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决于制度安排的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新古典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受制于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是资本积累。在本世纪五十年代，索洛等人对资本决定论提出了挑战，并提出了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模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舒尔茨等人，在发展索洛的技术进步决定论的基础上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他们认为，通过对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可以增强人的体力、智力和技能，提高人口素质，使一般的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不仅可以产生“知识效应”和“非知识效应”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可以产生递增效应，消除常规资本与劳动力的边际递减收益，保证经济增长。罗默与卢卡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它认为，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及专业化人力资本作为决定性投入要素，不仅自身收益递增，而且还可以使其它投入要素收益递增，从而使经济增长动态化，并以此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事实上，仅以经济计量模型来探寻经济增长的原动力问题，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冈纳·缪尔达尔认为，主流经济学家由于设想了一些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概念，并由这些概念凭空地建立计量经济模型，且用这些模型去模拟经济增长的轨迹，其结果常常与现实经济的运行相差甚远，这是极为有害的。因此，上述理论一方面对实际问题是解释不清的。为什么世界上第一个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前苏联未能出现普遍的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长，并且未能在世界经济上形成对西方的优势？难道是因为在政策实践中不重视技术创新吗？为什么迄今为止所有采取不同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实现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想预期，都未具备象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等人所说的那种结构现代化的能力，而只能依靠进口推动或依靠要素投入的高消耗来维持低效益的经济增长？要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必要采取一种包括新古典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和制度理论在内的综合分析方法，来拓展对经济增长问的研究，以便探索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因为按新古典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上述经济增长的因素在解释经济增长方面并不尽如人意，即存在漏洞。另一方面，历史上又存在着反例。例如，在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并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这期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有了很大提高，海洋运输业蓬勃发展，这又作何解释？用新古典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显然不能有效地解释这一问题，唯有诺思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给人耳目一新的解释。诺思于1968年10月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肯的《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中，对海洋运输的成本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完善，即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创新，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海洋运输生产率大为提高。诺思指出，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经济的有效增长。
诺思认为，制度不仅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而且制度“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1）]因此，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根本的，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但遗憾的是，无论是流行的经济理论，还是计量经济史，都没有揭示制度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为它们没有形成一个分析框架来将制度分析整合到经济学和经济史中去。按照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制度因素是被排除在外的，即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
二
其实法国和西班牙是最早兴起的西方国家，他们的经济为什么不能长期有效地增长呢？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这本著作中，考察了法国和西班牙1500～1700年的经济史后认为，法国农业、工业、商业、外贸等行业的普遍衰败在于制度安排的失败。首先是农业的贫弱。在当时的法国，农民要缴纳盐税、人头税和国王特享税，还要承担征税的高成本，因此，法国在其可耕地的有效率的组织方面很少有什么进步。按照诺思的研究成果，这应归因于“它的制度环境毁坏了新技术所做出的有效调整和创新”。[（2）]而不应归因于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其次，工业的不发达。在工业领域，国家的管理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手工业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它都要过问。以染织业的情况为例，当时，管理项目竟达17个。同时，行会官员实施的控制也是如此，以至于在柯尔伯时期纺织业生产全过程至少要经过6道检查。另外，法国工业经济不能有效增长还受制于下列因素的约束：一是劳动力的流动在各处都受层层限制，动手兴办工业不说是不可能，至少也是困难重重。二是资本的流动要层层登记。三是生产过程不允许偏离常规一步，任何发明都会被这种生产过程的无孔不入的管理所禁止或扼杀。四是如1571年敕令规定的那样，每一类型的纺织品的价格都是固定的。再次，是商业、外贸经济的不发达。在法国，由于王室的财政政策有意无意地尽其所能阻止了市场的广泛扩展，并因此而失去了从市场才能得到的利益。各地区被人为地分割开来，因为关税制度使之互不往来。市场区域渐渐地局限于少数几个城镇或某些出口港的周围，所以当时的法国被看作是由30多个市场区域所构成的。在法国的对外贸易中，虽然也出口酒、谷物和纺织品，但这对他们的经济意义极小，法国生产的白酒几乎有90%是自己消费的。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指出，由于法国经济是由许多地区性和地方性经济所组成，皇室不得不分门别类地对每个地区征税，完成这项任务要求建立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些官僚机构不仅会吸走一部分由此而带来的收入，而且也成了制度创新的最大障碍。因此，“尽管皇室和官僚机构的收入增加了，但对生产率的影响却是抑制了经济增长”。[（3）]法国经济的地区性和地方垄断抑制了创新，结果，它未能摆脱17世纪的马尔萨斯陷井。西班牙的经济增长也类似于法国，虽然西班牙早期的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1273年，梅斯塔荣誉议事会成立，梅斯塔作为皇室筹措与摩尔人作战经费的重要组织，皇室允许其特权扩大到可以在整个西班牙国土上来回放牧羊群。因而，“有效土地产权制度的建立被拖延了几个世纪”。[（4）]同法国一样，国家转让垄断权是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产生了类似的，更具破坏性的后果。垄断、重赋和没收财产的结果是经济的衰落，与政府的财政政策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安排不是鼓励人们从事生产活动，而是驱使人们从事可以免向国家承担义务的非生产性活动。
法国和西班牙相反，在英格兰和荷兰这两个经济增长成功的国家里，其所构建的产权制度安排激励人们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并把资源投入到发明与创新的活动之中，从而促进了各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效增长。
诺思看来，荷兰的成功更为有意义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拥有较少资源的小国。荷兰人不是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而是致力于建立一套较为有效的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安排，正因为如此，才使荷兰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了远远超出其小国规模之上的重要地位。在荷兰，从十四世纪末到十六世纪中叶，政府努力于“促进国际贸易、削弱行会排外和垄断以及阻止地方行会对工业发展的强行限制，”[（5）]这对于构建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恰好是有利的政策。同时，限制性的陈规陋习的消除，也向德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城市的外国商人、金融家敞开了大门。因此，垄断的企图大多受到了遏制，能够降低交易费用的商业创新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在已经发展起来的制度环境中，农业、工业、运输业、金融业、贸易、商业等产业繁荣起来，专属产权制度刺激了日趋衰弱的各产业的兴起。结果，荷兰在近代初期成为欧洲的经济领袖，直1700年方被英格兰所取代。
英格兰早在17世纪就仿效荷兰的产权制度，制定了第一个鼓励创新的专利法，土地使用法废除了封建奴役的残余，股份公司取代了受控公司，并创造了证券、钞票、贴现票据和商品市等等，这些有效地降低了市场的效果费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适宜的制度环境。到了1700年，英格兰开始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它发展了以普通法为基础的一套有效的产权制度，它不仅排除了通过要素和商品市场配置资源的障碍，而且开始运用专利法对知识产权加以保护。这样，在18世纪初叶，英格兰不仅以其最高的效率排挤了荷兰，而且一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三
通过以上分析，诺思实际上揭示了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更为重大的作用，这一点，恰恰是长期以来被主流经济学家所忽视的。诺思的理论，不仅在其理论令人耳目一新，而且还在于它能有效地解释经济史和现实经济运行中许多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问题。他不仅强调制度安排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而且特别注重制度实施及效果的重要性。诺思认为，许多的贫穷国家不仅在于制度的缺乏，而且还在于大量的制度规则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他认为，一种新的制度如果采用与之背道而驰的老的组织来执行，不会达到新制度的预期目的，只能适得其反。正因为如此，诺思的理论才能更现实地透视各国经济增长差异甚大的原因，并能比较理性地看待各国经济增长的特定规律。诺思坚持认为，由于各国的文化遗产和政治决策规则的差异，就决定了他们在实现经济增长中应走不同的道路，对于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影响甚大。这个例子是有效的制度安排推动了一个地区经济的超常规增长。江苏省盐城市虽然地处我国东部，但其条件并不优越：没有铁路和海港、交通不便、地理位置偏僻；没有老工业基地；土地贫瘠、有机质含量低，且易涝易旱；人才匮乏……可是盐城市现在人均收入已达4000元，农民人均收入超过2000元，在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后，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实现了三年翻番的目标。盐城成功的秘诀在哪里？盐城经济起飞的关键靠什么？用市长徐其耀的话说：“只能靠一种拼命精神，靠自力更生，靠老区的革命传统”。[（6）]说具体些，一是靠发挥老区人民团结拼搏的精神；二是发扬了老区人民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建设美好家园的精神。按照诺思的观点，这恰恰是有效制度安排的标志之一，因此，我们说盐城经济增长成功的关键在于制度安排的有效。
贵州的贫困，近年来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和探索，不少学者在谈到贵州经济增长缓慢、经济水平长期居于全国后列的原因时，多是归结于人口素质低下、技术落后、资本不足、交通落后等因素的制约。有部分学者也注意到有关的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他们多将制度安排作为外生变量来对“贵州现象”进行分析，不能完全有效地解释真正的“贵州现象”，因为这种解释同样存在着漏洞。《毗邻而居 天地有别》[（7）]的个案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贵阳市的三桥村和改茶村仅一条公路之隔，人口素质、人口总量难分高下，地理条件，市场环境，交通状况又是如此相似，但三桥村1995年的社会总产值和总收入分别为6704万元和10457万元，是改茶村的2.4倍和3.9倍。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毗邻而居的两村存在如此大的经济差距呢？没有别的，那就是制度安排的不同，有效的制度安排使三桥村远远地走在由于制度安排失败的改茶人前头。
用制度经济学的目光来审视贵州经济的发展，我们认为，贵州经济长期居于全国后列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是通过建立健全有效的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来推动经济的增长，而是尽量弱化产权功能。因此，以改革来推动经济的发展，除了转变政府职能和强化政策法令的制定与颁布外，更应该建立合理的制度安排，并使之得以有效实施。只有制度安排的有效才能真正解决“贵州现象”的深层问题，才能有效地推动贵州经济的增长。事实上，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开始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使农村经济奇迹般地增长，根本的原因在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上是以土地产权为核心的产权制度创新。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80年代初初农村经济的奇迹般增长，盐城的崛起以及三桥人的成功是由于有效的制度安排所致。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要使我国西部特别是贵州经济后来居上，构建有效的制度安排是至关重要的。
注释：
（1）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3页，上海三联书店 1994年版。
（2）（5）诺思和托玛斯《西方世界的兴起》第172、182页，学苑出版社1988年版。
（3）（4）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69、170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
（6）浤育《“人民选我当市长，我当市长为人民”——江苏盐城市市长徐其耀访谈录》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4期。
（7）张莉等《毗邻而居 天地有别》，《贵州日报》1996年6月11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