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思想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2)05-0005-06
一、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贡献
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中，对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正确思想，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 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中一贯重视科学文化知识[1](P11)。他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和对科学作用的认识，对科学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功能做出了新概括，提出“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2](P108)，“人们为着要在自然中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2](P110)。建国后，他充分认识到科技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推动作用。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3](P86)。对于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视，为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社会属性、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基础。
知识分子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 毛泽东在坚持马列主义立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知识分子实际，对知识分子社会属性问题作了深刻阐述。1925年，他就指出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还认为，他们“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4](P5)。1933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布了毛泽东签署的《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指出“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及著作家、艺术家等，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5](P331～P332)。1939年，他指出“知识分子和青年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他们都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而“这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6](P641)建国初期，他也坚持了知识分子是劳动者的观点。“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了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7](P270)，认识到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员，“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7](P268)。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社会属性和政治态度的论述，为党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知识分子进行革命、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列主义关于知识分子作用的观点。“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一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6](P559)。他反复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6](P618)，认为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知识分子问题解决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革命事业的成败。1937年，他在陕北公学举行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先锋队”问题，指出陕北公学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以便为革命的胜利前进开辟道路。建国后，他也一再告诫全党继续重视知识分子问题。“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8](P71)。同时，他指出，“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6](P270)。肯定了知识分子不仅在革命中，而且在建设中也起着重大作用。
对知识分子要团结、教育、改造 毛泽东深知“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6](P620)。1933年，他在《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党应实行利用旧知识分子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的政策。1939年，他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要求团结、吸收知识分子。1940年，他指出，“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应该放手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6](P768)，这就提出了在组织上要提拔、重用知识分子的问题。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是“争取”、“团结”。1942年整风之后，加入了“教育”、“改造”内容，形成了“团结、教育、改造”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政策。建国后，按照“团结、教育、改造”方针，党和人民政府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7](P225)。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促进了知识分子才能的发挥。
二、邓小平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贡献
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杰出代表，邓小平无论在革命还是建设时期，都一贯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尤其是在“文革”以后，他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知识分子实际相结合，开拓了马列主义知识分子理论的新境界。
科学技术是是第一生产力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总结了“二战”以来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世界发展的趋势，对知识作用问题进行了明确阐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3](P87)。他又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9](P275)。他的这些精辟论断，揭示了科技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及其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是对马列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突破。邓小平也多次强调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技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技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技，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技的高速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度发展”[3](P86)。深刻指出了知识、科技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 邓小平在充分认识知识、科技重要作用的基础上，率先在知识分子社会属性问题上进行了“拨乱反正”。他重新恢复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的说法，并有了进一步发展。他确认知识分子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3](P186)，“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3](P89)这样，邓小平在马列主义立场的基础上，恢复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社会属性的正确估计和科学判断，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问题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实事求是地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3](P67)他通过对知识、科技在当今社会发展中重大作用的阐述，认识到知识分子不仅在革命中，而且在建设中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既然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3](P88)进一步说，就会牵扯到怎样看待知识、科技的载体——知识分子？既然建设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不断地掌握和运用先进的知识、先进的科技，那么，知识分子就必然是现代化建设中一支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9](P120)这就把国家的前途命运与知识分子紧密联系在一起，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文革”刚刚结束，邓小平就大声疾呼：“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3](P41)尊重知识，就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知识分子进行研究和探索，推动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尊重人才，就要在政治上高度信任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中选拔和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今后的干部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3](P228)，同时要求必须解决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9](P287)、“这个问题从理论到实践，都要认真研究解决。这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3](P51)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指引下，邓小平在政治、组织、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对知识分子政策作了马列主义的论述，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增强了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决心和信心。
三、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分子思想的共同特征
深刻的理论性 无论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们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马恩列斯在理论和实践中，对知识分子问题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关于知识的作用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明确提出，“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在内”。关于知识分子社会属性问题，马克思指出：在各种劳动者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于是劳动能力的愈来愈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这种劳动能力的承担者也被列在生产工人的概念下。”[10](P100-101)这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首次对知识分子社会属性的科学论述。1936年，斯大林指出，“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阶级，而且也不能是一个阶级，它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由社会各阶级出身的人组成的一个阶层”[11](P411)。关于知识分子作用问题，马恩列斯指出“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12](P3)、“如果明天我们必须掌握政权，我们就需要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13](P630)同样，马恩列斯还对关于实行怎样的知识分子政策作过精辟的论述。“人才，那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所以，我们“必须像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护人才”[14](P103)。明确提出了尊重、爱护人才的思想。总之，马恩列斯对于知识分子思想问题作过全方位的科学的论述，对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正确认识和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鲜明的时代性 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时代的精华。毛泽东和邓小平知识分子思想也是各自时代的产物。“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6](618)。1942年整风之后，形成的“团结、教育、改造”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政策中，“教育、改造”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团结，最终目的则是服务于统一战线，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毛泽东知识分子思想深刻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建国后，他又把广大知识分子团结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统一战线里。“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国际形势发展趋势，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思想，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做贡献的政治上信任、思想上改造、组织上提拔、工作生活上帮助等方面的政策。邓小平知识分子思想适应了开发高科技、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时代需要，反映了世界新科技革命飞速发展的趋势，带有明显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时代气息。
卓越的创新性 无论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知识分子实际相结合，使马列主义知识分子思想走上一个新的高度。作为把马列主义知识分子思想与中国知识分子实际相结合并科学阐述党的知识分子理论问题的第一人，毛泽东关于“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的论断；关于“知识分子是一种使用脑力劳动者”的论断；关于“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论断；关于“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的论断等等，都是他在马列主义知识分子思想的指导下，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新论断、新思想。“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知识分子思想进行了重大开拓和创新。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论断；关于“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的论断；关于“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的论断等等，都是在新的时期，对马列主义知识分子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突出的实践性 毛泽东和邓小平知识分子思想是党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行动指南，二者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服务于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腾飞。二者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可操作性。毛泽东在以“团结、教育、改造”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思想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发展和壮大了统一战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国初期建设成就的取得，奠定了基础。这也体现了毛泽东知识分子思想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科学性。“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根据时代要求和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思想。党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高科技开发、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知识分子政策，大大促进了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同时，也体现了邓小平知识分子思想的实践性、可操作性。
四、邓小平对毛泽东知识分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和毛泽东知识分子思想都是中国革命、建设的产物，都“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境界”[15](P9)，但二者并不等同。邓小平对毛泽东知识分子思想不仅仅是继承和坚持，而且还有扬弃与发展。邓小平对毛泽东知识分子思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他根据时代发展要求，提出了解决新时期知识分子问题的新思想。例如，他把科技的作用提到了第一位的位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毛泽东的“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的具体化和升华。对于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问题，他提出“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的精辟论断。这是新形势下毛泽东的“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的具体化和升华。对知识分子社会属性，邓小平完成了晚年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错误认识的最大的“拨乱反正”。5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胜利面前产生了骄傲情绪，对知识分子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7](P273)，断言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把知识分子的阶级本质由“劳动者”重新确定为“剥削阶级”，这是对知识分子社会属性的错误认识，导致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倾向直至“文革”的全民族浩劫。“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率先在知识分子社会属性问题上进行了“拨乱反正”，重申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在新形势下，恢复、坚持、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社会属性的正确认识，迎来知识分子新的春天。
总之，通过对毛泽东、邓小平知识分子思想的回顾，我们发现，由于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各自论述的侧重点也就不同。但他们都是马列主义与中国知识分子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今天，重温毛泽东、邓小平知识分子思想，从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中找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规律性的东西，有利于完善当前党的知识分子理论、政策，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收稿日期］200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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