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台湾通俗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台湾论文,后现代论文,通俗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和科技的迅猛发展，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迈入后工业社会。与此相适应，西方文化也由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7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以狂飚突进的姿态横扫欧美思想界、文化界，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思潮。
美国当代文化理论家弗·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概括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高级文化和所谓大众或商业文化间的旧的（实质上是高级现代主义式的）界线被取消了，出现了充斥文化工业的形式、范畴和内容的新型本文，而这种文化工业正是从利维斯、美国新批评直到阿多尔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所有现代理论家猛烈挟击的对象。”（注：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5页。）作为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反动”和超越，在后现代社会中，一向不登大雅之堂，人为轻视和辱骂的通俗文化和通俗文学，登堂入室，占据了显赫的地位。诸如“肥皂剧”和读者文摘文化，夜间节目和二流好莱坞电影，平装本哥特式小说、传奇作品、流行传记、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等所谓的准文学作品，成为文化消费的“主餐”。无所不在的消费意识观念使文化贴上了商品的标签，生命的意义和本文的深度同时消失，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鸿沟趋于弥合。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极端倾向，正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文化观、美学观和文学观的建构。
从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来看，当代台湾社会尚未进入后工业时代。但自六、七十年代完成由传统的封闭的农业社会向开放的现代资本台湾社会经过二十余年的高度发展，正走向后现代。这一趋势是明显的。与此同时，台湾当代通俗文学也呈现出旺盛发展势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与西方社会的后现代状况是合拍的。1991年，台湾文学评论界在台北举行了“当代台湾通俗文化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由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行政院”新闻局、“国家文艺基金管理委员会”等策划指导，“中国青年写作协会”与时报文化出版公司主办。来自美国、日本、马来西亚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数十位学者、作家，就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的关系、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科幻小说、推理小说、都市浪浪漫小说，报纸副刊以及琼瑶、三毛、席慕蓉等人的创作，进行了严肃认真而又广泛深入的讨论。此次研讨会标志着台湾保守的评论界在新的形势下开始改变了一向漠视、贬低甚至否定通俗文学的立场，试图给台湾当代通俗文学重新定位。尽管这只是初步的工作，但意味着台湾文学观念的革新和意识形态的转换。对通俗文学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一
作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台湾文学在上古时期就已存在。从原住民的神话、传说、歌谣中，可以看到中原文化和文学在台湾最初的传播。16世纪以后，随着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台湾文学开始萌长。明郑时期的遗民文学和反殖文学，成为台湾文学的精神和传统。清统一台湾后，赴台文人日多，留下了不少诗文。特别是诗钟的传入和“击钵体”的兴盛，使台湾文学形成了特殊的审美形态。甲午之后，由于殖民地的处境，反殖反帝及反封建文学空前高涨。然而，考察台湾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引进祖国一些通俗文学作品外，台湾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基本没有本土的通俗文学。经过数年的调整，50年代初，台湾才萌生通俗文学。
从50年代初开始，台湾文学大致可分为三大板块：官方文学、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所谓官方文学指的是台湾当局倡导、推行，以“反攻复国”为主要内容，反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具有鲜明政治倾向性的文学。50年代充斥台湾文坛的“反共文学”即为官方文学的一种。所谓精英文学是指不依附于官方阵营，具有独立的思想品格的作家所创作的表现社会、历史、人生诸问题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通常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也有的致力于艺术的探索，具有前卫性和先锋性。陈映真、黄春明等乡土派作家，白先勇、洛夫、罗门等现代派作家，可视为台湾精英文学的代表。与官方文学和精英文学相比，大众文学是一个颇为庞杂的范畴。它以大众的阅读趣味和欣赏习惯为指针，追求娱乐性、趣味性、消遣性和通俗性。它不同于官方文学的公式化、概念化，也不象一些精英文学那样显得过分正规、庄重、严肃而使人“高处不胜寒”，而是以随意的、平易近人的，亲切的面貌出现在大众面前。“它向你讲述那些惊心动魄或平淡无奇的日常恋爱、婚姻家庭故事，还有武侠仗义、警匪较量等惊险故事，你或许会为主人公的命运热泪涟涟，或许会依旧无动于衷至多偶然会心一笑。不管怎么说，他总会吸引你，让你专心读下去，有时甚至忘掉自己。但是，你也许阅读时十分激动，阅读完它就彻底忘掉它了，很可能连那曾使你牵肠挂肚的主人公的名字也记不起来（当然，也可能有个别作品、个别人物会使你终身难忘）。这类小说通常不会触发你深沉的历史、政治或文化情怀，而主要是使你在投入性阅读中获得一种精神畅快。”（注：王一川：《非深度、消遣与意识形态优势》，《台湾言情小说精品鉴赏》，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19页。）读时动情而读完置诸脑后，在阅读过程中人们忘掉现实中的烦恼而进入单纯的愉快的境界，作品的价值存在于阅读之中，这正是大众文学的突出特点。
一个时代的文学与一个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文化环境、大众心理、传播媒介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台湾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对通俗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50年代，台湾国民党当局为了进行政治上的“反共抗俄”，其对文学实行全面的严厉控制，将“五四”以来包括通俗文学在内的大部分文学作品予以查禁，大力鼓吹“反共文学”，凡不在这一“主流”框架内的文学横加压制。因此，50年代台湾通俗文学发展缓慢。6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全面起飞”，台湾出现了新兴中产阶层。人们在解决了温饱以后，要求阅读比较轻松的文学作品来调剂紧张激烈的竞争生活。以娱乐和消遣为主要目的的通俗文学正好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要。而台湾当局的文艺政策也有所调整，对通俗文学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古龙的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高阳的历史小说成为大众文学消费的热点，并由此引发了60年代武侠小说的创作狂潮和言情文学的繁荣。70年，台湾岛内外出现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使民众更多地关心现实、关注社会问题，通俗文学的发展趋于平稳。80年代到90年代，伴随着“政治革新”和政治改革，台湾经济持续增长，步入了较为“民主、开放”的社会，又一次迎来了通俗文学大发展的时期。
通俗文学的发展与文化环境的变迁也有着紧密关系。当代台湾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环境也几经变迁。50至60年代前期，台湾尚处于农业经济社会，其文化形态是传统、保守的。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是传统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道德观念。通俗文学虽有发展，但处于被轻视、贬斥的地位。这与通俗文学长期以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传统观念是一脉相承的。有些人甚至对通俗文学不加分析地一概“封杀”。如琼瑶的言情小说竟被视为“社会公害”，有人必欲除之而后快。（注：参见於梨华：《谈30年来台湾的文学与作家》、聂华苓《台湾与海外文学》，《编译参考》，1980年第3.4.8期。）。60年代中期，台湾全面对外开放。随着经济结构的变迁，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大量涌入，东西方两种文化猛烈撞击。在强劲的西方思潮冲击下，台湾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整个文化体系日益动摇。60年代的台湾文坛，现代主义文学一统天下。作为一种精英文学，现代主义文学追求理念倾向，以主观和心灵把握现实、创造形象，努力对现实作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考。它排斥通俗文学，漠视甚至抵抗大众趣味。现代主义对通俗文学的排斥和抗拒并没有阻碍通俗文学的发展，相反地，由于现代主义放弃了读者市场，使通俗文学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由于难以理解和阅读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大众自然而然地走向通俗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主义造成了通俗文学的勃兴。90年代，台湾开始迈入后工业化社会。台湾的文化也越来越呈现出后现代倾向。“随着人类知识的空前膨胀，电脑和数据库的广泛运用，科技高视阔步导致了合法性危机（利奥塔德）。这一状况反过来深刻地规范着人类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模式，导致一种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极端倾向。生命的意义和本文的深度同时消失，消费意识的渗透使自然与人类意识这两个领域日益商品化。从此，后现代文化与美浸渍了无所不在的商品意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对立在此归于失效，商品禀有一种‘新型’的审美特征，而文化则贴上了商品的标签。（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页。）后现代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文学的传统观念，大大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为通俗文学更为繁荣局面的到来铺平了道路。目前台湾文坛已出现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鸿沟弥合的趋势，两者之间隐然可见一片交叉地带。这便是文化环境的变迁为通俗文学发展提供的有利契机。
在通俗文学运作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纯文学满足于小众范围内的欣赏不同，通俗文学渴求拥有最广大的读者。通俗文学与读者之间联系的必要途径便是大众传媒。台湾通俗文学的发展也极大地依赖于大众传媒。当代台湾报刊业发达，出版社众多。台湾绝大多数通俗文学作品都先发表于报纸副刊，尔后才结集成书。一部长篇通俗小说往往要连载数月甚至数年。台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郎红浣自1952年起连续数年在《大华晚报》开辟专栏，连载《古瑟哀弦》、《碧海青天》、《瀛海恩仇录》等系列武侠小说，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引发了武侠创作热潮。琼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写成后，连投几家刊物都遭退稿，这使琼瑶对自己的创作能力产生了怀疑。若非平鑫涛“慧眼识琼瑶”，将这部小说在《皇冠》杂志推出连载，一代言情文学大家以后如何发展实在难以预料。60年代初，台湾出版商看准市场需求，纷纷以重金来征求武侠小说新人新稿。如“真善美”、“春秋”、“明祥”、“海光”、“大美”、“南棋”等出版社，均各自培养了一批专业武侠作家。据叶洪生统计，真善美出版社培养出了司马翎、古龙、伴霞楼主、上官鼎、成铁吾、陆鱼、易容、古如风等名家，春秋出版社则培养出卧龙、诸葛青云、独孤红、孙玉鑫、司马紫烟、宇文瑶玑诸位，大美出版社的作者阵容也很强大，而以东方玉、慕容美为代表，等等（注：叶洪生：《当代台湾武侠小说的成人童话世界》，《流行天下》，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2年。）。而皇冠出版社则是专门出版言情文学作品而“发迹”，由当初没有办公地点到后来拥有一座七层楼的大厦，包括杂志社、出版社、舞蹈工作室和画廊在内的多功能“皇冠艺文中心”。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60年代以后，台湾的影视传播业迅速崛起，许多通俗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在黄金时段断播放，也极大扩大了作家和作品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发展。琼瑶的全部中长篇小说，古龙的大部分武侠小说都被搬上了银屏，从而使社会上的“言情热”和“武侠热”持续升温。
二
台湾通俗文学是在台湾当代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民族文化心理、社会时尚、大众文化消费、价值取向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而在诸多因素中，中国文化传统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台湾通俗文学积淀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表现出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由于种种条件——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制约，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这个系统不仅在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着久远的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与行为方式。在中国文化这一大系统中、儒、释、道三个子系统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家庭观念，思想情操，审美情趣，甚至整个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气度，都与儒、释、道有关。台湾通俗文学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它反映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为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了标本。
与同时期纯文学相比，台湾通俗文学在文化观念上偏向于传统和保守，不热衷于追求前卫性和现代性。它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采取基本认同的态度。因此，在台湾通俗文学中保存着更多的传统文化因素。
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它讲究秩序，推崇情操，遵奉温良恭俭让，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弘扬刚健自强、生生不已的主体精神。儒家文化最初在知识分子中传播，而在社会历史的演化过程中渐渐侵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方式和心理之中，成为大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通俗文学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显示和传播了儒家文化。
台湾通俗历史小说在表现儒家文化方面有着突出的成绩。尤其是高阳的小说，全方位地体现了儒家的政治文化、伦理文化和家族文化。高阳笔下的人物，从一代明君李世民、康熙、乾隆，到名臣雅士曹彬、唐寅、曹雪芹乃至普通人物，其身上都闪耀着儒家文化的光辉。描写历史人物的历史小说固然在传播儒家文化方面有不俗的表现，即便是宣扬“以武犯禁”的武侠小说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一方面表现为台湾武侠小说描写了相当多儒化的侠客，如古龙笔下的李寻欢、萧十一郎，萧逸笔下的海无颜，卧龙生笔下的胡柏龄，他们风度儒雅，书剑飘零，举手投足都合乎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儒家文化渗透到小说的方方面面，从作者的思想到作品的主题、人物，都体现出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具体地说，便是忠孝观念，仁义思想、入世精神和惩恶扬善的劝喻功能。台湾武侠小说描写了许多“忠孝”两全的侠客。他们纵横天下，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同时又“事亲至孝”。正派侠客必怀着一颗仁者之心，行正义之事，锄强扶弱，一诺千金，义重如山。为了突出仁义思想，新派武侠小说常常美化正义的暴力行为，把它写得人道且富有诗意，并称之为“以杀止杀”。而为了正义的事业，侠客必要有一种积极进取、奋斗不息的入世精神，甚至不惜为正义而献身，这正是儒家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人生观。新派武侠小说通过正邪两派较量、邪不压正的故事，表现惩恶扬善的主题，其中所蕴含的正是儒家的劝善惩恶的道德观念。再如台湾言情文学重家族，重亲情，重伦理，表现有道德、有良知、有人格的爱情，也正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时代的变迁，儒家文化中存在着相当一部分不合潮流，应予扬弃的观念。台湾通俗文学在这方面是较为理性的。尽管不是每位作家都做得很好，但许多作家在作品中对愚忠愚孝、礼教观念、人性异化等问题作了不同度程度的的批判。这使台湾通俗文学具有较强的现代性。
道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又一重要方面。与儒家强调社会责任、恪守礼教、追求“有为”的主张不同，道家否定一切外在形式的束缚，包括儒家“仁义”的束缚，追求精神的超脱解放。在台湾通俗文学中，与道家关系最密切的要推新派武侠小说。道家文化对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派武侠小说通常要写到道教和道士，写到武当和华山这两大门派及其高绝武功。道教的符咒、剑镜、望气、药物等法宝，在小说中屡屡出现。如果说上述这些只是道家文化对新派武侠小说的外在影响的话，那么道家的的哲学思想则给予了深层次的影响。这具体表现为：崇尚自然。道家认为，人应该顺应自然，“致虚及守静”，即要“无为而无不为”，从而使自己具有无限的创造力且免于毁坏力的支配。所谓无为，就是不特意去做某些事情，所谓无不为是指依事物中的自然性去做任何事情。这里面包含深刻的哲理。台湾新派武侠小说便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武侠小说离不开“武”，武学修为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侠客的前途和命运。在描写武学境界时，许多武侠小说家都表现出师法自然的倾向，不少超凡入化的武功来自于对自然的领悟。如古龙《浣花洗剑录》中，麻衣老人给方宝儿传授武功，其要领便是俯仰天地，师法自然，方宝儿最终练就精妙绝伦的“自然剑法”。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是萧逸，在萧逸看来，“一切的武功真髓，俱都孕育于大自然里，世界第一等的功力，也无不取之于大自然”（《马鸣风萧萧》）。《甘十九妹》中大侠尹剑平的两次武功精进都源自于对大自然的深切感受和领悟。《马鸣风萧萧》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寇英杰所习的几种功夫：水涛功——在一处长短仅容一人的石缝里安下身来，任汹涌上涨的浪花拍击身体，每天冲击约千次以上，三个月后，内力便大有精进；风柱功——在专门开设的风口上，任狂风吹打身体，练成之后有精钢不坏之躯。习完这些功夫再来参悟“鱼龙百变图——图中暗含着一套罕世武功：鱼龙百变。这一神功纯然是从自然中幻化而来，是“道法自然”的结果。萧逸作品中的人物武功与其说是“练”出来的，不如说是“悟”出来的，他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和契合，最终达到“大道自然”。这包孕着他对道家文化的深刻领悟。
“崇尚自然”除了表现为武功和武学的“道法自然”外，台湾武侠小说更多地将它内化为一种无拘无束，不受世俗礼法羁绊，追求自由人格的精神。武侠小说之所以被称为“成年人的童话”，主要就在于它构筑了一个自由自在、令人神往的武侠世界。在一个纯粹由武林中人构成的江湖社会里，侠客们浮云生死，睥睨权贵，不拘小节，笑傲江湖，游戏人间，行为全凭个人好恶，潇洒不羁，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自由自在、快意恩仇的个人意志。他们视名利如草芥，将自由看得高于一切。这类形象是武侠小说最为生动的形象。古龙笔下的陆小凤、楚留香、叶开、王动、郭大路等便是这类形象的突出代表。尽管他们身上有西方“个性解放”思想的痕迹，但更主要的则是受到道家“崇尚自然”思想浸润和熏陶。他们大都能入则入，能隐则隐，既可纵横天下行侠仗义，也可退隐自然，遗世独立。
中国佛学有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与儒、道相比，佛教则是一种外来宗教。不过，佛教自汉代由印度传入后，中国人便创造了中国化了的佛教文化。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一起，构成了三位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部分。
中国佛学对台湾通俗文学产生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华严、玄小佛、三毛、席慕蓉等言情文学作家的作品常洋溢着对苦难人生的大悲大悯之心，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知足感恩之情。其中，玄小佛小说的佛教思想色彩最为浓厚。其书中人物不但都活在别人罪孽的网里，而且常为自己的情欲所困而难以自拔。《边缘》、《握紧我的手》、《又是起风时》等作品都弥漫着浓重的佛教氛围，表现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宿命论思想。而在武侠小说中，佛学的影响更为明显。没有佛道，风月传奇、历史演义、公案小说可以照样发展，而武侠小说则难以立足。差不多所有的武侠小说都会出现高僧和少林武功，而佛家的轮回、报应、赎罪、皈依等思想每每成为渡化魔头、消弥恩怨、平息江湖争端的武器。佛强调“慈悲”，但并不反对必要的“以杀止杀”，因此武侠小说中往往写到和尚也会“开杀戒”，以除恶的方式来行善。这种积修善功与儒家的入世是大不一样的，它是以入世的方式来达到出世的目的。佛学对武侠小说最大的影响还在于提供了一种悲天悯人的观念。这使台湾武侠小说注重对人性的开掘，减少对暴力的描写，从而起到了阻止暴力倾向泛滥的作用。佛学使武侠小说的境界得到了较大提升。
在中国文化中，儒、道、释既存在着对立的倾向，也有着很大的互补性，从而形成博大精深、难以渗透的文化体系。尽管台湾通俗文学作家未能全都弄懂儒、道、释的思想，在某些时候甚至有歪曲和误解，但他们的作品多方面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意味，显示着较强的文化学价值。
三
台湾通俗文学作为台湾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地代表着台湾广大民众的文化和文学消费的质量与水平。然而，在当今台湾社会，通俗文学的价值远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那种将通俗等同于低级、庸俗，以为通俗文学必定宣扬色情、暴力的观点占据着相当大的市场。评论界对通俗文学缺少应有的关注，而通俗文学界本身也缺乏必要的理论建设。凡此种种，导致台湾通俗文学至今仍处于被冷漠被歧视的状态。
如果以公正、客观的态度多角度地观察台湾通俗文学，人们对它的价值会有许多新的认识。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台湾通俗文学尤其是言情文学展示了一幅台湾当代社会变迁的历史图画。台湾由传统的封建性的农业经济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工商经济社会急遽变革，这在通俗文学中留下了浓重的投影。台湾社会转型期的婚姻观、道德观、伦理观、价值观等在通俗文学中都有鲜明的呈现。萧丽红的长篇小说《千江有水千江月》以嘉义县布袋镇为背景，描写了女主人公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情感历程，这一历史时期台湾社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及民众的日常社会在小说中都有反映。而被一些人视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琼瑶小说，也描写了当时的一些社会事件，如开辟横贯公路、实施山地教育、推行国语运动、创设外向型的加工区，等等。台湾学者齐隆壬对此进行过研究：“《船》(1965)主角纪远加入开发中部横贯公路勘察、测量和开路工程；《寒烟翠》(1966)的退伍军人经营埔里山地农场。还有台湾因工业发展而导致的农渔业萧条，表现在《庭院深深》(1969)高立德结束乳牛农场、《星河》(1969)梁逸舟‘务农’失败而转入商业界与《水灵》(1971)所描述的小渔村的破落景象。而鼓励投资意愿显现在《几度夕阳红》(1967)泰安编织外销投资案、《庭院深深》柏霈文茶园‘不断的投资’经营方式和《一帘幽梦》(1973)费云帆投资石油股票致富而回台投资餐饮业……”，（注：齐隆壬：《琼瑶小说(1963-1979)中的性别与历史》，《流行天下》。）台湾通俗文学为我们了解台湾社会的演变提供了许多生动可感的材料。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台湾通俗文学以丰富的史料勾勒了台湾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以及中国近现代经济生活。从前面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琼瑶小说在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琼瑶小说广泛涉及台湾的经济领域，如进出口贸易《紫贝壳》、《星河》，纺织业（《几度夕阳红》、《心有千千结》、化工业（《彩云飞》），水泥业（《碧云天》），建筑业（《我是一片云》）、《金盏花》，等等。甚至对当时社会的物价和工资等都有记录：1964年宝斗里一次十五元（《幸运草》）、一碗面二块钱、每月房租五百元（《烟雨蒙蒙》），1966年大学国文系秘书月薪二千元（《月满西楼》），1969年台北市歌舞厅票价每张二十五元（《彩云飞》），1975年教授音乐月薪三千元（《在水一方》），1976年草莓一盒四十元，商专毕业生月薪四千元（《秋歌》），等等（注：齐隆壬：《琼瑶小说(1963-1979)中的性别与历史》，《流行天下》。）。琼瑶小说自然不是经济学著作和统计年鉴，但其中蕴含的丰富信息对我们了解台湾当代经济生活无疑是有益的。高阳的历史小说《胡雪岩全传》通过对红顶商人胡雪岩形象的塑造，具体描写了经商之道，以宏阔的视野展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经关系。诸如近代商界的钱庄、票号、典当、漕帮、沙帮、赌场、妓院，以及中外贸易竞争，金融投机生意，等等，在这部小说中都有精采的描写。
从民俗学的视角来看，台湾通俗文学也有出色的表现。随着台湾经济的对外开放，中西文化产生了猛烈的碰撞。台湾通俗文学对于文化撞击过程中民俗的变化、沿革有着细腻的描写。萧丽红的《桂花巷》、《千江有水千江月》；琼瑶的《烟雨蒙蒙》、《在水一方》；萧飒的《小镇医生的爱情》等作品，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
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台湾通俗文学堪称文化蕴藏量极为丰富的宝库。传统的儒、道、佛文化，官场文化，商场文化，平民文化，等等，它应有尽有。其文化内容还包括琴棋书画，衣食住行，乡风民俗，婚丧嫁娶，名胜古迹，等等，不胜枚举。就文化内容而言，通俗文学比纯文学更具文化学意义。
再从文学的视角来看，台湾通俗文学有其独特的价值。这是目前最缺乏研究的。研究通俗文学不能用纯文学的尺度和标准。通俗文学有一套自己的话语系统、叙事模式、文化语境。它在人物、主题、结构、情节、语言、风格诸层面，都形成了独特的机制，具有鲜明的特点，即世俗性、单纯性、传统性、口语性、大众化。高阳小说的史诗品格，琼瑶小说的古典美，古龙小说的现代性，等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分析台湾通俗文学与大众的关系，可以在更广阔的视野中给通俗文学定位。通俗文学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它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大众消费过程中。通俗文学的历史不仅仅是作家和作品史，而且是作品的效果史。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更好地把握通俗文学的兴衰流变。
我们还可以从其它更多的角度来进行观察。不同的视角，会得出各种不同的结果。而这，也正是我们需要努力的。
诚然，台湾当代通俗文学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低级、庸俗的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包括一些名家也有不少粗制滥造的低劣之作，因此，研究台湾当代通俗文学必须下一番披沙拣金的工作。但我们应看到，其主流是积极、健康的，为大众精神文化消费提供了有益的食粮。令人遗憾的是，台湾当代通俗文学研究还处于初始的阶段，至今鲜见严肃公正、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这与台湾通俗文学蓬勃的发展态势是极不相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