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风雪中的清教徒——黄遵宪诗学观的发展及其在诗歌近代化历程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教徒论文,诗学论文,风雪论文,诗歌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275(2006)01-0016-06
黄遵宪一直被一些学者看作清末“诗界革命”的代表。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很可以算作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直到80、90年代，一些近代文学史仍沿袭此说，认为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诗界革命’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1] (P731)。
然而，黄遵宪本人，在临终前不久，却有一段自我评价，和文学史家们的论断不同：
少日喜为诗，谬有别创诗界之论。然才力薄弱，终不克自践其言。譬之西半球新国，弟不过独立风雪中清教徒之一人耳。若华盛顿、哲非逊、富兰克林，不能不属望于诸君子也。[2] (P440)
也许因为未曾留意北美大陆的开发史，这段话似乎没有引起很多人深究其意义。17世纪初，100多名英国清教徒登上北美洲东北海岸时，那片后来被称为新英格兰的土地几乎还是令人生畏的荒原。他们在那里开辟草莱，建立了第一片殖民地，从此开始了英国向北美大举殖民的历史。“清教徒的代表们在马萨诸塞建立了移民区，其影响却遍及其他移民区”，而早期清教徒文学也为后来的美国文学“奠定了永久的基础”[3] (P1)。一个多世纪后，由清教徒首先开拓的这片大陆上才建立了那个“西半球新国”，而华盛顿、杰弗逊(哲非逊)和富兰克林，才是美利坚独立、开国的旗帜和代表。
黄遵宪的意思很清楚。这位了解美国历史的外交官，用这个比喻来说明自己在近代诗歌变革史上的地位：我只是一个开拓者，一个在荒原一般的旧诗领地上，在迷茫而寒冷的“尊古”风雪中艰难行进的、孤独的开拓者，还不是一场创建新诗国的革命运动的领袖和代表，而且新诗国的建立也有待于未来。这位毕生致力于诗歌改革的诗人，对于一种能挣脱传统束缚(象北美摆脱英国统治而独立)的新诗的追求，对于一个新诗国的瞩望，看来比同时代的人更为远大。因而他对于自己“不过独立风雪中清教徒之一人”的评价，也可能比同时人以及许多后人更为准确。季镇淮先生《〈近代诗选〉前言》称黄遵宪“是梁启超等所提倡的‘诗界革命’的先导人物”[4] (P325)，是最符合黄遵宪自我评价的。
本文着重通过黄遵宪的诗歌理论，结合其创作，考察这位诗界革命前的“先导人物”，探索中国诗歌改革的历程。
在古代文学各体裁中，诗歌是成就最高、发展得最为成熟、形式体制也最为精致的。这是一笔精神财富，却也构成一个能量巨大的引力场。所以，中国诗歌近代化变革的探索，进行得相当艰苦而缓慢，起步时往往只能借助前人经验和理论，加以变通。黄遵宪的早期诗论，就表现出这种特点。
黄遵宪说自己“少日喜为诗，谬有别创诗界之论”，很多论者认同了这个说法。其实这是他晚年的语言。在他“少日”，“诗界”这个词还没有流行，他的“论”也没有那么明确。不过“别创”即改革思想确实出现得很早，这就是他21岁写的《杂感》：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黄土同抟人，今古何愚贤。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
这首诗的主要意义，是提出了诗歌的“今古”矛盾，这正是近代诗歌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他不像前人那样只是针对某些诗派，而是针对整个诗坛普遍存在的学古倾向，主张突破传统的“拘牵”，创造出与古人以及沿袭古人者不同的诗，确实表现了一种革新诗歌的自觉和勇气。
黄遵宪反对“尊古”的思想基础，是当时兴起的经世思潮。《人境庐诗草》第一篇就称：“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嘴。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卓哉千古贤，独能救时弊。”[2] (P70)诗坛上“俗儒好尊古”，就是思想文化界“昂头道皇古”的表现。诚然，经世思潮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成为从传统转向近代的思想通道：由此出发，经世主张可能随着“世”即时代和社会的变化、随着经世救弊的需要而发展、变革。但经世救弊本身还不一定是一种近代思潮，当时提出的经世策略大都还没有越出传统范围。青年黄遵宪思想中最可贵的就是“知今”、“阅世”，所以此后几十年中，他对世界时代、对近代中国的认识日渐深化。但当时也还阅世未深，知今不足。他所能感受到的，主要是面对鸦片战争后时势变化，传统文化的价值正在失落，所谓“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换言之，他虽然提出了诗歌“今古”问题，但他所谓“今古”之别，还只是形势不同；他还没有也还不可能意识到“今古”的时代性区别。
因此，当他试图在创作中具体解决“今古”矛盾时，就遇到了困境。26岁左右写的《致周朗山函》[2] (P291)，清楚地说出了他的困惑：
遵宪窃谓诗之兴，自古至今，而其变极尽矣。虽有奇才异能英伟之士，率意远思，无有能出其范围者。
“其变极尽”，确是对古典诗歌高度发展、高度成熟的概括。以题材论，从自然千变到社会百态，几乎没有古典诗歌还没有写到的；以风格论，浪漫、现实、雄奇、平淡、晓畅、瘦硬、神韵、性灵……已经无体不备；以功用论，言志、抒情、叙事、议论，乃至赠友、悼亡、作序、代书、干谒、判案……凡是用文字的地方都可以用诗。“其变极尽”四字，道出了古典诗歌引力场的广阔和引力的巨大。要想挣脱这个引力场，哪怕跨出一步，都绝非易事。一方面豪迈地宣称“古岂能拘牵”，一方面却又深感“无有能出其范围者”，这一矛盾，直到后来，仍长期困扰着这位先行者。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那时他只能提出两点：“有我”、“率真”。《致周朗山函》说：“虽然，诗固无古今也”，天地自然之日出其态而不穷，悲忧喜欣之出于人心者无尽，兴亡聚散生死贫富之出于我者不同，“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又说：“有真意以行其间者，皆天地之至文也。不能率其真，而舍我以从人，而曰吾汉，吾魏，吾六朝，吾唐，吾宋，无论其非也，即刻画求似而得其形，有(肖)则肖矣，而我则亡也。我已亡我，而吾心声皆他人之声，又乌有所谓诗者在也。”
有些论者把此信所论视为黄遵宪诗学基本观点且给予高度评价[1] (P749)[5] (P73)，对此似可商榷。诚然，“有我”——表现独特个性，“率真”——抒写真实感情，是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但也是最一般的原则。前人早已认识到这两点，并有许多论述。远的不说，稍前于黄遵宪的宋诗派诗人何绍基，就提出“真我自立，绝去摹拟”，反对“或逐时好，或傍古人”[6] (卷三)。宋诗派是被今人视为学古诗派的，而何绍基的观点却和黄遵宪十分相近，这至少说明，黄遵宪这两个主张还不足以和他所反对的“尊古”派区分开来。以“我”、以“真”可以成一家之诗，却不足以对抗崇古诗风。关键在于“我”和“真”的内涵，在于“人”是否具有新的思想感情。黄遵宪当时对此还没有很明确的认识。
他提出的另外两个设想，是“俗语”入诗和学习“民歌”。
对于“我手写我口”、“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后人评价都甚高。胡适说这“竟是主张用俗话做诗”，王瑶在建国后最早的一篇黄遵宪诗论中也说这是比诗界革命“更彻底的主张”[7]。钱萼孙(钱仲联)曾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黄诗“奥衍精赡，几可谓无一字无来历”，“知先生杂感诗所谓我手写我口者，实不过少年兴到之语，时流论先生诗，喜标此语，以为一生宗旨所在，浅矣！”[8] 这个意见却遭到一再反驳。诚然，“少年兴到之语”的论断确实轻率了，可是反驳者都没能解释钱仲联指出的一个事实：黄遵宪诗集中只有少数诗用了口语，绝大多数诗不仅用文言，而且用了很多典故，亦即他并非“我手写我口”，倒确实是“无一字无来历”，这是为什么？
这里首先涉及对《杂感》诗的理解。实际上，黄遵宪只是认为可以和要敢于以“流俗语”入诗，并非主张完全用口语做诗。而以俗语入诗也早有人提出，龚自珍就说过“不见六经语，三代俗语多”。但这和五四以后完全用白话写诗，不是一回事。所以，说“这是我国语言文学史上关于言文合一第一次最明确的表述”[1] (P755)，不准确。
更重要的是，在“俗语”即社会语言本身近代化之前，以俗语入诗并不能带来诗歌质变。近代文学语言的变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化，一是通俗化，这是相关但不同的两个问题。古代语言与近代(现代)语言，是两个时代的语言系统，词汇、语法和表述方式都不相同。而俗语和文言，则是同一语言系统中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关系。吸收俗语，可以丰富书面语言，但不会改变语言的时代性。只有口语随时代变化以后，以近代的口语、白话写作，才可能创造新的文学。黄遵宪后来的创作，主要向着表现近代新事物、新思想发展。而在描写日本、欧美、南亚风光世态，表达民族自强、民主自由思想等等这些方面，“流俗语”是无能为力的。这才是黄遵宪并未把“我手写我口”贯彻于创作实践的原因。同时也说明，对这一主张，不应作过分夸大的估价。
其实，在那组《杂感》诗中，他还提出过另一个更重要的概念——“今言”：“少小诵诗书，开卷动龃龉。古文与今言，旷若设疆圉。竟若置重译，象胥通蛮语。”“今言”所涉及的，已不仅是“文”与“言”的对立，而且关系到“古”与“今”的差别，就是语言的时代性问题。不过这层意思想当时并未展开。
他的另一个设想是学习民歌。其《山歌题记》云：“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正以人籁易学，天籁难成也。”① 后人对此也评价很高。然而这也是前人提出并实践过的。如明代李开先《词谑》云：“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情词婉曲，有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冯梦龙辑《山歌》十卷，“以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所论更过之。而且同样，民歌也有个近代化问题。山歌、情歌给诗带来自然清新，却未必适应表现近代新事物、新意境，所以黄遵宪的多数诗并无民歌风，相反更长于以文为诗。对“我手写我口”和取法山歌的主张评价过高，其实是长期以来文学研究中“民间文学主导论”等偏颇观念所致。
青年黄遵宪主张“有我”、“率真”、“俗语”入诗和学习山歌，一方面反映出他为探索诗歌改革所做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有了变革意识，但如何变革，他还没有找到“出其范围”的途径，还只是借鉴前人的经验。诗歌的变革，还有待于时代变化、他本人思想变化和在创作实践中探索。
时代变化和人生机遇使黄遵宪踏上一条传统士大夫从没走过的道路，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之一，成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诗人。从光绪三年(1877)起，历任驻日参赞、驻美国旧金山领事、驻英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这十多年外交生涯的独特经历，改变了黄遵宪的思想，也改变了他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正如他在政治上不断寻求救国道路，他在诗歌领域里也不断探索改革途径。在传统诗歌的巨大引力场中，这位诗歌改革先行者的探索显得非常艰难，也因而极其可贵。
黄遵宪初到日本时，他的诗学观变化还不大。观其与宫岛诚一郎笔谈，所论“诗之为道，性情欲厚，根柢欲深”；“诗中之事有应讲求者，曰家法，曰句调，曰格律，曰风骨，是皆可以学而至焉者。若夫兴象之深微，神韵之高浑，不可学而至焉者”云云[2] (P760)，基本上是传统的作诗之道。他与冈千仞所论大体相同。其思想的重大变化，约在1880、1881年左右，他受到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和西方近代学说的影响，“明治十三四年，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2] (P453)。与此同时，他的诗论也发生重大变化，标志就是《明治名家诗选序》：
居今日五洲万国尚力竞强，攘夺搏噬之世，苟有一国焉，偏重乎文章，国必弱。故文章为今日无用之物。文章之有诗，又等而下之矣。虽然，古者太史巡行群国，观风问俗，必采诗上陈，使师瞽诵而告之于王。《春秋》为经世之书，孟子谓其因诗亡而作。我朝大儒顾亭林之言曰：“自诗之亡，而斩木揭竿之变起。”盖诗也者，所以宣上德、达民隐者也。苟郁而不宣，防民之口，积久而溃，壅决四出，反或酿成巨患焉。然则诗之兴亡与国之盛衰，未尝不相关也。……德川氏中叶以后，禁网繁密，每以文字之故，下儒者于狱，至使学士大夫不复敢弄笔为文。维新以来，文网疏脱，于是人人始得奋其意以为诗，所以臻此极盛也。……其雍容揄扬，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者，固不待言；即偶尔有触忤时事，稍涉忿激，而其意本乎忠厚，当路者亦未尝禁而斥之。专集总集之编，相继出于世，是可以觇国运矣。以余闻欧罗巴固用武之国也，而其人能以诗鸣者，皆绝为当世所重。东西数万里，上下数千年，所以论诗者何必不同，安可以其无用弃之哉？②
据黄遵宪手迹稿，文末还有一段：
尚武者不能废文，强弱之故，得失之林，其果重在此欤？抑有为之言不必无用，而无用之用又自有故欤？[2] (P250)
这篇文字尚未引起近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而在我看来，这是一篇极重要的文章，是黄遵宪诗歌改革思想发展的关键转折点，表明其诗歌改革理论的基础和方向转变。
首先，“文章为今日无用之物”，意味着传统文学价值观的动摇。价值观是任何一种形态文学生存的前提，因此这一判断，实际是对传统文学继续存在的否定。而更重要的是，关于“文章为无用之物”的判断，是以“今日之世”为参照系的。他不是一般地否定文学的社会功能(“诗之兴亡与国之盛衰，未尝不相关也”)，而是认为过去曾经有用的文学到今日已为无用之物。这个“今日之世”不只是指中国社会，而是指“五洲万国”即世界时代。他不仅看到这是一个“尚力竞强，攘夺搏噬之世”，而且进一步思考：欧洲的强盛，真的只是他们一味尚武、讲求船坚炮利吗(“其果重在此欤”)？他从明治维新看到诗歌在维新运动中的舆论动员作用：“文章亦小技，能动处士议。武门两石弓，不若一丁字。”[2] (P99)青年时期就深知“识时贵知今”的黄遵宪，走入近代世界后，已开始意识到“今日之世”与古代的时代性区别。否定了不适应时代需要的文学的价值，也就意味着对适应时代要求、推动社会变革的新的文学的追求，即他所说“有为之言不必无用”。这成为其诗歌变革的动因。
其次，从过去责备俗儒尊古，到通过对明治维新前后诗歌的对比，揭示了诗歌衰落的深层原因——文化专制。“禁网繁密，每以文字之故，下儒者于狱，至使学士大夫不复敢弄笔为文”，岂止是对德川幕府时代的描绘，难道不包含对清朝文网繁密的联想吗？而明治诗歌“极盛”的原因，则是“文网疏脱，于是人人始得奋其意以为诗”，亦即创作自由。后来他在《日本国志》引进了西方“自由”观念：“自由者，不为人所拘束之义也。其意为人各有其身，身有自由，为上者不能压抑之、束缚之。”近代自由论，为诗歌改革、诗歌解放，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
最后，他把目光转向“欧罗巴”，希望能像欧洲“以诗鸣者”那样，创造出“绝为当世所重”的诗。中国古代诗歌，以纵向继承为主，可以亲风雅，可以崇屈骚，可以尊李杜，可以学苏黄，从没有人提出学外国诗人的。在中国文论史上，黄遵宪是第一个把“欧罗巴”诗人树为师法对象的。它标志诗歌变革的新取向。当然，黄遵宪主要是看重欧洲诗歌能发挥社会作用，他还不懂“欧罗巴”的诗，在艺术上还无法借鉴。
此文作于1880年，当时可称空谷足音。
也是在这之后，黄遵宪在诗歌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逐步向着创造区别于传统诗派的“新派诗”方向努力。“海外偏留文字缘……吟到中华以外天。”[2] (P105)这位足遍东亚、北美、西欧、南洋的外交官的海外诗，为中国诗界开拓了一片新大陆，艺术地再现了海外世界之“新”，并且写出一个中国人走入近代世界后新的感受、新的认识和幻想。从他对《日本杂事诗》的修改可以看出，他不只着眼于奇景异态，开拓题材，更注重传播新的思想。③ 诚如康有为所说：“以其自有之中国之学，采欧、美人之长，荟萃熔铸而自得之，……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博以环球之游历，浩渺肆恣，感激豪宕，情深而意远”[2] (P67)。
1891年他在伦敦自撰《人境庐诗草自序》[2] (P68)，总结创作经验，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理论。诗论开头再次申述了诗歌改革的艰难：
士生古人之后，古人之诗号专门名家者，无虑百数十家，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诚戛戛乎其难。
这段话和20多年前的《致周朗山函》意思相近。不过，可以看出一个微妙的变化：现在他虽然感慨“戛戛乎其难”，却不再认为“无能出其范围”了。换言之，诗歌改革诚然艰难，却并非不可能突破传统“拘牵”，创造出“新派诗”。因为他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尝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这篇《自序》标志他诗学基本观点已经形成，这就是“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诚然，这和他早年主张“有我”等观点有相承之处，前人诗论也有类似说法。但以此作为诗学核心观念，则是他独特的体会。所谓“诗外有事”，就创作论，可以理解为诗是外界事物、世事、人事的反映；就鉴赏论，又指诗可以具有比表面句意更深广的社会蕴含。所谓“诗中有人”，就创作而言，指诗歌应该抒写诗人的真实经历、内心感情；就鉴赏而言，则指诗可以使人观照到作者的思想倾向、人格个性。这两句话，涉及了诗歌理论中客体与主体、反映与表现、创作与鉴赏等诸多问题，已接近近代文艺观。可惜黄遵宪当时还缺乏近代理论意识，所以并没有展开。
不过，从诗歌变革的角度看，此文中最有价值的，还不是“诗外有事，诗中有人”，而是“今之世”和“今之人”。他提出了新派诗的创作方向：反映和表现今日时代和今人情思。
虽然，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何必与古人同。……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要不失乎为我之诗。
早年《致周朗山函》还说“诗固无古今”，而这篇《自序》则明确指出“今之世异于古”。这表明他已经有了一种“近代”意识。“今之世”，就是“今日五洲万国尚力竞强，攘夺搏噬之世”，也是“古学水风火，今学声气光”[2] (P120)的时代，对中国来说又处在“鄂罗英法联翩起，四邻逼处环相伺”[2] (P123)的时世。因此，他谈到“述事”，强调的是“今日”官方和民间关注的国家大事、社会情状，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同时，《致周朗山函》中的“有我”，已经变为不同于“古之人”的“今之人”。所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是生活在“今之世”而且具有“今之人”意识的“我”。至此，黄遵宪基本明确了诗歌变革的主要方向：反映“今”之时世，表现“今”之人物。“新派诗”之“新”，就新在这个“今”字上。
再次，对诗歌艺术表现方法的改革也做了多方面探索和总结，提出了一些设想。然而在这方面，仍明显表现出想挣脱“古人束缚”又难以挣脱的矛盾。
《人境庐诗草自序》说“尝于胸中设一诗境”，“诗境”中除“述事”一项关系内容外，其他基本属于形式范围，可见他在这方面很费了一番心思。大致可概括为三方面。其一，艺术表现，在保持比兴、格律等古典诗歌艺术特征的前提下，注重以文为诗，即“复古人比兴之体”，又“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前人以文为诗，往往造成诗味减弱、破坏韵律，所以他把“比兴之体”和“古文之法”、“单行”和“排偶”结合起来。这样以文为诗，有利于扩大诗歌的表达和描写能力，有利于反映“今之世”复杂的事态和“今之人”广阔的视野，不失为古典诗歌适应近代社会的一种方式。但是黄遵宪所用的还是“古文家之法”，这个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只是古典格律诗范围内的一种变通。其二，诗歌语言，“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用语要“切于今”，是表现“今之世”、“今之人”的需要。然而语言素材仍只能从古籍中“采取而假借”。观其诗作，确很吻合，诚如钱仲联所说，“公度诗全从万卷中酝酿而来”[9] (P162)。这个矛盾现象，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作过解释：“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其三，风格取范方面，“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迄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即继承古典浪漫主义和古典现实主义精神，博取众家之长以自铸风貌。从这几方面可以看出，虽然他旨在表现“异于古”的事和人，艺术上却还是只能基于古而扩展变化。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成熟和完美，使诗歌改革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创作上，都极为艰难。“不为古人所束缚，诚戛戛乎其难”，确实是先行者深味个中甘苦之语。
需要指出，这篇自序虽然与其创作大体相符，但也存在实践已有更新创造而理论上尚未能总结出来的情况。例如《以莲桃菊杂供一瓶作歌》，就显出艺术思维方式的变化。古代诗歌中的艺术想象，主要借助神话传说和对自然变化的夸张。这首诗却是借助植物学、化学等科学新理展开想象。这种变化，黄遵宪自己还没能上升到理性。
1897年，他在《酬曾重伯编修》一诗中，正式张起“新派诗”旗帜。
1899年底，梁启超在总结黄遵宪探索“新派诗”、谭嗣同与夏曾佑尝试“新学诗”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起“诗界革命”。在《夏威夷游记》中，他一方面肯定“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因为其诗能“以欧洲意境行之”；但同时指出黄诗的不足：“然新语句尚少。”而“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者，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但是这类诗“已渐成七字之语录”，“不备诗家之资格”。新派诗有新意境但少新语句，新学诗善用新语句但失去了诗的风韵格调，两者各有所不足，却恰成互补。于是他综合这两种方式之所长，提出“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因此，可以说，没有黄遵宪此前30多年的艰苦探索，就没有“诗界革命”。黄遵宪确实“是梁启超等所提倡的‘诗界革命’的先导人物”。
不过还不止此。诗界革命兴起后，黄遵宪立即成为诗界革命强有力的支持者、参与者和重要的理论建设者。诗界革命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造和探索精神，其诗论有更新的发展，虽所言不多，却从各个方面补充、发展了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论。
其一，对诗歌的社会功能、艺术力量和改革方向，提出了更明确的新目标：
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仆老且病，无能为役矣，执事其有意乎？[2] (P440)
这是《明治名家诗选序》的进一步发展。他再次强调学习欧洲诗人。但《明治名家诗选序》只说欧洲诗人“为世所重”，却没能道出“为世所重”的原因。而这段话则明确指出：“左右世界之力”来自“鼓吹文明之笔”。实际上也道出了“新派诗”的基本特质：传播近代文明。
同时，作为一个有成就的诗人，他不但重视诗歌的社会内涵，也注意诗的艺术特性。晚年他概括自己论诗宗旨说：
吾论诗以言志为体，以感人为用。孔子所谓兴于诗，伯牙所谓移情，即吸力之说也。[2] (P457)
他把古代“兴”的理论和近代自然科学“吸力”理论糅和起来，说明诗歌艺术功能的特性在于“感人”。尤其是拈出“移情”这一概念，虽出于“高山流水”的典故，却能与西方艺术论相通。而这方面，恰恰是梁启超诗论比较欠缺的。
其二，对诗界革命提出了更鲜明的要求，表明了更坚决的态度：
诗可言志，其体宜于文……其音通于乐，其感人也深。唯晋、宋以后，词人浅薄狭窄，失比兴之义，无兴观群怨之旨，均不足学。意欲扫去词章家一切陈陈相因之语，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务使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不能施之于他日、移之于他人；而其用以感人为主。[2] (P1582)
“今人所见之理”就是民权、自由、国富、法治等近代观念。今人“所用之器”，就是近代科学技术创造的新事物。今人“所遭之时势”，就是列强凭凌、专制压迫、民智待开等现实。《人境庐诗草自序》还主张从“群经三史”“诸子之书”等等中“取材”，而这时他意识到，诗界革命的新诗，只能取材于这些新理、新物、新的现实。过去习用的语言，都无法表现这些新诗料，因此必须扫去一切陈陈相因之语。其基本观点仍是“务使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但在语言和内容上，都从兼取古籍转向弃古从今。
其三，更为突出的是，他在这一时期开始探索诗歌形式体制的改革。这是他此前还没有涉及，也是梁启超较少注意的，而又是诗歌改革最困难的部分。当时诗界革命参与者中，几乎只有黄遵宪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首先是改革古典诗歌形式体制的主要特征，即句式。1902年9月，他给梁启超的信中，先提出“报中有韵之文，自不可少。然吾以为不必仿白香山之《新乐府》、尤西堂之《明史乐府》，当斟酌于弹词与粤讴之间，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短句……易乐府之名而曰杂歌谣，弃史籍而采近事。”[2] (P432)有些论者只注意他提到“弹词”“粤讴”，因此又主要肯定“他重视民间文学”，对其最重要的意义揭示不足。实际上，这一设想，是试图打破传统的五、七言格律体制。所以3个月后，他就致信梁启超，表示杂歌谣“非我所长”，“故不欲为”，而同时寄上《军歌》，恰恰就是“句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或短”，并说“此新体，择韵难，选声难，着色难。虽然，愿公等拓充之，光大之。”[2] (P438)可见其设想意不在“歌谣”，而在句式。他还推测日本新体诗只是“于旧和歌更易其词理耳，未必创调也”。可以看出，他的“新体诗”不只要在“词理”即内容方面革新，而且要求“创调”即创造新的诗歌形式。新体诗比杂歌谣更进一步，不再借用民间歌谣，而是和近代音乐结合了。由这时开始，清末学堂乐歌和军队乐歌迅速发展，歌词日益通俗化。正是这种白话歌词，为五四白话新诗造成了氛围。
在提出改革句式的同时，他还有一句话，过去也注意不足：“弃史籍而采近事”。诗歌和“史籍”有什么关联？只有两种：一为咏史，黄遵宪显然不是对此而言；另一种，就是用典。我认为“弃史籍而采近事”，实际意思就是：“不用典”！
除改革格律、用典外，还有语言。黄遵宪早年萌芽的“今言”意识，后来进一步发展。他在《日本国志》中论证了言文合一的必然性，并提出了文体语言变革的两个基本要求：“适用于今”，即语言近代化；“通行于俗”，即文章语言社会化。这时尚未提到诗。1901年的《梅水诗传序》[2] (P287)则针对诗歌重申了《日本国志》中的观点：“语言者，文字之所出也。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吾部洲文字，以中国最古。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语言或积世而变，或随地而变，而文字则亘古至今，一成而不易……语言与文字扞格不入，无怪乎通文字之难也。”他以丘逢甲所编嘉应州客家诗集《梅水诗传》证明“语言与文字合”就可“几于人人能为诗”，进而把这和“轰轰然以文化著于五洲如吾辈华夏之族，亦叹式微”联系起来，和“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说行，种族之存亡，关系益大”联系起来，从时代要求、从中国近代化和文化复兴强调诗也应言文合一。
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后来胡适“八不主义”中的几个要点，黄遵宪已经涉及了！可惜的是，他晚年的理论大都没有展开，而他本人，也在诗界革命兴起不久就去世了。
黄遵宪的诗论基本是他探索经验的总结和设想，而不是一种理论性的探究。因此，其诗论的特殊意义，主要不在于理论价值，而在于历史。它代表了古典诗学基本结束自我发展历程、现代诗学还没有诞生之间的一个阶段，反映了这个阶段中诗学努力挣脱传统的巨大引力场而仍受到“古风格”“拘牵”，新诗学观的因素在实践探索中生长的艰难历程。多数近代文学史，都把他放到后来20世纪初的“诗界革命”中评述，因而模糊了这一段诗歌逐步转型的轨迹。当然，他的探索直接影响了诗界革命，并在晚年以一些更新的设想丰富了诗界革命论。但黄遵宪主要是作为诗界革命先导人物而存在的。在戊戌变法前30多年中，在诗派争喧、诗人林立的诗坛上，艰难摸索和开拓中国诗歌近代化改革道路的，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就是这位“独立风雪中的清教徒”。
(本文原系在北京举行的“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笔者作了删改。)
注释：
①《山歌》及《题记》为黄遵宪光绪十七年(1891)抄寄胡曦。但他自编《人境庐诗钞》，将《山歌》置于卷一同治七年《杂感》之后，同治九年《生女》之前，当系“少日”之作。
②《明治名家诗选序》，钱仲联辑《人境庐杂文钞》(《文献》第七辑)据刊本，陈铮编《黄遵宪全集》据手稿，两者文字有所不同。本文此处引文依《人境庐杂文钞》。
③参见拙著《从〈日本杂事诗〉到〈日本国志〉》，《东岳论丛》2005年第2期。
标签：黄遵宪论文; 诗歌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清教徒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中国近代化论文; 读书论文; 杂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