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计研究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会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处于迅速成长过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日益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浓厚兴趣与广泛关注。与此相适应，转型过程中的中国会计问题也日益成为世界各国会计学者所共同瞩目的问题。近几年来，中国会计研究与教育事业在国内、国外广大会计学者的大力推进与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正在日益缩短，但是，大家对于如何客观地评价中国会计研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认识却不统一，进而影响到中国会计研究、教育与实务的健康发展。本文拟就此阐述我们的观点。
一、中国会计研究的特点
对中国过去既有的和现在正在从事的会计研究的评价，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其中不可避免地还会涉及到评价者自己对研究的价值判断和个人偏好。我们认为：研究是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的一种活动。任何研究都不能脱离客观的存在为前提。这既是“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化，同时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会计学术研究上的具体表现。因此，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基本准绳。众所周知，中国的会计研究人才是匮乏的，中国的研究资源也是有限的，我们只有充分合理地利用好了自己有限的研究人才和资源，解决好中国自己的会计问题，才能实现中国会计研究的预期。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会计研究的衡量便只能以它是否有助于解决中国的现实会计问题为标准。
（一）建立会计系统的外向求索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会计系统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换。第一次转换是中国市场经济会计模式向计划经济会计模式的转换。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从而导致了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从市场向计划的转型。其主要表现为政府通过财政、财务的统收统支管理方式，使得社会资源尤其是财务资源高度集中，然后通过政府行政管理的方式使得这些资源得以按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统一配置。因此，这就使得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会计必然发生相应的改变，以提供社会资源计划配置方式所必须的各种会计信息。这些会计信息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财务信息，而且还包括企业产值、费用、成本等方面的其他信息，以利政府实施合理的计划配置和有效控制。由于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方式所要求的会计信息与资源市场配置所要求的会计信息不同，因此，在客观上就需要构造一个新的会计系统，以满足社会资源计划配置的要求。在这种情形下，充分借鉴苏联的计划经济会计模式的经验来建立中国自己的计划经济会计模式便成为当时会计研究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据不完全统计， 在1951～1959年的10年间，中国共翻译出版苏联的会计著作51种，占当时引进国外会计著作的全部（注：陈信元，金楠，“新中国会计思想”，载于胡寄窗、谈敏主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Pp.385-451.p.393.）。于是， 围绕引进和介绍苏联会计思想的研究，便构成了当时新中国会计学术研究的主要特点。
第二次转换是中国计划经济会计模式向市场经济会计模式的转换。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开始逐步被打破，统收统支的财政、财务管理办法也开始受到市场经济因素的挑战（注：杨纪琬，余秉坚，“新中国会计工作的回顾”，载于杨纪琬主编《中国现代会计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Pp.1-27.）。这些因素包括：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导下，国外资本开始进入中国，大量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得以兴建，国有企业也开始改制，引入了承包经营或股份制等方式为主导的市场经济运作模式，农村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得到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价格体制、税收体制、信贷体制等也都开始紧锣密鼓的配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改革，从而导致社会资源的国家单一计划方式开始向市场配置方式转型。这种转型在客观上便要求会计模式也必须发生相应的改变，以适应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对会计信息的新要求。于是，历经近30年发展、已日趋完善的中国计划经济会计系统又不得不在市场经济因素的挑战下予以重新构造。为了适应会计实务的这种发展要求，中国会计学术界开始大量引进和介绍西方市场经济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这种引进和介绍便构成了中国80年代会计研究发展的主流。在1980～1989年的10年间，中国会计学术界共翻译出版国外会计著作74种，其中从美国引进的会计著作便达到50种（注：杨纪琬，余秉坚，“新中国会计工作的回顾”，载于杨纪琬主编《中国现代会计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Pp.1-27.）。 与此同时，大量翻译，介绍和评价西方会计理论的文章也占据了这一时期会计专业期刊的大部分版面。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会计实务和研究的发展历程与西方国家是完全不同的。无论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会计模式还是现在的市场经济会计模式，中国都没有经历过象前苏联和西方国家所经历过的那种自然的孕育过程，都没有经历过一个在实践中逐步积累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新中国会计系统两次重大的会计变革，都是在充分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由学术界帮助完成的。因此，在这一点上，中国会计学术界对中国会计实务发展的影响和贡献也许是其他任何国家的学术界所无法比拟的。
（二）中国会计研究的政治思想意识倾向
会计研究是以解决会计实务中所存在的问题为基本出发点的。由于中国在两次重大的会计系统变革和建立过程中，首先碰到的问题并不完全是学术上的问题，而首先是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也就是要不要借鉴他国的经验的问题？以及应当引进什么、不引进什么和以什么方式引进的问题？这就使得中国的会计研究在一开始便与思想意识形态联系在了一起。有人认为中国50年代初和80年代初学术界有关会计属性问题的讨论是脱离实际和脱离学术的，其实不然。欧洲没有文艺复兴运动所带来的思想大解放，就不会产生现代资本主义；同样，中国没有两次大的有关会计属性问题的大讨论，也就不会有会计系统的两次成功引进和转换。除此之外，由于会计系统是建立在引进国外经验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为了使引进的系统能够最有效地加以贯彻执行，它就不得不具有依赖高层行政的权威性，这就使得新中国的会计规范体系自一开始起便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法规特征。在这一点上，与其说中国的会计规范和会计准则是一种技术规范，还不如说是一种政策选择或法律规范更为贴切。这就使得系统建立之后的后续研究也不得不打上政治的烙印。所谓研究也就是解释和应用统一的会计规范，总结会计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介绍和引进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最新发展，将其中适合的东西移植过来。可以说，中国从过去到现在的绝大部分会计研究，都是围绕这些内容而展开的。
中国会计研究受政治思想意识的影响还表现在研究活动本身受政治运动的冲击方面。具体而言，这种冲击主要表现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个阶段。在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会计很快便成为“浮夸风”的牺牲品，许多企业的财务会计机构在“简政”、“放权”思想指导下被合并，大批会计人员被下放车间劳动（注：杨纪琬，余秉坚，“新中国会计工作的回顾”，载于杨纪琬主编《中国现代会计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Pp.1-27.），会计系统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会计学术和研究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壤。而在1967年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会计系统在“要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等谬论的影响下再一次面临了空前的灾难，会计研究人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会计研究成果往往被视为封、资、修的毒草，大学会计教育开始停招、停办，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不可能有会计研究，也更不可能有会计研究成果。
但是，新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的政治运动对会计实务、教育和研究的冲击也给中国政府提供了惨痛的教训。企业财产不清、帐目不实、管理混乱、成本上升、亏损增加、盈利下降的直接后果便是国民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这种惨痛的教训一方面使中国政府开始认识到会计系统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日后把会计的发展放在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重要位置上，为80年代以后的市场经济会计模式的建立提供了背景。
（三）政府主导是中国会计研究的主流
相对于大多数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的会计研究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在会计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1.政府主导的会计学术团体
在1980年以前的30年间， 中国没有过专门的会计学术团体。 直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才开始提出建立中国会计学术团体的思想。1979年3月， 财政部在烟台召开全国财政教材和科研工作座谈会，经与会专家讨论酝酿，决定发起成立中国会计学会，并组成中国会计学会筹备组。经过半年多的准备，1979年底1980年初，中国会计学会在广东佛山召开了成立大会及会计学术讨论会，从而揭开了中国会计研究发展的新的历程。由于中国会计学会直接隶属于财政部并受财政部的领导，因此，其中所包含的政府行为很快便使得这一现象开始向全国各地延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会计学会和建材、机械、粮食、电子、铁道等全国性的专业会计学会相继宣告成立，至1985年5月， 省级及行业会计学会便达到44个（不包括审计学会）。虽然这些学术团体在名义上都是群众性的学术组织，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中央或地方会计学会不是由相关的政府机构主导并提供经费支持的。
2.政府主导的会计学术期刊
新中国第一本会计学术期刊是一本名为《新会计》的月刊，她创刊于1951年1月，是由财政部主办的新中国第一本全国性会计期刊。 该刊创刊的主要目的包括介绍苏联的会计经验，传达政府会计法规，为编著会计教材作资料上的准备，并开展专门会计问题的讨论，给大众学习会计以辅导，对实际会计疑难问题作解答（注：“出版序言”，《新会计》，1951年第1期，p.1.）。其间虽几经更名（注：1952年1月，该刊更名为《工业会计》，到1959年1月，更名为《企业会计》（半月刊），进一步扩充内容，缩短刊期，提高质量，1960年，由于受“大跃进”时期“无帐会计”思潮的影响，《企业会计》刚刚出版一年便被迫停刊，并入《财政》杂志，直到1964年1月， 才得以以《会计》（月刊）杂志为题予以恢复，到1966年，受“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会计》杂志被迫终止。），但由政府机构主办的事实从未发生过改变。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会计学术期刊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迅猛成长的时期。1979年1月，财政部率先创办了《财务与会计》杂志， 紧接着的1980年1月， 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会计学会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本以会计理论研究为核心的学术期刊——《会计研究》，该杂志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中国会计学术界赢得了很高的权威地位，被各大学、科研机构视为中国会计学术第一刊。继中国会计学会创刊了《会计研究》杂志之后，上述提及的各行业、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区、县级等会计学会或政府部门，都争先恐后地创办了自己的会计期刊，截至1985年，全国公开发行和内部发行的期刊共计99种。由于这些期刊的主办者是由政府职能部门推动的会计学会或直接是政府职能部门本身，因此，由政府主导中国会计学术期刊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由政府主导会计学术期刊的现象毕竟不是未来发展的方向，随着各级会计学会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分离，由其主办的会计学术期刊也必将在不远的将来转向民间，由民间团体按市场化的方式来加以运作，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已有不少完全由民间机构创办的会计期刊问世，我们相信：这些已经或者将会由民间学术创办的会计学术期刊必将成为主导中国未来会计研究的主力。
3.政府主导的会计学术会议
在1980年中国会计学会成立之前，除财政部组织过几次大规模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之外，中国很少举办专门的会计学术会议。就全国会计工作会议而言（注：自1951年11月财政部召开第一次全国企业财务管理及会计会议以来，几乎每隔5年都举行一次。）， 虽然其中也带有某些学术讨论的成份，但其主要任务是研究会计实务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参加者也主要由各级政府部门派出的代表组成。1979年底1980年初，中国会计学会在广东佛山召开了成立大会及会计学术讨论会。虽然这次会议仍然是由政府部门主导的，但会计学术毕竟已成为此次会议的中心论题。尽管参加者中的大部分代表仍然来自各级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但学术界尤其是教育界的代表已不在少数，而且在会议进行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集中讨论了构建中国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问题。自此以后，各行业、地方会计学会在成立之初也纷纷举行各种各样不同规模的会计学术讨论会，一时间，中国会计理论研究开始呈现出一种空前活跃的局面。但由于主办这些会议的各行业、地方会计学会仍然是政府官方机构延伸的事实，所以，这些学术会议通常也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政府主导的性质。
政府主导会计学术会议，对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会计研究来说十分重要。因为政府不仅可以为这些会议的成功举行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支持，而且可以使分散的、各自为阵的学术界在政府权威部门的导向下很自然地团结在一起。同时，在政府主导的情形下，学术研究也很容易与政府部门急需解决的会计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中国会计学术研究具有更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政府主导的学术会议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它很容易使会计学术研究与政治和政府行为混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会计学术会议变成了一种会计工作会议或经验交流会议，这对中国会计学术的长期健康发展来说是不利的，很容易使学术研究滞留在低水平上循环。因此，要提高中国的会计学术水平，由政府部门主导学术会议的局面还有必要被打破。
1995年，中国会计教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并举行了首届年会。与以前各种学术会议有所不同的是，此次会议的参加者几乎全部来自国内外的会计学术界，而不是政府部门或实务界，会议讨论的议题也主要限于会计理论和研究方面，而不带有工作研究的性质。迄今为止，中国会计教授会在国内外众多会计学者的大力推动和支持下，已成功地举办了四次年会和两次全国会计学博士生联谊年会，在国际、国内的会计学术圈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对中、西方会计研究差异深层原因的分析
中国目前的会计研究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会计学术研究还存在很大差异，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认识和客观地评价这些差异？不同的学者却往往有不同的见解，甚至是较大的意见分歧。如上所述，由于中国会计发展的历程完全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会计，因此，需要研究的会计问题和所应当采用的研究方法存在不同，是很自然的事。在研究工作方面，我们历来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强调任何理论研究都必须以有助于解决客观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问题为基本前提。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一定要本着研究能够解决中国会计的实际问题为基本出发点。这一原则不仅现在应当坚持，而且将来也应当坚持。
我们认为，讨论中、西方会计研究的差异，以明确我国会计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对于提高我国会计研究的水平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明确导致中、西方会计研究差异的深层原因，以明确哪些事情值得我们去做，而哪些事情不值得我们去做？哪些问题是中国急需解决的，而哪些问题不是？如果离开了这一点而纯粹为了学术而学术，就有可能成为会计领域的奢侈品。根据我们的理解，导致中、西方会计研究差异的原因绝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其中更重要的还涉及到中国会计发展的水平和研究的背景问题。虽然由于日益创新的经济行为使得新的会计问题层出不穷，使得我们很难判断某一具体会计问题，但从既往的研究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会计研究中的一般问题从总体上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有关会计系统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问题，二是有关会计系统运行效率问题。从总体上看，中国的会计研究目前正处于前一方面，而许多西方国家的会计研究则已经转移到了后一方面。
（一）会计系统结构及其运行机制问题
会计既是一个信息系统，又是一种管理活动，这是大多数中国会计学者对会计本质的理解。作为信息系统，它必然有自己的构成要素。因此，在这个系统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就必然会提出许多有关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如会计程序、会计方法、会计准则、会计技术、会计人员和会计机构的创立和完善等问题。与此同时，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活动，它也必然会有自己的活动内容与方式，也必然会提出许多会计管理与其他管理活动的相互关系及其协调问题，如会计的本质、对象、目标、任务和作用等问题。对于西方会计学术界来说，上述问题虽然仍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但至少他们已经充分研究和讨论过，一个较为完善的会计系统已经建立起来。而我们对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引进只不过短短十余年，大部分中国大陆的会计学者对其还了解不详、理解不深，从而也就很难将其合理地运用于中国实际。虽然这类问题的研究在有些国家和地区也许已经成为历史，但对于中国正在建立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会计模式而言，其意义却远在其他任何研究课题的意义之上。如果中国没有对这些问题的充分研究和讨论，正在建立过程中的中国会计准则体系的质量就必然会受到伤害，中国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就只能是残缺不全的。其实，美国如果没有六、七十年代乃至以前更长历史时期内在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上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美国当今的会计学科体系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丰富、系统和完善。相对而言，我国会计学术界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还显得相当薄弱，对于从西方引进的这些理论研究成果还没有来得及很好的消化、吸收和利用。既然在中国的会计研究和实务中还存在这些问题，那么，认真分析、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否则，中国的会计学术研究就可能脱离客观实际。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敏税的眼光来观察和思考。
（二）会计系统的运行效率问题
当会计无论是作为信息系统还是管理活动而成为一种客观实际以后，亦即当系统或活动都发展得比较成熟和定型以后，人们便会开始关心这个系统或活动的实际运行效率，去检验它所依循理论框架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去发现理论及其系统所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修正的地方。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就会更进一步的去检验会计作为信息系统的运行效率。例如它所提供信息的有效性和计量的有效性，其中包括会计信息对证券价格影响的研究、资本市场效率与报酬分布的研究、真实收益和公允价值的研究、证券价值、帐面价值和帐面盈利的关系的研究等等。与此同时，将会计视为一种管理活动或行为，人们便自然会去研究它的合理性。如会计信息的自发性揭示、盈余管理、会计选择和分析师的行为等（注：参见William H.Beaver,Directions in Accounting Research:NEARand FAR,Accounting Horizons (June 1996),pp.113—124.）。 由于这类问题所依据的是现存的理论框架和以客观存在的会计系统而展开的，因此，在研究中要求采用假设检验的方法来分析和解决这类问题同样也就成为最能接受的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
中国目前的会计研究之主流所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一个完善和成熟的会计系统，我们还无从通过这个系统的运行去获取经验性的数据，加之我们对该系统建立所依循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假设还认识不清，证券市场也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在目前将实证研究强调到过分的程度显然是条件不够和不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由于中国当前绝大部分的会计问题都还主要集中于会计系统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建立方面，因此，大量的运用规范研究的方法来建立用以指导系统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建立的理论框架还是十分必要和非常迫切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会计学会会在1980年初的成立大会上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设想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中国会计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回顾中国会计研究的过去与现在我们不难发现，在建立中国计划经济会计模式和市场经济会计模式的过程中，中国会计研究对会计实务和教育的贡献和影响是十分巨大和深远的。但在总体上，中国会计研究发展的道路又总是崎岖不平、一波三折的，其中不乏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概括起来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会计研究中的政治导向和政府行为
客观性是衡量会计研究品质高低的一条重要标准，它是指研究的结论必须以事实而不是以个人主观价值判断或政策导向为基础。专为政府制定政策而做的策论当作别论。学术的研究要注意其独立性，致力于寻找客观规律性。在前述的分析中我们发现：由于中国过去的会计研究长期受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从一开始它便与政府行为保持了一种紧密的联系，而且，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中国的会计研究历遭劫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目前的这种会计研究管理体制对中国会计研究的长期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它不仅影响到了中国会计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而且也影响到了中国会计学术研究的品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种受政府行为影响的会计研究管理体制必须尽快加以改革和完善，各级会计学术团体真正成为群众性的会计学术团体，各种由政府部门主导的会计学术期刊也必须还原为真正由民间主导的学术期刊，按照市场的法则来运作。只有这样，中国未来的会计研究才可能有大的进步。
我们倡导会计研究要独立于政府行为，并不是要倡导一种纯粹为了学术而学术、为了研究而研究的氛围。中国的会计研究必须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必须始终面向中国的会计实际，必须有助于全面提高中国的会计教育、研究与实务发展水平。正是这种会计研究的独立性，才使它能找到客观的规律，才能为政府提供足够的决策支持并显示其持久的生命力。我们所强调的是要突出中国会计研究的理论性和客观性，倡导的是如何更有利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二）会计研究中的舞弊现象
不可否认， 中国的会计学术研究在50 年代引进苏联的会计模式和80年代引进西方的会计模式过程中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如何借鉴国际惯例以适应中国国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我们也必须清楚的看到，在大量引进国外会计文献的过程中，中国会计学术界也表现出了许多急功近利的行为，滋生了许多不够严谨的研究作风，败坏了会计学术研究的风气。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抄袭他人的研究成果。有的作者在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时，不具引注；有的作者将翻译成果据为己有；更有甚者，干脆在直接拿来的研究成果上署上自己的名字；……种种会计研究中的舞弊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会计研究的健康发展。因此，现在不仅是我们应当正视和严肃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了，而且也是我们应当有所行动的时候了。
（三）会计研究中的“划地为牢”
在现实经济生活和研究工作中，很多人总是把会计与记帐、算帐划等号，或者孤立地就会计而论会计。这种认识是非常保守和不利于会计学科发展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新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总是层出不穷，而分析这些新现象和解决这些新问题往往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某单一学科所能够完成的。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交融日益频繁。如果会计研究一味地只是“划地为牢”，会计学科也就难以发展。因为这些新的现象和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在一开始就自己贴上一个标签以标明自己是会计问题抑或是其他问题。中国的会计研究只有积极有效地解决了会计实践或会计学科领域中随时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才会赢得自身的价值和生命。在这一点上，研究本身也是一种市场。问题的存在只是期待研究人员去发现、去分析、去探索。谁先发现了它、分析了它并解决了它，它便属于谁的领域。因此，善于观察和发现问题往往比分析和研究问题显得更为重要。如果我们会计研究人员在这个市场的竞争中，一味地只是“作茧自缚”，那么，会计学科从此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和创造力。作为会计领域的研究者，我们必须要有开阔的视野、敏锐的头脑和勇于进取的开拓精神，要善于从实际经济生活中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要善于从其他学科领域的发展中去汲取营养，要善于从国际一流的会计学术研究中去总结成功的经验，绝不能先入为主的将自己限于就会计而论会计的狭隘范围。只有这样，中国会计学术研究才有可能永葆青春与活力。
（四）会计研究方法的随意性
纵观中国的会计研究，由于受上述提及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致使会计研究的方法长期呈现出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当然，这种混乱和无序并不是指会计研究方法上的多样性，而是大部分研究并没有遵循某种严格的科学程序。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往往只是有感而发，而在研究方法的选用上表现出了很大的随意性。不幸的是，学术界竞有人将这种随意性很强的研究与规范研究划等号，因此造成有些人认为只有从西方引进的实证研究才是科学研究。我们认为，规范研究并不等于随意研究，规范研究同样也有其自身的严密逻辑和科学求证程序。就研究方法本身而论，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规范研究的好处在于它有利于诞生新思想、创造新知识、提出新的假设命题，但其缺陷则在于它往往难以提供坚强有力的经验证据。而定量化的经验研究方法虽然能够以坚强有力的经验证据来支撑，但它却难以克服在计量程序中的各种误差和保证证据的充分有效性。因此，我们很难单纯用研究方法的选择来衡量某个研究的品质。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中国当前所要解决的并不是规范研究方法或实证研究方法，而是科学、求实的认真态度，即使是实证研究方法，如果做得不够严肃，它同样难以称之为是科学。
长期以来，对会计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一直是我国会计研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在目前还尚未形成一个单独的学科体系并贯彻到大学的研究生教育体系之中，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中国会计研究水平要有长足的进步，还需要我们下决心引进西方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而这种引进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倡导中、西方会计学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五）会计研究中的急功近利
会计学者做会计研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会计研究成果是衡量学者们升等、晋级的重要依据。对于这样的激励机制，无可非议。尤其是在当前中国会计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不高而研究人才奇缺的情形下更应当如此。但是，这种激励也带来了很多研究行为的短期化。许多学者为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往往拼命追潮流、赶时髦，注重了研究成果的数量而忽视了质量，致使中国会计研究的水平总是处在低水平上循环。这对中国会计学术研究的长期健康发展同样是极其不利的。中国会计研究水平要有质的提高，需要研究者能够本着务实的精神，沉下去进行大量科学系统的研究和求证，解决当前中国会计教育、研究和实务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例如，中国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问题，会计研究方法论的问题等等。
目前中国的会计学术研究，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这种转折，一方面是因为整个经济大环境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另一方面，是因为与国际惯例协调一致的中国市场经济会计模式正在日趋成型。尽管我们在过去十余年间就如何建立中国的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体系做了大量工作，但从总体上说，目前还远没有实现1980年中国会计学会成立时所提出的目标，还没有一个成熟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这还需要学术界人士为此而做出不懈的努力。本着科学、求实和严谨的作风来提纯既有理论，提出新的观点和新的见解，创造出新的会计理论。在这个意义上，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中国仍然还有其持久的生命力。西方学术界在这个领域的耕耘花费了近一个世纪，而我国的研究则只有短短的十余年，就会计研究自身发展的规律而言，没有坚强的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体系的支持，假设检验型的研究就无法有效地展开，因此，我们不可能跨越历史和超越历史。
但是，强调建立中国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体系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假设检验型的经验研究在目前中国就毫无意义。恰恰相反，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会计模式日趋成熟，假设检验型的经验研究也显得日益重要。事物的发展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和相互转换的，会计研究同样也不例外。在倡导规范研究的同时，不失时机的着手进行假设检验型研究，对促进规范研究也大有益处。当规范研究的水平提高了、进步了，它同样也会反过来促进假设检验型研究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