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困难与破解之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之策论文,讲好论文,困难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14)03-0020-07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篇不断书写奇迹的宏大叙事。以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为特征，当代中国呈现给世界的“中国故事”正在深深地吸引全球的注意力，外部世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外部世界对中国故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读、误解和误判。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中国故事不仅连着中国自身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更关系到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这一重大主题，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事关中国和平、发展、共赢的战略性问题。同时，从故事“讲述者”与“听讲者”的互动关系来看，中国故事讲得好与不好，还涉及一系列当代国际沟通和全球传播中的技术性问题。 近些年来，“软实力”概念为国际社会和越来越多国内各界人士所接受，中国的国家形象、公共外交和对外沟通等受到国内各界的普遍重视，为此社会各界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北京奥运会以来，国家通过制定播放国家形象宣传片、推进媒体国际化和“走出去”等措施，取得了积极的宣传效果，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认知尽管时有波折，但从总的趋势看日趋正面。特别是新一届政府提出“中国梦”、“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以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等，以形象生动的语汇向世界传达了中国愿景、理念和信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积极评价。应该看到，讲好中国故事绝不仅是国家对外宣传部门的事情，而一个政府主导的有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共同参与的全民事业，是一个需要从战略、思想到行动和措施各方面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着眼当代中国发展实际，面向未来中国发展需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要求，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研究，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一、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关于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一)讲好中国故事是回答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当代国际格局变化中扮演角色追问的需要 近年来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陷入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福利国家困境，全球经济重心东移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给长期以来西方主导和支配地位的世界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和不安。这种震撼和不安不仅体现为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上可能带来的冲击，更促使西方世界重构对中国的认同，国际社会出现了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深层追问。从历史上看，西方《圣经》里没有记载任何关于中国的内容，近代以前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几乎是空白，这也是戴高乐说中国是比历史还悠久的国度的原因。在西方世界看来，中国崛起意味着走出一条西方之外的替代选择道路，这将直接挑战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宣称的普世价值的神话。因此，有外国学者指出，“国家形象对当代中国来说是最为根本的问题，假如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那么许多其他困惑和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国家形象问题是中国当前最为棘手的问题，国家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将决定中国改革发展的前途和命运”①。 最近美国纽卡斯尔大学迈克尔·巴尔教授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就叫《中国软实力：谁在害怕中国》，提出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欧洲对中国的感觉“并非仅是疑虑，而是恐惧”②。“恐惧中国”可能是西方世界的神经质，但作为当事方如果我们完全置身事外，势必造成我们和外部世界关系的某种“恶性循环”。这一现象的出现给我们以深刻的警醒，它意味着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实现和西方世界的良性沟通，可能使我们为此付出巨大的国际代价。比如，可能造成一些外国政府和民众本能地、粗暴地抵制中国的一切。所以说，讲好中国故事，就是当中华民族复兴在即的时候，就“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可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等问题，给出清晰、严谨且有说服力的回答。 (二)讲好中国故事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 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受到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的广泛认可。所谓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不是强制或金钱达到目的的能力，它来自于一个国家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的吸引力”，“成功不仅取决于谁的军队赢得胜利，而且取决于谁的故事赢得胜利”。软实力的核心理念简单地说就是“人随我欲”，即使人们(外国人或本国人)自愿跟随一国意愿发生思想和行为的改变，只有那些人们接受并转化为自己的观念的文化才意味着产生了软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不仅在于中国自己的主观愿望和单方面的表白与诚意，更在于以“他者”角色存在的外部世界真正的认同与接受。 中华文化软实力的真正力量，说到底在于其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感召力。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新秩序建立、在全球确立中华文化与价值地位、全面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的重大战略部署。同经济建设相比，前些年我们未能把文化软实力、中国话语权和中国国家形象作为战略核心问题来重视和推进，一些工作做得很不够。 精彩的故事是一个国家形象的生动描写，是一个民族软实力的象征。今天讲好中国故事，一方面是要以多种方式、多重渠道来塑造正面国家形象，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民主、法治、繁荣、进步的现代国家形象，展示充满自信、雍容大度、以平等态度对待其他民族的中华民族形象，展示有着悠久历史、深厚文化积淀同时又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中华文明形象。另一方面，就是要深刻把握国家软实力和国家重大战略利益间的紧密关系，超越简单的经济价值至上观，形成可以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具有中国品格、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 (三)讲好中国故事是给当代复杂多面中国以清晰图式的需要 历史上像中国这样从农耕走向现代、从内陆走向海洋、从地区性大国将走向全球性大国还从未有过。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沈大伟称当下中国为“不完全大国(Partial Power)”确中要害③，中国有世界人口大国、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等诸多身份，西方世界对此只看一点不及其他肯定是不对的，但把这些身份或特征集中在一起，往往又让人看得不甚明白。当前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换档期、改革进入深水区，新旧矛盾交织，各种社会问题叠加。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我们讲清中国的历史传统、基本国情、制度优势、人民意愿和发展进步，同时也不讳言我们发展中面临的诸多困难和问题；就是主动帮助西方世界把他们关于中国形象“碎片化”有机地拼接起来，尽可能地还原给外部世界一个真实的、清晰的、相对完整的中国图式。 二、讲好中国故事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一)“故事”的传播图式及启示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在于中国故事本身很精彩，但要达到“讲述者”所期望的理想效果，其中涉及一个复杂的跨文化传播中科学和艺术性问题。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曾说过，“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同我们的实际情形一样重要。正是我们在他人‘心境’中的形象，而不是我们本来的样子，决定了我们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④”。中国故事讲得是否成功，关键要看外部世界的心目中是否形成了关于我们所期望的中国的形象。这里，不妨就“故事”的传播图式做一点分析。 良好的传播效果其实是“讲述者”和“听讲者”共同“完成”的。这其中包括两个系统：一是“讲述者”或称施为者系统，二是听讲者或称接受者系统。讲述者的信息发出后，接受者系统需要“获取或接收→过滤→整合→重构→认同或接纳”五个环节才能实现完整的传播过程。 从故事的信息来源来说，“获取和接收”表现为主动与被动的差别，这对传播效果是有影响的；“过滤”是接受者以自己的认知结构和价值体系对故事信息进行筛选的过程，如果故事本身与其认知结构和价值体系相距甚远，接受者很容易把这些信息过滤掉了；“整合”是授受者对新获得的故事信息，与其已掌握的原有对象主体的故事信息进行“拼接”的过程；“重构”则是新旧故事“拼接”后，对于新旧故事信息中的矛盾、不一致以及重合等部分自身重新给予合乎的逻辑解释，这一过程其实是一个一体化的过程，其结果是形成关于对象的“新故事”、“新形象”；故事传播的最后部分是“认同或拒斥”，如果说“重构”部分强调的是对故事对象的事实判断，“认同或拒斥”则是与故事传播实际效果直接相关的价值判断部分。以上这种划分当然只是理论上或学理上的划分，实际认知过程中是很难把这些分开的。 通过把一次故事传播过程进行简单打开，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一是“讲述者”和“听讲者”认知结构和价值系统的相洽程度，共同或共通的价值系统实现有效传播的前提。二是传播内容来说，涉及“价值、事实和器物”三个层面，“价值”层面的东西才是传播的最终效果和归宿；“事实”层面的东西接受者一定会对其进行价值提炼，通过“入情”、“入理”实现“入心”、“心脑”；“器物”层面的东西与文化软实力关系不大，文化产业、文化产品不能与文化软实力简单划等号。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一些看似矛盾的现象，伊拉克人一边迷美国大片，一边与美国军队展开军事抵抗，美国和法国敦煌学者会说“我热爱敦煌，但我不喜欢中国”⑤。同理，日本人使用汉字不等于中国在日本拥有软实力，韩国废除汉字不等于中国在韩国没有软实力影响。三是，故事讲好需要入得人脑、赢得人心，其手段应该是吸引和劝服，强迫式地、单向地灌输往往效果不彰，有时其结果可能还适得其反。 (二)当前讲好中国故事面临的现实困难和主要问题 “故事”的传播图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今天我们所讲述中国故事其实际效果与我们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可以说有其客观原因，更有我们主观方面的问题。有“略”不够、“术”不精的问题，也有“软”的偏软、“硬”的不硬的问题。具体说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与外部世界思维对接中普遍性和特殊性。这是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故事的开篇，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个中国更加融入世界而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过程，是一个逐步摆脱狭隘和偏见的思想解放过程，是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理念深入人心的过程。尽管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传统思想观念，都给中国道路中的价值理念打上深深的烙印。中国发展中的一元主导、多样发展、增量改革、中庸和谐等是中国独特发展道路的经验⑥。同改革开放前相对封闭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相比，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实际上走出了一条更具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道路。从讲好中国故事的角度来说，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应该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的特殊性应该是建立在普遍性基础之上的特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内涵，同样更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成果。一个时期以来，国际国内关于中国发展的特殊主义观点大行其道，过于夸大中国独特的个性和特色，忽略中国故事所蕴含着的普遍性价值，弄得西方世界无所适从，有意或无意地出现“中国XX论”就不足为怪了。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人类社会所共享的一些基本价值，尽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还是初步的和规范性的，但是它确立了尊重人类社会共有价值这一普遍性原则的基本方向。构建美好的中国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弄清中国故事中蕴含着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讲清其中所体现的内在逻辑和价值取向。 2.中西与外部世界话语体系差异。长期以来中国和西方世界处于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中，双方的概念、范畴和表述缺乏充分有效的融通和对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与之相比，我国的思想创造和国际影响力都较小，这与我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这其中有我们囿于自身体系“自说自话”的原因，也有外部话语体系中我们自己没有能给出有深刻思想性和强大说服力解释的原因。外部世界基于其自己的认知框架，以片面的、零散的甚至是失真的信息来“构造”中国故事，其结果往往是“谬以千里”。 我们强调应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但显然在“所以然”上下功夫不够，目前对一些重大问题还没能给出“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有力解释。比如，中国之所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还有历史上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等本身具有深厚的集体主义和朴素的共产主义传统。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逐步形成了理论体系且实践证明其是行之有效的，但我们还没有给出基于学术概念和逻辑体系的科学、规范和严密的论证。我国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基本上沿用西方学科体系分析框架，但对当下中国每天发生着的生动鲜活的实践，还没有给出足够多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3.当代国际传播形势日趋复杂。转型和发展中的中国自身所具有的复杂、多样和多元，客观上给西方一些心理不太“健康”的人以另一种解读，这背后时隐时现地会看到某些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影子。中国形象很多时候还是以“他者(Other)形象”出现，一些人秉持冷战思维，为我所用地肆意夸大或渲染所谓的中国人权、言论自由、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官僚腐败、社会不平等、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蓄意制造关于中国的负面刻板印象或脸谱化的国家形象。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贡献良多，一些西方媒体偏执地把中国宣传成“国际秩序和规则的挑战者”，是“要用金钱征服世界的暴发户”。中国提了打造文化软实力，一些人把其解读为中国要搞“文化战”。 美英等西方传媒具有全球传播的强大影响力，美联社、路透社、BBC、CNN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等是全球传播体系中发布中国新闻、塑造中国传媒形象的主体，目前世界各国传媒报道中国主要引用的新闻稿多来自以上通讯社和媒体。中国新华社规模现已是世界第一，但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目前还无法与国际主要媒体抗衡。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把“外宣”定位为与“内宣”有别、机构和职责比较明确的一项任务，由于我国“外宣”媒体有限，与国际传播信息流缺少交汇点，且我国信息源相对封闭，有关中国的信息和声音长期处于“少”、“小”、“弱”的边缘状态。2008年是中国对外传播出现实质变化的关键一年，当年的奥运会、拉萨“3·14”事件和“5·12”汶川大地震推动了中国信息源的对外开放，我们“采取有控制开放信息源”的做法，放宽了原来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活动的一些限制，开始摆脱过去“外宣”媒体主导的单一模式，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但近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正在催生全球新闻传播的革命，外国媒体对中国的“二次”传播出现新的变化。 2010年以来，博客(Blog)、播客(Podcasting)、即时通讯(如QQ、MSN)、社交网络(SNS)、微博(Twitter)等为主要形式的自媒体快速兴起，世界上50%的人口在30岁以下，其中96%的年轻人已加入社交媒体，美国Facebook的周流量已经超过搜索引擎Google⑦。有关资料表明，近两年埃及等西亚北非地区的政治动荡，Facebook和Twitter都发挥了不容小觑的力量。目前西方国家的自媒体用户是形塑自媒体涉华舆论的主要力量，一些传统媒体人员成为自媒体时代的舆论领袖。2010年《纽约时报》涉华报道864篇，引用网络信息的篇目63篇；2011年该报涉华报道703篇，引用网络信息篇目101篇，其对网络信息的引用比重比上年几乎增长1倍⑧。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观点表达”部分，“支持政府举措”的引用比例极低、“不满政府举措”的部分较高。一些西方媒体开始有重点、有选择地引用微博等自媒体言论，官方媒体没有发出声音来时，就到微博上去找；官方媒体已发出声音如果不相信，就到微博上去查找反面证据。 4.故事讲述方式、手段以及知识和技能不足。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有效的沟通作保障。从认知心理学来说，人类固有的认知模式会形成群内与群外的二元划分，以此形成人们对外部信息的认知和判断。一般说来，人们倾向于忽视群内成员与自己的差异，对所认定的群内成员易于形成正面判断，同时往往夸大所认定的群外成员与自己的差异，形成对群外成员不应有的偏见。我们要讲述好中国故事，就要努力避免被外部世界视为“他者”或“异类”，学会运用同理心(empathy)进行换位思考，以一种外部世界可以理解、可以明白的方式进行沟通。 2004年和2008年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拍摄了两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红色中国》和《青春躁动的中国》，讲述从下岗工人、农村个体户到公司职员和创业海归等各行各业普通人在经济改革浪潮中的不同际遇，很多美国人看后觉得中国人也是同自己一样的人，改变了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刻版印象。实践证明往往是那些来看民间的、具体的、渐进式的交流效果较好，而自上而下的、抽象的、突兀式的宣传其效果常常大打折扣。近年我国一些政府花大气力投入精心作品，由于其“宣传”⑨味道太浓，其效果差强人意。还有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差异，比如，中国媒体曾报道过一位丈夫在外服役的军嫂，为使丈夫安心工作，独自照顾生病的公公，公公最后去世也没告诉丈夫而是选择独自承担一切。在西方人看来这个故事的影响很消极，他们认为军嫂剥夺了丈夫在自己父亲去世前见面的机会，她的行为非常怪异。 5.传播渠道和传播能力有待提高。目前与西方强势媒体相比，我们在新闻采集能力、传播能力、辐射能力、技术装备能力，以及重大新闻的自采率、首发率、落地率和国际化人才方面都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有自己的外语媒体，如中央电视台的外语频道，但还无法与西方主流媒体在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方面进行竞争。中国媒体从业人员达100万，其中有许多国内和地方报道的行家里手，但是真正具有国际视野、熟练掌握外语、能够全面清晰准确理解目标受众的国际传播人才严重不足。有外国观察者指出，中国经常显示出对西方媒体如何运作缺乏起码的了解。一位英国媒体编辑就曾质疑中国的官方新闻发布系统：“发言人知道各个西方媒体具体的发稿截止时间吗？他们认识这些媒体机构中的关键联系人吗？他们知道怎么与西方记者建立定期的工作联系吗？”，显然在这些方面我们做的还不够⑩。 当今世界智库在观念创设和舆论引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在国际一流智库建设上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前段时间国际上发布了《2012年全球智库排名》，中国智库(429个)在数量上排名第二，但仅相当于排名第一美国(1823个)的1/4。在全球前50个顶级智库中，中国只3家入围(11)。报告中关于最具创新性政策建议、最佳利用互联网和社会媒体、最佳利用多媒体技术、最佳对外关系与公众参与等项目排名则没有中国智库入选。 做好翻译工作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第一关，近几十年来我国外语教育、研究与应用能力显著增强。近年由于受浮躁的学风和社会风气影响，高端翻译人才特别是小语种人才严重匮乏，受国际社会欢迎的中国文化翻译产品数量和质量都满足不了现实需要，不仅难以产生一批博古通今、中西兼修、学养深厚的大师和更多高水准的作品，而且有些翻译作品粗制滥造、令人费解。 三、软硬兼施、多策并举，努力讲好中国故事 (一)制度战略沟通的国家框架 要把讲好中国故事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使之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借鉴奥巴马政府制定《战略沟通的国家框架》(12)的做法，协调整合现有全国政协、外交部、中联部、教育部、文化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务院新闻办、国务院侨办等部门的对外宣传职能，建议成立国家战略沟通和公共外交协调委员会，作为国家级形象塑造和传播协调机构。要逐步放弃已有的单向的“外宣”思维，从国际跨文化间互动和沟通角度来组织专门力量，对目前有关中国故事、中国形象的重大行动和事件，如孔子学院、国家形象宣传片等的实际效果进行跟踪和定量化研究，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足。特别是要在争取我国在国际上的概念定义权、使用权、议题设置权和讲故事的话语权上功夫；要坚持传播有效性原则，认真研究讲好中国故事所必需的主体、内容、方式、方法等问题，形成系统化的、有针对性、细分化的工作方案和行动举措。 (二)加强关于中国故事的重大问题研究 组织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专门力量，就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中特殊性背后所体现的普遍性价值进行系统研究。对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重大理论问题，力争给出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和表述方式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解释。系统研究现代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等西方主导的社会科学框架体系，努力创造出可以很好阐释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条件下丰富实践的新框架、新概念和新体系，以此讲述好中国人自己的关于民主的故事、自由的故事、人权的故事和法制的故事，讲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也是一条符合人类未来发展需要的道路。国家中小学教材是一个国家人们最先接触到书籍，它很好地体现了一个国家主流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社会心理，要借鉴美英等国经验，及时跟踪、收集不同国家的中小学教材，从中发现在讲述中国故事过程中应该注意或可资利用的东西(13)。 (三)整合各方力量形成讲好中国故事的合力 加强政府与民间非政府资源的协同。要培养官员的对外交流能力，有针对性地对各级政府官员开展培训，使他们学会展示平和、亲切的个人形象，学会讲故事而不是讲那些让人摸不着边际的“口号式”概念和抽象的数字。着力发挥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的对外沟通作用；设立并举办好国际新闻奖、国际电影奖、国际图书奖等引领和确立媒体政治“正确性”标准的奖项；设立国际基金会，培养基金会学者并支持其有关中国方面的研究；要重点发展有国际影响的智库，增强其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创设议程、引导舆论的特殊作用；要有意识地培育国际学术界有关中国故事的代言人。 (四)要学会以平和的心态讲述中国故事 要树立更加开放、平等、自信和大度的大国心态，尽快改变长期以来给国际社会形成的神秘、不确定、难以信任的印象，学会适应国际媒体聚光灯下的“微描”。努力改变“好面子”的毛病，不过分在意别人的评论，少一些不顾实际地拔高或炫耀成绩。要适应“故事”本身的传播规律，以更多的笔墨讲述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故事。要学会令人信服地、更加平衡地讲述中国故事，能够客观看待自己、看待外部世界的反应，把一个既丰富多彩又充满矛盾复杂的转型社会真实地展现给世界，懂得适当的负面报道并不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特别是要争取做到国内重大负面事件对外首发报道，掌握话语的主动权，变有关中国新闻的主体性信息源为我方的主导性信息源，提高中国媒体的可信度。 (五)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媒体集团 要加快国际一流媒体建设，打破美英等国家媒体垄断国际舆论的局面，及时发出中国声音，用中国话语、中国框架引导国际涉华舆论。逐渐打破新闻单位依照部门职能和行政级别设置的模式，审慎发展半官方的国际传播主体；突破政策限制，探索按照新闻规律和市场需求通过收购和兼并形成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的大型传媒集团。要加快媒体“走出去”的步伐，增加媒体在全球同行中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中国媒体的自采率、首发率、落地率，提高传播能力和效果。要加强新技术条件下自媒体传播特点和规律的研究，传统媒体应及时将触角延伸到更加广阔的新媒体领域，采取引导、渗透、借用的办法，发挥好自媒体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正面作用。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挑选和培养一大批熟悉全球媒体业、了解目标受众、精通外语和新技术的高素质国际传播人才投身到中国的国际传播事业中去。 ①乔舒亚·库珀·雷默：《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②迈克尔·巴尔：《中国软实力——谁在害怕中国》，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28页。 ③中国是一个“不完全大国”，(http://news.takungpao.com/opinion/highlights/2013-07/1743364.html)。 ④Hans J.Morgenthau.Political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The McGraw-companies,Inc.,1985,p.86. ⑤刘康：《国家形象与政治传播》，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0页。 ⑥杨金海：《讲好中国故事推进中国理论国际化》，载于《前线》2013年第9期。 ⑦相德宝：《自媒体时代——中国对外传播能力建设》，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6页。 ⑧中国发展道路的价值理念及国际传播研究课题组秘书处：《中国道路与国家形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6-157页。 ⑨英文中“宣传”一词为“propaganda”，其含义具有一定的贬义。 ⑩姜加林、于运全：《世界新格局与中国国际传播》，外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11)郝时远：《中国智库在全球智库排名中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25日。 (12)姚晓东：《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美国媒体国际传播的经验及启示》，载于《江海学刊》2010年第6期。 (13)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2年10月13日的一篇文章认为，“很少能有比教科书更有效的影响国民文化的工具”，教科书对塑造国民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有极其重要影响。美国国务院专门安排人员负责收集跟踪其他国家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