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剑龙[1]2002年在《效率原则下的企业制度创新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对一个事物的个案研究和具体研究已相对丰富时，对它进行从具体到一般的系统性归纳和总结，由此认识和把握它的一般发展规律就显得十分必要，但不仅于此，进一步从一般来探求特殊，并将后者化为研究的内在逻辑才是真正目的所在。本文认为，自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传入中国以来，以该理论为工具对企业制度创新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研究就其对象而言大多仍局限在企业制度创新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层面的问题上，全面整体性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随着国企叁年脱困目标的实现和对国企改革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向我们提出了用全面系统的整体式研究取代零敲碎打式的局部研究的要求。因此，将企业制度创新体系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一般性规律的研究还是一种尝试，但这种尝试却是非常必要的，其目的是探索作为特殊的中国国有企业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得到更好的可持续发展。 遵循以上思路，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辨证分析理论为指导，以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理论为基础，采用比较制度分析、辨证解析和历史唯物分析方法，围绕企业制度创新体系对以下问题进行了研究： 1．(1)从质疑经济学即有假设的缺陷出发，揭示和探讨了研究企业制度创新体系的前提和条件。认为“有限理性”和非完全竞争市场、机会主义和交易费用、资源稀缺和经济活动的主客观相结合、企业追求剩余和企业的现实异质性是研究企业制度创新体系的前提和条件。(2)建立了效率预期均衡的一般分析模型，并以此为工具，贯穿全文 西北大学经管学院博士学位论文分析的始终。认为效率是企业和要素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效率预期拟合是企业和要素得以连接的关键。企业有叁种效率，因而企业制度创新亦表现为内部效率的提高、外部效率的提高和根本性效率的提高。 2，（）建立了企业制度创新体系的一般分析框架，从而为本文的研究确定了合理的研究范围。并对企业创新体系与企业制度创新体系的内部构成进行了剖析。Q）对企业制度创新体系的外部体制环境做了比较制度分析。认为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价格机制和契约体系与承认个体利益的存在有着相容性，且两者自身又有制度互补性，所以其内生的激励机制更适合于企业制度创新体系。（3）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认为，经济体制、外生技术进步、市场变化和价值观念更新是促使企业制度结构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使企业制度创新体系表现出局部创新与整体创新并存的特征；从企业发展的角度分析认为，产权结构、财产责任、经营能力和组织契约稳定性是促使企业制度形态更替的主要影响因素，使企业制度创新体系表现出间断创新和连续创新并存的特征。 3．（）从国有企业国际化的角度对国有企业的定义、国外国有企业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做了分析，为正确认识中国国有企业提供了一个宽广范围。（2）以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为背景，对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生和形成条件以及与中国国有企业制度的相容性做了分析，认为只有将前者的普遍性与后者的特殊性相结合，才不会使改革陷入误区，才能使国有企业走出一条健康成功的制度创新之路。 以此为据，在对策建议方面，本文认为： 1．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思路和目标应该是通过企业制度创新提高企业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 2．具体措施表现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宏观因素在于在现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缺乏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竟争的环境。因此，创造多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经济体制环境是国有企业提高效率、消除预算软约束的关键。（2）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中观因素在于产业区位错位。因此，有进有退，与非国有企业合理分工是国有企业改变效率区间、发挥其产业区位优势的关键。＊）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微观因素在于企业没有建立起自组织制度创新系统以适应外界变化。因此，培育和发展自组织制度创新系统是国有企业不断提高效率并得以持续 摘 要 保持的基本条件。
孙渊源[2]2002年在《国有煤矿创新体系研究》文中指出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国有煤矿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与此同时，知识经济的到来、国际竞争的加剧以及世界环保的压力又对煤炭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这样的形势，国有煤矿建立创新体系已势在必行。本文采用规范论证和实证分析的手段，对国有煤矿创新体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本文首先从理论角度上阐述了创新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并简要介绍了国家创新体系及企业创新。其次，具体分析了国有煤矿的背景、现状、存在的问题及问题的成因，结合国内外能源形势与煤炭市场前景，阐明了当前国有煤矿建立创新体系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国有煤矿的创新体系是本文的中心内容，本文对创新体系的几个重要部分做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系统研究。除了技术创新以外，对管理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结合实证分析，提出了实施各项创新的具体办法。之后，论文结合唐村煤矿的创新之路，对衰老煤矿的治理进行了简要的探索。最后，提出了国有煤矿及衰老煤矿创新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王镭[3]2003年在《国际投资中的涉外企业所得税收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针对国际投资中的企业所得税收问题展开探讨，并将“入世”后中国涉外企业所得税收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作为研究的中心题目。 作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入世”后中国涉外企业所得税收制度改革与完善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四个方面：一是，在有关资本输入的税制上，如何调整对外资企业的所得税收优惠政策；二是，在有关资本输出的税制上，如何创建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所得税收制度；叁是，随着融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对待和开展有关企业所得税收的国际协调；四是，中国涉外企业所得税收的制度安排须符合于WTO规则的要求。其中前叁方面的挑战，源于“入世”在中国经济运行层面上造成的影响；第四方面的挑战，则类属于“入世”在制度规范层面上给中国涉外经济带来的约束。上述四方面的挑战，构成本文研究内容的范围。 作者认为，贯穿于涉外企业所得税收种种问题的一条基本线索是不同税收主体问在利益关系上的冲突。其具体表现为有关重复征税的利益冲突、有关避税的利益冲突、有关市场竞争力的利益冲突等。这些利益冲突，从经济学角度看，无论是在一国或跨国范围内，既可能对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乃至资源的合理配置带来损害，又可能造成税制本身施行成本的徒增，从而有违效率原则；从法学的角度看，则会导致不同主体间利益关系的扭曲和失衡，从而有悖于公平原则。对这些利益冲突进行合理、有效的协调，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涉外企业所得税收制度实现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正是本文探讨国际投资中涉外企业所得税收问题的基本假设。相应地，本文研究的根本任务就在于：以效率和公平原则为基本依据，探讨如何在遵从WTO规则的前提下，合理、有效地应对与中国涉外企业所得税制度相关的各种利益冲突。这也正是“入世”后中国涉外企业所得税收制度所面临挑战的实质所在。 为此，本文以公平和效率这两条税收制度的根本价值原则为理论出发点，在梳理和剖析有关涉外税制重要理论概念以及WTO相关规则的基础上，构建起本项研究的分析框架；进而对中国现行涉外企业所得税收制度做出评析，并针对其面临的主要挑战展开探讨；并且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同时，结合借鉴国外的相关做法与经验，提出改革和完善我国涉外企业所得税收制度的相关思路和建议。具体而言，本文提出：(1)以税收中性与非中性相结合的模式重塑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推行平等原则下的特惠制，税收优惠形式从直接优惠为主向间接优惠为主转变；(2)深刻认识和积极应对现行税制与WTO规则的冲突，着重调整与WTO补贴规则、国民待遇规则、透明度规则等不符的制度安排，并加速推进税收法制建设和全面提升人力资源的能力水平；(3)明确增强企业对外投资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取向，进而改进现行资本输出中性型的企业对外投资所得税收制度安排，并逐步建立资本输入中性型的企业对外投资所得税收制度体系:(4)税收国际协调既是一种外在约束又是一种内在需求，有必要加强双边国际税收协调和积极参与多边国际税收协调，以利于处理好涉外企业所得税收中有关重复征税、避税以及有害税收竞争等的各种利益冲突。 本文试图在研究方法、理论探索及服务于实践方面有其特色、有所创新。这主要表现在: (1)基于税收制度具有与法的共存性，采用了经济学与法学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式;(2)提出WTO是经济全球化内在要求下的制度创新，是经济全球化走向法制化的载体，WTO规则在本质上也体现着效率与公平原则;(3)认为现行制度与WTO规则之间产生冲突的根本性原因在于，效率与公平原则在中国现行涉外企业所得税制度中尚未得以充分确立;公平与效率原则，成为沟通和协调涉外企业所得税制度规范与WTO规则的基本价值纽带;(4)虽然WTO规则对中国涉外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但税制改革与完善的目标并非仅仅定位或局限在WTO规则上，而是要在符合WTO规则的前提下，使税制服务于实现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收益最大化;(5)采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视角，并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上强调其动态性，即特别关注中国经济市场化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基本变化趋势。(6)本文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综合“入世”后我国涉外企业所得税收制度改革与完善面临的重大问题，力图展开比较系统、深入、详实的研究，以便就改革和完善现行涉外企业所得税收制度提出较为清晰且具有一定深度和前瞻性的思路及具体建议，供决策部门参考。
邓俊丽[4]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术界着力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中国特色视域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及其配套机制的改革以及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替代率、收益率、养老金发放等方面;研究焦点集中在缴费率是否高、替代率是否低、国家责任如何承担、个人责任如何体现等方面。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的研究则比较少,整体系统性研究就更少。鉴于此,本文选择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为研究对象,在认真梳理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演进历程基础上,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内生性优势即价值取向优势和制度立场全覆盖优势,实践性优势即多主体责任共担、适应性和可持续性优势,系统分析了优势的形成、现实形态、影响优势发挥的因素及优势充分实现的路径等基本问题。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构成,共22万字。绪论部分对论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主要内容、研究重点和难点、研究创新与不足进行了基本说明。正文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阐述本文的基础理论和研究对象,分别对养老保障制度研究需要厘清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制度优势分析的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和分析维度作了说明,对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演进历程及每一个进程中的实质性进步作出了概括和总结,这一部分奠定了全文的基础知识框架。第叁章和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分别对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内生性优势和实践性优势进行了深入论证,目的在于说明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的重大成果,其本身具有明显优势,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运行方向以及未来制度建设和改革任务都是建立在这一制度优势的基础之上的。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实践的探讨部分,论证了制度优势在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下充分的实现路径。结论部分对本研究的主要观点作了整体性总结,并对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本文的主要观点有: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研究密切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制度、实践形态方面的创新和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的前提条件、基础和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科学发展观等都为揭示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的基本规律和具体表现提供了逻辑合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都为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提供了逻辑的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过程,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实践的理性认识过程,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型下不断探索和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养老保障具体制度的科学实践过程,就是在社会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推进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价值实现过程。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优势形成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果,但从其历史渊源看则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程中,尤其是建国以来的宪法、劳动保险条例、养老保障制度及机制,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基础框架,两者一脉相承、前后相继,逻辑而历史地统一在一个制度体系中,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是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优势形成的历史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新世纪以来老龄化的不断加重,是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强大动力,推动着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发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完成了制度缺失的弥补任务,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成了制度一体化的升级任务。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优势逐渐清晰化并不断得到强化,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优势建构过程秉持开放包容的马克思主义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吸取借鉴了西方政治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以及生命周期理论、世代交迭模型理论、代际正义理论、风险社会理论关于制度优势分析的合理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养老的科学思想,弘扬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有关敬老养老的思想精华,借鉴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运行的基本经验,改革了建国以来的养老保障制度,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并进一步彰显了制度优势。我们只有坚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和辩证唯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正视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发挥被影响的表现,才能合理分析影响优势发挥的原因,才能科学规划制度优势充分实现的具体路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
王薇[5]2016年在《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经济总量以年平均增长率超过9%的速度增长,中国成功实现了由贫穷的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其显着的增长成就被称为“中国奇迹”。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国经济数量增长的奇迹背后,埋藏着诸多隐忧,表现在国民经济结构、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经济增长与社会利益分配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失衡成为一种“常态”,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能源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非经济性成本上升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瓶颈。这些因素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与经济增长数量之间不协调,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显着滞后于数量扩张。本文通过逻辑演绎的方法对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内涵、形成机制和实现条件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系统耦合理论视角构建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耦合的分析框架。首先,从叁者的内容和作用关系角度阐释耦合理论在分析叁者内在相互关系的适用性；其次,从耦合的表现形式、基本特征及演进机制角度系统分析叁者耦合的一般规律,并进一步从耦合目标、耦合影响因素、耦合动因、耦合机制等方面阐释叁者耦合的逻辑机理；最后,基于该理论框架,采用投影寻踪评价模型和耦合测度模型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指数及其耦合性进行定量测度,归纳总结不同阶的特征以及叁者耦合度的变动规律,并作出分析和解释。在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结合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制约因素发生的变化,提出实现叁者相耦合的机制、路径和政策。本文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首先,通过对多种质量观及效益观的归纳和比较,对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并认为应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共同理解。其中,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是指对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系统内部除经济总量以外的其他属性的刻画及其度量；而外延是指对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经济运行及经济潜力四个核心属性的优劣程度的判断。经济增长效益的内涵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人与自然物质相互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社会、生态整体系统的成果与耗费之间的关系；而外延是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叁个判断维度来反映经济增长带来的产出与社会目的需要间的契合度。其次,从纵向时序变动角度对我国1978-2014年间的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整体评价发现,经济增长数量总体上经历了“波动增长—稳定增长—指数型增长”的趋势；经济增长质量总体上呈波动上升态势,但经济结构维度指数的下降对其构成显着负面作用；经济增长效益也在微小波动中缓慢增长,但其主要是经济效益提升带动的,社会效益,尤其是生态效益维度的贡献显着降低。再次,对我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度测算结果来看,叁者的耦合性具有显着的阶段性特征。总体上,1978-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关系的动态变化特征表现为从低发展度下的“低水平耦合”经历“虚假耦合”状态跃迁至高发展度下的“系统相悖”状态。叁者的耦合状态是制度、要素及技术层面影响因素非线性迭加的结果。并且,不同阶段的主导影响因素不同,前一时期促进叁者协同耦合的因素在后一时期可能转化为制约因素。从具体的实证结果来看,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协同耦合度呈不稳定的剧烈波动状态；1992-2000年间,叁者的耦合趋于稳定,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这一时期叁者的耦合基本处于较良好的协同状态；进入新世纪以后,叁者的协调度、发展度和耦合度出现加速分离态势,经济增长数量的超前发展和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显着滞后导致系统协同耦合性降低。最后,从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的跨国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叁者的耦合程度普遍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对较低,尤其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新兴经济体,叁者之间的不协调性更加突出。虽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较差的情况,但各个国家的严重程度不同,而中国属于增长数量和质量、效益耦合严重较差的国家之一。作为与中国经济转型形成鲜明对比的俄罗斯,其较低增长数量下的增长效益成绩与中国形成强烈反差。比较研究表明,经济数量增长迅速并不会自发实现质量和效益的同步提升,而经济数量增长缓慢也并非必然限制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在系统外部因素的正向作用下,才能推动经济增长步入数量、质量和效益协同演进的轨道。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之间耦合较差是制度、要素、技术等多维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现阶段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耦合,必须从创新驱动、人力资本积累、结构转化、福利分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等多角度的机制入手,推动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动力及经济结构的多维转型,进而实现叁者的协同发展。
肖帅[6]2016年在《混合所有制导向下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迁和改革研究》文中提出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叁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把混合所有制作为国有企业新时期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要求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实现由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十八届叁中全会之后,地方政府按照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求,加快地方国有企业改革步伐,陆续出现了诸如广东模式、上海模式等地方试点经验。2015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十叁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提出了坚持创新发展,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目标。然而,由于缺乏深度理论研究的指导,实践中对于如何更好地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适应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各级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困惑,制约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发展。基于上述背景,本论文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对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展开分析。遵循“范畴界定——理论总结——历史变迁——实践探索——国外借鉴——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从历史发展角度考察建国以来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变迁和改革历程,归纳各个阶段模式与特征；在上述历史考察与分析的基础上,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出发点,探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意义,比较分析当前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地方实践模式,剖析其难点和不足；借鉴国外混合所有制发展的经验,提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导向下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对策建议。
吕洪霞[7]2005年在《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家族企业是出现最早的企业形式,也是当代企业群体中数量最为庞大、内部结构与关系最为复杂、规模差异最大的一种企业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崛起、已经表现出强大活力的民营企业,其中的大多数在形式上就是家族企业。这些家族企业不仅在我国当前的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也将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企业群体,也关系着我国的社会发展与文化的进步。由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家族企业的发展历史短暂,规模不大,技术落后,“富不过叁代”的现象表现得格外突出,尤其是加入WTO 给家族企业带来更为严峻的竞争态势。家族企业由于其自身的特定条件,生存具有很多的困惑,壮大有着很多的“瓶颈”,发展面临众多的矛盾,它们期待着理论上的探讨、解答和指导。正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所说,家庭和血缘有一切理由能构成研究现代中国的第一主题。因此对中国家族企业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旨在考察我国家族企业内部和外部制度现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借鉴国外经验,探寻适宜中国家族企业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思路,为家族企业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指导,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从而更有力地促进我国民营经济和家族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从上述研究目的出发,本文以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为基础,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分析工具,采用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相结合等多种方法,在全面考察和分析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从产权制度、企业治理结构、创新主体、创新动力和效率等角度对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合理取向和模式进行了探讨,最后提出了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战略构想和可行方案。第一章,导论,在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明确研究目的和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章,家族企业与制度创新,在综合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什么是家族企业提出了自己的界定:它是以家庭(或家族)契约关系为基本纽带,以家庭(或家族)成员掌握企业所有权或经营控制权为基本手段的经济组织。它包括从所有权与控制权不
王东[8]2015年在《传统出版企业数字出版创新研究》文中指出数字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推动了数字出版这一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数字出版所具有的成本低、环保度高、流通性强、更新速度快、传播面广等特性使得其在极快的发展时间内迅速占领了大部分出版市场,得到了消费者的普遍认可。这一发展趋势也使得传统出版企业做出了转型的思考。与此同时,这一新兴产业所蕴含的巨大发展潜力也促使了各大商家企业纷纷投入到市场竞争中来,为数字出版产业链的形成添砖加瓦,反向推动传统出版企业数字出版创新的进程与速率。本文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运用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文献分析法、归纳演绎法、回归分析、博弈论等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充分认识数字出版的基础上,对传统出版企业数字出版创新影响因素、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深入研究,较为系统的提出了传统出版企业数字出版创新应用理论框架,最后在整体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文章结论,并通过分析阐述,提出国家主管机构、传统出版企业在数字出版转型过程中具体实施建议。本文第一章首先对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做出了说明。一方面从企业实践的角度,阐述数字出版创新的现实背景。着重分析社会经济、技术条件导致需求的变化,约束数字出版的必然性;从国际经济竞争和文化竞争视角阐述数字出版的必要性。同时结合目前国内外数字出版的比较分析,特别强调由于我国的数字出版正处于初期起步阶段,加上传统模式影响、起步基础薄弱、创新动力不足等因素制约,更加凸显了数字出版创新工作的难度。另一方面,从理论层面指出目前关于数字出版创新的系统研究还很匮乏,对于产业的发展认识还不够深刻,因此本文在填补理论研究空白方面具有一定的推动意义。本文第二章主要介绍关于创新、企业创新及数字出版创新方面的国内外研究成果。首先归纳总结了国内外专家学者们对于创新和企业创新的系统研究;其次梳理了现阶段数字出版已有的创新理论和观点;本着从一般到具体的研究思路,系统的对现有的研究成果做以详细的阐释和解读,从而寻找和确定本文的理论研究基点:着眼于传统出版企业数字出版创新影响因素分析、技术创新、产品及商业模式创新等具体研究内容。本文第叁章是对我国传统出版企业数字出版创新的影响因素分析。借助较为成熟的创新影响因素分析理论模型,通过实际的调查问卷,借助数学的统计和分析方法,从企业外部和内部的双重影响因素入手,客观分析传统出版企业在数字出版创新实践中,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权重,并重点选取资金投入和人才要素,建立影响因素数学模型,进而加以效用验证,提出具体的实施建议。本文第四章针对传统出版企业数字出版创新中的技术创新内容进行分析和研究。主要分为叁个部分:首先对现有技术状况进行细致分析;其次,就传统出版企业技术创新的范式提出建议;在此基础上,借助基础的技术创新理论,提出数字出版技术创新的方向,最后进行本章小结。本文第五章着重对数字出版产品创新进行研究。数字出版产品创新是目前传统出版企业面临最为严峻的考验,是数字出版长久可持续发展以及实现产业目标的基础保障。本章首先从产品的本质分析角度,通过与传统出版产品以及数字出版产品现状的比较分析入手,结合用户需求变化的深刻解读,提出数字出版产品创新的内容,并面向运营的需求,特别提出数字产品描述属性模型,从而对数字出版产品创新提供可借鉴的方式和方法,推动产业的发展和进步。本文第六章是对数字出版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借助成熟的商业模式创新理论,分析和比较现有商业模式,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提出传统出版企业数字出版商业模式创新的设计方法、模式选择及实施路径。并以新品数字图书为例,设计和展示B2B电子商务模式的可行性。本文第七章为全文的总结及政策建议。通过整体的研究,首先建议政府应该站在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下,对传统出版企业的转型创新,给与适度引导和保障。肯定和接受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对产业提供导向和前期扶持工作,并进一步建议强化基础产业标准的建设和规范工作;其次对众多的传统出版企业,建议充分认识到数字出版的必然趋势,尽一切可能抢占市场先机,同时提出协同和优势定位的战略建议,以期实现巩固和发展核心竞争力的经营目标。
秦涛[9]2009年在《中国林业金融支持体系研究》文中指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已经成为经济的核心,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率,当金融因素的作用受到限制时,经济增长必然遭遇资本投资不足和金融资源低效配置的约束。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林业产业化发展,要求广泛而有效率的信用活动和金融运行,以保障持续增加的资本投入和会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毫无疑问,我国现阶段林业仍具有显着“产融弱质性”,面临严峻的资本形成不足、发展资金短缺的困境。林业资本形成缺口必然导致出现林业投资缺口,从而对生态建设和林业产业发展形成严重制约,这必然形成对我国林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严重制约。因此,迫切需要在公共财政经常性账户纳入预算和已有稳定来源的资金支持之外,制定新的特殊政策,允许从全社会范围合理并适度地筹措资金,拓宽林业投融资渠道,提高林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以满足林业建设的需要。林业金融支持正是为弥补林业资本形成不足造成严重资金缺口而出现的一种创新制度安排,林业金融运行的核心集中于林业金融资源配置及其效率实现,林业金融资源配置是由其金融制度、体系、治理、运行机制等共同决定的过程,效率取决于制度供给的完备性和有效率的传导。林业金融支持基本职能在于实现对林业金融的动员和配置,林业投资风险规避与防范,以保证林业资本的顺畅循环、周转和有效流动,满足林业产业发展日益增强的资金需求,林业金融支持理应成为推进我国林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战略性机制和重要途径。本文借鉴产业经济学、金融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理论的合理因素,从我国林业产业化发展的金融基础、产融互动和林业金融资源效率等多个角度,论述了我国林业产业化发展进程中金融支持内在机理,并基于金融战略视角,从林业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会融运行叁个维度进行分析,通过构建“林业资本形成缺口模型”梳理林业产业发展进程中金融支持的内生逻辑和现实依据,为林业金融支持框架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提出了林业金融支持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以及体制的完善能够提供林业发展所需要的金融资源集聚与配置机制,通过以财政性融资、政策性融资和商业性融资所构成的叁维空间支持体系奠定了我国林业金融支持体系的基础平台。在林业金融支持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分别从金融需求和供给角度对林业融资需求和引资能力进行分析。首先,对我国林业信贷融资需求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并基于信贷供给理论探讨林业面临信贷约束和融资困境的本质原因,提出利用抵押品替代和扩展机制,以及通过建立林业金融服务体系来缓解林业信贷融资困境。其次,通过对商品林投资收益率和投资风险水平进行评价,分析林业政策以及不同因素对投资收益和风险的影响程度,进而认识在现有的政策条件还无法改变商品林投资收益率低、投资风险大的基本状况,对商品林投资还不能产生足够的激励,提出通过推进林业产业化经营、建立林业金融工具创新机制、完善林业风险防范管理体系和健全林业产业政策体系来解决林业资本形成不足,林业产业“吸融力”不强的困境。第叁,分别就抵押品替代和扩展机制叁种应用模式、林业金融工具创新机制以及林业风险管理体系构建进行论述。随着林业产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建立和健全林业金融支持体系及其高效率的金融制度,日益成为我国林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所在。林业金融支持不仅仅具有经济职能,同时具有鲜明的社会功能和政策取向。林业金融支持必须坚持促进林业生态体系和产业体系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通过“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以市场化为导向,从完善林业金融支持体系制度供给、优化林业金融支持供给结构、制定并协调林业财政与金融协调发展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化,从而促进金融支持林业发展的力度和效应,增强我国林业产业发展的综合能力与比较利益。
侯高岚[10]2003年在《后发优势理论分析与经济赶超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发展不平衡、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历史，其理论依据是后发优势理论。较早研究后发优势理论的是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但他的研究是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史的延长线上展开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比英国工业化起步时间较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欧洲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历史变迁，尤其是二战后，一批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并实现了工业化赶超，格申克龙“后发优势说”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现象，亟待发展和完善。本文关于后发优势和经济赶超理论的研究，时间段截取二战后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以先进国家作为对比和参照，目的是为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赶超发达国家提供理论支持。研究对象以实现了工业化赶超的日本和“亚洲四小”为重点，同时涉及前苏联、东欧、拉美、东盟、以及中东、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了保证理论框架的完整性，本文没有采用先阐释理论、再进行案例分析的论证方法，而是将事实和案例揉进理论分析的过程中，使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战后发展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对发展中国家如何赶超发达国家，由于时代的限制，讨论得很少。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关于经济赶超的研究也开始增加，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国别研究不胜枚举。然而，对于经济赶超的理论依据——后发优势的确切内涵似乎从未给予过清楚阐释：关于后进国家实施经济赶超的一般规律性研究也并不多见。落后国家要实现对先进国家的赶超，首要条件是克服自身劣势、突破传统社会的束缚。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就提出了“起飞”理论。起飞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国要实现经济起飞，应主要依靠内部资源积累和自身动力。但是，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世界体系中，后进国家如果仅仅依靠自身内部资源的积累而希望尽快实现经济起飞将十分困难。通过对后发优势的概念解析以及经济赶超一般规律的剖析，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快速的经济起飞并最终实现赶超目标，除了主要依靠自身内部积累外，还必须借助外部动力；而借助外力是有风险的，只有将外部动力转化为内部动力，才能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为经济追赶提供持续的可靠动力。 本文前叁章是关于后发优势的理论分析，通过分析构建起作为经济赶超理论依据的后发优势理论的框架，从而为进一步研究和构建经济赶超理论奠定基础。第四章到第七章是关于经济赶超规律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关于经济赶超一般规律的研究揭示了后进国家进行经济赶超的战略性框架，是对后发优势理论的具体应用。 第一章在后发优势的理论溯源中，着重理论分析。由于后发优势理论是关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首先从发展理论的渊源追溯后发优势理论渊源，比较了“后发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异同；由于后发优势理论还是关于后进国家加快经济增长的问题，在分析增长理论的演进中，比较了“后发优势理论”与“经济趋同假说”；由于本文关注的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后发优势进行经济赶超的问题，因而，有必要从后发优势视角透视发展经济学的演化，从而把握发展经济学的内涵；最后，关于后发优势理论的溯源和分析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跨越的理论，从中探求后发优势理论的精髓。 第二章通过将后发优势物化到生产要素中，将其具体化为后进国家所拥有的“资源优化”、“技术跨越”和“制度捷径”的有利形势，后发优势内涵得以扩展和精确化，使我们能够全方位、多元化地构建和发掘后发优势，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在经济追赶过程中能够始终把握最为本质和根本的赶超途径和手段。 第叁章通过进一步抽象出各生产要素后发优势的共同特征，进一步分析后发优势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具有哪些性质；作为一种动态优势，其演化规律是什么；作为一种系统优势，其作用(实现)机制和构建(构筑)机制是什么。 第四章通过构造“飞船模型”模拟和阐释后进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实施经济赶超的过程。由于赶超概念的基本内涵是“追赶”和“超越”，追赶建立在构筑和利用后发优势的基础上，超越则有赖于不断提升原有的后发优势并创造出新的后发优势;就赶超的基本规律而言，赶超过程也就是后发优势构筑、实现和提升的过程。 第五章通过对经济赶超的行为分析揭示后进国家构筑后发优势的特征。后发优势的构筑过程实质是资本积累的过程。社会资本积累是经济赶超的基础，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赶超的前提，物质资本积累是经济赶超的工具和途径。可见，物质资本积累的过程是经济赶超本身，经济赶超能否得以实现的关键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尤其是作为基础性的社会资本的积累。 第六章通过对经济赶超的制度分析例证实现后发优势的制度保障。重点剖析“苏联模式”的衰退性特征以及‘旧本模式”的追赶性特征;并对拉美、东亚以及苏东国家的市场化过程进行比较分析。案例分析证明，实现后发优势的制度保障是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经济市场化实现后发优势，必须使后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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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有煤矿创新体系研究[D]. 孙渊源. 太原理工大学.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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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研究[D]. 邓俊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5]. 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研究[D]. 王薇. 西北大学. 2016
[6]. 混合所有制导向下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迁和改革研究[D]. 肖帅.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7]. 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研究[D]. 吕洪霞.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5
[8]. 传统出版企业数字出版创新研究[D]. 王东. 北京理工大学. 2015
[9]. 中国林业金融支持体系研究[D]. 秦涛. 北京林业大学. 2009
[10]. 后发优势理论分析与经济赶超战略研究[D]. 侯高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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