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革军委的由来与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委论文,由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翻阅党的历史文献可以清楚区别，“中央军委”指的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指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又简称“苏维埃军委”。前者属于党的组织系统，后者属于政府组织系统；两者虽有区别，但却又有紧密的联系。中革军委（苏维埃军委）究竟何时决定并设立的？长期以来中共党史与军史著述（包括笔者）均称是1931年1月。近期笔者经查阅核对有关文献与史料，深入研究考证，理清了其来龙去脉与组织情况。
一、设立地方苏维埃军委直至中革军委的缘由
党中央在成立了中共中央军委的情况下，又决定成立中革军委，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个曲折过程。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学习苏联的革命经验。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明确提出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主张。党的六大决议指出“中国党应利用苏联苏维埃建设的经验”。据查，苏联十月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为直接准备和进行武装起义”，成立的指挥机关称“军事革命委员会”。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9月成立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实行集体领导的最高军事权力机关”，“掌握全国武装力量的全权”。①从1925年10月最早组建中共中央军事部门的王一飞、颜昌颐、聂荣臻等，到1929、1930年回国在中央军事部、中央军委担任要职的曾中生、傅钟、李卓然、朱瑞、刘伯承等，均经过苏联军事院校学习。他们对属于党的组织系统的军事部门与属于革命政权苏维埃政府组织系统的军事部门的关系是清楚的。但在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应用时仍然遇到问题，经历了探索、实践、发展的过程。
2.吸取国民党新军阀篡夺军权的教训。
1925年7月，实行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帮助下，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防止军事首长个人独裁。但随又成立了北伐军总司令部，由蒋介石担任统揽大权的总司令。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蒋介石篡夺了军权、党权、政权，叛变革命，开始了新军阀反动统治。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先后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起义，创建人民军队，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成立工农民主政权——苏维埃政府。为了避免革命武装再变为野心家争权夺利的工具，其间，中共吸取了国民党新军阀实行军事独裁的教训，从打出苏维埃旗帜起，便明确规定设立归苏维埃政府领导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如1927年11月广东省委成立了起义最高领导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12月11日广州起义后，宣告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下设军事委员会，由人民军事委员张太雷任主席，其下设工农红军指挥部。②这是中国最早宣告成立的地方苏维埃军委。根据广州起义和东江建立苏维埃军委的经验，1928年3月中央《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的通告规定，省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之下，设海陆军委员会”，“全省境内之赤军（工农革命军）归省苏维埃指挥调遣”。③
3.结合实际，明确规定“党的军委”与“苏维埃军委”的关系。
1928年5月，党中央的《军事工作大纲》对“党的军事组织与苏维埃的指挥系统”作了明确的规定，强调“军事问题既因暴动的发展而趋重要，党的军事（委）必须成为健全而有力的组织，军委的书记即由省委或特委的书记或常委兼任”；“军事之指挥系统，红军作战时应于一割据区域之苏维埃军委之下设总指挥部，苏维埃军委为军事最高指挥机关，应由得力同志组织之。同时即为党的军委。”④这里不仅明确了党的军委、苏维埃军委组织之健全及人员构成的要求，而且第一次明确规定了苏维埃军委同时就是同级党的军委。两者是一套班子，对内是党的军委，对外公开是苏维埃军委。6月4日中央给红四军前委信重申“红军由最高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⑤
4.六大及其后中央强调红军应由苏维埃军委指挥，不能由党直接指挥。
周恩来在六大军事报告中称，“红军一定要在苏维埃政府指挥之下，绝不能单独受党直接指挥，海陆丰红军……实际在东委书记一人指挥，脱离群众政权的指挥，这应改正”；“军事指导集中……非集中到个人，而是集体指导”。⑥六大《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武装起义参谋部应受革命委员会的指挥，且宜迅速变为红军司令部，指挥该区的一切军事行动”；“工人纠察队和红军司令部，应服从苏维埃”。⑦但在当时红军初创阶段执行上述规定存在困难。由于新组成的红军、新建立的根据地尚不够巩固，往往受敌军围攻忙于应付作战且难以固守一地，立即成立由当地党、群工农骨干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很难做到，勉强组成亦流于形式，主要成员只随军行动。如红四军在井冈山于1928年5月正式宣告成立后，不久即成立了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并设立军事部。但红四军仍由党中央指定的前委指挥，并未由苏维埃军事部（军委）指挥。
1929年夏秋，红四军前委内部围绕前委领导作用等问题发生分歧与争论。主要原因是建军初期经验尚不丰富，对党中央关于红军领导指挥系统规定理解不一致；部分成员对党的绝对领导（前委、军委、师委等）制度产生怀疑，过分强调军事首长（一长制）的权威等；前委当时直接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存在“党管一切”，党政不分，“视军事机关及士委为虚设”，“造成党军”的印象等。前委书记毛泽东一度被排斥了领导职务。经过党中央“九月来信”指示，红四军召开了党的九大，制定了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如“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红军由前委指挥，对外用军部，政治部号召”，“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到了各苏维埃区域扩大时，则必须召集各地苏维埃代表会成立几省边境苏维埃政权，公开指挥红军……这一个办法目前不必马上执行”。⑧
这样做，在当时来说是切合客观实际的组织形式。
同年12月，中央即明确规定：“朱毛红军——应发动群众斗争，帮助其建立各地苏维埃政权，并准备联合各地工农团体代表及士兵代表会议成立三省边界工农革命委员会，以（为）各地苏维埃政权及红军公开的指挥机关。”⑨
5.确定“前委”对内“革委”对外、“前委”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的领导形式。
随着各地红军的发展壮大和新革命根据地开辟扩大的需要，党中央原规定红军党归当地特委、省委领导已不适应新的形势。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来信》就向中央建议，“超地方性质的红军，不但不宜受县委与特委指挥，亦不宜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挥。五军在平、浏，四军在湖南及湘赣边界，多次的失败，在地方主义指挥之下。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合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毒害”。⑩同年12月湘鄂赣边特委给中央的报告亦建议，“五军须直接归中央指挥”。(11)党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于1930年3月关于成立红一军的指示规定，“前委与边特的关系……与省委的关系也是横的关系，而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工农革命委员会与前委的关系是不相隶属的。前委是军队本身的集权机关，但对外不能用前委名义出布告，而必然要用工农革命委员会出布告。……对内的问题仍是前委”。(12)《中央给三军前委信》亦明确“三军直属中央军委指挥。”(13)
6.立三路线错误证明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红军行不通。
1930年4月中央发出《关于全国红军指挥问题》通知称，“现在全国红军的发展指挥统一问题，已非常严重而必要，过去因为没有严格的规定，对各地红军，除中央指挥外，各省省委以至特委都可以指挥，于是指挥的系统既紊乱而决定又常不免有抵触，……因此中央决定关于红军的指挥问题，以后各地已组织的正式红军，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中央与各地红军距离太远指挥不灵便，中央军委将在各地设立办事处……代表中央军委工作”。(14)同时，《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规定，“中央军委指挥全国军事运动……军委本身工作，要渐次扩大使成为半群众半公开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15)由于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否认敌强我弱，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组织举行全国总暴动，命令年轻的红军攻打大城市，很快遭到严重的损失。事实上，驻上海的处于白色恐怖环境的中央军委，由于远离各地被分割的红军，又无现代化通讯手段，根本无法指挥红军的战役行动与组织协同作战，所谓“集中组织，统一指挥”流于形式。在此过程中，党中央已察觉这种指挥形式行不通。7月即发出《红色区域最高的军事政治指导机关（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产生与运用》通知，规定“目前过渡时期的最高级工农革命委员会，不仅是红色区域的最高级政权组织而且要成为战争区域军事政治党务的集中指导机关”；“红军本身的指导机关即由政委、党的书记、军事主管官三人组织军事苏维埃（即现在的前委），以政委为主席，决定一切工作，红军的指导机关是直接隶属于工农革命委员会的”。这个规定不恰当地将党的前委（党的组织系统）隶属于政权系统的革命委员会。8月10日《中央给长江局的信》称，“如南昌下后，全国革命委员会应在南昌建立，并可暂由毛泽东任主席”。(16)从苏联回国的周恩来于8月26日在总行委主席团会议上提议：要巩固统一苏维埃区域，在苏区成立中央局，以指导红军及苏区的工作，并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一切军事工作。(17)明确主张改变由在上海的中央军委指挥全国红军的形式。8月29日中央指示“占领长沙后便须立刻召集广大的群众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这是中央临时政权）”；“中央决定在湘鄂赣这一广大苏维埃区域中成立中央局，其管辖区域以所有苏维埃区域为范围”，“军委可公开指挥各地红军”。(18)9月9日周恩来在总行委主席团会议上作军事报告称：苏区拟划分为六个军区和若干游击队。组织系统为：中央局指导临时中央政府，临时中央政府指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局也可指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各军区。(19)
如上所述，关于设立苏维埃军委（中革军委）早自1927年11月提出，经过几次变动，到1930年秋，党中央才最后确定了组织形式。
二、中革军委初期的组织演变
大量史料证明，全国苏维埃中革军委事实上是由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军“共同前委”逐步发展，渐次扩大演变而成立。其经历了四个阶段。
1、“共同前委”与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
由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共红四军前委，是由党中央于1928年6月4日的来信指定组成的。古田会议后的红四军前委仍由毛泽东任书记，当时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与指挥。1930年2月7日，以红四军前委为基础，成立了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共同前委”，统一领导红四、五、六军军委与赣西南、闽西、湘赣各特委。委员17人，常务委员毛泽东、曾山、刘士奇、朱德、潘心源，候补常委黄公略、彭德怀，书记毛泽东。(20)6月中旬，红军“共同前委”和中共闽西特委于长汀召开联席会议，传达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与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精神。中央认为，“四军是中国红军主力的主力”，“总的路线是夺取武汉”；要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军事及政权”。根据中央部署，长汀会议决定成立红一军团（开始称第一路军），朱德为总指挥，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由毛泽东、朱德等组成红一军团前委。同时宣告成立了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和政权建设工作。委员17人：毛泽东、朱德、曾山、李文林、刘士奇、邓子恢、黄公略、彭德怀、王怀、林彪、彭清泉（潘心源）、伍中豪、谭震林、陈毅、段月泉（段起凤）、方志敏、邵式平。(21)这是全国苏维埃区域最早成立的全国苏维埃军委，即中革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成员内有13人是“共同前委”委员，有6人是红四军前委原委员。这个军委随红一军团行动，开始并未设置机构，由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军团前委实施领导决策，由军团总指挥部发布命令指挥部队。
2、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
1930年6月25日，红一军团以“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执行党中央命令北上逼近南昌。鉴于城高防固、敌军跟进，毛泽东、朱德随后改变原定计划。8月20日，红一军团集中兵力灵活作战，于文家市歼敌3个团又1个营，取得重大胜利。8月23日，在浏阳永和市同红三军团会师，随即决定成立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震林、何长工等为委员。(22)还根据党中央7月21日通知，宣告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委员35人，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震林、何长工、陈毅、曾山、李文林、刘士奇、邓子恢、张鼎丞、王怀、伍中豪、潘心源、方志敏、邵式平、萧韶、袁德生、萧道德、段起凤、邱达三、刘光万、涂振农、吴致民、曹易亭、杨岳彬、曾炳春、金万邦等人，毛泽东任主席。(23)这个工农革命委员会即是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组成，成为“红色区域的军事政治指导机关”，“最高级政权组织”——全国苏维埃的过渡形式。据查，当时仍未设立办事机构，由红军总前委实施领导与决策。
3、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
1930年8月28日，中央总行委决定朱德任中国红军总司令。(24)8月29日中央决定成立苏维埃区域中央局与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派原任中央军委书记、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关向应主持组建，并决定两个组织成员名单。9月初，关向应抵长沙附近受阻，无法通过战区而返回。(25)9月下旬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基本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会后中央又派项英（中央常委兼工委书记）前往主持成立苏区中央局，并指示在项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泽东同志代书记”。“中央军委暂不组织，候江钧（项英）到后再成立，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集中到中央局”。(26)实际上毛泽东并未成立苏区中央局，仍然通过“总前委”（增加周以栗为委员）对内统一领导政治、军事、党务工作。
9月30日，周恩来（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在各特区成立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各特区军事指挥隶属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立在全国苏维埃临时政府所在地，这样才便于红军作战，集中力量以统一指挥。”(27)至此，属于政权组织系统的苏维埃军委，正式定名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以与属于党的组织系统的“中央军委”相区别。实际上在此之前，9月23日《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命令》即称，“总部暨各直属队及第四军随中革军委于明（二十四）日前即移至安源工作三天。”(28)这是历史文献上最早出现的“中革军委”称谓。
同年10月17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决定了苏区中革军委的成员名单，共25人：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彭德怀、贺龙、黄公略（1931年9月牺牲）、周逸群（1931年5月牺牲）、叶剑英、许继慎、蔡申熙、张云逸、邓中夏、曾中生、邓发、邓小平、黄甦、袁国平、老杜（似指杜衡）、刘伯承、周恩来、关向应、CY（团中央1人系温裕成）、恽代英（1931年4月牺牲）、李富春。(29)
1931年1月15日，在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宁都小布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宣告正式成立“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简称“苏区中央局”），党中央指定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恩来未到职前，暂由项英代理书记。“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党的工作，将来苏维埃区域扩大的区域，仍归苏区中央局管理”，“以后全国各苏区及红军中党部（总前委取消）应直接受苏区中央局指导”。(30)同时宣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31)委员即前述之25人。随即撤销了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根据党中央已有规定，这个中革军委同时即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军委。
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
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仍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直接领导指挥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和作战。在毛泽东、朱德直接指挥下，先后取得富田、白沙、中村各次战斗胜利。5月下旬，苏区中央局、中革军委同方面军总部分开，留驻龙岗。另组成由毛泽东任书记的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随军指挥作战和领导战区地方工作，很快取得反“围剿”胜利，将闽西与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6月20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朱德、项英任副主席。8、9月间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巩固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10月1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由毛泽东任代理书记。(32)中央局、中革军委和方面军总部驻江西瑞金，积极筹备召开全国苏维埃大会。同月，上海“临时中央”来电决定，军委设主席团，指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33)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以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委员15人，他们是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治委员的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34)至此，属于政权系统的中革军委才正式成立，成为名符其实的全国红军最高领导和指挥机关。由于中革军委成员均是中共党员，她同时也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军委。中革军委虽在组织系统上隶属于中央政府，但在政治上接受中共中央与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军事行动和一切重大决策仍受驻上海的“临时中央”军委（军事部）领导，军事具体计划与实施均在苏区中央局和中央政府指导下进行。
三、中革军委初期下设机构与成员
在苏区设立中革军委是个新的组织。最初称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3个月内并未设立工作机构。改称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后，因随军行动仍未设工作机构。只设秘书，由总前委秘书古柏兼任。10月4日攻占吉安后，设立了工农革命委员会驻吉办事处，主任毛泽覃，“任务，是征调新兵、做衣服”。(35)1931年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才开始设立工作机构。2月17日成立军委总政治部。3月初成立军委总参谋部。当时均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与政治部，随军在前方。6月后在后方先后成立了军委参谋部、经理部、财政部、军医处、政治保卫处、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等。至此，中革军委工作机构逐步建立。11月25日正式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部，其人员并入军委各机关。此后中革军委各机关进一步健全。
1、1931年11月25日前中革军委的工作机构与主要成员：(36)
军委秘书处：秘书长刘伯坚。
军委总参谋部〔1931年3月初成立，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部长（总参谋长）先后为朱云卿（1931年5月病逝）、叶剑英。参谋处处长先后为郭化若、左权（1931年6月）；作战科科长先后为刘铁超、左权；交通科科长王秉祥；谍报（侦察）科科长先后为郭化若（兼）、曾希圣；机要科（1931年10月成立）科长毛庭芳；无线电队（1931年5月31日决定成立）队长王诤、政委冯文彬。
军委总政治部（1931年2月17日成立，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37)1931年6月周以栗代理主任。1931年10月王稼祥为主任。秘书处秘书长李韶九，后古柏（总前委秘书兼）；组织部部长周以栗，组织干事张际春（不久调走），青年科科长周爱民；宣传部部长李卓然；《红军报》（总政治部机关报）主编张如心；政务处（负责地方工作）处长李韶九（后撤职）；政治训练大队大队长柳南奎；团政委训练班（1931年6月开办）主任王稼祥。
军委政治保卫处（1931年5月成立）：处长先后为王稼祥、邓发（1931年7月）。
军委经理部（1931年5月成立）：部长范树德。
军委财务部（1931年5月成立）：部长杨立三。
军委副官处：处长（副官长）杨立三兼。
军委军医处（1931年5月成立）：处长贺诚，代理处长陈志方。红军总医院院长戴济民，后贺诚兼（1931年秋）；政治委员李用之（被错杀），后贺诚兼（1931年秋）；医务主任彭龙伯。
军委军械处（1931年5月成立）：负责人吴汉杰。
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1年8月开始筹建）：校长萧劲光（1931年11月任命），政治委员周以栗（兼，主持工作），训育处处长邓萍，政治部主任周以栗（兼）；学生总队总队长何长工。
军委警卫团：团长谭希林，政委林德清（？）。
中共军委总直属委员会：书记李卓然（兼），代理书记王立中。
2、1931年11月25日至1932年12月中革军委工作机构与主要成员：(38)
军委秘书处：秘书长刘伯坚（调至红五军团），后徐梦秋（1982年）；机要科科长毛庭芳。
军委总参谋部（1932年11月25日命令称参谋部，1932年6月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习惯称总参谋部）：总参谋长（部长）叶剑英，后刘伯承（1932年10月）；副总参谋长张云逸（1932年6月）。参谋处处长左权，后许卓（1932年秋）；作战科科长先后为左权（兼）、许卓（兼）、边章五；侦察（谍报）科科长先后为朱瑞、郭化若、曾希圣；交通科科长先后为朱瑞（兼）、翁瑛（兼），政治委员翁瑛；交通队队长李国华；无线电总队总队长王诤、政治委员翁瑛；动员科（1932年设立）科长杨岳彬；教育科（1932年5月设立）科长边章五；管理科科长刘金锭。
军委总政治部（1932年1月27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与中革军委属平行关系）：主任王稼祥；(39)副主任聂荣臻（1931年12月），后贺昌（1932年秋）。秘书处秘书长先后为滕代远、宋裕和、李韶九、萧向荣；组织部部长先后为周以栗、李弼廷（1932年），组织科科长叶季壮（1932年9月）；青年科科长周爱国；宣传部部长先后为李卓然、徐梦秋（1932年）；宣传科科长陈明；兵运工作（破坏）科（1932年成立，归宣传部领导）科长李涛；政务处（负责地方工作）处长叶季壮（兼1932年9月）；青年部（1932年春由青年科扩编为部）部长高传遴；团政委训练班，主任先后为王稼祥（兼）、张如心；红军最高军事裁判所（1931年11月决定设立）所长袁国平（兼），副所长周碧泉；《红星》报（1931年12月17日于瑞金创刊；1932年6月随军到前方）主编先后为张如心、李弼廷。
军委政治保卫局（1931年11月25日由原政治保卫处改称，全称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军委分局”）：局长钱壮飞，后李克农（1932年6月）。
军委经理部（1932年9月改称总供给部驻瑞金）：部长兼政治委员范树德，出纳科科长李景文，管理科科长李韶九，另有会计科、金柜科、粮被科、军械科等。
军委总供给部（1932年9月称起）：部长范树德，政治委员叶季壮（未到职，由范树德兼）。财政处处长吴汉杰，后张元寿；军实（军需）处处长谭光廷；军械处处长胡治卿；采办处处长谭冠高；兵工厂厂长吴汉杰，政治委员周鉴祥。
军委总军医处（1932年9月改为总卫生部）：处长贺诚，政治委员彭龙伯，后贺诚（兼）。医务科科长陈志方，卫生科科长漆鲁鱼，管理科科长罗楚璞。
军委总卫生部（1932年9月称起）：部长兼政治委员贺诚。医政局局长陈志方，保健局局长漆鲁鱼，总务处处长陈明，卫生材料厂厂长唐义贞（女），医院政治部主任倪志侠。
军委副官处（1932年春仍有此称谓，不久撤销）：处长（副官长）杨立三。
军委总兵站（1932年6月成立，负责前方军事供应运输工作）：主任杨至成，政治委员高自立。
军委后方办事处（1932年4月4日决定成立）：主任杨立三，政治委员倪志侠。
军委抚恤委员会（1932年1月成立，9月改组）：主任贺诚，后叶季壮（1932年9月）。委员为贺诚、陈志方、杨立三、李景文、滕代远；9月后委员为叶季壮、张云逸、钱壮飞、徐梦秋、贺诚。
红军后方政治部（1932年6月红军总政治部随军到前方于瑞金成立了后方政治部，隶属于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石（刘霞）。文书科科长刘兴元，组织部部长蔡纽湘（女），宣传部部长张如心。
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归军委直属）：校长先后为萧劲光、刘伯承（1931年底）、叶剑英（1932年10月），政治委员先后为刘伯承（兼）、叶剑英（兼）。政治部主任先后为周以栗（兼）、刘畴西、欧阳钦，训育处处长邓萍，校务部部长杨至成，学生总队队长何长工。
红军军医学校（1931年底成立）：校长先后为贺诚（兼）、彭龙伯，政治委员先后为贺诚（兼）、王立中。教育长陈志方，政治处主任周月华（女）。
军委无线电学校（1932年1月成立）：校长刘光甫，政治委员杨兰史。
红军地方部队干部学校（1932年秋成立）：校长兼政治委员滕代远。
红军供给学校（1932年冬成立）：校长杨至成，政治委员文年生。
注释：
①见《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二卷《军队建设》。
②见《广州起义》第6、125页。
③④⑤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第72页，128、129页，143页，238、248页。
⑥⑨(11)(12)(13)(15)(16)(18)(26)(30)(31)(35)(37)见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第88页，167页，346页，383页，409页，437页，470、479页，480、482页，483页，593页，622页，623页，503页，623页。
⑧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40、37、38页。
⑩(28)见政治学院党史教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473页，526页。
(14)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第36页。
(17)(19)见《周恩来年谱》第186页，187页。
(21)(22)(28)见中央档案馆藏《军事文献》（一）《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1930年6月25日）；《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17日）；《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命令》（1930年9月23日、29日，10月13日、19日各次电文）；《由萍乡出发向吉安前进的命令》（1930年9月23日）。
(23)根据本人传记、简历；1930年9月21日第三军团前委书记彭德怀给中央报告内提到“吴致民、曹易亭已选入革命委员会”。
(24)见《朱德年谱》第90页。
(25)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第482、483、484、1592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第399页。
(27)见中央档案馆藏《军事通讯》载193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29)见《周恩来年谱》第191页；《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1卷第11页。
(32)见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央苏区江西省》第37页。
(33)见中央档案馆藏《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第一号电（1931年10月）》。
(34)见《中央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第135页。
(36)根据本人自传、简历、传记材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的组织演变情况》。
(38)根据本人自传、简历、传记材料：《红色中华》、《红星》报报导与中革军委电文并参考有关史料。
(39)见1932年1月20日《红色中华》第6期刊“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五次常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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