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及其理论根源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均论文,根源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分配论文,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者一般认为：全球化的发展，意味着资本、资源、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进行优化配置，这种“优化”对世界经济和各国来说是个福音：它可以把全球经济的“蛋糕”做大，从而增加世界各国的收益。诚然，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扩大全球经济规模，但笼统地认为所有国家都能够得益于全球化却明显失之偏颇。经济全球化反映了世界生产力的客观现实和最新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进步性。但全球化在提升世界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率的同时，未能顾及公平和公正却也是—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强调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新质量和重要性，决不意味着可以掩饰它所具有的矛盾性和局限性”（注：裴元伦：《经济全球化的局限性》，《世界经济》1999年12期。）。目前正在加速发展的全球化，在本质上具有非均衡的性质。所谓非均衡，指的是全球化的推进和发展并非整齐划一地扩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作为世界经济的主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悬殊和不平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收益也有着巨大反差。从总体上来看，非均衡的经济全球化大大有利于促进发达国家财富的增长，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贫弱的发展中国家则很难从全球化中获得好处。经济全球化看似公正的自由化、公平的市场化的形式下掩盖着不平等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的表现
从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南北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贫困化仍在加剧。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不难看到这种利益分配不均的“表演”已经愈演愈烈。
（一）南北差距拉大
首先，从收入角度来看，当前贫富差距问题十分突出。“在过去的30年中，世界上20%的富人和20%的穷人的收入差距，从30:1增至61:1（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7年2月1日。）。另据世界银行网站上提供的数据：2002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322524.80亿美元，其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0.6%，这些国家的GDP仅占世界GDP的3.51%；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4.9%，而这些国家的CDP却占世界GDP的80.59%。详细情况由表1所示：
美国《福布斯》杂志最近评选出了2002年497名净财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他们的总财产达15400亿美元，接近中国和印度2000年23.77亿人口的GDP（15593.58亿美元）；世界最富有的前十大富翁的财产达2664亿美元，超过俄罗斯1.46亿人口的CDP（2510.92亿美元）；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净财产达530亿美元，超过孟加拉国1.3亿人的GDP（478.64亿美元）。富国人均GDP达3.5万美元，穷国人均GDP仅200美元，差距为175倍。现在世界人口中有1/4以上生活在“绝对贫困线（收入低于1美元／天）”之下。
表1 2002年GDP在全球的分布
GDP（百万美元） 所占比例(%) 划分标准（根据GNI1）
全球总量
32252480 100.00
低收入国家11304693.51 人均GNI低于$735
中收入国家512712415.90人均GNI$736-$9075
中低收入国家 340028210.54人均GNI$736-$2935
中高收入国家 17020975.28 人均GNI$2936-$9075
低等和中等收入国家625633919.40
东亚和太平洋国家 18020825.59
东欧和中亚国家11356663.5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16729455.19
中亚和北非国家693526 2.15
南亚 654955 2.03
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318631 0.99
高收入国家25991523
80.59
人均GNI大于$9076
欧盟国家 660578620.48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www.worldbank.org)上有关数据整理（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2003年7月）。
注1：GNI:Gross National Income的缩写，指国民收入总值。
表2 2002年购买力平价的分布
PPP 1
(International Dollar) 划分标准（同表1）
全球平均
7570
低收入国家2040 人均GNI低于$735
中收入国家5630 人均GNI$736-$9075
中低收入国家 5130 人均GNI$736-$2935
中高收入国家 9220 人均GNI$2936-$9075
低等和中等收入国家3910
东亚和太平洋国家 4160
东欧和中亚国家669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6750
中亚和北非国家5410
南亚 2390
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1620
高收入国家27590
人均GNI大于$9076
欧盟国家 24900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www.worldbank.org)上有关数据整理（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2003年7月）。
注1：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的缩写，指购买力平价。
其次，如果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的差别还不能完全反映出国际间贫富的差距，那么用购买力平价进行比较，则可更清楚地显示出真实图景。法国学者雅克·阿达曾把不同地区，在不同年代相对于美国的人均购买力列表，对比研究其经济增长率及人均收入的国际差距。结果表明，在1960、1978和1996年三个年份，有一部分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对于美国的人均购买力呈上升趋势，与工业国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逐渐缩小，但是，另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东欧和中亚、拉美、阿拉伯国家、非洲）的购买力水平不断下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最严重。非洲经济在长期停滞、下降后，20世纪80年代跌入危机底谷，购买力呈直线下降（注： 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中译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
从表2也可以看出，2002年，低收入国家人民的购买力只有高收入国家人民购买力的7.4%。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将低收入和中收入国家都笼统地看成是发展中国家，则发展中国家的购买力水平($3910)刚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7570)的一半，而只有发达国家($27590)的14%。如果仅仅考察排名最高的卢森堡($51060)和排在世界第208位的塞拉利昂($490)，则不难算出前者的购买力是后者的104倍。
（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问题
1995年，联合国在哥本哈根首次召开了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发表了《宣言》和《行动纲要》，呼吁全世界向贫困宣战。在《宣言》的10项目标中，提出了促进非洲和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及人力资源开发。可是8年过去了，全球化口号震天响，而世界性贫困问题仍然很严重，对某些发展中国家人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其前景令人忧虑。如表3所示：从1990年到2000年，尽管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和比例有所下降，然而下降的幅度并不大（其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贫困人口的减少对全球贫困的减少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值得关注的是，在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在这10年间还有所增加。
正如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在2003年7月6日的报告所说：全球60亿总人口中有近一半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球贫富鸿沟在进一步扩大。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表明：目前全球约有3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两美元，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每天生活费用只有1美元。报告同时指出，在贫困成为困扰整个国际社会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也不是没有贫困问题，“在20个工业化国家中，有1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注：数据来自于国研网(www.drcnet.com.cn)。）
资料来源：根据www.worldbank.org/research/povmoitor／上数据整理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同样提到，全世界还有10亿多人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报告对全球175个国家的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进行追踪调查。调查的指标包括：人均寿命、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等等。这份报告警告说，虽然在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中文盲的人数和婴儿死亡率已经明显下降，但是，有54个国家的贫穷状况要远比十年前更糟糕。报告的结果显示，这些极度贫穷的国家大部份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或者是“独联体”国家。
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的理论根源探究
从理论上来说，以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一体化为主要表现的经济全球化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力量，对世界上各种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应当是有益的。但是，上面严酷的事实表明，由于各国情况千差万别、经济实力和地位也各不相同，经济全球化对不同类型国家所产生的影响也就因国而异。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南北差距拉大和众多发展中国家深陷贫困化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直接后果。甚至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是否可能变得更大？（注：汤世中、王耀媛、江时学等编，论文集《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中的《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第97-10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严峻的现象至少说明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合理的分配。经济全球化本身可能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利，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利益的分配上，发展中国家处在一个绝对不利的地位。
那么，什么原因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这个事实呢？笔者从以下三个理论角度入手，试图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
（一）国际分工理论—要素禀赋论
要素禀赋理论是20世纪上半叶由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E·Heckscher1879—1952)和俄林(B·Ohlin 1899-1979)创立的。它是在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83)的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同一产品存在劳动力差异的角度，揭示比较优势的基础，阐明国际分工的原因。而要素禀赋论则是从各国资源禀赋即生产要素供给情况的不同，具体分析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原因。
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将是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世界经济体系，实现到更深刻的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决定了国际分工对各国都有利的必然性；即使有某种不利，也只是一国为深化国际分工进行结构调整所付出的代价。然而，比较利益本身不是动态的，更没有考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发生的产业结构的进步。全球化冲击的性质不仅在于这种冲击可能对发展中国家构成的结构进步中的困难，而且在于分工深化中的利益分配。因此，从这个经典的国际经济理论出发，我们无法找到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的根源。
在要素禀赋理论提出以后，国际分工的结构以劳动和资本富裕度的差异为依据，不再以比较优势论中的劳动为单一要素的劳动生产率为依据。这样，要素富裕度成为一国是否获得国际分工利益的原因。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体系决定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利益分配，由不同要素国际组合形成的国际生产要求实行以要素为基础的分配结构。
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关系中，这种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配表现出以下几个不公平性：第一，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富裕而资本稀缺，资本收益必然高，而劳动力收益必然低，发达国家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处于比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更为有利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大量供给使得其价格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从而也为资本收益创造了巨大的扩展空间。雅克·阿达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涉及它们与国外的金融关系时，没有任何类似的调节手段，只有拒绝偿债，但这就意味着被淘汰出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当地储蓄不足或没有足够的出口能力而需要外来资金，这些国家客观上要依赖贷款。不论是所需资本数量、投资性质或贷款条件，所有这些决定北南资本流动的参数都不受发展中国家自己左右（注：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中译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第二，对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要素也是特别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发展起出口加工型企业，跨国公司以掌握国际销售渠道实行与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合作方式。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只是劳动力价格收入，政府税收也因为吸引外资而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上，甚至完全减免。跨国公司通过产品包销控制着出口价格，国际市场销售渠道使跨国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从生产经营的广义要素上讲，这是跨国公司拥有国际市场要素的结果。第三，全球企业网络是另一种特殊要素，这一网络是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掌握的。对于东道国被投资企业来说，这是一种企业的外部合作关系，是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资源。与国际销售渠道一样，跨国公司也要求获得与这种自己所拥有的网络相对应的收益。转移价格就是获得这种收益的形式。通过高进口、低出口的转移价格，跨国公司把利润从东道国转移出来，获得了更高的收益。企业网络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在产品的价值链上，跨国公司自己完全控制了高增加价值的生产环节，而把低增加价值的环节放到了发展中国家中，使整个全球生产网络的增加价值结构向发达国家有利的方向倾斜（注：张幼文：《全球化经济的要素分布与收入分配》，《世纪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0期，第40页-45页。）。
以上分析表明，从由要素禀赋决定的国际分工中可以看到，国际投资越是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收益分配差距也越大。试设想国际要素流动的另一种形式：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向发达国家流动。由于发达国家劳动力的相对稀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可能获得远高于在本国的收入，发展中国家由此将获得比现在更有利的地位。
（二）国际交换理论—不平等交换论和劳动价值论
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是由希腊经济学家伊曼纽尔(A.Emmanuel 1911- )提出，他一直致力于研究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贸易理论，即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和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问题。他批判地继承了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并采纳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建立了国际不平等交换学说。
伊曼纽尔的学说主要包括以下观点：
1.假定国际间资本能够自由流动，而劳动力不流动，则根据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规律，国际间资本的自由流动将导致利润率的国际平均化和国际生产价格的形成。
2.各国的工资水平是由制度等因累决定的，国际间劳动力不流动，使国民工资差异持久化。富国的工资率高于穷国，穷国的剩余价值率高于富国。
3.国民工资率的差异和剩余价值率差异产生了国际不平等交换。因此，在国际交换中，富国剥削穷国。
将该理论以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观点，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考虑，可以对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作出另一种解释。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商品的价格愈来愈取决于国际市场价值。随着国际分工与世界市场的发展，商品交换超越国界在国际间进行，社会劳动就具有世界劳动的性质，商品的价值也就要用国际价值来衡量了。马克思说：“生产效率较大的民族的劳动，就会在世界上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注：《资本论》，第1卷，第691页。）。在国际上，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国际价值而非个别价值。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产品的个别价值往往低于国际价值，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情况正好相反，其产品的个别价值往往高于国际价值，这样在按照国际价值交换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能以个别价值较少的产品换取落后国家个别价值较多的产品，从而获得超额利润，使其进一步较大程度地扩大资本积累成为可能。而发展中国家在交换中要么只获微利，要么干脆亏损，这就大大限制了它进行资本积累的能力。发展中国家为引进技术、发展经济、改变自己不利的地位需要大量资金，而其自身积累又十分不足，这时发达国家的资本则乘势辅出，填补落后国家的资金缺口，获取相应的利息，并力求搭配一定的商品输出，实现其资本的国际积累。因此，落后国家则开始在所需技术、资金、产品等方面出现对发达国家的多重依附，其资源配置，自身资本积累都日益受到发达国家资本国际积累的支配，日益从属于发达国家资本增值的需要。发达国家以其输出的高附加值产品获取高价并赢得超额利润，而落后国家则以其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被迫接受低价，获取微薄利润。总之，发达国家处于有利地位，总能获得净利润。它反映的是发达国家资本国际积累对不发达国家国际资本积累的控制和支配。
（三）西方经济学理论—报酬递减和递增理论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报酬递减”构成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一。对于报酬递减，萨缪尔森是这样定义的：“相对于其它不变入量而言，在一定的技术水平，增加某些入量将使总产量增加；但是，在某一点之后，由于增加相同的入量而增加的出量多半会变得越来越少。增加的收益之所以减少是由于新增加的同一数量的可变资源只能和越来越少的不变资源在一起发生作用。”（注：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41页。）西方经济学家们以此为根据，确立了单位产品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成本曲线，并根据总成本曲线、平均成本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的相互关系，确立了生产成本理论；还根据总收益、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的相互关系，建立了生产阶段理论和厂商均衡理论。
报酬递减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它来源于农业的生产实践观察，后被广泛应用于其他经济活动分析中。但是，报酬递减的实现不是无条件的，它是建立在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之上的，这个假设条件就是技术水平不变。在新古典生产理论中，技术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在局部均衡分析中，当考察某一生产要素变化带来的变化时技术水平被假定不变。而在长期过程中，技术也不是连续的，而是从一个水平跃升到另一个水平。也就是说，报酬递减适用于同一技术条件下的生产过程，当技术进步发生时，报酬递增就有可能出现，即报酬递增赖以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技术进步。
关于报酬递减的对立面——“报酬递增”理论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斯密从企业的角度说明了报酬递增产生的过程，并提出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定理，即生产力的劳动分工是财富增长的主要原因，而新的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的扩大。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凭借持续引进新的分工而自我维持的增长理论。此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更是详尽地阐释了报酬递增的思想。自马歇尔之后，对报酬递增的研究以阿林·杨格最为突出。到20世纪5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如缪尔达尔和卡尔多从不包含技术因素的经济现象中辨别出了报酬递增现象。20世纪80年代后，对报酬递增的研究分化为两条思路：一是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他们沿着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的思想试图把报酬递增纳入一般均衡框架的新古典思路；另一条是以阿瑟为代表的以路径依赖为分析基点的结构主义思路。
下面我们从报酬递减规律和报酬递增规律的角度来探寻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公的根源。古典经济学建立之初，资本主义处于大规模加工业、重工业经济时期，资本积累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西方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乃至政治活动都是以加速资本积累为中心的。在这个阶段，报酬递减规律在依赖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租放型增长时期是十分有效的。进入20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已经历了从规模物质生产到设计和使用技术、从加工处理资源到加工处理信息、从应用自然资源到运用思想的转变，“技术进步”问题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美国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索洛用所谓“余值法”，得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既不是资本积累，也不是劳动生产力的增长，而是技术进步（注：索洛的“技术进步”涵义比较宽泛，他把劳动力和资本增长不能解释的部分都归于技术进步。）。因此，随着这个转变的发生，报酬递减规律的一个重要假定“技术水平不变”已经不再成立。
可以说，报酬递减规律更加不适用于现在的知识经济社会。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从技术发展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认为人类社会目前正处在信息社会的阶段。未来派学家则认为，人类社会目前正处在“第五次浪潮”之中。无论人们对于当代社会的认识有何不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类社会正处在科学技术狂飚突进的时代。芯片的传输速度每18个月增长1倍，光纤容量每12个月增长1倍，无绳电话通话量每9～12个月增长1倍，计算机硬盘存储能力每9～12个月增长1倍，充分说明人类社会确实已进入了一个科学技术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飞速发展时期（注：余永定，李向阳主编，《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页。）。因此，决定当代社会经济行为的基础性机制应该从报酬递减转向报酬递增。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人类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中的越来越多的部门和行业呈现出了报酬递增的特性。
报酬递增规律可以简单地描述成这样一种倾向：领先的会进一步领先，丧失优势的会进一步丧失优势。如果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在众多对手相互竞争的市场中，某种产品、某个公司或某种技术，靠特定的机会或灵活的战略居于领先，递增的报酬就会扩大这一优势。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在世界各国激烈的竞争上，如果某个国家能够凭借历史或现实的原因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了领先地位，它就在发展中居于了一个有利的地位。并且，这种高技术上的领先，拥有一种“全球自然垄断性”，即通过知识垄断、技术垄断、资本垄断等手段可以牢牢地保持住这种“领先”。当今，发达国家已经取得了“先行效应”，占据了科技的“制高点”。随着报酬递增的技术部门和产业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出现和积累，发达国家的发展优势也呈现出一种“递增”的趋势。
尽管报酬递增的机制与报酬递减的机制并存于几乎所有的产业中，但可以大致地说，报酬递减在传统的经济部门——加工行业起着支配作用；报酬递增则统治着新兴经济部门——以知识技术为基础的产业。现代经济因此分成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商业世界，对应着两种类型的报酬。这两个世界有着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它们在行为、风格和文化上各不相同，需要不同的管理技术、不同的战略和不同的政府调节规则。目前，发达国家已经步人知识经济社会，新兴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日益处于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统经济社会。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实质根源是它们处于报酬递增与报酬递减的两个不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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