉及到的仅仅是认识结构认识功能的消极方面。正因为如此，培根往往认为，认识受主体因素的影响不过是一种异常现象。真正的认识，应是主体以其清白无瑕的心灵对自然进行纯客观的映照。据此，我们称培根对主体认识结构的探讨是一种否定性的探讨。
与培根不同，康德对主体认识结构认识功能的探讨，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之上的。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他不再把认识结构所起的作用看作是消极的，而是将其作为获得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知识的前提条件。如前所述，康德的感性理论在说明数学知识之如何可能时，突出强调了时间和空间是数学科学的基础，是数学科学性的根本条件。他说：“纯粹数学，作为先天综合知识来说，它之所以是可能的，就在于它只涉及感官对象，而感官对象的经验的直观，其基础是（空间的和时间的）纯直观，即先天的直观。”(18)而康德的知性理论在说明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问题时，则把知性的十二范畴看作是构成科学知识的决定条件。在他看来，范畴既是构建经验对象的必然条件，从而使得经验对象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同时又是对象经验知识的必然条件，从而使对象经验知识具有客观有效性。用康德自己的话说，范畴既是“可能经验的先决条件，同时又是经验的对象所以可能的条件。”(19)
康德对主体认识结构积极功能的揭示，其积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只有承认认识结构的积极认识功能，才有可能对认识的能动性作出正确的解释。不可否认，在某种意义上，培根的假相说对认识结构消极认识功能的揭示，在说明认识能动性方面也是有贡献的。不过，他只是从反面为认识的能动性找到了主观根据，而康德对主体认识结构积极认识功能的揭示，则从正面说明了这一点。其次，只有承认主体认识结构的积极认识功能，才不至于象培根那样，将认识受主体因素的影响看作是认识中的一种异常现象，才不至于因此而最终对认识的主体性采取否定的态度。当然，康德对主体认识结构的认识功能的揭示还是有缺陷的，这就是他所揭示的仅仅是主体认识结构的积极功能这一面，而忽视了其认识功能的消极一面。可见，康德跟培根一样，对主体认识结构认识功能都缺乏全面的认识。
波普尔对主体认识结构认识功能的认识，明显地超越了他的前辈，他以其特有的方式肯定了主体认识结构认识功能的两重性。他赞同康德对认识结构积极认识功能的揭示，认为康德关于我们的理智把它的规律——它的观念、它的规则——强加在我们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大部分知觉上，并且由此而把秩序给予了这些知觉的观点是正确的。他甚至称康德提出的我们不是消极的观察者，不是坐待自然把它的规律加给我们，而是我们主动地“质问自然界”这一思想是一个“奇妙的哲学发现”。对此，即使象他这样一个不能全盘接受康德的人，也完全可以接受。另外，在波普尔看来，康德的上述思想不仅对哲学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且对物理学和宇宙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造成了一种康德式的精神气氛，没有这种气氛爱因斯坦理论或玻尔理论都是难以想象的。”(20)
然而，波普尔并没有停留在康德的思想上，他在继承康德对主体认识结构积极认识功能的揭示这一思想的同时，力图指出并克服康德忽视和否定认识结构消极功能的缺陷。他指出，康德关于“我们的理智不是从自然界中引出规律，而是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的表述，只能说基本上是正确的，严格说来其中有些“偏激”，甚至有些“错误”。因为按着这一表述，不仅意味着我们的理性企图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界，而且还意味着，理性的这种企图总是成功的。事实到底怎样呢？理性的这种企图往往很少成功，“自然常常成功地拒绝我们，迫使我们放弃那些遭到反驳的规律”(21)。这也就是说，主体先存的认识结构在认识中并非总是起到一种积极作用。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波普尔主张应对康德的上述表述加以修正，而代之以“我们的理智并不从自然界引出规律，但试图（成功程度不等地）把理智自由创造出来的规律强加于自然界”(22)。在他看来，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尽管“相当微妙”，但却十分重要。
是什么原因导致波普尔与康德之间出现以上分歧呢？对此，波普尔曾作过具体的分析。他指出，上述康德思想的确立，主要是受牛顿理论的影响，康德相信牛顿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牛顿定律是由我们成功地加于自然界的：我们必然要用这些定律解释自然界。”(23)正是基于这一点，康德的认识论主张，理性的规律必然是正确的，或者我们必定成功地把这些规律加诸自然。而他本人之所以持与康德不同的观点，原因是所处的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波普尔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牛顿被爱因斯坦所取代的时代，时代使我们改变了对牛顿理论的看法：“牛顿的理论不过是一个奇妙的猜测，一个好得惊人的近似计算……不是认识，而是属于意见的范围。”(24)此外，自爱因斯坦以来，人们还认识到，“各种判然不同的理论和解释也是可能的，它们甚至比牛顿理论更高明。因此，理性能够提出不止一种解释。理性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把它的解释加于自然界。理性通过试错来行事。”(25)正是基于这一切，波普尔对康德的“解答”作了必要的修正。
可见，波普尔与康德之所以在主体认识结构认识功能及其与此相关的认识的“可误性”和“绝对无误性”问题上看法存有差异，主要是由于时代提供给各自的自然科学基础不同所致。这一点再一次证明：哲学同其他科学一样，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与时代总是相呼应的。
注释：
①《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0页。
②③⑩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126、35、60页。
④⑤⑥⑦⑧⑨(11)(14)(15)(17)波普尔：《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4、65、352、70、352、357、61、355、357、356页。
(12)《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8页。
(13)(16)(20)(21)(22)(23)(24)(25)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66、67、259、68-69、274、274、132、274页。
(18)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3页。
(19)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