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靖川大运寺石里石碑与佛教塔吉的考古学研究_泾川论文

甘肃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铭与佛教塔基考古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泾川论文,佛教论文,甘肃论文,舍利论文,塔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甘肃省泾川县城为唐代泾州州城旧址。1964年12月，泾川县城关公社贾家庄生产大队社员在原城北水泉寺东南约1里处的田地中发现一座砖砌券室，并在室内发现1件舍利石函，石函内存有鎏金铜匣、银椁、金棺与琉璃瓶装佛舍利等(图一)。根据舍利石函的铭文纪年可知其瘗埋于武周延载元年。1965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张学正、董玉祥二人对该地进行调查。之后发表的简报称“窖室作券顶，方向正南北，室门南开，作方形，前有甬道，宽约1.5、长约2米。甬道内有砖砌石台通向地面，甬道两侧壁上原绘彩色壁画，惜经风化，现已剥蚀殆尽”。室门包括石门顶、两扇石门以及石门槛，上面线刻飞天、力士、天王与香炉、莲座、如意火焰宝珠、西番莲纹等精美的纹饰图样①。由于原简报对于出土地点的周围环境、地层情况以及券室建筑形制没有具体说明，我们已无法了解当时的地貌、地层与具体建筑情况。这给以后的研究造成了遗憾与误解。据当时参加过调查与文物保护的同志回忆，券室为长方形。参照石门构件的大小推测，券室可能高约2米，长、宽均在1.5米以上。

       这次发现的石函与券室是中国佛教舍利瘗埋制度研究的重要材料，也是当时存世时代最早的舍利石函实物。但是由于时处“文化大革命”前夕，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该项发现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没有进行相关的考古发掘和探查。这件舍利石函四个侧面刻有近千字的长篇铭文，是现存中国古代舍利函铭中最长的一篇，为唐代著名文人孟诜撰写，里面包含了众多重要信息(图二至图六)。据说郭沫若在1971年看到这次出土的金棺银椁时曾指出“舍利石函，贵在石函”。但是这件石函铭也一直没有正确的释文与深入的解读。长期以来对泾川出土石函及舍利的考证研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释与误读，并引申出一些错误的推论。2005年，杜斗成先生曾撰文考证石函铭并作了新的释文②。但是这一释文中仍然存在释读错误，对石函铭反映出的原舍利出土与再次瘗埋情况也没有解释清楚。有鉴于此，我们对该件石函铭重新作了释文与标点，就其涉及到的中国佛教塔基考古研究等有关问题进行说明。

      

       图一 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

      

       图二 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盖拓本

      

       图三 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铭拓本

       首先将我们新作的释文按照原刻分行转录于下，它与以前发表的几种释文多有不同，请予对比，限于篇幅，改正处不一一注明。函盖刻方格，内刻阳文：“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石函四面阴刻楷书铭文如下。

       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

朝散大夫行司马平昌孟诜撰

若夫能仁幽赞，沿圣敬以开祥；

妙善冥扶，徇贞明而效彩。故难

思钜相，形于广济之辰；希有殊

姿，显自总持之运。恭惟瑞景，允

应慈猷者为。爰有古塔余基，

在兹寺之右，高惟及仞，袤劣无常，壤甓既零，榛芜遂积。建葺之

始，访耆颜而靡详；光影之奇，在

休辰而屡警。维那正法言于司

马孟诜，以为伊昔拘夷，爰分舍

利。甫覃八国，俄遍十方。斯阯腾

辉，必是遗好。每将穿究，苦乏资

力。诜谓之曰：自香薪既燎，珍塔

具修，理契则通，道符乃应。当今

圆常摄运，方等装期，阐持线之

微言，赞结绳之景化。融之以慧

晷，润之以慈云。行使家励四勤，

人弘五力。诸佛现喜，幽瑞腾光，

彩发散身，复何疑也。勉加开显，

当申资助。于是庀徒具锸，揆势

施功，言未倍寻，便臻藏所，遽开

砖室，爰得石函。中有瑠璃瓶、舍

利十四粒。诜与长史济北史藏

诸、安定县令颍川陈燕客，并当

寺徒众，俱时瞻奉。法公严持香

水，诚祈就浴。倒瓶伫降，虚器匪

延。合众惊嗟，咸沮情望。既而言

曰：接神在敬，奉觉以诚，兹理或

睽，冥应自阻。愿众等少湔意垢，

暂抆情尘，注仰内专，虔恭外肃，

同申忏露，共取感通。于是言既

逗机，人皆励款，进力坚猛，谛受

精严。复写兹瓶，方下神粒。于函

之侧，仍勒铭云：

“神皇圣帝，地同天合，星拱辰居，

川潮海纳。”伟哉

睿后，显号著于铭刊；铄矣康

期，景度载于冥纪。乘变之机不

测，先物之轨难寻。彰妙本之宿

圆，证善权之今发。舍天形而演

庆，彩叶大云；怀地品以宣慈，化

敷甘露。岂与夫风君

瑟，火辟

轸琴，黄祚正名，丹灵酬□，大诰

其冲奥，校我神通者哉。昔八

万四千，育王起光明之塔；三十

六亿，首楞栽平等之龛。乃睠规

模，敢忘修措。爰从大周延载元

年岁次甲午七月癸未朔十五

日己亥迁于佛殿之下。崇

圣福焉。广厦清泠，曾轩肃穆，基

侔象戴，隧拟龙缄。采涅槃之旧

仪，道宴坐之遗则。香说法而为

盖，花韫觉以成台。若诸天之赴

临，疑列仙之降卫。夫以炎祁递

运，流峙或移，不茂委于琱镌，讵

永宣乎殊妙。式诠斯祜，用刊于

侧。庶乎宸徽叠叠，与僧伽而

永存；灵彩昭昭，历遐劫而常现。

廼宣睿感，乃作铭云：

满月为容，攒曦表相。一音攸述，

万法斯亮。鹤林迁瑛，龙步韬威。

芳薪罢焫，构璅凝晖。五分余王，

千龄翔圣。骈陛慧彩，允□

慈政。雪龛曩饰，月殿新封。昔悲

双树，今栖四松。念□难留，□□

不测。愿言景□，长辉太极。

中散大夫使持节泾州诸军事守泾州

刺史上骑都尉源修业

朝散大夫前沙州长史博陵崔璩

奉义郎行录事参军卢元纲 参军韦晋

通直郎行司功参军事寇基亮

宣义郎行司户参军李恁 博士郑元礼

奉义郎行司仓参军独孤思礼

通直郎行司法参军张景略 郝师式

参军张守范参军皇甫说 王僧言

豳州宜禄县尉检校营使汲人赵贞固书

定远将军守左卫泾阳府折冲都尉

宣义郎行许州长社县尉窦少铎

征事郎行安定县尉窦少微

参议郎行同州参军姜昕

泾阳府右果毅游骑将军薛智静

通直郎泾阳府长史赵思一

登仕郎行泾州录事董玄挺

僧大量 僧行恭 僧悟寂 惠觉

上座复礼 除疑 崇道 无着

寺主志筠 处寂 僧嘉庆小罗汉

僧广法

严 师叡 道寂

      

       图四 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铭拓本

      

       图五 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铭拓本

      

       图六 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铭拓本

       该篇铭文书体具有明显的初唐书风，而且包含典型的武周新创字样，如：日(

)、星(

)、地(

)、载(

)等。说明其记载的书刻年代大周延载元年(公元694年)确切可信。除去唐代骈文中常见的大量颂词与夸饰骈句，铭文中详细记录了这批舍利的发现、发掘、尊礼与再次瘗埋的经过。对铭文中记录这些情况的语句予以正确的释读与认识，是了解有关情况的根本依据。下面分析铭文述及的这些活动。

       首先是关于舍利的发现情况。铭文说，泾州大云寺西侧有一座古塔的残址，建塔的砖瓦已经零散，可能只余下部分塔基，高七八尺，长满了草木。建塔的年月也不详。但是僧人发现这处塔基有发光的奇观，于是大云寺的维那僧正法对孟诜说：“以往佛祖灭度在拘尸那城，八王分舍利，后来遍及各地。这一地点能发出光辉，一定有佛舍利存在。我想把它挖出来，苦于没有财力”。孟诜非常赞同，认为这就是佛光显现，鼓励正法去开掘，并答应给予资助。正法雇人开掘，下挖不到十六尺深就打开了砖室，得到1座石函，石函中有1个琉璃瓶，装有舍利14粒。

       这告诉我们，这批舍利出土于武周泾州大云寺西侧一座古塔的土基中，内有砖室。舍利装在琉璃瓶中，外有石函。其中是否有金棺、银椁等多重护卫则没有明确说明，或许没有。塔基原在地面上“高惟及仞”，仞的高度，古代有八尺、七尺、五尺六寸等说法，后人认为八尺是指周尺，七尺是指汉尺，五尺六寸则是东汉尺等，属于不同时代的解释。根据当代学者对古尺的研究，隋唐时期使用过大小两种尺度，即使是小尺，每尺也要比东汉尺长出约1厘米③。如果仞的长度固定，周尺八尺的一仞折算成唐尺只有五尺四寸多。所以这里所说的仞可能只是一个概念，表示高五到八尺的一个范围。下挖“未倍寻”，寻的长度是八尺。如果铭文反映了实际的数字，减去地表“高惟及仞”的遗址堆积，则藏石函的砖室即佛塔地宫距地表不足十尺。如果遗址堆积以前未被开挖或移动，这一“高惟及仞”的堆积就可能是原佛塔的夯土基址，外包砖，上面建筑木结构佛塔，地宫建于夯土塔基之中。如果原为夯土塔身、外面包砖的实心多层楼阁式塔，坍塌后的堆积应该不会仅几尺高。梁思成先生曾认为：“隋文帝大崇释氏，敕建舍利塔于天下诸州，盖均木塔也”④。这比较符合史实。

       其次是发掘出舍利后的瞻礼活动。铭文记载了得到舍利函及琉璃瓶后，僧众与孟诜等地方官员瞻仰供奉舍利的情况。维那僧正法准备好香水，要将舍利先倒出清洗。然而可能是由于潮湿等缘故，瓶中的舍利倒不出来。僧人借此劝导众人要恭敬虔诚、反省自身。大家端正心态、诚心敬佛后，再次倾倒，才使舍利倒出。由此反映僧人对舍利的供养中，香水沐浴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所以历代塔基地宫出土的器物中常有净瓶、玻璃瓶、瓷器等容器，应该多与储存香水有关。如陕西耀县隋宜州宜君县神德寺舍利塔基出土了铜净瓶，还有装着淡红色液体的玻璃瓶⑤。陕西临潼庆山寺塔基地宫出土了银勺、银箸、鎏银宝瓶等⑥。河北定县静志寺地宫出土的器物中有2件直筒形的玻璃杯，一大一小，小者浅色无纹，大者蓝色并有竖线磨刻条纹。参考地宫中出土的唐大中十二年《唐定州静志寺重葬真身记》铭文记载：“发旧基，得石函二……供具内金函，函内有七珍缭绕。银塔内有琉璃瓶二，小白大碧，两瓶相盛水，色凝结”，可知这些玻璃杯原来也是装有香水的供具⑦。

       孟诜应该是一个深谙封建政治、善于利用时机的官员。所以在此武则天刚刚称帝，热衷吉兆神示的时刻，他敏锐地利用了舍利出土这一有利条件，借助石函铭文大肆宣扬武则天的君权神授。铭文中称：“于函之侧，仍勒铭云：‘神皇圣帝，地同天合，星拱辰居，川潮海纳’。伟哉睿后，显号著于铭刊；铄矣康期，景度载于冥纪。”这里的“函”与“勒铭”应该是指当时从古塔塔基中出土的原石函。“神皇圣帝，地同天合，星拱辰居，川潮海纳”四句则是指原石函上的铭文。《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载，武则天在载初元年(公元694年)，“改国号为周。……加尊号曰圣神皇帝。”⑧延载元年五月又加尊号为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石函上的“神皇圣帝”四字正与武则天的尊号相合。在讲求神异祥瑞的古代，这是极大的吉兆，是神授君权的体现。所以孟诜借此宣扬天后称帝的尊号早有神祇在冥冥之中予以宣示，大肆歌颂武则天是神佛化身。可以想见这在巩固武氏皇朝的政治活动中会有重要意义。然而我们并没有在正史中找到有关这一征兆的记载，可能是当时各地类似的祥瑞不少，不必一一详细记录了。

       “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⑨。武则天称帝最大的阻碍就是古代中国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概念。因此，她利用唐代世人广泛信仰的佛教，直接通过僧人宣传，造成女主君临世间的舆论环境。伪造大云经与兴建大云寺的全国性政治宗教活动为她登上皇帝宝座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础。《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记载：“载初元年……秋七月……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命诸州各设大云寺，总度僧千人。”汤用彤认为：“中宗即位，武后乃亟谋篡位，遂大造符瑞图谶，以期移天下之视听。垂拱四年四月(或五月)，武承嗣伪造瑞石，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唐同泰表称获之于洛水。皇太后大悦，号其石为宝图。六月又得瑞石于汜水，是曰‘广武铭’……次盖暗示女子武媚当为天子。而摩顶授记，则实暗指《大云经》谶之事。得瑞石之明年，太后服衮冕，搢大圭，执镇圭以祭。再一年，改周正，是为载初元年。其年七月，沙门怀义、法朗等造《大云经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⑩接着武则天就在九月正式登基称帝。孟诜宣扬的泾州古塔石函刻铭中的瑞兆，正是在如此风气下利用佛教为武氏巩固政权的手段之一。

       从史载孟诜的仕途看，这次对舍利石函的发现与颂扬应该是起了一定作用，至少孟诜从此官运亨通。以前由于他说武则天赏赐给刘祎之的黄金是炼过药的而遭致贬斥，从凤阁舍人外放台州司马，由五品中央枢机官员降为六品地方佐吏，任泾州司马就是在此后的调动。而在舍利石函出土几年后的长安年间，孟诜便升任同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由六品升至实职四品、散官三品(11)。

       值得注意的是在供奉舍利活动后，重新瘗埋舍利的记载。铭文云：“爰从大周延载元年岁次甲午七月癸未朔十五日己亥迁于佛殿之下。崇圣福焉。广厦清泠，曾轩肃穆，基侔象戴，隧拟龙缄。采涅槃之旧仪，道宴坐之遗则”。

       这记载了将舍利再次瘗埋在大云寺的“佛殿之下”。需要注意的是，以往都把1964年泾川大云寺舍利函出土的地点认作唐代塔基。但前述报告中并没有明晰的地层发掘情况与遗址状况说明，可能并没有做过完整的基址发掘。后来多依据铭文介绍舍利出土于古塔基址，把这件武周的石函也看做是从塔基中发掘出来的。我们在有关佛教的历史文献中还没有见到把“佛塔”称作“佛殿”的情况。而石函题铭中“佛殿”、“广厦清冷，曾轩肃穆，基侔象戴，隧拟龙缄”的记载，也更像在描述一处殿堂建筑与其中开挖的地宫，而不是高耸的佛塔。在佛寺殿堂下埋葬佛教信徒的例证有西安隋李静训墓。发掘报告介绍李静训的石棺墓葬“埋在一座夯土台基的下面，台基残存的长宽50×22米，当是一座建筑物的遗址。”同出的隋大业四年十二月廿二日李静训墓志称：“葬于京兆长安县休祥里万善道场之内。即于坟上构造重阁。遥追宝塔，欲髣髴于花童；永藏金地，庶留连于法子”(12)。正说明建造坟墓后即在上面建有殿堂建筑。可见当时也有在坟墓上建佛堂以象征魂归佛国的习俗，那么，在佛殿下瘗埋舍利也是合理的。

       徐苹芳先生在总结中国古代舍利塔基考古情况时，把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作为一个典型代表，认为它表明舍利地宫正式出现。从他的断代排列来看，他可能认为隋代与唐代初期还没有出现完备的地宫建筑，而出土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的地宫则是现知最早的完备的唐代地宫建筑(13)。然而由于该处地宫可能建在佛殿之下，那就与舍利塔基中的地宫建筑序列无关了。故该处地宫的设立应该是地宫建设的特例，并不能表明佛塔地宫制度的完善。铭文记载当时出土舍利函的古塔基中同样建有砖室。那么在这座年代远早于武周时期的古塔中就有了砖室地宫建筑。如果该记载属实，这会把佛塔地宫建筑的完善时间大大提前。

       有学者把这批舍利看做仁寿元年隋文帝颁发给全国三十个州的那批舍利之一，出土舍利石函的古塔则是隋文帝下令建立的泾州大兴国寺舍利塔。这种说法恐怕还没有绝对的证据。有关隋文帝颁令全国建立佛舍利塔一事，《广弘明集》、《法苑珠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等佛教文献中都有记载。《隋书·文帝本纪》记载隋文帝在仁寿元年下诏命令在全国三十个主要州内建造舍利塔，供奉舍利。《广弘明集》卷十七收录《隋国立舍利塔诏》中称：“朕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共修福业。使当今现在，爰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请沙门三十人谙解法相兼堪宣导者，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熏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诸州起塔”(14)。从已有的文物看，这一诏令得到了完全执行，而此次建塔的地点中就有泾州大兴国寺。

       以前的金石著录中曾记录了一些隋文帝建立的舍利塔铭，如山东益都广福寺出土的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青州胜福寺舍利塔下铭和扶风龙光寺出土的仁寿元年岐州舍利塔下铭，其铭文比较简单，内容大体相似。前者塔下铭为：“舍利塔下铭：维大隋仁寿元年岁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于青州逢山县胜福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愿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诸皇子孙等，并内外群官，爰及民庶、六道、三途、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闻法，永离苦空，同升妙果。孟弼书。敕使大德僧智能。侍者昙辩。侍者善才。敕使羽骑尉李德谌。长史邢祖俊。录事参军丘文安。司功参军李佸”(15)。这些塔下铭已经脱离了石函，刻成一件单独的方形石板，很可能覆盖在舍利石函上面。

       陕西耀县隋代宜州宜君县神德寺塔，虽然仍在塔基夯土中埋设舍利，但清理塔基时发现舍利石函四周砌了护石和砖墙，形成了初步的地宫建筑形式。这件石函的外表四面上有线刻的舍利佛、迦叶、阿难、大目犍连、四大天王与力士等佛教神祇形象。石函上口专门嵌了一件刻在方石板上的舍利塔下铭作为内盖(16)。上文已述，类似的隋代舍利塔下铭已发现过很多，其内容与字体基本相似，可能是当时官方统一规定的式样。《佛祖统纪》、《续高僧传》等佛教文献记载，隋文帝在仁寿四年(公元604年)还曾下诏，再向三十余州赠送舍利起塔供养(17)。宜州宜君县神德寺塔下铭证明，该塔就是这次建立的舍利塔之一。

       1987年11月，北京市房山县石经山雷音洞的佛座后发现了一个埋藏舍利函的地穴，出土的全套舍利石函包括三层石函、一层镀金银函和一层白玉函，十分精致。最外的汉白玉石函是明代万历母后慈圣皇太后把隋代石函中的佛舍利请进宫供养后制作的，上面刻写铭文262字，记录了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年)发现舍利的情况。里面一层是隋代石函，上面刻写了“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中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的题记(18)。由此可见，到了隋炀帝时期，官方统一制作的塔下铭文辞格式就有所改变了。

       《法苑珠林》卷四十录隋著作郎王邵作《舍利感应记》记载：“皇帝于是亲以七宝箱，奉三十舍利……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熏陆香为泥，涂其盖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于铜函石函，一时起塔”(19)。

       这样可以得知，隋文帝诏令建筑的舍利塔，其塔下铭具有统一的固定形制与文辞格式，而且仁寿元年向各州赠送的舍利都仅有一粒，仁寿四年宜州宜君县神德寺塔地宫中出土的舍利也不过三粒。这些塔中瘗埋的舍利也都是有琉璃瓶、金瓶、铜函与石函几重包装。据泾川大云寺石函铭文，该古塔出土石函的形制、铭文及舍利包装都与上述情况不符。特别是舍利的数量远远超出隋文帝所赐数量。这都说明目前材料还不能确定这批舍利出自隋文帝诏令建筑的泾州大兴国寺舍利塔。据张怀群先生介绍，2005年3月，泾川县城关镇水泉村附近出土一尊北周石雕佛像，出土地为一处寺院遗址。该地在20世纪70年代出土过北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宝宁寺比丘惠明舍利石函及铜函、铜匣、舍利等文物，现存平凉市博物馆，说明这里为北周宝宁寺遗址(20)。此地位于唐大云寺遗址西南约200米，与孟诜所撰舍利塔铭中所说的古塔方位相同。铭中所说古塔是否也属于北周遗址，则可以进一步探索。如果能够确认泾州大云寺舍利函中的舍利原来是北周塔基中瘗埋的，那对了解北周时期佛教的活动会有宝贵的参考作用，而地宫建筑的出现也可以提前到北朝晚期。

       舍利石函题铭最后列举了大量当时参与这次舍利瘗埋的官员姓名。其中的众多人物可以在唐代文献中找到踪迹，石函题铭既可补史，也对了解当时士族大姓在官僚政治中的地位提供了实际证据。

       “中散大夫使持节泾州诸军事守泾州刺史上骑都尉源修业”。《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上：“源氏……师民，字践言，隋刑部侍郎……(曾孙)修业，泾州刺史。”天宝六载(公元747年)二月癸酉唐故通议大夫守太子詹事上柱国源(光乘)府君墓志铭记载：“司户之子讳修业，长寿中为洛州司马、泾州刺史。……府君即泾州之第三子也。”此外还有源修业孙子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二月二日唐故朝议郎守楚州长史赐绯鱼袋源(溥)公墓志铭与源修业曾孙女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二月四日唐故殿中侍御史张府君夫人河南源氏墓志(21)，显示了源氏家族的世系传承。

       “朝散大夫前沙州长史博陵崔璩”。《旧唐书·崔玄暐传》云：“博陵安平人也。父行谨，为胡苏令。本名曅，以字下体有则天祖讳，乃改为玄暐。……深为叔父秘书监行功所器重。……子璩，颇以文学著名，官历中书舍人、礼部侍郎。璩子焕，自有传”。又见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下博陵崔氏。传世有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十月己酉大唐故特进中书令博陵郡王赠幽州刺史崔(曅)公墓志铭，即崔玄暐之墓志。志文称“子紫微舍人璩等”。又咸通四年(公元863年)三月三日李夫人墓志记载：“外六代祖尊讳玄暐，特进中书令，封博陵郡王。外五代祖尊讳璩，礼部侍郎、博陵郡公”(22)。此舍利铭中题名之崔璩当即上述文献所载崔玄暐之子崔璩。然而《新唐书·崔玄暐传》中称：“开元二年诏：‘宜以玄暐子璩、柬之孙毖，并为朝散大夫’”。而此舍利铭记载于延载元年(公元695年)崔璩已经授官朝散大夫。其间崔璩或许曾经因受其父累而贬职。《旧唐书·崔玄暐传》云：“(玄暐)以后累被贬，授白州(《新唐书》作古州)司马，在道病卒。”史载为武三思与韦后制造桓彦范等人冤案所及。

       “参军韦晋”。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大唐故黄门侍郎兼修国史赠礼部尚书上柱国扶阳县开国子韦(承庆)府君墓志铭记载：“嗣子晋等”(23)。时代相合，可能就是舍利铭中的韦晋。

       “豳州宜禄县尉检校营使汲人赵贞固书”。赵贞固，应即赵元，《新唐书》中有传，附于陈子昂传后。《新唐书·陈子昂传》中记载：“子昂资褊燥，然轻财好施，笃朋友，与陆余庆、王无竟、房融、崔泰之、卢藏用、赵元最厚。”《新唐书·赵元传》则称：“赵元者，字贞固，河间人。祖掞，号通儒，在隋，与同郡刘焯俱召至京师，补黎阳长，徙居汲。元少负志略，好论辩，来游雒阳，士争向慕，所以造谢皆捂绅选。武后方称制，惧不容其高，调宜禄尉。……卒年四十九。其友魏元忠、孟诜、宋之问、崔璩等共谥昭夷先生。”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十一月十五日大唐故监察御史天水赵(陵阳)墓志铭载：“曾祖掞，隋□阳郡守。祖礼舆，皇制授许州临颍县丞。父贞固，皇朝征授豳州宜禄县尉”(24)。证实赵贞固即史载之赵元。上引咸通四年(公元863年)三月三日李夫人墓志记载：“外五代祖尊讳璩，礼部侍郎博陵郡公，与道士司马公子微、赵公贞固、卢公藏用为莫逆之交。”时隔160余年，而崔氏后人仍将崔璩与赵贞固等人的交往铭记在心，可见他们的交谊非同一般。司马子微即司马承桢，与卢藏用均在两唐书中有传。他们和赵贞固都是以道术知名，并被朝廷征召为官。与之交游深厚的著名文人陈子昂曾著诗《赠赵六贞固二首》和《同宋参军之问梦赵六赠卢陈二子之作》，并在赵贞固卒后为其撰碑文，记述的赵贞固世系与经历更为详细。谨录陈子昂撰昭夷子赵氏碑文如下(25)。

       昭夷子讳元亮，字贞固，汲人也。本居河间，世为大儒。至祖掞，尤博雅耽道。隋征入学士，与同郡刘焯俱至京师，补黎阳郡长，始居汲焉。有二子：礼舆、礼辕，舆官至临颍县丞，辕为校书郎，并著名当代。昭夷即礼舆季子也。元精沖懿，有英雄之姿。学不常师，志在遐远。年二十七，褐衣游洛阳。天下名流，翕然宗仰。群蒙以初筮求我，昭夷以玄彀发机。故蓬居穷巷，轩冕结辙。时世议迫阨，不容其高，乃屈身泥蟠，求祿下位，为幽州宜祿县尉。到职逾岁，默然无言，唯采药弹琴咏尧舜而已。州将郡守，穆然承风，君之道标浩如也。因巡田入陇山，见乌支丹穴，密有潜遁之意。苍龙甲申，岁在大梁，遭命不造，发痼疾而卒。时年四十九。君故人云居沙门释法成、嵩山道士河内司马子微、终南山人范阳卢藏用、御史中丞钜鹿魏元忠、监察御史吴郡陆余庆、秦州长史平昌孟诜、雍州司功太原王适、洛州参军西河宋之问、安定主簿博陵崔璩，咸痛君中夭……乃共稽陟旧行，考谥定名，问于元蓍，象日明夷于昭夷。

       宋之问亦有《送赵六贞固》一诗，称：“目断南浦云，心醉东郊柳。怨别此何时，春芳来已久。与君共时物，尽此盈樽酒。始愿今不从，春风恋携手”(26)。陈子昂死后，卢藏用曾为之编辑文集并作序。序文中再次记录了与陈子昂交厚的这些友人，赵贞固仍然列名其中：“友人赵贞固、凤阁舍人陆余庆、殿中侍御史毕构、监察御史王无竞、亳州长史房融、右史崔泰之、处士太原郭袭征、道人史怀一，皆笃岁寒之交。与藏用遊最久，饱于其论，故其事可得而述也”。可见赵贞固与陈子昂的笃厚交谊为世人共知。据碑文记载，赵贞固的去世应该是在“岁在大梁”，即酉年。陈子昂卒于圣历初年，而泾川舍利石函铭刻于延载元年，其间只有神功元年(公元697年)为丁酉。赵贞固应卒于是年，可能死在宜禄县尉职所。

       “宣义郎行司户参军李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上赵郡李氏东祖叡之后有李恁，任湖州司马。其曾祖父李纯为隋介州刺史。推算其在世时间应与舍利铭中所记李恁相合，或即此人。

       “奉义郎行司仓参军独孤思礼”。此人在现存唐代文献中尚无记载，但是20世纪50年代西安市发掘的两座唐代墓葬出土了独孤思敬与独孤思贞墓志(27)。核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下独孤氏，载独孤思贞四世祖独孤永业，曾为北周襄州总管，其曾祖独孤子佳。祖父独孤义顺，有子三人：元恺、元康、元庆，即独孤思贞父辈。独孤思敬的墓志记载其祖父也是独孤义顺，父亲为独孤元恺，可见他们是叔伯兄弟，并且葬地邻近，应该是同葬在独孤家族墓地中。《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独孤思贞诸叔伯兄弟均以思字行辈。独孤思贞卒于神功二年(公元698年)，独孤思敬卒于景龙三年(公元709年)，与泾川舍利塔铭记载的独孤思礼在世时代相同。由此推测，独孤思礼可能也是独孤义顺家族的后代。

       注释：

       ①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文物》1966年第3期。

       ②杜斗成：《“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跋》，《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

       ③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第2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④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101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

       ⑤朱捷元、秦波：《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74年第2期。

       ⑥临潼县博物馆：《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记》，《文博》1985年第5期。

       ⑦a.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第8期。

       b.[日]出光美术馆：《地下宫殿の遗宝》，平凡社，1997年。

       ⑧[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则天皇后纪》第121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⑨《尚书·牧誓》，见《十三经注疏》第183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⑩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23页，中华书局，1982年。

       (1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方技传》第5101页，中华书局，1975年。孟诜的经历、著作与交往文人等情况，杜斗成先生有较详细的考证，此不赘述。请参阅注②。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第25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13)徐苹芳：《中国舍利塔基考述》，见《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第424页，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14)[唐]道宣：《广弘明集》，见《弘明集·广弘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15)[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四十第三页《青州舍利塔下铭》，扫叶山房刻本。

       (16)同⑤。

       (17)如[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二释洪遵传：“仁寿四年下诏曰：……今更请大德奉送舍利，各往诸州依前造塔。……又下敕三十余州一时同送。”见《高僧传合集》第2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18)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年来北京考古的新成果》，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第9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19)[唐]道世：《法苑珠林》卷四十，见《大正新修大藏经》五十三册，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年。

       (20)张怀群：《大云寺西侧之北周宝宁寺佛像出土及遗址调查记》，见《泾川大云寺史籍资料选辑》，内部发行。

       (21)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第1605、1832、18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22)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第24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23)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24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24)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5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25)[唐]陈子昂：《陈拾遗集》，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卷五，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昭夷子赵氏碑》原文作“幽州宜禄县尉”，幽当为豳之误。

       (26)《全唐诗》卷五十一第619页。中华书局，1960年。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第41、48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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