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成就动力源：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
刘朝帅
[摘 要] 回顾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辉煌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起到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通过寻求阶级人的整体性解放达到法律政治共同体的构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最鲜明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点，抓主要矛盾，突破一点而解决其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国家精神成为一面旗帜。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交相辉映，发展出更耀眼的文明共同体，整体性的国家精神塑造了表象性的国家，爱国主义精神和公民道德在新中国成为中国人的日常精神内涵和要求。
[关键词] 新中国 成就 国家精神 文明共同体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令人精神鼓舞和激昂。而回首过去，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已经到了国将不国的地步。
回顾历史就是要寻找原因，把新中国的七十年历史拉长到近代中国以来，用现在的眼光看待新中国与以近代中国各个时期的人看待当时中国的视域对比，寻找国家富强的哲学道理。为什么晚清那么大的一个帝国不堪一击？民国时期，国体、政体形式上都存在，而又军阀混战、政局混乱不堪、人民饱受凄惨？在抗日战争中，四万万中国人打不过区区进入中国的两百万日本人军队，被日本侵略者蹂躏十四年？而同样的一批人，却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年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发展成为经济大国？为什么？中国人缺乏一个现代化的政治法律共同体、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中国人缺乏一种精神气概、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大局意识和全局意识。这两种存在都是中国人缺乏的，不是说从来中国人没有国家统一的概念和爱国主义的精神现象，而是离现代国家精神的概念相差很大，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而这两种存在是新中国所以成功的动力源泉，引发和激发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激发全体中国人昂扬的斗志，激发中华民族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规模频繁的人口流动、老龄化的加剧、平均寿命的延长、由生育政策导致的家庭结构的巨大变迁，以及市场化改革之下单位制度的消解，使得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逐渐溢出私人领域和单位福利的范畴，转向一种需要由政府主导、社会部门共同支持的公共服务制度安排。政策作为国家行为的载体，是分析判断国家大政方针走向的重要依据。养老服务政策是指政府为促进养老服务、保证老年人生活而出台的政策，具有导向、调控和分配养老服务资源的功能[2]。
二、政治法律共同体
耳熟能详的国家、民族、现代化国家到底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对它们下一个定义，是十分困难的事情，熟知非真知。按照唯物主义物质的观点，确信实实在在的实体或者是受到万有引力所作用的实在才是真实的存在，不是这样的实在就是精神存在。国家、民族都是这样一种精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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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好教育进行时”促进了品牌学校建设和质量提升，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的好教育总是由众多品牌学校支撑的，这几年，广州市、区两级管辖的名牌学校越来越多，内涵不断丰富，风格愈加凸显。
改革开放后，改变一统天下的国营经济，允许部分个体、私有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私有经济的份额，更加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的税收直线上升，国家的办事能力也大大加强，一系列的个人不能办的、办不了的事情在国家的支持下都开展起来。国家的力量和个人的自由发展都同时得到发展，相得益彰。国家没有私有经济的发展而受到丝毫阻碍，个人的自由和人权、知识产权都得到发展，人们的创造性得到鼓励并迸发出来，社会财富增加很快，国家的作用更加突出，在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性紧急事件的处置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更加凸显。
不过，出于警惕，为了自保，乔十二郎不敢向老人讲明自己身世，经历过哪些可怕的厄运。直到他因研制爆炸力强大的火药不幸出错，头脸被严重灼伤，老太医没日没夜守护他，为他诊治熬药，精心呵护，最终使他痊愈，乔十二郎才断定，这位老人今生今世皆能托付肝胆，于是，将自己的遭遇和仇恨全盘说出。
法国哲学家马里旦《人和国家》一书中说：“一个种族共同体可以界说为一个感觉形态的共同体，这种感觉根源于集团起源的物质土壤以及历史的精神土壤。当这种实际状况进入到我认识的领域时，换句话说，当这个种族集团意识到他构成了一个感觉共同体这一事实，——或者毋宁说，它有了一种共同的不自觉的精神——并具有它本身的统一性和个性、它本身要生存下去的意志时，这个种族共同体就变为一个民族了。”[6]8-9马里旦更加注重精神的作用和意识自觉，在与种族的对立区别中，对民族进行定义，也即民族精神是民族不可或缺的内容。
(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
西方近现代民族国家发端于16世纪，到十八九世纪逐渐成熟和定型，历经三四百年，也是一个侵略成性的、战争不断的现代民族国家。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从19世纪开始的，在西方的坚船利炮的攻击下被动地纳入世界殖民体系的。一个落后的组织形式的古代国家，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自然不是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和先进生产方式的现代国家的对手。中国的落后不仅是人的精神和思维方式的落后，还包括生产方式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主体性的差异。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士绅强烈地感觉到了民族的、文化的危机，如何摆脱这种落后状态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重大时代命题。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晚清整个时代的命题是如何奋发图强，避免亡国亡种。这一时代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首先在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的头脑中朦胧产生，通过这一时期的著作可以看出，魏源的《海国图志》还只是介绍海外各国的历史和地理状况，但已经不是简单介绍，已经意识到中国作为天朝大国只不过是万国中一国，不再有天朝的幻想。郑观应著作《盛世危言》已论述富国强兵的道理，较为全面地论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一股强烈的借力打力，“力”的思想贯穿其中。自从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译介至中国，晚清社会中洋务运动追求国家富强，正如马建忠说：“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10]403经世济用的富强思想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爱国主义的思想也油然而生，爱国主义成为最高评价[11]146-147。到了1890年代以后，严复和梁启超等人在富强的道路上认为仅仅富强还不够，中国还需要一种精神。严复们“将浮士德精神与国家富强德民族主义目标结合起来，致力于重新打造建构民族国家所需要的国民精神”[12]264。这一时期的上下朝野谈论的莫不是洋务、洋人，时代的精神是富国、进取、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追求物质财富，在晚清历史上也出现同治中兴的气象，朝野人士对中华文化还是有相当的信心，“体用”学说还是十分流行。实际结果是挡不住西方文明的强攻，最终丢掉老祖宗的文化，一反常态地大加贬斥孔孟文化起来。
国家、民族、现代民族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与一定的历史相联系的，是历史的产物，必然有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在近代中国以前，当时的中国没有这些概念和精神现象，虽然顾炎武先生有了一种呼之欲出的汉民族意识，但还不能与近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的概念相比较。现代民族和国家在不同的地区出现和表现形态各不一样，有早有晚，代表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必然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别。民族和国家都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有着对外的劫掠职能以更好地发展自己削弱他人。
在西方各种思想的指引下，加上儒家学术中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暗流涌动，当时代的人认为必须富裕，必须船坚炮利，建立新式军队，就可以保家卫国，中国人的富国强兵的要求就顺势产生了。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对民族下了一个对后世影响十分巨大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3]28。斯大林民族定义中的“民族”是具有特定时空对象的,即“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民族的过程”。也就是说,斯大林民族定义中的“民族”是西欧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构建民族国家而产生的结果,而非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人们共同体[4]。本尼迪德特·安德森为民族这个充满争议的事物下了一个当今世界流行的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5]6这一概念其实没什么巨大的创意，与萨维尼对国家与民族的关系阐发和解释换了一个不同的说法而已。把民族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从本质上是国家的本质，民族与国家是资产阶级脱胎于封建社会而产生的新的团结方式和连接方式，即生产方式的新的表达，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族就没有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生事物。不论国家、民族还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法律共同体，都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间接的结果，是一种精神现象。
(二)要富强还是要文明
目前，正在进行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一：第二个一百年，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等五个词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最初邓小平是从富强、民主和文明等三个维度考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仔细思考，民主是一种制度，可以包含在文明的内涵之中，文明的概念大于民主，一个文明的社会应是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由此，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包含富强和文明基本两个维度，一个是物质层面，另一个是精神层面，也是契合邓小平提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主题思想，也即现代化强国的思想依然是富国强兵思维的延续，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的富强目的还没有完全达到。
古代中国遭遇近代的西方，惊叹于近代西方的富庶，对西方的器物十分折服，决定向西方学习首要物件是工程技术。那时还没有意识到制度的博大精深和最根本的近代西方的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以为只要富强了、使用先进的武器就可以与列强平等相处，走向富国的道路。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应是布尔乔亚式的精神状态，认为强权就是公理，寻求“力”的物质的力量，对物质有着强烈的崇拜感情。传统的儒家经世济用思想重新蓬发起来。国家的工具主义的理性就成为统治当时人们的一种精神力量，甚至认为国家只要富强了，其他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国家工具论相信强权，践行天演论，“自天演以来，即有竞争，有竞争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于是强权之义，虽非公理而不得不成为公理。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追求增进本民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于外,故曰：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7]459。梁启超充分地看到和论证了西方国家的虚伪，对内讲平等，对外讲强权，强权遇到强权讲道理，强权遇到弱者就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由此也可以理解其后来的拥护立宪主义，不主张革命式的社会运动，他也清晰地看到革命后的“第二天”会怎样。要富强还是要文明，二者兼具最好但是不能兼得的。二者之间有着张力和不同的价值旨趣，并有着先后的时间顺序，不能颠倒过来的，有轻重缓急的分别。梁启超选择了强权的国家主义。
(三)现代国家建构和作用
建立现代国家或者现代民族国家也可称为政治法律共同体是必要的、紧急的，尤其19世纪最后十年，君主立宪派和革命派对如何建国和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一方以康梁为代表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可以避免社会剧烈动荡和法统的保持一致，至于谁是最高统治者并不是最重要问题； 另一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共和派，强烈主张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共和制的民主制国家。实践证明都没有获得绝对成功，像《旧制度和大革命》中所说的革命推翻了旧政权，但是新的制度和法统并没有随着建立，旧制度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作用和“复活”起来。
在景观评价过程中，结果的精准性与基础数据资料的采集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并且当代景观评价的精确程度主要取决于拍摄和数据收集的技术水平。本文基于航空模型和航拍技术的特点进行分析，并为景观评价的改革创新提出一些方法建议，希望能为景观评价水平的提高有所帮助。
马克思国家的观点，国家是暴力统治的机器，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一个阶级就是一个集团，或者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思想的政治集团，它的代表者是本阶级集团的优秀分子和先进部分，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时代感。从德国古典哲学来看，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核心观点是理性和人本主义，对西方封建统治者和宗教神学的一种反动和超越，最终落实到个人的解放上来，人是出发点和落脚点，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意识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马克思的落脚点是不仅仅于此的，是落脚于阶级，阶级仍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和想象的共同体，也只有扩大了的抽象了个人的“阶级”才能看清出社会的本质和国家的本质，是从本质的范畴考虑社会的性质和作用的。从形式的角度分析，“国家是人类精神的形形色色的化身，是经历历史的磨难和失败后在各自领土上形成的集团”[1]29。国家是一个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表现或表象。“在民族中，存在一种将这种不可见的统一体——民族——表现为可见的、有机地现象的倾向，这种精神性的民族共同体的实在形态就是国家；通过国家，此统一体也同时获得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界限”[2]23。萨维尼从民族的立场界定了国家，赋予国家完整的边界清晰的疆域，同时包含一个个具有独立精神的单个的人。集合鲍桑葵的人类精神，国家是囊括一个法律上的人、边界、主权、精神等要素组成的精神现象。
所有患者均符合DM诊断标准[1]：空腹血糖≥7.0mmol/L或餐后2 h血糖≥11.1 mmol/L，诊断过程中需排除肝脏疾病、慢性肾功能不全、应激状态、肢端肥大症、库欣综合征等原因导致的血糖继发性或一过性升高，排除其他继发性高血糖疾病，且年龄在50～75岁之间。其他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心、肝、肾等脏器功能不全者；②酒精依赖或药物滥用；③受认知能力限制，无法接受健康教育者；④因精神疾患无法配合者。满足上述研究标准的100例该社区所属的糖尿病患者纳入该对照研究，入组的糖尿病患者进行均进行体检，内容包括内科、外科常规，胸片、心电图、腹部B超和生化指标检验，并建立健康档案。
国家主义——国家工具论发展到极致有可能导致价值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也就有了产生的土壤，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不能交流和对话，对话的只有物质主义和权力，文明被抛弃到一边去了。价值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纵欲主义是紧密相连的，人的追求和信仰穷得只剩下“钱”的时候，物质主义就不能解决精神的需求更高的信仰，只能滑入到纵欲主义里去了，这对个人和国家绝对是一个悲哀。
共产主义是克服和解构国家工具论的最好方法，马克思说过国家最终要消亡，在共产主义社会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目前还需要国家的阶段，在国家工具主义之上还有一个国家理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哲学。国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需要有国家精神存在——国魂。国魂是克服和抑制国家工具主义的密钥，也就是精神文明。这是一种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理想、文化精神的共同体，包含自由、平等，其具体包含的内容是变化的，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作为具有普世性质的价值和文明的共同内涵，有几条是不能缺少的。所有文明都是特殊的历史文化、特殊性民族心理的特殊性文明，东西方文明莫不如是，它们在价值上是同等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不同位置而已，文明史特殊但不是不可通约、不可理解的。
选择实力雄厚、资源丰富，并热心配合职业教育的企业来试点。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和合作企业的意愿，确定招生的专业和规模。
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后，国家的政制和法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逐步健全起来。回顾这新中国的七十年成就的取得，与新中国的建立有绝对的因果关系。在国家的名义下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建设，十分顺理成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这是国家建设的主心骨和定海神针，其地位是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历史的选择。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开展无产阶级的国家建设活动，对生产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和尝试。没收官僚资本，壮大国营经济力量，促进经济发展。完成三大改造任务，改变原有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私有生产关系，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的发展，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无产阶级地位的稳固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的发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继续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和发展，国民经济体系初显雏形，为以后建立健全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打下良好基础。即使在“文化大文革”期间，中国的经济遭受重创，但是国民经济的体系建设并没有停滞，在一些军事、国防等重要领域还是有所突破。一些重要基础设施和工程项目也陆续投建，水利枢纽工程——刘家峡、青铜峡、三门峡等投建，全国的大中小水库的建设，这些完全不可能在旧社会开展，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发挥国家的力量优势，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办了大事情，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三、文化精神共同体
近现代民族国家是从古希腊城邦发展而来的，要“想知道自己感到是其成员的那个政治共同体具有怎样的特征和价值……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三点：(1)他们所提供的经验模式；(2)这种经验所包含的精神模式；以及(3)这种精神从这种经验得出的阐释模式”[8]47。国家是需要一点精神的，精神是国家的最高哲学表现。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国家，即表现为特殊意志的自由独立的那种自由，既是普遍的又是客观的自由。”[8]41黑格尔从个人的自由权利和个人法权的角度论述了国家，国家是个人权利的集合，个人的普遍和整体性的普遍的统一。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的时代的现时代的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9]220哲学、精神、哲学精神与时代，与当时的时代必然产生联系，精神是时代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精神就有什么样的问题在等着它。德国或者西欧近现代国家的产生是在个人自由精神反抗封建宗教神权的过程中产生和发扬光大的，民族国家以个人为基础，通过战争的手段——几乎每一个民族国家的建构都与战争相关，要么产生于战争要么由战争而催发——以法律为核心构建起来。个人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是时代精神的召唤，体现和反映着当时代的社会状况。
中国近现代国家的意识产生比西欧晚了两三百年，其面临的问题与西欧近代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体现在时代的哲学和哲学所要探讨的问题上。近代以前的中国或者说传统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生存问题、种的延续问题、文化的自信和传承问题。而不是西方近代国家的人本主义、理性的发扬光大问题，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都需要一个哲学——国家的哲学，中国也需要一个统一的对外的从形式到内容兼备的国家和国家哲学。以强权对强权，以道理对道理，公理对公理。以个人对强权、个人对集团、个人对国家没有不失败的。近代中国面临被直接和瓜分的危机，由此必须以整体对整体、以力量对力量。有人评价李鸿章，以一个人的力量对抗整个日本国家的力量，焉有不败之理？李鸿章背后的清廷是防范和掣肘于他的。这个评价在现代民族国家还没有构建完成之前的意义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另一方面看，抽走了精神的价值——民族精神或者国家精神的国家的支撑，国家就成为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人，土地再被瓜分走了，就只剩下一个个行尸走肉，成为没有家的游魂。就是贩卖到美洲去的黑奴，在没有白人的干预下，形成一定的民族国家也是比较困难的。
(一)晚清时代的国家精神
制图数据中为辅助制图设计了图廓层（包括点、线、面以及注记层）和辅助层（包括点、线、面以及注记层），图廓层用于表达图廓外整饰部分，辅助层用于辅助制图表达。制图数据模板中规定了注记映射规则，库数据中的名称注记（AGNP、AANP）、高程点及其他需要说明注记的要素通过创建注记工具（批量或交互）生成辅助名称注记和辅助说明注记，并存储于辅助注记层，且原有库体注记或说明注记对应要素与辅助注记之间建立关联，二者可联动更新。辅助点、线、面层用于存储辅助制图表达的点、线、面要素。例如，为保持水系连通性，利用输水渡槽处理（批量）在辅助线层增加了干渠线，且干渠线在输水渡槽上层，如图3所示。
(二)民国时代的国家精神
晚清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十分不顺，最终大清亡了国，迎来了民国，但现代化的总体意识形态、主流思想还是现代性问题。现代性的困局始终是知识分子阶级和先进中国人的潜意识，这些都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有关，也即文化中国向民族国家中国的转变。辛亥革命就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共和派占了上风的结果，也是当时中国时代的精神要求，共和、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西方文明和词语俱涌入中国。大多数中国人都弄不清楚这些词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就统统加上了“先生”二字。
推翻了帝制再造了共和，但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命运，中国人的命运也更加不如从前，政局不稳，甚至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更多痛苦。国家贫弱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中国向西方学习了共和，纳入到世界的资本主义的体系当中去了，为什么“老师欺负学生”呢？中国人终于明白，西方的文明是对内平等对外不平等，丛林法则依旧畅行。中国对强人政治和威权体制就趋之若鹜了。梁启超说：“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自十六世纪以来，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所磅礴冲激而成。”[13]3-5
我们中国人有一精神缺陷：没有组织性，没有国家精神。民国的中国人还没有强烈的爱国精神、爱群精神、集体主义精神这些公共道德。在中国的现代性意识里，这些就是国魂、国性、民族精神。李璜《释国家主义》：“国性乃国家的人格……因此由内而外，皆认识的一个群体的自我：这便是国家人格的构成与表现。所以国家人格受了损失的时候，国民人格便立刻感觉的受了损失。全靠这小己与大群的情感意志相粘着，相影响之力，便成功国家的意识和国民的灵魂。国性问题及其学理便基于这个国家意识和国民灵魂。”[14]114遭遇到西方的优越的文化、先进的物质文明，这一时期的中国的文化自信的底气已经消失殆尽，自愧技不如人、人不如人，从此崇洋媚外的想法就自然产生了，这个是后话。
到了抗战时期，国魂、国性就更加重要了。精忠报国、忠孝恺悌、独立进取等精神相继有人提倡和赞扬。在民族危亡时刻，全中国人团结一致对外，黄炎培说，中国要复兴必须“(一)认定大我不死；(二)尊崇忠、孝、信义、勇侠、气节，各以身为之倡；(三)基于爱国家、爱民族观念而对内团结，基于人道主义、泛爱主义而对外合作；(四)养成守法精神和习惯；(五)厉行军事训练”[15]90。国家、国家主义、领袖都成为重要的名词和重要的精神支柱。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经过革命斗争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延续了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和精神：爱国、团结、集体主义、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等，这些精神已经体现在延安的日常生活中，延安是当时进步青年的向往之地，一切都是新的、欣欣向荣、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西行漫记》当中也有所体现。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国家的、集体的都是摆在个人的前面，先国家后个人，舍小家顾大家，都是那个时代的精神。自私、自利被看作资本主义尾巴，私是与资本主义联系着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不是一步到位的，随着社会的变革，逐步深化和深入，不断被凝练和升华。从邓小平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国家目标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历史过程。从国家层面到社会层面再到个人层面，对国家、社会、个人进行全面的总结和深化，规范着国家和个人的行动，使之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这些语词是国家精神的体现。语词折射出来的文化信息和存在的意蕴是我们所关心和要探讨的。人在说这些语词时，是语词的表达者，与其说是人说语词不如说“语词”表达人的思想，语词通过人的表达确证这些语词实在地存在。“富强”“民主”“文明”这些语词一旦被创造和发明出来，就成为一种客观存在，成为现实的实在体现时代的需求和时代的风貌。在人们心目中产生很深的印记，也足以说明这些语词具有的巨大力量，能够带领和引领人们朝着他们所想象和设计的理想前进。这些语词既是我们缺乏的，也是我们所要追求的。
四、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
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对国家的看法是国家将来必然要消亡的，国家是一种历史过程。在这里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面向未来的，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结果，无产阶级将和国家一样的结局。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里，把人类历史按照自由的发展划分为人的依附阶段、物的依附阶段、自由人的阶段。目前还处于物的依附阶段，没有达到人的自由阶段，也即需要国家的物的依附阶段。在此阶段，人的实践活动依然是重要而必不可少的，人创造物质的活动依然是社会存在的基础。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同样不是仅仅在探讨事物的本体论是什么，即物质和意识的第一性问题，这个问题仅仅在讨论这个关系的问题时，即“谁是第一性问题”才是重要的，还要讨论实践的问题，用实践检验客观真理的存在与正确性。“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专注于自身，而会专注于课题，这种课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实践”[9]11。
马克思国家哲学主张人民民主制主权，反对君主专制主权。黑格尔主张存在两种主权，即人民民主主权和君主专制主权。黑格尔从国家出发，把人变成主体化的国家，人是国家的主体的人，把人变成实现资产阶级目的的人和工具，国家至上论也就不足为奇。马克思批判了这种国家哲学，主张只有人民民主制的主权是国家制度的一种自我表现。“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的规定。在君主制中式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民主制是一切国家制度的已经解开的谜。在这里，国家制度不仅自在的，不仅就其本质来说，而且就其本质存在、就其现实来说，也不断被引回到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16]39。马克思主张法律是人的存在，国家也是人的存在，法律和国家都会消亡，那个时候，人是全人类的人，人和无产阶级彻底解放，无产阶级作为最后的无差别的阶级、人类的全部，也就消亡于全人类中。
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是对以前的旧国家哲学尤其是康德、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和反思。同样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也是对德国古典法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早期的马克思哲学还带有人本主义国家哲学的印迹，毕竟马克思没有离开过德国主流文化传统。马克思国家哲学把经济运动和社会运动整体与国家哲学的观念运动结合起来考察，不是仅仅考察国家哲学的观念的精神现象，而是落脚于具有主体精神意识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一种能动的对对象有主观能动的反应的人身上。
马克思国家哲学是把无产阶级的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结合起来的国家哲学。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落脚于市民社会，是普遍国家和个人自由的完全结合，即国家社会哲学。市民社会是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从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出发达到与整个社会的达成一片，但不包括无产阶级，权利是资产阶级的权利，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人的解放是资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国家哲学是超越黑格尔国家哲学，把无产阶级的解放与自由和整个人类的解放与自由连接起来。“一个并非市民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9]16-17。
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是一个宏大的体系，为我国的国家建设指明了方向。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取得的成就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沧海一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必须重视，因为无产阶级的目标不仅仅是对目前和今后的一段时间，而应该放得更长远和宏大，为未来的人类社会创造更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文明，小富即安的心态不能有，狭隘的物质财富观也要放弃。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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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朝帅，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上海 200241)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 2019) 05-0022-08
[责任编辑 于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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