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研究的重要进展——《法西斯体制研究》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西斯论文,法西斯主义论文,进展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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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日子里，由朱庭光主编，李巨廉、陈祥超、孙仁宗副主编的《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一书， 作为对战胜法西斯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纪念，作为从战争的发动者一方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教训的一种努力，已奉献在读者面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战斗最为惨烈、影响最为深远的战争。50年来，从政治家到学者，从元帅到士兵，从领袖到平民，人们总在不断地探究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为什么竟会发生？人类为什么竟未能防止和避免这场浩劫？看似强大的战争发动者法西斯国家为什么最终败北？当今世界怎样才能避免重蹈复辙、消除战争威胁、维护和平？为回答这些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已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在这些研究当中，对战争的发动者法西斯主义的深入剖析，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国际学术界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在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出现之后即已开始，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1〕二战结束后，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首要战犯审判的42卷记录及文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审判的4万8千余页的记录（1968年日本雄松堂书店出版了10卷本的日文版《远东国际军事裁判速记录》），以及从缴获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档案中选出的文件，为各国学者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从而使这一课题的研究得到深化。今天，国际学术界把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运动作为20世纪上半叶国际范围的一种历史现象，在其历史背景、思想渊源、理论基础、政纲核心、基本特征、主要类型、阶级关系、内部派别、运动性质、扩张本性、外交政策以及内部极权体制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了多层次的探讨，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我国史学界大体上是步入80年代之后，才开始将法西斯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最初是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研究，继后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题。以朱庭光先生为首的一批专家学者，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和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这一课题的研究，逐渐填补了我国史学研究的这一空白领域。1988年华夏出版社出版的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国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第一本论文专集，该书主要是围绕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崛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论述了德、意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与各阶级的关系，法西斯党如何摄取政权及其内外政策，大致反映了我国学者80年代中期所达到的研究水平。1991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新论》，是我国关于法西斯主义研究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该书以法西斯主义在德、意、日的兴起和法西斯政权在三国的确立为重点，在参阅和吸收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2 〕对上述所说的国际学术界关于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运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对有关这些问题的主要争论，给予了系统的阐述与回答，并就若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反映了我国学者80年代末所达到的研究水平。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法西斯体制研究》（以下简称《体制》），是我国关于法西斯主义研究的第二部学术专著。作为《法西斯新论》的姊妹编，自然需要在某些方面作些历史的追溯，因而涉及到前书某些已经论述过的内容，但《体制》的研究重点在于深入到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内部，通过对德国的纳粹体制、意大利的极权体制和日本的“国防国家体制”的全面确立过程和运行机制进行详细的探讨，揭示德意日法西斯实行极权主义国家体制的特点，及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密切关系。因此《体制》一书不仅开拓了我国关于法西斯主义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反映了我国学者在这一课题研究中取得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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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一书共三编十二章，分别对德、意、日法西斯体制的形成和演变作了纵向考察，并对组成三国法西斯体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控制结构和运行机制进行了详细的横向介绍与分析，不仅内容翔实全面，而且回答了一些学术界过去尚不清楚或有争论的，或较少论及的问题。
第一，关于纳粹体制的思想理论基础 学术界对纳粹主义的思想来源有许多论述，但对纳粹运动和纳粹体制有没有理论基础的问题，却论述不多。《体制》一书认为，不能从极为严格科学意义上所谓的理论去理解纳粹理论。纳粹党人并没有提出一种完整的学说。所谓纳粹理论是指纳粹领导人、主要是希特勒说明其运动的“合理性”，以及他们提出的政治主张、社会要求和宣传说教的综合。尽管这种理论缺乏系统性和一贯性，常随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变化，带有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特色，但是的确有若干基本观点贯串在他们的各种主张和行动之中，并同纳粹体制的建立和运行有着内在的联系，其中有些还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导向性。因此探讨纳粹体制的思想理论基础这一命题，是完全能够成立和必要的。
《体制》一书认为，“民众共同体”〔3〕和“领袖原则”不仅是希特勒常说的“世界观”的两个基本概念，而且构成了纳粹思想理论的基础。该书对“民众共同体”这一国内外学术界阐述得不够清楚的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揭示了这个没有具体组织、机构或系统，但听起来却似乎无处不在的“民众共同体”的内涵。指出它强调德意志民族的内部利益的一致性，要求各阶层人士注重民族的整体利益，淡化或主动调节内部矛盾，同舟共济，以复兴德意志民族，并将种族革命“推向国外”，“彻底改造世界”。因此所谓“民众共同体”是种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概念。“民众共同体”不仅是纳粹德国用以培养种族主义情绪的工具，用以对抗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工具，更是纳粹党人考虑体制问题及其它各种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笼而统之的奋斗目标，从而构成了整个纳粹理论的基石。
该书进一步指出，希特勒搬用尼采“超人哲学”，以精英统治为依据确立的“领袖原则”，与“民众共同体”的思想紧密连系在一起。纳粹党人宣称纳粹元首的权威并非来自于天，而是来自于民众，因此领袖便成了“民众共同体”的人格代表和中心。于是从此而派生出的各级领袖的“绝对权威”和“绝对责任”的无条件结合，便形成了希特勒确立其极权独裁统治的思想理论基础和根本组织原则。〔4〕
《体制》一书对构成纳粹体制的思想理论基础的“民众共同体”和“领袖原则”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新的探索，不仅在学术上有所突破，而且深化了我们对纳粹体制的认识。
第二，关于意大利法西斯体制中的“职团制”问题 “职团制”是意大利法西斯有别于其它国家法西斯主义的重要特征，是法西斯意大利带有根本性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它不仅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而且为30年代欧洲其它一些法西斯国家和准法西斯政权所效法。在国际学术界，迄今不少人仍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视为“正统”或“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并把职团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甚至把意大利法西斯称作“职团国家”。8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开始重视这一问题， 〔5〕但缺乏系统的考察。《体制》一书第一次向我国读者详细介绍了法西斯职团主义的思想内涵，职团制的确立过程，组织体系和职团国家的实质及影响。
该书指出，法西斯职团主义来源于民族工团主义，其思想内核在于“劳资合作”和“国家至上”，其目的在于通过职团把国家的一切领域乃至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都置于极权独裁统治的严密控制之下，以实现对外扩张的目标。意大利推行职团制的步骤，大体与建立和巩固极权独裁统治的过程相适应，通过立法使职团制成为一种官僚控制的政府机构和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渠道。同时墨索里尼通过自任内阁职团部大臣、职团全国评议会议长、职团代表大会主席、职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全国22个按行业组成的职团的会长，不仅把意大利变成了职团国家，而且把极权独裁统治推向顶峰。该书还特别说明了职团制与战争的关系，指出职团国家是因发动侵略战争的需要而建立的，职团的根本作用是为了服务于战争，反过来又通过战争获得其战争生产所需要的原料和市场，然后重新组织和扩大战争生产，以发动新的战争，造成恶性循环。这就是职团国家的实质及其运转规律。〔6〕
第三，关于日本全面确立法西斯体制的特点问题 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始于30年代。在日本学术界，虽然法西斯主义肯定论始终占主流地位，但法西斯主义否定论也一直持续多年，〔7 〕而且都自觉不自觉地同否定日本对外侵略罪责的思潮联系在一起。从60年代起，欧美学术界盛行“国际法西斯主义”研究和法西斯主义比较研究，但很少把日本列为研究的对象，因为一些专门研究日本的欧美学者对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也持否定看法。〔8〕究其学术上的原因， 一方面在于对“法西斯主义”这一特定概念的不同理解，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日本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体制与德意法西斯有着不同的特点，因此在历史比较方法上出现了错误的结果。
《体制》一书通过全面、具体、深入地剖析日本法西斯体制的各个方面，通过重点探讨该体制的结构、运行机制、社会政治机能和阶级状况及各政治力量的相互联系，揭示了日本法西斯体制形成的特有方式和与日本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提出了中国学者自己的看法。
该书认为，日本国家法西斯体制形成的特有方式，是军部法西斯集团凭借天皇权威，与天皇制官僚相结合，并利用日本的某些历史文化传统，通过使原有天皇制机构的法西斯化，使其具有法西斯极权主义的统治机能，从而建立了日本特有的法西斯体制——天皇制法西斯极权主义体制。尽管日本法西斯体制的建立没有经过政权的更迭，并经历了较长时间与某些曲折过程，但其基本统治形式和手段，仍属法西斯极权制的性质；其统治的严密和严酷程度，毫不亚于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体制。书中引用了1943年2 月东条英机（当时东条任首相兼陆相）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他在众议院战时行政特例法委员会上回答他是“总理独裁主义者”的质询时说：“我是沐浴到陛下的光辉才发光的，如果没有陛下的光辉，我这个人就等于一块石头。因为陛下的信任和身居这个地位，我才能发光，这同称为独裁者的欧洲诸公是有区别的。”〔9 〕这虽然是东条不愿承认自己是独裁者的一种诡辩，但也的确道破了日本极权独裁统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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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分别考察，《体制》一书不仅得出“法西斯统治的国家实行的是极权主义的国家体制”这一总的判断，而且令人信服地概括了极权主义体制的四个紧密联系而又不可分割的基础特征：（1）国家权力的极度集中，实行个人独裁；（2）任意扩大国家职能，对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实行全面的严密控制；（3）极度强化国家监控和镇压体系，实行恐怖统治；（4）与侵略扩张、发动战争紧密结合。〔10〕
正如作者所说，研究法西斯体制，可以充实和丰富我们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认识，并引起世人对近来新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关注；可以加深对于帝国主义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认识，有助于分析比较各种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劣；有助于思考若干前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成败得失；有利于作为殷鉴，开阔我们探索各个方面体制改革的思路。
希望将法西斯主义的专题研究继续深入进行下去。
注释：
〔1〕研究早期纳粹运动的德国历史学家康拉德·海登（ Konrad Heiden）于1932年便出版了《民族社会主义史》（ 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柏林1932年），1934年出版了《第三帝国的诞生》（Gburt des dritten Reiches，苏黎士1934年）， 这两本书合并删节后，成为《民族社会主义的历史》（ A History of National Socialism，纽约 1934 年）， 1936 年出版了《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苏黎士1936年），1944年出版了《元首》（波士顿1944年），凡从事第三帝国研究的学者，在纳粹党的早期历史方面，无不得益于海登。在我国，1933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了肖文哲的《德国法西斯蒂运动》，1935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海登的著作，名为《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史》（以后多次再版，更名为《德国国社党史》），同年出版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以后亦有多种译本），1937年该馆出版了吴友三编著的《法西斯运动问题》，可见我国关于纳粹运动的介绍也是相当早的。
关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始于20年代。在论述早期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英文著作中，1936年出版的G·萨尔维米尼（G·Salvemini ）的《在法西斯主义的斧头下》（Under the Axe of Fascism，伦敦1936年），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一本关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杰出著作，1938年出版的A·罗西（A·Rossi ）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Italian Fascism 1918—1922，伦敦1938年），对早期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给以了具体的描述。
〔2〕参见《法西斯新论》第577—586页，其中列举了50 年代末到80年代关于研究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参考书目。
〔3〕“民众共同体”的德文为“Volksgemeinschaft”，又译“人民共同体”或“民族共同体”。德文“VolK”一词除表示“民众”、“民族”、“人民”之外，还包含一种以血统和乡土为基础的原始部落集团的意思。
〔4〕参见《法西斯体制研究》序论及第一章第三节。
〔5〕齐世荣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 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5—87页，第一次对1934年5月和6月墨索里尼发布命令建立包括农、工、商及服务业方面的22个职业公团予以介绍。
〔6〕参见《法西斯体制研究》第三章。
〔7〕1953—1954年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了历史研究会编写的5卷本《太平洋战争史》，提出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特殊形态的日本是“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观点，此后这种日本法西斯主义肯定论在日本占主流地位。但50年代末到60年代，日本出现日本法西斯主义否定论，如竹山道雄的《昭和精神史》（新潮社1956年），中村菊雄的《昭和政治史》（庆应通讯，1958年），但影响不大。然而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这种否定论则发展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潮流，其中有中村菊雄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论》（原书房1967年》，伊藤隆的《昭和初期政治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69年）和论文《昭和政治史研究的一个视角》（载《思想》1976年第6号）， 西义之的《谁是法西斯主义者——现代法西斯主义入门》（护摩书房1975年）等。
〔8〕例如爱尔兰学者乔恩·哈利戴的《日本资本主义政治史》（纽约1975年，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美国学者戈登·M·贝格尔的论文《昭和史研究序说》（载《思想》1976年第6 号）和乔治·M·威尔逊的论文《“日本法西斯主义问题”的新见解》（载《政治经济史学》166号，1980年）都对日本法西斯主义持否定说。 即使在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的《日本人》（哈佛大学1977年版，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出版）一书，对于战时日本是否是一个法西斯国家也含糊其辞。参见该书第104—105页。
〔9〕〔10〕《法西斯体制研究》第601页；参见序论第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