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的官吏贪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吏论文,元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4)05-0032-10
官吏贪赃，是古代政坛的宿弊之一。元代官吏贪赃因蒙古贵族入主中原的特殊历史条件，显得十分突出，甚至呈现前所未有的恶性发展。长期以来，人们曾经从多方面探寻元帝国百年而亡的奥秘。笔者认为，在造成元帝国百年而亡的诸多因素中，官吏贪赃的恶性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项。
元代官吏贪赃有哪些异乎寻常的表现？元朝统治者的惩治贪污政策有何特色？为什么官吏贪赃这一古代政坛宿弊，会在元代得到恶性发展？本文拟在前人研究[1][2][3][4][5][6]的基础上就这几个问题试作如下探讨。
一
元代官吏贪赃的恶性发展，主要表现为：从中央到地方官吏“廉耻道丧，贪浊成风”[7]（卷—九，《临川县尉司职田记》），肆虐始终，一批宰相也卷入贪赃浪潮。
有元一代，官场道德风气的败坏，备受注目。早在世祖朝前期，监察御史王恽已有过“仕途之间，廉耻道丧，赃滥公行”的说法。吴澄也指出：“数十年来，风俗大坏，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己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8]（卷八九，《乌台笔补·论州县官经断罚事状》）[7]（卷一四《赠史敏中侍亲还家序》）以上议论并非危言耸听，成宗初“京师犯赃罪”的官吏，就有300人，占当时“在京食禄者万人”的3%，大德七年（1335年）七道奉使宣抚所罢黜的赃污官吏又多达18473人[9](p.383,P.388,p.456)。这两个数字足以说明元代官吏贪赃的确是流为风气和泛滥成灾了。
中央官吏的贪赃丑闻，络绎不绝。史称：“桑哥当国四年，诸臣多以贿进。”[9](p.347)前述成宗即位伊始“京师犯赃罪者三百人”，其中大部分当是中央省院台部寺监的官吏。可见，世祖朝中央官吏掌权者、晋升者行贿受贿大有人在。大德元年(1297年)三月，“札鲁忽赤脱而速受赂，为其奴所告，毒杀其奴，坐弃市”[9](p.410)。此为执法官员受贿而杀人灭口。武宗初，刑部尚书乌刺沙因贪赃受御史鞫问，英宗朝刑部尚书不答失里、乌马儿相继因贪赃被杖免[9](p.501,P.625,p.627)，也属于执法官员贪赃。它如泰定三年（1326年）八月户部尚书郭良“坐赃免”，至顺二年（1331年）三月工部尚书苏炳因“贪邪”被御史台劾罢[9](p.672,p781)，又是中央高级官员贪赃的较突出事例。中央官员贪赃一方面是侵欺官钱，更多的是来自地方及其他下级官吏的贿赂。他们与平民百姓直接打交道的机会不算多，并不意味着受贿贪赃机会和数额会少一些。相反，由于大权在握，他们比起地方官吏更容易因贪污受贿而积累巨额财富。
地方官吏贪赃因“天高皇帝远”的特殊条件，更是肆无忌惮，各显神通。如大德三年（1299年）三月，江浙行省平章教化因受财三万余锭，平章的里不花盗钞三十万锭，被纠弹；英宗初，江浙行省平章伯颜察儿、江西行省白撒都“并坐贪墨免官”[9](p427,p.609)。此为行省官员贪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正月，真定路总管张宏“乘变盗用官物”被罢职；至元十五年（1278年）正月，顺德府总管张文焕、太原府达鲁花赤太不花因“奸赃”被按察司举劾；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正月，福建宣慰副使哈只“贪污狼藉”被罢黜[9](p.774,p.105,p.197)。此为宣慰司和路府官员贪赃。据说，到松江府做官的“始则赫然有声，终则阘茸贪滥，始终廉洁者鲜”。还流传着“潮逢谷水难兴浪，月到云间便不明”的诗谶，暗示松江府已成贪滥肮脏之地[10]（卷三○，《诗谶》）（注：谷水和云间，均是松江府的别名。）。
地方官员因贪赃而骤成巨富者，为数不少。“如路总管李朵儿赤、刘斡勤之徒，历任之初，家无儋石之储，身有斡脱之债，今皆田连阡陌，解库铺席，随处有之”[11]（卷六七，郑介夫《太平策》）。尹廷高《车中作古乐府》诗曰：“铃丁当，铃丁当，大车小车摆作行。问渠捆载有何物？云是官满非经商。蟠螭金函五色毯，钿螺椅子象牙床……人生富贵归故乡”[12]（卷下）。这些财富“非取于民，何从而得？”至于获取手段，不是别的，正是官职和权力。《元曲》中常见的贪官“定场诗”云：“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13]（第一卷，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第二折，p.276）就颇能说明官员职权在其贪赃暴虐中所发挥的作用。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元朝灭亡南宋后，大量派遣蒙古人、色目人和北方汉人到江南去做官。这些人成分低俗冗杂，“半为贩缯屠狗之徒，贪污狼藉之辈”，多数以征服者、占领者自诩，带着争相掠夺被征服地区财富的欲望，“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对所辖编民毫无恻隐怜爱，并缘侵渔，豪横吞噬，无所不至[14]（卷一○，《奏议存稿·通南北之选》）[15]（卷二三，《民间疾苦状》[8]（卷九二《特选行省官事状》）[7]（卷三六，《故逸士游君建权墓表》）。元代官吏贪赃在江南地区最为猖獗，或许与这个背景大有关系。
另外，元代各级衙门中诸多吏员，其贪赃往往较长官正官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视贿赂为权衡，或更一字而生死祸福其良民，或援一例而聋瞽钤制其官长”[16]（卷六，《送陈子嘉序》）。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已作详尽考察，这里恕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王朝的官员贪赃，大抵是在开国百十年后才较多出现的。元代则不然。不仅官员贪赃大量出现较早，肆虐始终，而且往往是以明火执仗的勒索出现，不予掩饰，不知廉耻。
《黑鞑事略》云：“见其物则欲，谓之撒花。”[17]汪元量《醉歌》诗曰：“北师要讨撒花银，官府行移逼市民。”[18]（卷—）撒花，原意为赠物、礼品，后转意为强夺于人的财物。关于蒙古贵族官僚“撒花”与元官僚贪赃的联系，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四月初六的诏书说：“开国以来，庶事草创，既无俸禄以养廉，故纵贿赂而为蠹。凡事撒花等物，无非取给于民，名为己财，实皆官物。取百散一，长盗滋奸，若不尽更，为害非细。始自朕躬，断绝斯弊。除外用进奉、军前克敌之物并斡脱等，拜见撒花等物，并行禁绝。内外官吏，视此为例。”[l9]（卷二，《圣政·止贡献·庚申年四月初六日诏书》）官吏受贿贪赃，虽然是汉地传统王朝官僚系统内违法蠹政的弊端，但在蒙古国官僚机构简单，“无俸禄以养廉”等条件下，与贪赃贿赂大体相同的“撒花”，又是贵族那颜经济收入的合理合法的重要来源。诏书中“纵贿赂而为蠹”，即谓此。元代官吏受贿贪赃最初即与蒙古国那颜取财于部属的“撒花”旧俗，结下了不解之缘。
元王朝建立不久，忽必烈根据陆续设置和健全的汉地式官僚制法则，颁布上述诏书，以官吏俸禄取代和废止了旧有的“撒花”。这的确是一种进步。但是，作为统治民族蒙古贵族的“撤花”旧俗，很难用一纸诏书立即予以彻底废除。它又融入汉地王朝官僚贪赃流弊，而以不合朝廷正规法制却又多少符合蒙古草原帝国旧俗的混合形态，顽强地存续下来了。这实际上就是元代官吏贪赃明火执仗的勒索方式的由来。
在元代官吏贪赃习气的成长和膨胀过程中，一些色目贵族官僚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奥都拉合曼以扑买聚敛，乘机中饱私囊，开其先河。“唯事贿赂”的燕京断事官牙剌瓦赤和世祖初“盗国财物”的西域人，又“蹑迹而纂其后”[20]（卷六○，《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卷五七《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色目权臣阿合马贪污受贿，再次领官场风气之先，“江南内外宝物，俱半匿聚其家”[21]（《大义略叙》，P.178）。桑哥“继踵用事……居官为吏者，惟知贿赂关节，可以进身”[22]（卷七，《奉使宣抚回奏疏》）。成宗朝，西京道宣慰使法忽鲁丁借运输军粮“侵匿官钱十三万余锭”，又鬻瑟瑟二千斤于宫廷，牟取暴利[9](P.453,p.454)。元末叶子奇云：“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此言或带有某些种族偏见，但也并非无根之说。色目官僚亦官亦商、借理财聚敛而贪赃的行径，的确与汉地传统文化中礼义廉耻观念，相去甚远。
时至元末，形形色色的官吏贪赃，得到恶性发展。“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日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别曰人情钱，句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23]（卷四下《杂俎篇》）。包括皇帝所遣宣布谕旨的使臣，也频繁向地方官“求贿”[9](p.3432)。于此，和历代王朝稍异的元代官吏贪赃方式及习气，与元帝国的腐朽败落同步，发展到顶点。
需要指出的是，元代一批中书省宰相也卷入了官吏贪赃的浪潮，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世祖朝阿合马和桑哥“奸赃暴著非一”[9](p.4576)，已如前述。仁宗朝中书省右丞相铁木迭儿“受诸王合儿班答使人钞十四万贯，宝珠玉带氍毺币帛又计钞十余万贯；受杭州永兴寺僧自福贿金一百五十两”。顺帝朝太师右丞相伯颜大肆聚敛，“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9](p.4579)[24]。它如英宗朝中书平章塔失海牙，文宗朝中书平章朵儿只、速速、均因贪墨劣迹被杖免和流窜[9](p.613,p.752,p.766)。更有甚者，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二、三月中书省十一名正、副宰相中，就有右丞相完泽、平章伯颜、梁德珪、段贞、阿里浑撒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张斯立等八人，因受朱清、张瑄贿赂而受劾或罢职。另有参政哈剌蛮子被罢黜，估计也与此受贿案有关系[9](P.448,P.450)。粗略计算，贪赃宰相占当时宰相班子人员总数的82%。秦汉以来，宰相贪赃间或有之，但数量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宰相权势颇重，又容易受皇帝猜疑和其他官员嫉恨。尤其是西汉尚书台多员宰相体制形成后，不乏正、副宰相内部相互监督牵制。故多数宰相常在关乎风化名节的贪赃事上不能不有所顾忌。元代却异乎寻常地冒出宰相班子内大多数受贿贪赃的恶性事件，的确发人深省。除了选相不精及朋党等因素，似乎还有更深的社会背景有待探寻。
二
针对官吏贪赃的恶性发展，元朝统治者陆续制订并实施了一整套惩治贪赃的政策。即完备详密的赃罪条例和监察官、奉使宣抚监治的双管齐下。遗憾的是，赃罪条例成效欠佳，监察、奉使屡治不止。这套惩贪政策基本上失败了。
最初的赃罪条例，是在世祖朝桑哥被诛后出台的。《元史·世祖纪十四》至元二十九年三月丁未条云：“中书省与御史台共定赃罪十三等，枉法者五，不枉法者八，罪人死者以闻。制曰：‘可”’。这就是有名的“赃罪十三等”。此赃罪条例的详细内容，至今尚未见到。仅在《元典章》大德七年以后的某些公文中略见其梗概。在世祖末和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的十余年间，它一直是元朝廷惩办官吏贪污的法律依据。如至元三十一年十一月庚戌成宗即位伊始，“京师犯赃罪者三百人，帝命事无疑者，准世祖所定十三等例决之”[9](p.388)。元贞二年（1296年）六月，成宗又正式颁布“官吏受赇条格，凡十有三等”[9](p.404)。此次颁布，显然意味着“赃罪十三等”的正规化、条格化及其全面推行于全国各地。
或许是大德七年（1303年）二、三月中书省八名正、副宰相受贿事件，给元廷造成了颇大的震动。当年三月，在惟一没有卷入受贿丑闻的左丞相哈剌哈孙的主持下，又颁布了“官吏赃罪十二章”[9](p.449)[20]（卷二五，《丞相顺德中献王碑》）。关于此次新颁布的“官吏赃罪十二章”，《元典章》留下了较完整的记载：
大德七年三月十六日，钦奉圣旨：……以近年所定赃罪条例，互有轻重，特敕中书集议，酌古准今，为十二章……所定条格开列于后：
诸职官及出身人等，今后因事受财，依条断罪。枉法者，除名不叙；不枉法官，须殿三年；再犯，不叙。无禄官，减一等。以至元钞为则。
枉法：
一贯至十贯，四十七下。不满贯者，量情断罪，依例除名。
一十贯以上至二十贯，五十七下；
二十贯以上至五十贯，七十七下；
五十贯以上至一百贯，八十七下；
二百贯之上，一百七下；
不枉法：
一贯至二十贯，四十七，本等叙，不满贯者，量情断罪，解见任，别行求仕；
二十贯以上至五十贯，五十七，注边远一任；
五十贯以上至一百贯，六十七，降一等；
一百贯以上至一百五十贯，七十七，降二等；
一百五十贯以上至二百贯，八十七，降三等；
二百贯以上至三百贯，九十七，降四等；
三百贯以上，一百七，除名不叙。[19]（卷四六，《刑部八·诸赃·取受·赃罪条例》）
以上条例，也被收入《大元通制》和《元史·刑法志·职制上》，故是大德七年以后较为稳定和正规的赃罪条例。此条例，是中书省、御史台等奉成宗敕令“集议”修正“近年所定赃罪条例”而来的。所谓“近年所定赃罪条例”，不是别的，正是前述至元二十九年拟定、元贞二年正式颁降的“赃罪十三等”。可以说世祖末所定“赃罪十三等”，是大德七年“官吏赃罪十二章”的蓝本。大德七年“官吏赃罪十二章”，又是在世祖末“赃罪十三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从处罚条例数看，“十三等”含“枉法者五，不枉法者八”，“十二章”则仅有枉法五章和不枉法七章。显然，不枉法条例减少了一章。前揭成宗圣旨还称，至元二十九年“赃罪十三等”“互有轻重”，不尽恰当。那么，经过中书集议修订成的大德七年“官吏赃罪十二章”，究竟做了怎样的调整？它与“赃罪十三等”相比，在赃罪处罚上是加重，抑或减轻了呢？请看残留在现存元代公文中的“赃罪十三等”片断：“……依十三等不枉法例，笞决三十七下，解任，殿三年，别行求仕”。“……照依十三等不枉法例，一百贯以下，期年之后，注边远一任叙用”[19]（卷四六，《刑部八·诸赃·取受》，《官典取受羊酒解任求仕》、《司吏犯赃经格告叙》）。
两相对照，在不枉法笞决三十七下等条上，大德七年“官吏赃罪十二章”明显加重。唯不枉法一百贯条，稍有减轻。但是，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犯赃或致死罪的规定，大德七年已不复存在。总的来说，经修订的“十二章”处罚程度，较前加重减轻兼而有之。从一般处罚看，加重的稍多。而取消死罪，又是减轻处罚的表现。大德七年奉使宣抚罢黜赃官18000余人，却未见一人被杀，也反映了后一种变化。
元廷还对赃罪处罚的某些细节，作了补充性规定。如元贞二年（1296年）六月，御史台官员又奏请批准：官吏受贿，初已有伏罪之辞，而后审复，有司徇情致使翻异伏罪之辞的，要加等论罪。十月，又规定：职官坐赃，已经断罪后再犯者，加本罪三等。大德五年（1301年）正月，御史台官员奏请皇帝批准：“官吏犯赃及盗官钱，事觉避罪逃匿者，宜同狱成”。即使经赦免而不治罪，也要降黜其官职[9](p.406,p.433)。至大四年（1311年）三月曾就枉法、不枉法的界定，赃物没官或给主等，加以详细的阐释[19]（卷四六，《刑部八·诸赃·取受》《赃罪条例》）。此外，对受赃自首，家属受赃，吏员受赃，监察官受赃等，也作了一系列惩罚规定[9](p.2613)。一系列补充规定的面世，使元廷惩办官吏贪赃的法网更为严密了。
对官吏侵盗和侵用官钱者，元廷的惩办也格外严厉。至元十九年（1282年）和元贞元年(1295年）两项条例，均保留了钱谷官、仓库官监守自盗，重者处死的严酷处罚[19]（卷四七，《刑部九·侵盗，仓官侵粮飞钞、《侵盗钱粮罪例》）。对挪用官府钱粮，也不惜以刑罚严格禁止：“诸职官侵用官钱者，以枉法论，虽会赦，仍除名不叙。”[9](P.2613)[19]（卷四七，《刑部九·诸赃·侵使》）
上述赃罪条例，虽然颇为系统详密，但在实施中又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偏差：
第一，犯赃改注边远。“赃罪十二章”中，有“不枉法……二十贯以上至五十贯，五十七下，注边远一任”条。实际上，犯赃官员改注边远地区的做法，早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已经开始推行[19]（卷八，《史部二·选格》、《犯赃官员除授》）。时至泰定四年（1327年）九月，仍有“广海，古流放之地”，“以职官赃污者处之，以示惩戒”[9](p.681)。此举虽然能够客观上暂时解决广海官员多缺的难题，对所注赃官也不乏惩戒寓意，但其负面效应又比较严重的。这些因犯赃改注边远地区的官员，其责任依旧是“宣明教化，礼义兴行”。然而，“彼身经断罚，处民之上，岂惟内怀惭德，先不自安，部内之民，将何化服？”王恽认为：“固非惩恶劝善之道，似不足取”[8]（卷八九，《乌台笔补》、《论州县经断罚事状》）。改注边远地区的政策，还进而形成了内地与边远官员之间的铨注壁垒，即仕于广海等边地者“政甚善不得迁中州江淮，中州江淮吏士一或贪纵不法，则左迁而归之是选，终身不得与朝士齿。虽良心善性油然复生，悔艾自新，不可得已”。这批官员自暴自弃，继续肆虐于边地，致使“地益远而吏益暴，法益堕而民益偷。甚则疾视其上，构结徼外蛮夷，凭陵郡县，贼杀长吏之祸成矣”。犯赃官员不仅不能幡然图新，反而助长了边远地区吏治的恶化。王恽和朱思本不约而同地抨击“见行降远格例”，指出它是“亡金弊法”，建议效法唐代“数年停勒之法”和赵宋“远近适均”之制[25]（卷—，《广海选论》），是有道理的。
第二，惩贪措施，相对宽大。无论至元二十九年“赃罪十三等”，抑或大德七年“官吏赃罪十二章”，比起唐、宋律令中“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之类的规定[26]（卷一一）[27]（卷一一，《枉法赃不枉法赃》），由六条增加到十二、三条，条例内容更为具体化了。但它取消了枉法重罪“绞”刑和不枉法重罪“役流”，最轻的杖数尚不及唐宋律的一半。若与明初“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和“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等严刑峻法[28]（卷九三，《刑法志一》）[29]（卷三三，《重惩贪吏》）相比，就显得宽疏多了。罪罚条例详细严密而相对宽大，也是元朝廷惩治贪赃措施的一个特色。
惩治贪赃措施的相对宽大，对制止贪赃的效用多半是负面的。元人郑介夫上疏说：“又见各处州县官不顾名节，纵意侵渔，大小民讼，商贾纳贿。不幸有因小赃告发，虽行定罪停罢，今在闲居，已成巨室。纵不再仕，亦可了终身之计也。似此之类，何可胜数？”[16]（卷六七，《大德七年郑介夫妻》）[14]（卷一○，《置贪赃籍》）。贪赃罪罚，在一定数量的杖责以外，只有除名和殿叙。这比起借贪赃而成“巨室”，了却“终身之计”的收益来，的确是判若云泥，悬殊很大。以配役流徙和籍没家产乃至死刑等方式，严惩贪赃，才能使贪赃者权衡利弊，有所畏惧，才能杜绝贪官不思悔改、蒙混过关和视贪赃为利薮的恶习。况且，配役流徙和籍没家产，又是元朝统治者经常使用的惩办犯罪官吏的方式。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元朝统治者对郑介夫等有识之士的提议置若罔闻，始终未能改变其相对宽大的惩贪措施。
惩贪政策的失败，还表现为监察奉使，屡治不止。元代监察机构分为御史台、行御史台和肃政廉访司三部分。御史台的32名监察御史，江南、陕西二行台48名监察御史，以及分隶三台的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均负责朝廷内外百官贪赃枉法的监察。台察官的监察活动，包括纠劾、刷卷、按问等内容。前面列举的中央和地方官吏贪赃案件，大多数也是由台察官检举揭露的。台察官的上述监察活动，虽然在遏制和减轻官吏贪赃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元代台察官及其监察职能经常受到较大干扰，最终也给元廷惩治贪赃带来了消极影响。首先，台察官不断遭受阿合马、卢世荣、铁木迭儿、脱脱等权臣的压制、打击，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难以正常和有效地纠劾官吏贪赃[30]。其次，台察官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司，其全部监察活动必须在得到皇帝大力支持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由于怯薛等蒙古旧制的影响，台察官并非蒙古皇帝最信任、最亲近的臣属。许多情况下，皇帝不仅没有履行“朕当尔主”的许诺[9](p.118)，反而会对监察官的举劾横加指责。如大德七年（1303年）十月“御史台臣劾言江浙行省平章阿里不法”。成宗曰：“阿里，朕所信任，台臣屡以为言，非所以劝大臣也。后有言者，朕当不恕”[9](p.455)。皇帝把“朕所信任”当作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以此对台察官纠劾作出最高裁决。这种情况下的监察活动岂不是举步维艰、无所适从吗？程钜夫所言：台察官“以征赃为急务，于按劾则具文”[14]（卷一○，《置贪赃籍》），或许就是其按劾职能得不到朝廷支持的消极后果。再次，由于官场贪墨风气的濡染，不少监察官吏也利欲熏令，知法犯法，不顾台察官犯赃“加等断罪，虽不枉法，亦除名”的条例[9](P.2618)，率先贪赃。如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三月江南行台中丞张闾“受李元善钞百锭”。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三月“监察御史何守谦坐赃杖免”[9](P.427,p.621)。更有甚者，元末还出现了“台宪官皆谐价而得，往往至数千缗。及其分巡，竞以事势相渔猎，而偿其直。如唐债帅之比……肃政廉访司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殆同市道矣”[23]（卷四下，《杂俎篇》）。台察官自身都陷入了贪赃泥潭，又如何能依法惩治一般赃官呢？
成宗朝开始，奉使宣抚也成为惩治地方官吏贪赃的一项临时性举措。奉使宣抚以“按问官吏不法”和“询民疾苦”为宗旨，由朝廷选派高级官员充钦差，佩二品印，巡行各道，对包括行省、廉访司在内的各级地方官吏进行督责和惩治。元代共举行此类奉使宣抚六次，奉使宣抚“得专决，不惮大吏”，对五品以下官吏可全权处置，四品至五品，也有权停止其职务，审查其罪过，奏报朝廷发落[9](p.659)[31]（卷一三，《两浙运使智公神道碑》）。其权力明显超过御史台监察官。奉使宣抚作为蒙古汗廷使者旧制和汉唐金钦差巡行影响的混合产物，在元中后期惩治官吏贪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奉使宣抚同样不可能是医治元代贪赃等官场弊病的灵丹妙药。其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贪赃成风的严重干扰。早在大德七年那场最成功的奉使宣抚中，就曾经发生江西福建道奉使官塔不带“坐赃”被罚，“终身不叙”的案件[9](p.468)。顺帝至正五年，政治和社会危机严峻，积重难返，“奉使者脂韦贪浊，多非其人”。主持者元顺帝乖戾多变，不能对奉使宣抚全过程进行明智而有力的控驭。所以，此次奉使宣抚基本以大贪官督责小贪官，“欺诈百端”，“政绩昭著者十不一二”的失败结局而告终。民间怨谣：“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10]（卷—九《阑驾上书》）就是对元后期奉使宣抚的讥讽和鞭笞。
三
在考察过元代官吏贪赃异乎寻常的表现和惩贪政策的失败以后，人们自然希望进一步探寻元代官吏贪赃恶性发展的种种社会原因。
元代官吏贪赃和惩贪政策，是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的条件下比较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除了汉地传统王朝造成官吏贪赃的共通原因外，还具有某些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面，我们从俸薄，选举不精，徇私曲赦，蒙古贵族旧制的渗透等方面，试作若干分析。
首先谈俸禄微薄。由于俸禄支付纸钞和官员冗滥，元代俸禄微薄甚为突出。据大岛立子教授的研究，月俸18贯和职田4顷的中县达鲁花赤和县尹的实际经济收入，只相当于腹里中等百姓的生活水平[32]。尤其是元后期“物日以重，币日以轻，而制禄如其旧”[7]（卷一七，《赠张嘉符序》），俸禄微薄更为严重。
关于薄俸的危害及其对官吏贪赃的影响，世祖朝胡祇遹说：“近日，颁降条画，职事官、钱谷官犯赃者或杖死。诚为善政。然以月俸计之，府吏月俸六贯，年来米麦价直每石不下一十贯，日得二百文，可籴二升，仅充匹夫一日之食。衣服鞍马奴仆之费，必不可缺者，何从而出？父母妻子，何以仰事俯蓄……况兼钱谷官无升斗之禄，无进身之阶。凡有失陷亏欠，则勒令合偿。职事官，则六品而下，不过二十贯，一身之费，亦不赡给。傥过官府勾唤，送往迎来，杯酒饮饭，必不能免者，又何从而出？饥寒切于身，勤劳苦其心，父母妻子，冻饿于其前，公私费用，逼迫于其后。身既从事，不敢朝夕去职，别营生业。今蒙禁止曰：勿取于民，勿枉法，勿妄求，勿盗窃官钱。虽饭蔬饮水，清苦廉介之士，亦不能堪，岂非强人以必不能者与？”[15]（卷一二，《寄子方郎中书》）。
俸禄是职业官吏维持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是养廉之具。中唐均田制瓦解后，俸禄微薄引起的官吏相对贫困，呈现上升势头。两宋官吏中“多负人息钱”，“家食不给”，“无屋庐以居”的情况，已不乏见[33]（卷三）[34](P.13132)。但是，像元代俸禄之薄，致使一般官吏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尚前所未有。这的确成为官吏贪赃恶性发展和屡禁不止的经济方面的根源。难怪陆文圭、程钜夫等说：“夫不足以养其身，而徒以禁其欲，欲无侵渔百姓，难矣！”“钞虚俸薄，若不渔取，何以自赡？”“官吏俸禄甚薄，不足以养廉，不得不贪墨以为家计”[35]（卷四，《流民贪吏盐钞法四弊》）[14]（卷一○，《江南官吏家远俸薄，又不能皆有职田，不能自赡，故多贪残，宜于系官田地拨与职田》）。
元朝统治者的低俸政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蒙古国草原官制比较简约，万户、千户和断事官只有部民、牧地的封赐及下属的贡献，根本没有汉地式的俸禄。这种草原旧俗对蒙古统治者长期不重视官吏俸禄，不能不带来深刻的影响。兼之，元代冗官极为严重，支付诸多员额的官吏俸禄，已是不小的财政负担。增加官俸，也有一定困难。在某种意义上，冗官制约着低俸，低俸维持着冗官，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循环机制。另外，官吏俸禄与钞值贬降挂钩，也加重了官吏低俸的危害。
其次谈选官不精与官吏素质低下。元代选官法比较特殊，大体有科举、荫叙、宿卫“别里哥”（蒙古语belge，符验之义）选、吏员出职等途径。其中，由令史、书吏入流出职者为数最多，宿卫出身者居官最显。因科举举行迟，取士少，授职低，“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9](p.4255)。
选官铨调时“不试贤能”、“阀阅是先”、“夤缘请托”等弊端，层出不穷。其结果是北人世勋，皆居要津，贤能遭贬，奸贪恒多，“小大之职，颇稀清白之风”，严重败坏了官吏素质。官吏素质的降低，又直接导致腐败贪赃。于是，“官之失德，宠赂日章”，“营求之力既殚，取偿之意愈急，驱车在道，见物垂涎，不畏莫夜之知，殆成白昼之攫”[35]（卷四，《流民贪吏盐钞法四弊》）。换言之，选官不精与官吏素质低下，是来自官吏队伍自身的直接原因。
需要强调的是，元代官吏素质低下，与儒士社会地位较低和官吏习儒者偏少，乃至官场风气的败坏，都有关系。
人们注意到，宋代吏治相对清明和官吏贪赃不十分严重的原因，不仅在于“严贪墨之罪”，还在于尊崇儒士和重视儒学道德规范的约束[6]（第五章第五节）。元代的情况则与两宋形成较大的反差。儒士社会地位较低，甚至有“九儒十丐”等自嘲之说。相当多的儒士选择了远离官场的隐居和半隐居的道路，主要是追求“自立于己”，“而不敢求用于时”[7]（卷一一，《复董中丞书》）。这样，儒士支配官场和儒学“仁义道德”规范约束官场风气的状态，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是，官吏素质低下和官场道德沦丧，难以遏止。
正如吴澄所云：“吏多贪残，而儒流知有仁义”[7]（卷一八，《送彦文赞府序》）。儒士入官，多半讲究名节廉耻，即使为生活所迫，稍有额外不法收入，也懂得有所节制，适可而止。这可以算作一种来自道德伦常的自我制约。非儒士或不习儒之官吏则不然。他们不甚顾及礼义廉耻，容易“苟且毫末之得而不耻”。元代官吏中儒士少，也是酿就贪赃成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在因素。有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史称，蒙古勋贵、答剌罕、中书左丞相“雅重儒术”，“闻儒者谈辄喜”，“惟不言利”，“一以节用爱民重民爵为务”。大德七年（1303年）一月，右丞相完泽等八名正、副宰相因受贿罢黜时，哈剌哈孙是惟一未染赃污而继续留任中书左丞相者[9](P.3291)[20]（卷二五，《丞相顺德忠献王碑》）。
再谈最高统治者徇私曲赦。元朝皇帝经常朝令夕改，突然曲赦犯赃官吏，或对其罢而复用。如大德元年（1297年）十一月，大都路总管沙的因贪赃应该罢职，成宗以其是“故臣子”，特地减轻罪罚，让他依旧任职[9](P.414)。武宗初，一些因受贿被监察御史弹劾的官员请托入觐，以求免罪。武宗果然下令“曲赦”御史台逮系的犯赃官吏，罪罚仅限于征赃和罢职[9](p.482,p.493)。在曲赦犯赃官吏时，权相的斡旋作用颇大。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二月，大都路判官萧仪收取贿赂，忽必烈欲断徒刑服淘金役。右丞相桑哥以萧仪“有追钱之能”为他开脱，忽必烈“曲从”，将徒刑减轻为杖[9](p.320)。成宗初奉使宣抚“纠治官吏贪邪”，有的宰相自己也“贪墨”，希望“因而肆赦”，后遭到国子祭酒耶律有尚的阻拦，未能得逞[36]（卷七，《皇元故昭文馆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耶律文正公神道碑》）。吐蕃喇嘛帝师更充任曲赦犯赃官吏的积极怂恿和鼓吹者。“每岁必因好事奏释轻重囚徒，以为福利，虽大臣如阿里，阃帅如别沙儿等，莫不假是以逭其诛。宣政院参议李良弼，受赇鬻官，直以帝师之言纵之”[9](P.4523)。
犯赃官员罢而复用的事例更多。成宗初，原浙西道提刑按察使弘吉烈带阿鲁灰受贿“遇赦免，复以为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使”。大德七年（1303年）“以贪贿罢黜”的洪君祥，又被任命为中书省右丞。前河间路达鲁花赤忽赛因“坐赃罢”，后“以献鹰犬，复除大宁路达鲁花赤”[9](p.385,p.449,P.453)。尤其是前揭大德七年三月成宗刚刚将“营私纳贿”的平章伯颜、暗都刺、右丞八都马辛等罢免，以圣旨告示天下。翌年九月，伯颜、八都马辛等三人又官复原职。文宗朝又有“野理牙旧以赃罪除名，近复命为太医使”；“辽阳行省平章哈剌铁木儿尝坐赃被杖罪，今复任以宰执，控制东藩”[9](p.715,p.765)。
时至元末，曲赦和罢而复用，愈演愈烈。正如苏天爵所言：“近岁以来，赦宥太数……夫以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肆赦者八。近自天历改元至元统初岁，六年之中，肆赦者九。”[36]（卷二六，《论不可数赦》）
频繁曲赦和罢而复用，直接带来了赃罪条例执行中的混乱，破坏了赃罪条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一部分赃官可以利用各种条件侥幸减轻或逃避处罚，甚至官复原职，依然如故。这不仅亵渎了朝廷法律的尊严，也使犯赃官员心存侥幸，台察和清廉官则蒙受打击。曲赦和罢而复用，表面上只涉及一小部分赃官，但对惩贪政策的贯彻执行，又带来了全局性的危害。
最后，谈谈蒙古草原旧俗的渗入。元王朝的缔造者忽必烈在采用汉法之际，自觉不自觉地把许多蒙古旧俗长期保留下来。元王朝的政治、法律制度及具体政策自始至终呈现蒙古法、汉法二元状态。我们注意到，有元一代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蒙古草原旧俗，同样地渗入了官吏贪赃，甚至直接影响到朝廷的惩贪政策。我们前面提到的蒙古“撒花”俗对官吏贪赃的推波助澜，怯薛“别里哥”选与科举长期停废，视儒学为宗教而不当作治国修身之术等等，明显是蒙古旧俗因与汉法的抵牾而给元代官僚体制带来的不良影响。据初步考察，著名的成吉思汗“札撒”及宝训中，尚未见到惩办贪污的规则。蒙哥汗时期的“阿蓝答儿钩考”，也重在清查钱谷亏欠挪用和不上缴国库等事。而在《史集·窝阔台汗纪》中，我们偶尔检出一段与贪污相关的轶事：
合罕慷慨善良的名声四处传播，所以各国商人都争相来到他的宫廷。合罕吩咐收下他们的〈全部〉货物，不管好坏，全部如数付酬……有一次，陛下的一些负责人说，没有必要按十加一地多〈付〉，因为货物的原价已高过同类货物的价格。合罕说道：“与官家交易，获利多些，才对商人有利，因为他们必然对你们，必阇赤们，有些开支。我这是为你们的大圆面包付钱，免得他们从朕处受损失而去”[37]（卷二，p.94）。
窝阔台明明知道，汗廷必阇赤等官在商人与官家的交易中因商人的额外“开支”而获取不少好处或礼品。这种好处或礼品，在蒙古俗看来就是所谓“撒花”，而从汉法观察，明显是贿赂。窝阔台不仅不予以责备惩治，反而下令高价支付商人货款，美其名曰替接受好处或礼品的必阇赤等官“付钱”。不难看出，窝阔台对官吏贪赃受贿，采取了明显的宽容放纵政策。
《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载，窝阔台批准了耶律楚材“便宜一十八事”中的十七件，惟独不批准禁止“贡献礼物”的“撒花”。足见，“撒花”旧俗在窝阔台等蒙古统治者心目中是何等的根深蒂固。尽管颇受窝阔台宠幸的耶律楚材竭力斥责其“蠹害”，也无法动摇窝阔台保留“撤花”俗的立场。此处的“贡献礼物”，与前揭商人的额外“开支”类似，都是所谓“撤花”。
上述放纵“撒花”贪赃的政策，像幽灵一样，长期困扰着元朝的多数皇帝，使他们在惩办官吏贪赃时往往干出前述频繁曲赦等荒唐事来。成宗大德七年取消赃罪十三等中的死刑条，估计与此不无联系。有一个现象比较清晰：元朝诸位皇帝中，像元世祖、英宗等采用汉法较多的皇帝，其惩治官吏贪赃相应地也比较严厉。而成宗、武宗、泰定帝即汗位前久居漠北，受蒙古旧俗熏染较深，其在徇私曲赦方面就似乎走的更远些。英宗朝惩办官吏贪赃最为坚决。见于《元史·英宗本纪》因贪赃被罢黜杖免的有：刑部尚书不答失里、乌马儿、班丹等多人。英宗终因“南坡之变”遭暗杀也表明：依蒙古旧俗对官吏贪赃持宽容放纵政策，在蒙古贵族官僚中颇有市场；而采用汉法和严惩贪赃，则在蒙古贵族官僚中受到孤立打击。
总之，蒙古旧俗的渗入，不仅影响了元代官吏贪赃活动本身，还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元代官吏的素质和统治者的惩贪政策。在元代官吏贪赃猖獗且超越其他王朝的诸多原因中，蒙古旧俗的渗入，是支配性和最主要的。它对俸薄、选举不精、官吏素质低下、徇私曲赦等，均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背景性影响。只要从蒙、汉二元体制和蒙古旧俗的渗入这一角度观察，元代异乎寻常的官吏贪赃及惩贪政策的失败，就不难找到答案了。
收稿日期：2004-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