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分工理论与日本贸易模式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理论论文,模式论文,贸易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日本是唯一的成功地由后发展经济转变为工业化经济的非西方国家。在进行工业化发展战略及贸易模式选择上，日本并没有拘泥于西方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而是在战后的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局面下，形成了具有超前性的独特的工业化发展及贸易模式。解释日本战后初期贸易模式选择的一系列动因，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
一、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
贸易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在西方，最早明确提出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是17世纪晚期重商主义代表人物托马斯·孟，他说：“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通过对外贸易能形成“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的良性循环。（注：转引自莽景石：《日本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战略模式与政策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认为，对外贸易是为过剩产品找出路，通过市场扩大而促进经济发展。总之，人们对贸易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良性互动关系给予积极的肯定。而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学说就是国际分工理论。西方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是直接通过国际贸易理论来表达的。主要包括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
（一）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理论
绝对利益理论是由亚当·斯密在其划时代的巨著《国富论》中提出的。其基本思想是贸易的产生基于各国之间生产技术的绝对差别。由于各国在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异，造成了在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上的绝对差异，这构成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基础。即当一国相对另一国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上有更高效率（或有绝对优势），但在另一种商品生产上效率更低（或有绝对劣势），那么两国就可以通过专门生产自己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用其中一部分来交换其有绝对劣势的商品。这样，资源能够被最有效地利用，贸易双方能得到比各自闭关自守时更多的利益。他说：“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物品的一部分来向他们购买。”（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8页。）
斯密的这一理论旨在说明，一国出口的是那些在生产成本方面相对于外国同类商品处于绝对优势的商品，而进口的则是那些在生产成本方面相对于外国同类商品处于绝对劣势的商品。其交换的结果是使双方都能够得到比不发生贸易时更多的利益。即斯密的这理论非常强调一国外生的生产成本绝对优势的重要性，从而绝对生产成本的高低决定了各国间贸易发生的可能性及贸易利益的大小。
但是，斯密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如果一国在所有商品的生产上其生产成本都相对于外国同类商品的生产成本处于绝对劣势，这个国家是否仍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呢？事实上，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有些国家比较发达，经常是所有产品的生产成本都比较低，从而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都具有绝对优势，而另一些国家生产所有产品的成本都比较高，从而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劣势，然而，在两国之间仍然有贸易发生。显然，应用绝对利益理论就难以对此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于是，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贸易基础和贸易利益。
（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
在绝对利益理论的基础上，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利益理论，对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作出进一步的阐释。其中心论点是，即使一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较之另一国均处于劣势（即无绝对的优势），仍有可能有互利贸易。一个国家可以专门生产、出口它的绝对劣势相对小一些的商品（其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同时进口其绝对劣势相对大的商品（其有比较劣热的商品），这样两国都可以突破本国资源条件的限制，更多地消费自己不能生产的产品，增进自己的福利水平。与此同时，两国的生产资源也能够得到最充分、最有效的利用，促进两国的经济发展，世界的产出也将达到最高水平。由此可见，李嘉图提出各国进行国际分工的主要依据是一种生产上的相对优势、成本上的相对差别，而不象斯密提出的国际分工的依据是一种生产上、成本上的绝对差别，正是在这一点上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更具有科学的进步意义。
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论证了一国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都可以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横择其轻的原则确定各自的相对优势，通过参与国际分工获得贸易利益。该理论不仅论证了国际贸易的基础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且在实践上也很较好地解释了广泛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的原因。然而，总体来说，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理论过于简单地把不同的劳动生产率的根源仅归结为技术水平的差别，且单一生产要素等诸多假设也不符合客观现实。所以，进入20世纪，一些经济学家对古典模式尤其是李嘉图单一要素模型作出了修正，从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别来解释生产成本和价格的不同，重新解释了贸易基础。
（三）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
在古典经济学家眼中，比较优势的产生是由于各国劳动生产率（他们认为这是生产的唯一要素）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是，他们并没有解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在这一方面进行进一步研究，它研究了比较优势产生的基础以及贸易对两国要素收入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扩展了贸易模型。在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创立100年后，瑞典经济学家厄里·赫克歇尔和伯尔蒂尔·俄林提出了“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他们从一系列的基本假设出发，认为一国应当出口那些在其生产过程中相对密集地使用本国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的商品，用以交换其要素比例正好相反的商品。即一国应出口相对丰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简而言之，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应当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资本密集型的商品。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应当出口资本密集型的商品，进口劳动密集型的商品。
这样，赫—俄定理解释了比较优势产生的原因，而并非象西典经济学家那样仅仅只是假定其成立。赫—俄定理认为相对要素丰裕和相对要素价格之间的差异是导致两国贸易前相对商品价格不同的原因。这种相对要素价格和相对商品价格之间的差异可以转化为两国间绝对要素价格和绝对商品价格的差异。这种绝对价格差异才是两国之间发生贸易的直接原因。赫—俄模式的产生解释了比较利益，使古典的国际分工理论发展成为现代的国际分工理论。
综上所述，绝对利益说、比较利益说以及赫—俄定理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的主要内容。但是，由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其过于严格的基本假设同国际贸易的实践相去甚远，使其无法解释战后国际贸易的格局。70、8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竞争的迅速发展和国际贸易的结构变化，以及经济学家分析工具的新进展，一大批经济学家开始从新的理论视角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福利效果、政府含义进行阐述和分析，其研究成果逐步形成了“新贸易理论”，以区分传统的贸易理论。
二、日本战后贸易发展模式的选择
对外贸易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象日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国土狭小，自然资源严重缺乏的国家来说，对外贸易的发展就具有更加深刻的内涵。在日本经济发展中上，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的极度失衡，构成了其经济发展的障碍，特别是自然资源的匮乏，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因此，将日本的经济发展与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保证进口原材料——出口加工制成品这一基本的循环模式的连续运行，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出口贸易的迅速扩大，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不能设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贸易是这个国家生存攸关的重大问题。
然而，在是否参加与国际分工以及如何以贸易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上，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日本各界之间却曾为此展开过激烈的论争。这种论争主要包括“开发主义”和“贸易主义”的论争、“静态的国际分工论”和“动态的国际分工论”的论争。
（一）“开发主义”和“贸易主义”的论争
关于“开发主义”和“贸易主义”的论争主要是在学者之间展开的。金森久雄回忆说：“战争结束后不久的贸易主义与开发主义的争论，是1950年在中山伊知郎先生和有泽广巳先生之间展开的。中山先生是一桥大学的教授，有泽先生是东京大学的教授，二人都是当时给予日本的经济政策以巨大影响的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注：［日］金森久雄：《动态学与日本经济》，第156页。）
基于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和战后国际市场相对缩小、技术的迅速进步等状况，东京大学有泽广已教授提出了“开发主义”的主张。他认为，日本经济的发展不能单纯依赖对外贸易的扩大，必须看到对外贸易的增长是有限度的，而应该以国家资本的形式引进革新的生产技术，大规模地综合开发国土资源，以此推动日本的工业化进程。
与此相对立，一桥大学的中山伊知郎教授基于19世纪初的英国和日本明治以来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通过扩大出口贸易加速资本积累，开发人力资源，扩大社会分工，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实现工业化。
正是通过战后初期的这场论争，日本最终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战略思想，即调整日本的产业结构，以扩大出口贸易实现国民经济的外向发展。
（二）“静态的国际分工论”和“动态的国际分工论”的论争
“贸易立国”战略思想的确立，对整个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但是在该发展方针确立之后，关于如何参与国际分工、以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该论争的实质是日本怎样参与国际分工的问题。因为在西方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中自然条件的优劣对一国国际分工格局的形成具有十分强的制约作用，根据这一理论，在战后日本的社会经济条件、自然资源情况及生产要素禀赋状况下，日本只能走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然而，日本却并没有被西方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所束缚，实现上却选择了规模经济利益大，吸收就业人口能力强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学工业化道路，并对钢铁、石油化工、汽车等当时的幼稚产业进行了一系列的保护。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在当时如何看待汽车工业在未来产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这两种意见分别代表了“静态的国际分工论”和“动态的国际分工论”的论争观点。
“静态的国际分工论”和“动态的国际分工论”的论争主要是在官方的运输省和通产省之间展开的一场政策性论争。进入50年代后，以朝鲜战争为契机，日本产业的设备投资与技术革新活跃起来，日本经济得到迅速恢复。1952年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生效，结束了美军占领时期，作为对日占领政策的一环而实施的限制进口外国汽车的措施被取消，外国汽车大量进入日本市场，这对当时极度缺乏竞争能力的日本汽车工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欧洲的小汽车即便对其征收40%的进口关税，其价格仍低于日本的国产小汽车。有鉴于此，运输省和通产省之间就是否需要保护和发展日本的汽车工业展开了论争。
“静态的国际分工论”的代表人物是当时日本银行总裁一万田尚登和运输省的官员。他们认为，日本应该走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道路，以发展轻工业为主，而不是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学工业。钢铁、汽车等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的工业产品可以依靠进口来满足国内的需求。
“动态的国际分工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通产省的官员。他们主张在日本的汽车工业相对于欧美汽车工业的发展还处于相对弱小的阶段时，应通过实行关税保护等一系列措施扶植本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以增强汽车工业的竞争力。通产省指出：“汽车工业的高度发展，和机械工业、进而和整个产业的高度发展直接相关。所以，今后应致力于坚持不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培养国际竞争能力，使我国汽车工业与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以期对国民经济的高度发展作出贡献”。（注：［日］熊谷尚夫：《日本的产业组织》，第2卷，中央公论社1973年版，第125页。）
论争的结果是，尽管1950年代日本生产汽车的成本无法与美国相竞争，但是日本政府最终还决定采取一系更政策措施积极扶植汽车工业的发展。在日本政府的保护和扶植下，日本创造了出口汽车的比较优势，且迅速成为汽车出口大国，为其经济的外向发展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日本选择发展汽车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成功也昭示着日本重化学工业化战略选择的成功，它带给人们以思索，为什么日本的贸易发展模式在背离西方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情况下却能够获得成功呢！其中的奥秘何在？
三、贸易发展模式与传统国际分工理论“背离”的解释
根据西方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一国在发展对外贸易，确立本国的进出口产品时，应该依据本国的自然资源及生产要素禀赋状况，选择生产并出口本国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本国具有相对比较劣势的产品。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根据一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相对丰富来决定。经济学上讲，生产有三大要素：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三个要素禀赋相对丰富程度是不同的。战后初期日本的生产要素禀赋状态是：资本存量水平低，技术水平落后，土地面积狭小，国内资源贫乏，生产资金不足，只有劳动力供给过剩。在这种生产要素禀赋状态下，如果坚持以赫—俄模式等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为基础选择贸易模式，日本就应该依据当时的比较优势选择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来实现其工业化战略。
但是，日本并没有依据西方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进行工业化战略的选择，即它否定了比较优势理论关于应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张。实际上，西方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除了在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下才能成立以外，对日本而言，至少有以下三点使其不足以成为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的理论依据：第一，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非常强调一国的自然条件或自然禀赋在国际分工中所起的作用。第二，它的自由贸易主张，认为自由放任政策和自由贸易能够最大限度地增进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第三，它的静态或比较静态的方法论性质，如假定不存在技术进步或任何一种商品的生产函数在所有国家都是相同的，把不断变化的现实经济情况抽象为静止状态。（注：莽景石：《日本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战略模式与政策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13页。）
因此，相对于西方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是一种“静态的国际分工理论”而言，日本更相信“动态的国际分工理论”。“动态的国际分工理论”认为现实的经济运行并非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如果在出口产业的发展初期，政府能够对本国弱小的产业实施保护和扶植，那么随着本国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某些曾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比较劣势的商品在一定时期内就可能转变为处于比较优势的商品。即一国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而非一成不变。日本正是因为看到了比较优势的这一动态属性，所以才依据这一理论，选择了以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含量高的、规模经济利益大、吸收就业人口能力大的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道路。因此，日本在进行工业化战略及贸易发展模式的选择时，实质上并没有完全背离西方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只是将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加以动态化并应用于本国的经济现实。
四、新贸易理论的解释
随着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完善和创新，除了通过以上视角对日本贸易发展模式与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背离”提供解释以外，还可以应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下的最新贸易理论对此作出说明。
杨小凯认为，比较利益说其实有两种，一种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被当代经济学家称为内生比较利益说，另一种是以李嘉图为代表的，被称为外生比较利益说。外生比较利益是指人们天生条件的差别（生产技术或资源方面的差别）产生的一种特别的贸易好处。贸易双方中，一方的生产条件比另一方在所有产品中都差，但只要这种差别在不同生产活动中不一样，则生产效率低的国家可以出口生产力差距小的产品而使两国都有利可图。以资源禀赋而言，劳动力相对较多的国家应该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而资本相对较多的国家应出口资本密集型的产品。近年来这种外生比较利益说受到质疑。从经验观测而言，不少经验数据证明，外生比较利益说并不能得到统计数据的一致支持。根据Trefler 1993和1995在《政治经济学》期刊和《美国经济评论》上提供的经验证据，只有一半左右的数据支持外生比较利益说，经济学家们也从理论上对外生比较利益说提出了质疑。
1977年，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发现，即使两国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没有李嘉图所说的外生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则两国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从而产生内生的绝对优势。我们将这种源自规模经济的比较利益称为后天获得的比较利益。即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例子，其中有斯密的源自专业化的内生的绝对优势，但却没有李嘉图的外生的比较优势。
其后，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最新的论文将交易效率和生产函数在国家之间的差距引入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模式，并证明在这种存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中，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两国生产的资本品种类数目会越来越多，因此最终消费品的资本密集度会上升。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模型证明，一国有可能出口有外生技术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是因为这个有递增报酬的模式可以产生所谓内生比较优势。只要这内生比较优势超过外生比较劣势，一国就有可能出口外生劣势的产品。所谓内生比较或绝对优势是指如果每个国家选择专业生产某种产品，它可以内生地创造出原来没有的比较和绝对优势。这种内生比较和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天生生产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之间产生。（注：杨小凯、张永生：《新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及其经验研究的新成果：文献综述》，《经济学季刊》，2001年10月第1期，第33页。）换言之，内生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外生比较优势不存在时出现。
以日本的实际经验看，战后初期的日本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外生比较优势，则在重化学工业品的生产上不但不具有外生比较优势，反而可以说具有相当的外生比较劣势。从当时日本汽车工业弱小的竞争力上就可见一斑。但是，由于日本政府特别是通产省看到了以汽车工业为代表的重化学工业所具有的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在不具备外生比较优势、甚至是具备外生比较劣势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积极保护和扶植，人为地创造出了内生比较优势，从而获得了来自后天的比较利益。在日本内生比较优势创造的过程中，可以说政府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落后于欧美国家的情况下，如果实行自由贸易，听任外国商品和资本无限制地进入日本市场，那么日本的幼稚产业在没有发展壮大到具有足够的国际竞争能力之前就可能夭折了。而且，自由贸易虽然会使国内价格条件得到改善，但在自由贸易所维持的低价下，能够引起工业收益递增的规模经济则难以实现。因此，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产业保护和扶植政策，旨在通过促进产业规模经济的形成而创造出产业的内生比较优势。其保护政策主要是进口限制和外资限制；扶植政策主要是促进以新兴产业部门为核心的重化学工业的发展，采取了诸如税制优待措施、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建立大批量生产体系等政策。在政府的保护和扶植政策并举的作用下，日本的重化学工业迅速发展，成长为具有高度国际竞争力的支柱产业。
日本成功地推行重化学工业发展战略的经验表明，后发展国家即使在不具备外生比较优势的条件下，如果能够在政府的有效干预和调节下，积极采取措施，人为地创造出内生比较优势，同样可以获得在不遵循传统国际分工理论时所能够获得的贸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