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恰[1]2004年在《新加坡公共行政体制的现代化发展》文中认为新加坡的公共行政体系经过殖民地时期和独立时期两个时期，包括前殖民阶段(1819—1867年)、直属殖民地统治阶段(1867—1942年)、战后阶段(1945—1955年)、劳动阵线联合政府阶段(1955—1959年)、人民行动党阶段(1959—至今)五个阶段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称誉的高效率、高度现代化的完备的公共行政体系。新加坡公共行政体制的现代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精干的政府机构；二是高素质的文官；叁是高薪严法的廉能政府；四是公共行政管理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方面有效性。本文的主旨就是探讨新加坡的公共行政体制的发展及其现代化特性，希望能有助于我们认识了解新加坡的公共行政体制，在我国公共行政体制建设中扬长避短。
李路曲[2]1995年在《新加坡公共行政的改革与现代性特色》文中研究指明新加坡行政体制的运作以高效廉洁而闻名于世,引起了各国政治家和学者的关注.那么,它改革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其行政体制的内涵又有什么特征?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公共行政的改革
麻雪峰[3]2012年在《韩国和新加坡民主化进程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主是属于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从十九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民主的潮流就开始向世界蔓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端于南欧的“第叁波”民主化浪潮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冲击着全球。随着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建设民主已成为国家政治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政治领导人已不能回避人民的民主诉求。韩国和新加坡的民主化进程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现代化使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迁。现代化所带动的工业化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两国社会经济结构和人们观念的现代性转化，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全球化则将西方政治文明的成果传输到世界各地，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韩国和新加坡的民主化进程虽有失败、挫折、倒退，但其民主发展的趋势却是坚定不移，建设和发展民主政治已成为两国精英和人民的共识。韩国在实行了多年的威权统治后，二十世纪80年代末以“移转”的方式成功转向民主政治。新加坡则坚持发展自己的民主形式，探索建设不同于西方的民主。两国的经济发展、政党政治、政治精英、国际环境和政治文化等是影响两国民主化进程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对两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结构性因素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两国民主化进程的共性和差异，有助于总结两国民主建设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也对其它国家民主的发展和建设有借鉴意义。本文由正文八章和结语组成。第一章为绪论，介绍论文选题的依据、研究范围的界定、国内外研究现状、理论假设,用于分析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及文章的主要概念。提出了论文的预期创新点和难点，对论文的整体框架作简单的交代。第二章，韩国和新加坡的民主发展。对韩国和新加坡民主化进程及特点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有助于对影响两国民主化进程的结构性因素展开分析。第叁章，经济发展、市民社会与民主化。经济发展使韩国和新加坡的社会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市场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一批中产阶级，推动了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发展和市民社会形成。市民社会对政府权力形成了制衡，社会和个人自由得到了发展，这是民主政治建立的前提。经济发展是一个基础性因素，经济发展为两国民主发展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第四章，政党政治与民主化。经济现代化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使政党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政党政治在现代化的环境中也不断发展。不同政党之间的互动推进了民主的发展。政党是推动民主发展的重要工具，同时也为政治精英发挥自己的才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第五章，精英与民主化。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需要精英的领导和推动，精英通过自己的政党来推动政治经济的发展。韩国和新加坡执政精英与反对派精英之间的斗争与合作推动了两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第六章，政治文化与民主化。文化是制度建立和运行的一个重要背景与基础，文化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与外来文化对韩国和新加坡的本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下，两国也逐步形成了与现代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文化。韩国和新加坡都重构了本国的政治文化，新的政治文化塑造了人们新的价值观念，使其有利于本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和运转。第七章，国际化与民主化。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形势下，一国的民主化实际上是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因素通过国内因素而发挥作用。本章主要阐述国际因素在两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经济全球化、世界民主化浪潮对两国政治发展的影响；美国因素对韩国民主发展的影响；英国因素对新加坡民主建设的影响。第八章，民主政治的巩固与前景。主要分析韩国和新加坡如何巩固自己的民主成果及对两国民主的发展作一个展望。结语。结语是对全文的总结。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发展是两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最大共性，韩国和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政党政治、精英结构、政治文化和影响两国的国际因素的不同，是造成两国民主政治进程差异的主要原因。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纷纷建立民主政治以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人民当家做主的强烈愿望让民主成为人民不懈追求的目标。西方民主的具体形式不是“地球村唯一的游戏”，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多样化，民族和文明的多元化决定着民主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各国的民主形式千差万别，但各个民族国家都必然走向民主，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有更多的权利与自由，政府权力得到必要的约束和控制。
孙建红[4]2007年在《新加坡软权威主义政府的“善政”之道》文中研究指明亚洲“四小龙”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绽放的一朵奇葩，引来世界各国学者、政要的纷纷瞩目，被称为“东亚奇迹”。有学者认为，“东亚奇迹”的核心是东亚持续了35年之久的高速经济增长，这不无道理。但学界对“东亚奇迹”原因的探讨非止于此，形成了新古典学派、政府修正学派、“亲市场”派、文化学派等多种研究途径。本文选择了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作为研究的对象，以其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作为现实价值导向；以其颇受争议的软权威主义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过是非作为理论探讨志趣；以其政府管理模式作为研究焦点，剖析新加坡政府在主导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深层次展现了新加坡政府组织、政策决策、政策执行和政策发展的内涵，并结合当代公共行政改革的主流范式——“治理”理论考量了新加坡政府管理的发展趋势。新加坡位于东南亚，处于东亚儒家文化圈范围之内，其国内近70％的人口是华人，他们大都是明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移民的后裔。这些情况表明新加坡和中国具有很深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在当代，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导之下的新加坡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一党长期执政，这又是二者相似的一面。无庸讳言，这些都可以成为双方互相借鉴和交往的基础。本文结合当代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以历史发展与逻辑演绎、事实分析和经验判断相结合作为分析方法，对新加坡政治体制、政府体制、管理方式、管理哲学进行了探析和阐释，以期能总结出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和判断，这正是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时曾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的很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之下的政府已经开始了向新加坡学习。在全球性的“政府再造”、“公共行政改革”的大环境下，积极探索新加坡政府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无疑会为这些学习和实践提供更为深刻、全面的理论指导，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本文包括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说明了新加坡软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构建。本部分首先从行政生态角度分析了软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成因，进而探讨了这种软权威主义体制创设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制度安排，最后分析了新加坡软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之下的政府体制的意义与弊端。第二部分主要展现了新加坡软权威主义政府的“善政”模式。本部分首先剖析了新加坡软权威主义政府的政府人格和管理哲学，在此基础上归纳了软权威主义政府的管理模式，分析了其维持政府合法性的运作机制。第叁部分主要总结了新加坡软权威主义政府管理的变革。本部分在分析全球化、全球公共行政改革浪潮对新加坡软权威主义政府形成新的挑战及总结90年代以来新加坡政府历次公共行政改革的基础上，结合当代“治理”理论考量了新加坡政府管理由“善政”走向“治理”的可行性。
范瑞华[5]2014年在《新加坡行政文化的东西会通及其对中国行政文化建设的启示》文中研究说明行政文化是指由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以及其他社会成员在长期的行政实践过程中积淀而成的行政习惯、行政制度、行政规则、行政意识、行政价值观、行政态度、行政动机、行政信念和行政情感等,并且行政文化的形成过程和其社会化过程是同一的。行政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支,对于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行为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加坡从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发达国家,成功证明了无论采取何种发展模式,必须结合自身的国情,建立一套适合自身国情发展的行政体制。新加坡的成功不仅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她的社会成就上。新加坡的成功与其行政文化建设密不可分。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其成功发展经验对于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与此同时,我国也正在经历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权力和利益面临着重新分配,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各种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在新形势下,不断提高我国的行政管理水平势在必行。先进的行政管理离不开先进的行政文化的指导,要建设先进的行政文化,需要与时俱进,博采众长。本文从新加坡的诞生开始,分析了其东西会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基础,并从德治与法治、民本与民主、秩序与自由、管制与服务四个方面分析其东西融合的具体体现,破除人们过去对新加坡行政管理的误解,过多的关注其东方特色,忽视了它其实是东西方优秀思想的结合。本文通过对新加坡行政文化的探析,希望对我国行政文化的研究和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梁爽[6]2012年在《新加坡政府的治理模式及其价值探析》文中研究说明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世界发展态势，迫使各国政府必须进行治理转型以适应经济、政治、社会的不断发展。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新加坡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又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公平、廉洁、稳定的社会，不仅被人们视为“东亚奇迹”，更在学理上作为一种模式——“新加坡模式”被学者研究。其成功的原因得益于有力的政治领导，更得益于其政府拥有的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公共行政体系和比较成功的治理模式。本文在治理理论的理论框架下，选取新加坡作为实践层面研究的对象，对新加坡政府治理的基本理念、治理模式等进行研究，探寻新加坡政府治理模式的价值所在，以期能够为提升中国政府的治理水平提供有益的借鉴。
王涛[7]2005年在《新加坡行政体制的特征：合理性及其面临的挑战》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传统官僚制模式的价值取向与组织设计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和批判,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管理理念,如“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企业型政府”等一系列的“后官僚制典范”。本文主要分析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新加坡行政体制合理性的问题,及其面临的挑战的问题。新加坡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走上一个发达国家,她成功的发展模式向人们证明了建立一套适合自身国情发展的行政体制的必要性,同时也证明采取任何一种治理模式都必须考虑到与自身国情相适应的背景。本论文首先阐述了新加坡政治体制的特点,接着分析新加坡行政体制的主要特征,它包括叁个方面的特征:一,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中特别强调对权威的服从,并存在着强有力的领袖;二,通过政治化建立起服从管理的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叁,新加坡高薪严法治国的同时也强调引导和培养政府的自律性。然后着重分析新加坡行政体制早期的合理性,并突出说明评判新加坡行政体制合理性标准的转变及其转变的原因,在新加坡,作为早期讨论新加坡行政体制合理性的单一的囊括一切的标准就是为生存发展。新加坡政府独断专行地做出了发展政策的选择和官僚机构的选择,并用发展的价值使其全部合理化与社会化。随着新加坡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早期讨论的单一的囊括一切的标准——“发展危机”已经不再是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它被“成功管理的问题”所代替,新加坡政府的合理性已不再仅仅停留在强调“组织的合理性”,而更需要强调“系统的合理性”,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最后阐明新加坡官僚制合理性对其治理的挑战,包括政府权力面临的挑战、政府行政理念面临的挑战、政治体制面临的挑战以及政府行为和管理方式面临的挑战。
汪浩[8]2014年在《中国政府责任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着重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既证明了我国权威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又体现了我国的政府责任。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新的发展阶段,并且要进行“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这对我国政府的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治理模式的转换,将带动我国政府角色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从而促进我国政府积极地履行自身的责任。根据权责一致原则,我国政府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掌握着公共权力,理应承担政府责任。政府责任是一个责任集合体,学界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本文主要从政府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这四个方面加以阐述。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健全,民主和法治还有待完善,所以我国政府承担的责任和社会压力都很大。政府在处理与执政党、人大、法院、检察院、市场、社会、公民的关系,以及政府自身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时,也是政府承担责任的具体表现。当下我国政府还存在一定的责任缺失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责任的缺位、错位和越位。这不仅是因为我国政府问责制度不健全,对政府及其公务员,尤其是对一些政府官员和行政首长追责不力,而且我国行政法律体系和法律文本也不完善,法律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不足,从而导致政府责任的追究缺乏刚性和实效性,成为影响政府责任建设的重要缘由。此外,受传统行政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政府及其公务员在依法行政方面依然存在欠缺。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政府责任的实现。政府责任的实现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本文通过对美国政府健全的法律和制度、英国政府的公共行政改革和新加坡政府的动态治理等域外有关政府责任建设的经验进行梳理,以期吸收借鉴西方政府推进政府责任实现、建立更加负责的政府过程中的优秀成果。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责任建设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我国政府责任建设的要求,不断建立和完善我国政府责任的实现机制,强化我国的政治问责、法律问责、行政问责和道德问责机制,并且不断探索我国政府责任的实现路径。
张英娜[9]2017年在《新加坡威权政治模式转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加坡是在二战结束后才得到独立并发展,其执政党是人民行动党。到目前为止,人民行动党政府已经带领新加坡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并在经济建设和发展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优秀的成果,新加坡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国家,在尊重天道、地道、人道价值观一体的同时,发挥自身特性,注重相互结合,相互完善,建构了适应时代发展并独具特色的威权政治模式。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是由于实行有特色的威权政治模式。长期以来,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名义上拥有多党竞争,但是实际上是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威权政治体制。新家坡的威权政治模式,主要是来源于英国殖民制度的残留以及华人移民带来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新加坡的威权政治模式具有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特点,通过严格管控社会,优先发展经济,创造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大力倡导反腐倡廉,确保威权政治体制的顺利运行,促进了新加坡经济社会的发展。虽然人民行动党带领新加坡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历程,但是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严峻的挑战,面对挑战李光耀等历任国家领导人采取不同的措施,完成了由革命时期的魅力型威权政治模式到为建设和执政时期的法理型威权政治模式的转型。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新家坡的威权政治在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为止还无法预测。但是在人民行动党的带领下,新加坡已经完成了一部分现代化建设的力度,为民主政治转型奠定了基础。我国现阶段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阶段,与以往相比,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到了关键点并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通过借鉴新加坡的威权政治模式发展的先进经验,对于我国发展政治和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新加坡的威权政治模式具有本国的特色,我国不能照搬新加坡的威权政治模式,我国在学习经验的时候,也要认真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主要侧重于从新加坡独立建国以来,从新加坡政治模式的影响角度上来研究新加坡政治模式由魅力型政治模式向法理型政治模式转型对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叶绪江[10]2010年在《当代中国干部教育培训有效供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教育培训历来是干部成长进步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保证。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教育培训干部,始终将其作为事关全党大局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来抓,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取得了显着成绩。但同时,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与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需求相比,当前干部教育培训中依然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本文以审视当前我国干部教育培训供需状况为出发点,借鉴经济学相关理论,立足行政学视角,从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和政策分析叁个维度探讨和研究了干部教育培训需求和供给的内涵特点、我国干部教育培训供给与需求现状、干部教育培训供需问题及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思路。文章首先从理论上阐释了干部教育培训需求与有效供给的内涵。指出干部教育培训有效供给是指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相适应,在最大限度地满足、适应与引导干部教育培训需求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供给效率的干部教育培训供给。起码包括叁层含义：一是干部教育培训有效供给必须考虑消费需求,教育培训的数量、质量、类别结构必须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求相适应,与干部学习需求趋于一致,即供给是考虑了需求并让需求可以接受的供给；二是干部教育培训有效供给不仅要满足需求,而且要引领需求、创造需求；叁是干部教育培训有效供给不仅包括教育培训产品或服务的有效性,而且包括供给效率的有效性,即供给的高效率。反之,有效供给不足则表现为供不应求、供非所求、供不合求、供不促求、供给效率低下。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文章通过问卷调查、座谈访谈,揭示了当前我国干部教育培训需求与供给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干部教育培训产品供给总量与大规模培训干部的任务要求不相适应,干部教育培训产品质量与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需求不相适应,干部教育培训产品单一与多样化个性化培训需求不相适应,干部教育培训产品供给效率低下与资源有限性的现状不相适应,干部参加学习培训需求动力不足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干部能力素质的要求不相适应,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干部的学习培训需求趋同与差别化的岗位要求不相适应。导致这些问题的体制根源在于供给主体职责错位抑制了干部学习培训需求,计划调训式培训模式导致了供给需求的偏差,供给主体单一限制了干部教育培训供给能力,归根结底在于干部教育培训有效供给不足。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干部教育培训的非赢利性、正外部性决定了其公共产品属性,同时干部教育培训具有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有决定了其私人产品的特性,这种准公共产品完全可以通过政府及以外的多元主体进行供给。主张在政府管理中采纳企业管理模式来提高效率、引入竞争机制来提高服务水平、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来改善行政绩效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我国干部教育培训供给体制改革贡献了理论依据。从现实基础来看,党的历史方位的深刻变化为干部教育培训供给体制改革提供了政治基础,大规模培训干部任务为干部教育培训供给体制改革提供了历史机遇,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为干部教育培训供给体制改革提供了现实条件,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为干部教育培训供给体制改革提供了制度空间。从比较研究视角来看,近年来西方国家在公务员培训领域中广泛引入顾客意识、竞争理念和市场机制,公务员培训供给出现一系列新的变化,也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绩。其中的许多经验无疑可以为我国改革干部教育培训供给体制提供借鉴。根据干部教育培训供需现状和问题,借鉴国外公务员培训供给体制改革的经验,对照有效供给的叁层含义,文章对我国干部教育培训的有效供给进行了具体阐述,包括以参学为主线创造干部教育培训需求(创造需求)、以需求为导向再造干部教育培训流程(满足需求)和以有限市场化重构干部教育培训供给模式(高效供给)。供给决定需求,需求也影响供给。激发干部旺盛的学习需求不仅是干部教育培训有效供给的前提,也是保证干部教育培训供给效果的基础。有必要创新激励机制,做到干部教育培训与使用相结合,以目标预期激发学习热情,解决干部不愿学、不想学的问题；创新参训机制,以灵活多样的参训形式为自主学习创造条件,解决干部没有时间学、没有机会学的问题；创新约束机制,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引进竞争督促机制,增强学习的外在压力,解决干部不真学、学不好的问题。产品要为消费者所接受,核心是要适销对路、符合需求。判断干部教育培训供给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样要看供给适合需求的程度。所以,实现干部教育培训的有效供给,需要坚持“需求主导供给”、“供给满足需求”、“供给引导需求”的观念,打破既有的官僚制调训体制,从按计划培训转到按需求培养上来,从统一的无差别培训转到适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干部需求的个性化、多样化、差别化培训上来。以需求为导向的干部教育培训流程强调,从培训需求分析入手,以满足需求和引导需求为依据进行培训设计,组织实施培训计划,并对培训目标、实施程序及供给效果进行及时评估及追踪反馈,培训效果评估既是原一轮培训的终点,又作为新一轮培训的起点,如此形成一个包括计划循环、实施循环和评估循环叁个互相衔接阶段构成的培训循环系统。“没有任何逻辑理由证明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官僚机构来提供。摆脱困境的最好出路是打破政府的垄断地位,建立公私机构之间的竞争。”单纯由政府提供干部教育培训产品会导致供给效率和质量的双重低下,而纯粹的市场运作则又有可能导致供给与需求的双重短缺。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干部教育培训所要追求的根本目标,经济效益又是其维持生存与发展所必需。所以,干部教育培训产品供给应该是有限政府和有限市场的统一。通过适度的市场调节,引入竞争开放的市场机制,将有利于改变传统政府主导下相对封闭的干部教育培训供给体制,促进干部教育培训资源的优化配置,促使培训机构为培训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服务。同时由于干部教育培训产品政治性、公共性的特点,市场介入体现为不充分的有限市场化。适应市场需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多元主体并存的干部教育培训供给模式、多种渠道互补的经费保障体制、公平竞争有序的市场发展机制和多中心互动的合作治理机制,是推进干部教育培训产品有效供给改革的具体路径。
参考文献：
[1]. 新加坡公共行政体制的现代化发展[D]. 刘恰. 西北大学. 2004
[2]. 新加坡公共行政的改革与现代性特色[J]. 李路曲. 政治学研究. 1995
[3]. 韩国和新加坡民主化进程比较研究[D]. 麻雪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4]. 新加坡软权威主义政府的“善政”之道[D]. 孙建红. 山西大学. 2007
[5]. 新加坡行政文化的东西会通及其对中国行政文化建设的启示[D]. 范瑞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4
[6]. 新加坡政府的治理模式及其价值探析[D]. 梁爽. 黑龙江大学. 2012
[7]. 新加坡行政体制的特征：合理性及其面临的挑战[D]. 王涛. 山西大学. 2005
[8]. 中国政府责任建设研究[D]. 汪浩. 复旦大学. 2014
[9]. 新加坡威权政治模式转型研究[D]. 张英娜. 电子科技大学. 2017
[10]. 当代中国干部教育培训有效供给研究[D]. 叶绪江. 南京农业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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