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控制论与语言哲学——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人文哲学背离语言本质的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语言论文,控制论论文,本质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论证语言的功能与构成方式均导源于人和物的实践性关系；论证语言的三个重要品格，即实践化品格、意识化品格和逻辑化品格。当代英美分析哲学与欧陆人文哲学正是以背离语言基本品格而实现其背离语言本质的转向。
关键词 语言控制论 语言哲学
1、语言控制论的语言观与语言哲学
西方哲学的三次转向，表征的是人类认识史的合乎规律的历史发展，可称之为哲学史的三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到语言论。尽管在这条哲学史的历程上划下的是一条曲折的轨迹，但却说明人类一方面在认识、解释物质世界，一方面又在审视自己对物质世界认识的可靠性，在追索认识自身的根源，认识的合规律性，同时又在寻找自己认识的外部世界的物的凭证——把探索的目光转向、集中在语言上，通过语言——这一人类认识的信息档案、信息遗迹——继续审查人所要认识的外部世界，人类自己认识的可论证性，从而萌生出语言自身的哲学。
人类自然语言之所以对审查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及鉴定人类认识的历史，具有如此重要的哲学价值，就因为自然语言就其发生、发展，就其根本的功能本质而言，语言是人脑支配的意识的物化的控制系统①。自然史表明，“动物界”之终于发展出、划分出“人界”的两个重要的契机，即恩格斯说的一是劳动，一是语言②。正是这两个重要的契机，猿脑转变为人脑。劳动实践使猿脑对外部世界的适应性反映，转变为人脑的实践性反映。而在实践活动中基于群体信息交流的需要产生的语言，又使脑的实践性反映，成为可以在实践活动中重复的、可以存储的、可以加工的信息，成为使人脑控制其实践性反映的、确定的物化手段，从而使人脑对外部环境的实践性反映成为“人界”特有的反映外部世界的方式，因此，人有了意识。也就是说，在语言控制论的语言观看来，语言在其发生上是作为人的意识的物化的控制手段，是在形成人的意识中生产的。而随着人类变革外部世界历史实践的发展，推动人的意识的发展，语言作为人的意识的物化的控制系统也处在同步发展中。语言逐成为适应控制意识（的存在方式）及日益繁复的意识过程的需要的意识物化的控制系统，从而使人脑对外部世界的实践性反映借助语言这一物化的控制系统，进行适应实践活动需要的（有效的）信息控制——对信息的摄取、存储、利用、加工，即人脑区别于动物（脑）的适应性反映，在于人脑能支配其特有的物化的控制系统——语言——来实现其实践性反映的机能，反映外部世界事物、现象的规律性联系，从而有效地变革外部世界，成为处在实践中的人。
当代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这种论断在内涵意义上也揭示了人的一种重要的特征，但是作为表述人的更根本的特征的、更深一层的命题是，人是和外部物质世界建立了实践性关系的动物。这是人界和动物界的根本区别点。正是由于人和外部物质世界建立了实践性关系，正是基于这一根源的发生、发展，人才成为智能动物，能以其特有的智能，用符号以简驭繁地控制他们的认识了的外部世界，人才能成其为符号的动物。
2、语言的三个重要品格
语言作为人脑控制信息的能力、过程与方式的实践性成果，其自身的功能及构成方式都体现着人的意识反映的实践目的的指向性，即以自己的构成方式去控制意识对外部世界关系、联系的反映信息，为实现意识反映外部世界事物、现象的关系、联系提供控制方式、控制手段。比如，外部世界事物的“主——属”关系，事物间的属性、从属关系，以及动作、行为、过程的“时空”关系、联系等等，首先塑造了人在实践活动中如何把握这些关系、联系（以实现人的实践活动的目的指向），从而导致意识对这些方面的关系、联系的反映，而语言则表现出具有控制这些关系、联系信息的功能及构成方式，这就是语言句法结构中的“主——谓”、“偏正”及时、空表达式以履行其控制意识、意识反映的职能③，这就是说，语言的功能与构成方式，在发生序列上是：人与物的实践关系、联系及外部世界物与物的关系、联系，塑造了人的实践，实践建构了人的意识，也建构了意识的物化的控制系统——语言，即语言的功能与构成方式，导源于人的实践，导源于人的意识的实践性反映。语言作为人脑控制信息的能力、过程与方式的实践性成果，总是以自己的控制信息的功能与构成方式，表征人的实践，表征人的意识的实践性反映，从而表征人与物及物与物的关系、联系。因此，人类自然语言明显地呈现三种重要品格：实践化品格、意识化品格、逻辑化品格。
2·1 实践化品格。语言是社会群体在实践中建构，并在实践中发展的。因此，任何一个语言群体，其语言都是实践化的。所谓实践化，指的是，任何特定语言，其功能与构成方式，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实践条件、实践环境，以及社会实践条件的历史发展的总背景下形成和建构起来的，都体现着群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一定的实践环境下的实践目的的指向与控制信息的过程与方式。语言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群体的实践需要实现其建构过程。在功能及构成方式上，语言作为人的意识的物化的控制系统，从语声对于群体独具的听觉上的特征（音位系统不同），到词汇结构（词汇结构不同）、语义体系的构成，以及语法的结构形式所蕴含的社会群体的实践内容，都表征了语言的实践化品格。
2·2 意识化品格。语言作为一种实现了自控信息的物化的代码系统，既表现为有外化的形式方面——物化的听觉中的语言，又有其在意识中的潜存形式方面，这就是由听觉语言所制导的、和意识构成环节一致的语义块(ABCDE)④。语义块是物化的有声语言的内化形式，即意识化形态的语言。所谓语言的意识化品格，指外化的听觉语言，是以内化为意识化形态的语言存在于意识中。听觉语言的在人的意识过程中的一切职能，都是经由物化语言制导其在意识中的存在形式来实现的。人是在实践中把握语言，从而建立起从语言外化形式向内外形式转化的感性活动。人对于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感性的把握，语言对于人是一种实践的、感性的活动。如上所述，语言一方面有实践化品格，即语言不是脱离人的实践的现象；又具有意识化品格，即语言不是脱离人的感性活动的现象。事实上，对于人的意识来说，语言以其作为对人的“实践——知识”的陈述，成为意识的存在方式；对于人的语言来说，语言又是意识化的，是人的实践的、感性活动。实践主体是通过其内化的意识化形态的语言，来实现其对意识、意识反映的控制；又通过外化为物化形态的有声语言在群体中进行信息交流，实现个体间意识、意识反映的制导过程。
语言的意识化，发端于人脑的“联觉”机制，即物化的有声语言，是基于人脑的联觉机制，内化为心理的、意识化形态的语言。“联觉”在心理学中的解释是“一种感觉又兼有其它种感觉的现象”（《简明心理学百科全书》288页）。语言作为人的意识的物化的控制系统，和意识具有共生性。语言的物化的声音——语声，经由人脑的联觉机制，和人的意识中的对外部事物的感觉经验，建立起“语声联觉”，即建立起“声感”与“物感”的联觉——一种声义共感，使对物的“感觉”转化为语声的音响形象（心理印象），语声的音响形象兼有物感的性质，造成“声感”又兼有“物感”，“物感”兼有“声感”的心理效应。正是基于这种语声联觉的建立，不同语言的声义共感，声义效应当然是存在差异的。语言中的词对人们来说只是一种音响形象，是由音响形象制导物感、义感，这就必然造成说不同语言的人认为自己语言的音义关系是天然合理的错觉。
又由于人的意识是一个层级反映系统，是一个由“感觉—知觉—表象—统觉—思维（基本形式‘概念’）”等层级反映环节构成的反映连续体。对于已经在这个连续体中获得全息反映的经验中的事物，一旦感觉到了，也就可以激活连续体各个层级的整体反映经验。因此，语声联觉（当语声唤起了相应的感觉经验）一旦建立，也同样会激活连续体各个层级的整体的反映经验。如果我们把“语声联觉”表述为“语声联觉(A)”，那么，它所激活的连续体以下各个环节可以表述为“对象知觉(B)—语义图像(C)—关系统觉(D)—思维理解(E)”。这个由“语声联觉(A)—对象知觉(B)—语义图像(C)—关系统觉(D)—思维理解(E)”构成的反映连续体就是“语义块”。可以表述为“语义块(ABCDE)”。语义块(ABCDE)是有声语言的内化形式，是意识化形态的语言，又是物化语言的自控信息。
2·3 逻辑化品格。语言的逻辑化品格，指语言以其确定的语言成分（语词）和结构形式（词法结构形式和句法结构形式），控制外部事物的关系、联系在意识中的反映，从而形成意识反映的逻辑内容。语言的逻辑化品格，使意识反映形成其格局化、系统化、组织化形式，使人的意识反映导致一种积极的结果：形成认知及其系统形式——知识。意识反映的逻辑内容和语言控制方式、形式高度一致。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一词，显示了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是如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范畴体现了存在的最普遍的联系，又体现了命题的最高分类。句子的结构及词和词类的划分，都服从范畴的系统模式。逻辑推理和语法推理完全符合，它们互为条件。语言之所以具有逻辑化品格，是由于控制外部事物关系、联系的信息是人的实践的需要。人脑也正是基于这种实践的需要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造就了脑的这种控制外部事物关系、联系信息的能力、过程与方式，以及作为其实践性成果的外化的实践形式——语言的控制逻辑信息的功能及其构成方式。语言由产生时的只发生在一定的实践活动环境中的对直接的心理反映的控制，进入对脱离实践活动环境的抽象的逻辑信息的控制，是人的意识的实践性反映的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前苏联心理学家A·P·鲁利亚(1902-1977)把前阶段称作“词的共实践阶段”，把后阶段称作“共语义体系阶段”。这就是说，语言的逻辑化品格，有其发生上的根源（基于人的实践的需要），也是其发展上的合乎规律的表现（语言由起始于对直接的心理信息控制，走向间接的逻辑信息控制），是经由人的实践建构起来的，是语言作为人的意识的物化的控制系统的本质特征的重要表现之一，表征了语言控制意识的理性信息的功能与构成方式。
2·4 语言作为人脑控制信息的能力、过程与方式的外化的实践方式——一种实现了自控信息的物化的代码系统，是人的意识、意识反映的物化的控制系统，是适应人的实践的需要并在人的实践中建构起来的。语言的功能本质集中表现在于其自身功能及构成方式上的——导源于人与物的实践性关系、联系及外部世界物与物的关系、联系的三个重要品格。正是基于自然语言的三个重要品格，语言才成为一种动态的，和人的意识平行发展的，在功能及构成方式上适应意识实践性反映需要的物化的控制系统，语言才成其为——如恩格斯所精辟地论断的——人的意识产生、发展的另一个推动力。
3、当代西方哲学背离语言本质的转向
3·1 当代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人文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实现语言转向的两面旗帜。尽管两个哲学派别在“语言是什么？”——这个哲学史上沿袭已久的古老问题上，存在理论分歧，标明两种不同的语言观，在解释、处理语言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标明两种不同的方向、路线，但却又都殊途同归地以背离、扭曲语言的本质，来实现各自的哲学转向，都是以对语言作出适应各自哲学需要的解释，来摆脱其哲学认识论的危机。两个哲学派别在背离、扭曲语言本质上的共同点是，无视语言的三个表征语言本质的重要品格，而终于导致在不同的终点上，使哲学职能异化，在认识论上陷入新的危机，成为当代西方具有代表性的唯心主义哲学派别。
3·2 英美分析哲学家无视语言的实践化、意识化、逻辑化三品格，表现在他们把语言视为哲学家可以逻辑处理的对象。分析哲学家认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近两千年的西方哲学之所以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以及以往的体系哲学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之所以陷入僵局，根源在于哲学家错误地使用了语言，因而使哲学问题意义不清，哲学争论陷入混乱。分析哲学家认为，他们可以借助逻辑手段，以自然科学为蓝本，来给哲学提供各种能够共同表述命题而不会产生歧义的逻辑框架，以建构一种不同于日常语言的人工语言。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和塔斯基的真理定义就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所作的努力。这种逻辑框架是以抛弃日常语言为前提的。分析哲学家无视语言的实践化品格，即无视语言的功能与构成方式是在一定的社会实践条件、社会实践环境，以及社会实践条件历史发展的总背景下形成和建构起来的，都体现了群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一定环境下的实践目的指向与控制信息的过程与方式。任何一种语言的实践化品格都是所有这些因素的历史积累，因而成为可以充分满足群体需要的、和群体意识平等发展的物化的控制系统，成为群体的有效的传输信息的工具。因此，语言不是哲学家可以逻辑处理的对象。分析哲学家又无视语言的意识化品格，无视“人对于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感性的把握，语言对于人是一种实践的、感性的活动”(2·2)。这里说的“人”既指群体，也指个体与语言群体中分裂出来的社会集团。对于个体与社会集团来说，由于实践的差异，对于语言的实践的、感性的把握也必然存在差异。语义块(ABCDE)所包含的意识的层级内容也存在差异，运用语言的实践的、感性活动也必然存在差异。分析哲学家由于无视语言的意识化品格，他们对哲学的争论陷入混乱，哲学本体论、认识论陷入僵局，就不能看作是哲学家实践的差异，实践目的指向的差异，对语言的实践的、感性把握的差异，运用语言的实践的、感性活动的差异，而只能归之为哲学家错误地使用了语言。分析哲学家无视语言实践性反映的逻辑化品格，而试图在日常语言之外建构逻辑框架，这就使他们的脱离日常语言建构的框架与语言的实际的经验内容失去活的生命联系，并成为他们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分析哲学由于背离、扭曲了语言的本质，就使其所实现的哲学的转向导致哲学职能的异化，把哲学降格到工具性、逻辑性语言的层面，哲学的任务就被规定为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其语言的转向只能导致取消哲学。
3·3 欧陆人文哲学似乎迥异于英美分析哲学，它是从本体论的高度去弘扬语言的人文性和本源性。但人文哲学以偏执的态度来弘扬语言的非理性特征，其目的不在于揭示语言自身的创造性、流变性，而在于论证一种反理性哲学。语言的本质在人文哲学家那里变形为离开人的实践离开人的意识的实践性反映的栖息人的“自我意识”、“自我精神”的存在物。“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人文哲学家所说的“存在”就指的是人的“自我意识”、“自我精神”。海德格尔就说：“我们真正接触的唯一的本体形式是人的存在。”在人文哲学家看来，在世的实存的解释成为存在本身首先向人显示自己所在的关系，存在把自己历史地传给了人，而在存在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中相遇的就是语言。人文哲学就是这样以割断语言与外部实存世界的联系、与人的实践的联系、与人的意识的实践性反映的联系，来弘扬语言的非理性性质，即弘扬他们所指称的语言的人文性，从而转向论证一种反理性哲学。人文哲学家认为自己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竭尽全力弱化、淡化以至拆解、清除语言的逻辑功能，而着力巩固、强化、提高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可增性。人文哲学家把自己的使命规定为：把语词从逻辑定义的规定性中解放出来，把语词从逻辑句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海德格尔就说：“形而上学很早就以西方的‘逻辑’和‘语法’的形式霸占了对语言的解释。我们只是在今日才觉察到在这一过程中所遮蔽的东西。把语言从语法中解放出来进入一个更原初的构架，这是思和诗的事。”⑤海德格尔的这种要把语言从逻辑和语法中解放出来的思想，对西方文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西方人文哲学家那里，“逻辑”与“语法”成了语言人文性的对立物，是逻辑和语法阻遏了语言运用中的创造性和流变性。
其实，语言作为一种人文事实，其人文性就是语言本身所具备的三品格。语言三品格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语言运用中的创造性、流变性，正是建立在语言的逻辑化品格、逻辑含义的基础上的。试举一例说明，有一节诗是这样写的：“篱笆深深的小院／我阅读一天星辰／但不知谁来阅读我。”（胡玫：《心之帆·思》）诗句中的“阅读”一词和词典中的“阅读”一词的释义⑥（理性义）相比，“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可增生性”可谓够充分了。但这种“多义”、“隐喻”、“意义增生”，正是以其在词典中的逻辑意义为基础的。人文哲学家如果要着力弱化、淡化、拆解、消除“阅读”一词的逻辑义，那么“阅读”一词在诗中的极富创造性的诗情表达，就会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诗情也将随之消失，既不符合人们运用语言的事实，也不符合人的精神活动的实际；就语言的意识化品格来说，语言对于人作为一种实践的、感性的活动，既控制认知信息，也控制情感信息与意志信息。人的意识构成的“知、情、意”是相通的，相互制约的，因此，也导致语言控制功能上的相通。上例“阅读”一词，由于其控制的认知信息（逻辑义），因而导致它在一定的运用场合控制“情感”信息，“阅读”一词在诗中表达了诗人寻求理解的情感与心境。所以，语言在运用中的创造性、流变性也正是基于其自身所具备的意识化品格；就语言的实践化品格来说，语言是适应人的实践需要产生，在适应人的实践的需要中发展。语言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基于意识本身发展状况，及适应意识实践性反映的需要，既控制意识、意识反映的感性信息，也控制理性信息。在现实的控制信息的功能上，语言实际上是以控制意识全息的方式控制意识反映中有联系的信息。语言运用中的创造性、流变性也正是发生在语言对于意识反映中有联系的信息的超常规的控制。由于人文哲学家无视语言的实践化品格，把语言看成是一种封闭式的、栖息人的非理性的“自我意识”、“自我精神”的存在物，他们的这种对语言本质的背离、扭曲，使他们无法理解群体语言运用中的创造性、流变性的实质，相反，却以此为根据，极力弘扬语言的非理性性质，并以此作为语言的人文性内涵，以论证他们的反理性哲学，实现他们的反理性哲学的转向。
注释：
①③④参见拙作《语言控制论导言》，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4期。
②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⑤见《海德格尔基本著作选》，伦敦1978年版，194页。
⑥“阅读：看（书报）并领会其内容”，见《现代汉语词典》1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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