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视域下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出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国家利益论文,学术期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学术国际化、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已经成为学术界、学术期刊界及其管理者共同热议的话题，而且获得了多方近乎一致的赞同和认可，各大名校及科研机构争相创办英文学术期刊，而传统的中文学术期刊也在向国际规则积极靠拢。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是中国文化和出版发展的“走出去”战略的内在要求，也就是说学术期刊出版要面向国外和国内两个市场。但是，目前在中国学术期刊界提到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更多的是指向出版英文学术期刊或者是学术期刊在出版形式上的国际化，结果多数中国出版的英文学术期刊既失去了国内市场又没有开辟出国外市场。那么，中国出版英文学术期刊为了什么？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吗？中国政府用财政资金供养的英文学术期刊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如果英文学术期刊对国内的学术交流基本没有作用而只是谋求被SCI、SSCI、AHCI、EI等检索系统检索，意义何在？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出版对社会发展的真正作用是什么？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出版与中国的国家利益有什么关系？怎样的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才能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些无一不是当下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对国家利益的已有关照
在大部分西方国家，学术期刊最主要的运行机制为全球化、市场化、规模化，从“意识形态的媒介”到“产业经营的媒介”的转化早在19世纪就已经完成，当下这些学术期刊所发生的变化不过是产业化在新条件下的继续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科学研究中心向美国等英语国家转移，英语成为国际学术界的通用语言。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外关于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的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焦点从强调出版语言的通用性转移到以下4个方面：一是强调控制学术期刊检索系统或者确立检索标准，例如美国的SCI、SSCI、AHCI、EI等检索系统；二是强调通过网络技术提升学术期刊出版的时效性；三是强调通过降低关税等措施扩大学术期刊的国际发行；四是鼓励学术期刊的跨国出版，例如爱思唯尔旗下的学术期刊就有50％左右直接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出版发达国家出版。① 但是，这些研究并未直接关注国家利益。与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有关的现有研究成果中，有少量研究涉及对国家利益的关照，例如：菲利普·G.阿特巴赫② 在论文《至尊语言——作为学术界统治语言的英语》中分析了英语霸权地位的成因、证据及不利的方面，指出英语的影响力增强了使用英语的主要学术系统的影响，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知识的同质化、研究问题和方法的不断减少，使非英语国家逐渐失去其独特的文化，认为以本国语言进行的科学和学术研究理应得到支持，对学术价值评价的权力不应该交予外国人。朱剑③ 在论文《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学术国际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热潮的冷思考》中分析了学术国际化与学术体制、学术评价、学术期刊的关系，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中国的文化独立性、国际学术话语权、学术期刊命运等国家利益的深深担忧和强烈关照，体现了一个学者目光的深邃和思想的真知灼见。但是，此类文献没有具体针对学术期刊本体进行系统研究，仍有待于从国家利益视角对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进行深入探讨。
二、中国学术期刊国家利益被忽略的原因
学术期刊的发展实际上是学术制度的一个缩影，在中国近百年的动荡多变中，学术与国家利益间始终存在着割舍不断的羁绊，中国学术制度的内在逻辑与它的西方摹本之间既有某种一致性，同时又存在巨大的张力。从晚清“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梦想，到民国时期“科学救国”的期望，直到新中国制订“四个现代化”蓝图和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的国策等，学术与国家利益之间一直在相互扶持促进。在现实环境中，学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主导逻辑，一方面促成了学术界与国家间的共生关系，因而使得体制内的学术获得了相对稳定的保障，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它自主构建的生态。正因为如此，即使在今天，国际化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有着更为特殊的复杂内涵，它的确代表了学术界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的一种姿态，但在这种“主动”姿态背后是否符合国家利益的需求？
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化应该是政府倡导和学术共同体追求的学术国际化的目标，应该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最起码也会对学术共同体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正如前所述，在“国际化”的大趋势下，学术期刊为了跟上所谓的时代要求，提出了要向国际化发展，一股脑地进入了国际化的大浪潮之中。而由此带来的是中国学术期刊中的自然科学类期刊谋求被SCI、EI等检索系统检索，社会科学类期刊谋求被SSCI、AHCI等检索系统检索，这种轰轰烈烈的“检索”运动已经、正在或将要损害中国国家利益，而造成这样后果的诸多原因中以下3种原因可能是主要的：
第一，各类学术评价制度的不合理性。由于现行的学位评定、职称评定和科研评价中对发表学术论文数量的要求，就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学术失范和学术道德问题，虽然二者并非是必然的联系，但却明显违背了质量和数量的逻辑关系。国内的众多研究成果当中，可以说很大一部分研究是受到政府财政的资助，我们且不论项目结题后的研究成果价值几何，单单从学术期刊作为基本的学术交流平台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出。为了达到“数量”的要求，可以表达完整的一篇文章不得不拆分成若干篇，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之中，致使研究成果的价值大打折扣。在当下只注重数量和检索标准的评价下，学术研究已经被改造成为迎合评价体系、追求评价指标、打造政绩的行政行为，学术评价不但成为学术研究的指挥棒、导航灯，而且成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甚至成为一些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终极价值追求，学术研究的神圣性和学者献身学术的崇高性被完全消解。其直接效果是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学风浮躁、学术泡沫乃至学术腐败，而处于中国知识创新与传播载体的学术期刊又从什么地方获得高质量的稿源，为中国的学术发展又能起到怎样的交流作用？如果真的到了这种地步，那我们还谈什么国际化出版，还谈什么国家利益。
第二，学术期刊出版制度的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的学术期刊作为事业单位依附于各大研究机构、高校以及政府机关，办刊经费基本上属于财政拨款，学术期刊的发展不存在由于经费不足而产生停刊的现象，同样也不存在所谓的市场化。这样的好处在于我们的学术期刊出版者可以在没有任何负担的状况下“专而精”地进行学术期刊的发展布局，这似乎对学术期刊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状况。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各个学术期刊办刊经费的充足，直接导致整个学术期刊界缺乏市场竞争意识，犹如一潭死水。由于中国学术期刊实行的是非市场化的出版体制，大量同质化存在的学术期刊严重地摊薄了各自的市场份额，各个学术期刊谋求自负盈亏的动力严重不足，也完全不具备在市场中的自我生存能力，学术期刊界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争取政府财政补贴的竞争，既然是争夺政府财政补贴的竞争，谋求被国际检索系统检索、谋求评价数据的好看便成为捷径。由此而带来的是，大量的学术期刊“千刊一面”，国家为学术期刊的财政投入变成了制约学术期刊出版业的一剂慢性毒药。长此以往，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只是一个响亮的口号，既然学术期刊国际化变成了口号，那么隐藏在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背后的国家利益更是无从谈起。
第三，本位主义思想的存在。现如今，学术期刊是否被检索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学术期刊是否优秀的关键指标或者唯一性指标，因此处于学术期刊领导地位的决策者为了自己地位的稳固或者面子工程，将学术期刊发展的终极目标必然地定位为被国际检索系统检索。这样的定位或许在学术期刊的发展过程中，使领导个人甚至编辑部集体的利益得到了照顾，但是在这样的国际化战略之下，我们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也就成了“SCI化”、“SSCI化”、“AHCI化”、“EI化”罢了。如果以此为代价，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仅仅是满足个人利益的驱动，国家利益在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中只能慢慢地遗失甚至消亡。
三、关注国家利益的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战略
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出版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问题，在问题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远的国家利益。从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的表象来看：国际化出版首先是谋求作为生产学术期刊这种产品的原材料即国际化的稿源；其次是谋求国际化的市场，包括学术期刊发行与销售的国际市场，也包括各种学术观点、意见的国际市场；最后是谋求学术期刊出版国影响力的提升以及出版国文化的推广与输出。
从破解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的直接对策来看：在出版语言方面，中国学术期刊应该主要采用中文出版，对于国际上的英文投稿和其他语言投稿，可以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翻译成中文；在发行方面，中国学术期刊应该主要采用版权贸易的方式，把中国学术期刊的中文版权出售给需要的国家，版权买入国可以翻译成本国语言出版，以利于买入国科研人员的学术交流；在稿源方面，首先要努力争取国际上的优质稿源，其次要限制中国稿源的外流，尤其是要严格限制在政府财政资金资助的科研项目基础上产生的科研论文等优质稿源的外流；中国学术期刊在谋求“走出去”的同时，也要积极谋求将国际上权威的学术期刊“引进来”，同样采用版权贸易的方式，购买国际上权威学术期刊的版权，在中国用中文出版发行，从而达到方便中国科研人员进行学术交流的目的④。这些措施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起到促进作用，那么是否仅仅做到外部的修修补补就可以解决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化、甚至学术期刊国内化的健康发展？符合国家利益的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应该怎样去实现？可能更为基础、深层次的制约因素必须得以改革和完善。
第一，从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的生态环境来看，无论是学术评价制度，还是学术期刊出版制度都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性，既然不合理，那么怎样的措施能够使其变得更加合理呢？以学术评价制度为例，目前较可行的办法是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采用定性评价和量化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现有的学术成果进行合理评价。这样将评价的权力交予市场也许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合理的外在环境约束下，市场竞争力强者胜出可能更具有公信力。同样对于学术期刊出版体制而言，既然目前学术期刊的发展是一潭死水，国际化的道路中不能顾及国家利益，那么为什么不将池子的水放空，让整个学术期刊出版界进入市场，将原先补贴在学术期刊上的财政拨款用在补贴广大的作者、读者身上，让作者、读者自己选择自己心目中优秀的学术期刊。这样的话，学术期刊的自我生存能力必然得到加强，学术期刊的发展就不单单是为了迎合某一口号，这样的国际化出版才可能回归学术期刊创办的原本目的，国际化的发展才能满足国家利益的需求。
第二，从学术期刊国际化出版的政府推动力来看，既然国家提出了学术期刊需要向国际化发展，那么政府的作用就不可能被忽视。在美国、英国、德国和荷兰等出版发达国家学术期刊出版已经具备先发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学术期刊要实现国际化出版就必须实施赶超战略，可以选择在国际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学科和科研领域首先突破。在起步阶段，政府应该利用财政资金支持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出版，力图通过“扶上马，送一程”的策略，逐渐实现自负盈亏、独立出版。但由于各种原因，大部分学术期刊的发行量基本不能得到保证，国家应采取措施给予必要的支持资助。近年来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对学术期刊的支持已显现出积极效果，今后仍须继续给予支持。但是，目前采用的分散资助学术期刊个体的方式难以形成整体优势，更不用说推动整个学术期刊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也谈不上进行国际化出版。因此可以考虑集中资金，资助组建若干家学术期刊出版集团，由受资助的出版集团负责组织实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与数字化发展计划。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便于形成产业化、规模化，促进市场化、国际化发展，也能够产生规模效应、整体效应和长期效应。如果这种学术期刊出版集团体制健全，发展壮大到可与国外学术期刊业抗争时，即使国家不再资助，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出版道路也会越走越宽广，国家利益也会在这种状态下得到充分考虑。
注释：
① 方卿，赵蓉英：《科技出版国际竞争力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99～400页。
② ［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至尊语言——作为学术界统治语言的英语》，朱知翔译，《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年第1期。
③ 朱剑：《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学术国际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热潮的冷思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9期。
④ 赵文义等：《学术期刊国际传播的互动性分析》，《编辑学报》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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