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文学史实研究的“自足”之境——以陆林教授的新著《金圣叹史实研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实论文,新著论文,为例论文,明清论文,之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①此就纵向的“时代”学术之变动而言。就横向的研究区域之分别而言，本国史之研究，“上古部分经历清代学人由经入史的全面整理，基础较为扎实；中古部分由海内外前贤倾力相注，又得史料之多寡与立论之难易配合适当之便，很快走上正轨，养成循正途而守轨则的专业自律”，而晚近史不仅“背负繁重的史料”，“其发端又主要是为了解决学术以外的社会问题”，造成了依赖外来观念归整文献、剪削枝蔓，体系与史料不免抵牾游离的局面②。在对现代史学的反思过程中，有学者将现阶段中国史学分为“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认为两派只各自掌握到了现代史学的一个层面：“史料学是史学的下层基础，而史观则是上层建构。没有基础，史学无从开始；没有建构，史学终不算完成。”③或指出：“史学重创作，发凡起例，能创垂体大思精之巨著，而史料去取之际，偶一不慎，讹谬由之而发生；史学重考据，纠谬发覆，能启释千古不解之疑窦，而擘绩补苴之余，繁琐饾饤，史学因之以萎靡。”④“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科学的历史”与“人文主义的历史”、“考证史学”与“有意义之史学”等对组术语的出现，以及“合则双美，离则两伤”之解决思路的提出，或批评史论的空疏，或针砭考证的琐碎，均体现出了对如何打破学术困境的思考。 具体到明清文学史实研究领域，面对“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⑤的历史时段，史料文献之纷繁丰富，给史实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历史容量和难以估量的细节；信息的彼此互见，历史肌理脉络的细密化，使历史之多层面、多样化复现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结合上述诸论，也可以说：以晚近史研究不同于上古史及中古史的特点，研究者的史识既艰于形成，学术之时代“潮流”亦争流竞涌，令人追攀不及；史料排比而不得提升、范式层出而考证不力的弊端也表现得较为突出。在此语境中，陆林先生的新著《金圣叹史实研究》提出了“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作家研究的范围内，无论是说学术发展，还是论个人兴趣，史实文献研究都不应该是附庸，也不应该仅仅是基础或前提(或者可以说理论素养是实证研究的基础)，而是一门具有强烈独立性、需要专攻的术业，有着自身鲜明的学术规定性”⑥的观点，通过金圣叹史实研究课题的践行，展现了明清文学史实研究的“自足”之境。所论虽仅就文学史实而言，却为打破上述困境提供了别一思路。所谓“自足”之境，简言之，即坚持以“对史实本身的考量、对事实真相的探索”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⑦，探问和建构明清文学史实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需要专攻的“术业”，所应用的研究方法、应有的学术理念与学科规范。在《金圣叹史实研究》中，具体体现在：第一，自觉为明清文学史实研究探索和提供高效度的研究方法及丰富的研究范例；第二，探索和论证了“史实研究之于明清文学及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第三，形成了与“方法”和“意义”相适应的，文献与史实互证、事迹与人心互见、文学与文化贯通的独特撰述体例。详述如下。 一 研究方法的“生命感” 在明清文学史实研究领域，利用家谱、方志和诗文集等文献从事专人研究，以考述研究对象的家世、生平及交游，已为学者所共知。《金圣叹史实研究》的特点则体现在将普遍性的研究方法改造、调整成与研究对象具有高度契合度的“特殊”方法，使史料的发掘和梳理获得有机的脉理，史实研究的空间和“生命感”得以拓展与提升。即作者对金圣叹“虽后期名扬天下，但在当时、当地却始终是一介寒儒，故其所交多是草野小民、普通士子，有关事迹正史不载、方志难觅、碑传罕存、诗文稀见”⑧的特点认识，促使其转向旁姓家谱和地方文献；而此观念的形成和有效践行，又基于对地域文化特征及由此形成的历史文献构成“形态”的充分了解。以江南地区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化的成熟、文献层累的丰厚和多层构成格局、士人交游的家族化、“群从性”为前提，利用家谱和地方文献求得交游考的群体性突破，才是可能的；同样的方法应用于孤寒之族、边鄙地区，则未必奏效。《研究》在交游考上注重揭示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的特点、在文献运用上的“向下”眼光、史料钩索的“专”“博”结合，以及在史料文献的发现和运用过程中，强调“系统性”、“自觉性”、“针对性”的原则，均与此密切相关。 如家谱文献的运用，被作者视为金圣叹史实研究的第一条原则和方法⑨。但细究其研究过程，可以发现，面对金圣叹这样一位生活在社会下层且身遭杀头籍没的特殊对象，在家谱的运用上，作者不是如学术界通常思路，“通过寻找谱主的家谱来理清其世系、亲属和姻娅等关系”，而是“有意识地广泛地利用旁姓别姓的家谱，对谱主的其他社会关系，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如金圣叹与莫厘王氏、周庄戴氏、吴江沈氏、唯亭顾氏、葑溪丁氏的交游考述，就是建立在此一原则之上。以莫厘王氏为例，在金圣叹所交往的六位王氏中，仅王武留下了较多痕迹，作者称为四个“唯一”：唯一有别集存世，唯一有画集传世，唯一有同时名人为之作传，唯一名入正史者，由此可见从历史烟尘中勾稽出其余诸王事迹的艰难。在此过程中，作者对道光刻本苏州太湖王氏《太原家谱》的运用，成了考述成功的关键性文献。不仅除王武之外诸人的本名、字号、家世及血缘关系由此解决，其中对王斫山画家身份的考证及相关文献的勾取，尤得力于家谱对其字号的准确著录。永焘次子名翰，“字其仲，号斫山，吴庠附例生”的记载，将王斫山与王其仲联系了起来，使得释中英《赠王其仲居士》一诗和金俊明为画家王翰字其仲的题跋，得以进入视野。画家身份的明确，丰富了这位与圣叹“亲如兄弟、相互服膺”、深度参与圣叹批点事业之历史人物的面目，并使《鱼庭闻贯》载《与王斫山》中以画法喻诗法的交流方式，获得了更深刻的意义。又如周庄诸戴中，作者利用嘉庆抄本《贞丰里谯国戴氏族谱》，进一步理清了各人的血缘关系；由谱载戴镐生年和入学时间，推翻了前人关于其即圣叹扶乩降神“团队”中“戴生”的推测；由戴之儁、之傑合传中记载之杰讲学时“摄衣升座，声出金石”、“依方辩对，咸出人意表”的风采及其卒年，推测“戴生”应为戴之傑；由之儁抗清遇难之高节，推测圣叹《赠戴云叶》诗中所云“子兄吾所惮，与汝故加亲”之“子兄”为戴之儁；由戴悦的生年，考证圣叹坐馆其家的时间；由戴镐传中记录其斡旋于马惟善军中一事，推测圣叹尺牍《与戴云叶》中提及“蒨老”为顾贽。另如，哭庙案中“二丁”身世的发现，由丁氏宗谱为介；吴江诸沈、唯亭顾氏亲缘关系的考述，也得力于家谱文献的利用。血缘关系之外，作者对家谱文献提供的圣叹交游者之间的姻缘关系，亦注意揭示。如由王氏家谱指出，许定升为王瀚、希、学伊幼妹婿；宋德宜是王希次女婿、王武的表弟，陆世恒是王希小女婿，秦松年为诸王外甥；由戴氏家谱指出，戴汝义女嫁顾予鼎(予咸三兄)，戴悦女嫁予鼎子，等等。作者对利用“旁姓别姓”家谱文献的步骤有所说明：“将所收集到的与金圣叹有关系的百余位人士，按照姓氏予以编排、考察籍贯。凡是获知籍贯的，便去查该地的该姓家谱；未知籍贯的，便系统翻阅苏州府有关各县的该姓家谱。”⑩如此计划详密、持久系统的排查翻检工作，是金圣叹生平交游考取得重大突破的奥秘所在。作为“家族关系史”的家谱文献的发现和充分利用，在父子相继、兄弟接引、姻娅相通的交游考述中，“盘活了所有的已知文献，串联起相关人物的种种关系”，使作者能够将与圣叹相关的人物，从仅知字号、“悬浮”于历史时空中的状态，一一安放于具体的坐标和亲缘位置中，破解圣叹书信和诗文中的模糊信息，“一点一点地交织起金圣叹的世俗社会的关系网，并使之在这样的网状结构中，慢慢地复活过来”(11)。 家谱文献之外，《研究》使用史料文献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对地方文献的系统查找”。此类文献的构成包含：一是方志，由省、府、县志到乡镇志，以及山水专志和轶事专志；二是秀才一级的地方科举史料；三是郡邑乡镇诗文总集。(12)江南文化的繁荣及成熟，使方志的修撰和地方诗文总集的编选呈现出由上至下逐级、自觉铺展的特点，乡镇志和郡邑乡镇诗文总集的编刻留存相对普遍；而科举的兴盛和人才的密集，又使功名等级低下的文人很难在县志及以上的方志中留下身影，《诸生谱》等秀才一级的地方科举史料以及乡镇志、各类专志，则填补了这一缺憾。如关于圣叹《与许孝酌王俨》中的许王俨其人，前人考述本有两名(洄、王俨)、两地(无锡、长洲)的情况，却无辨析。作者由《吴郡甫里志》中许虬《从嫂陈节妇传》及许王俨小传，结合李流芳为许自昌生母陆氏所撰《行状》，考定许王俨谱名定泰，以许洞(洄为泂之误)为名入学，庠籍为常州府无锡县，后由无锡改归长洲，王俨为后取学名，从而将其两名、两地之关系辨析分明。又如，由《七十二峰足征集》和光绪《重修马迹山志》发现圣叹友人鲁钊诗二首及小传，循此考知鲁氏的重要交游者堵胤锡，再由堵氏年谱传记等相关文献，发现鲁氏为其所作二序，得以补充鲁氏本人的行踪事迹和性情人品。据道光《双凤里志》和《明太仓诸生谱》相关记载，推考释戒显生卒，在其塔铭资料发现之前极为接近地考证出其生卒时间。又如据《百城烟水》中沈始熙《过南庄祖居有感》诗，揭示诸沈在清初崇尚节气而致家族式微、祖居破败的情形；据长洲“育婴堂”条记载，指出许定升倡建育婴堂而相沿成惯例；据吴县“灵岩山”条记载陈济生建灵岩大悲阁事，指出其佛源之深。山水文物的历史沿革，与人物的家世生平交织在一起，丰富了人物活动的环境细节及时代风物。 前人有云：“有人每得一事出处，自诩发明，而薄之者，则谓固在书中，俯拾即是，皆不免过甚。书贵细读，尤贵慎思，始不遗不漏也。”(13)此言良是。研究方法及文献系统的发现，仍需辅助以鉴别和综合史料的能力及眼光；史实研究“史料库”如何建筑，其地基范围、架构空间、材料安放等，均需观念的支撑，即作者所云需“进行一定观念指导下的竭泽而渔式的文献搜求”(14)。“竭泽而渔”是求全，而此不遗不漏之境界能否达到，却依赖“一定观念”的形成。此非“固在书中”，而由“慎思”始得。例如，由于金圣叹本人生平经历的传奇性和文化面貌的复杂性，《研究》在考证其基本史实、揭示其心路历程时，体现了开阔的文献搜集视野和审慎的史料辨析能力的充分结合。不仅将考述钩沉对象从诗文作品，扩展到联语、语录等；由于其书法家、画家的身份，将书画史料等也纳入考述范围；又因为其降神行为的轰动性和争议性，对一些怪诞不经之谈亦郑重甄别，以求拨开迷雾，发露本相。其中由扶乩降神行为的考证，揭示其对圣叹治学道路和人生心路形成的深刻影响；由圣叹四十一岁时所书“消磨傲骨惟长揖，洗发雄心在半酣”联语，分析出其“借酒佯狂的表象下掩藏着的深刻的灵魂苦难”；由嵇永仁书信中记载之“异梦”，考证出周计百与金圣叹万里神交、惺惺相惜的史实等，均是极为典型的范例。另如，圣叹弟子戴之儦(戴悦)，变姓名“吴悦”参加科举考试，中举后不法乡里，不良死，享年仅三十六，家谱回避了相关问题，时人集中亦很少保存与之交往的诗文作品。《研究》结合《明季南略》、《小腆纪传》、《吴城日记》等记载，考证其堂兄之儁清初抗清之史实，解释了其变姓名参加科考的时代因素；又过录韩世琦《抚吴疏草》中《参长洲县黜革举人戴吴悦恶迹脏款疏》一文，详细著明其人“大不利于乡党”的劣迹，考证其由风流倜傥“滑向奸邪下流”的历史事实。《嵇氏宗谱》记载嵇永仁父廷用与继配周氏生有七子，永仁为其次子；永仁成亲之年已近三十三岁。《研究》从永仁友人所云其中诸生后，“以亲老、昆弟未成室，出就馆谷”，以及本人书信中所云“诸弟羼弱，耕读两失”等语，发现其因诸弟多不成器，不能专心举业，且为家庭重负所牵累，致使娶亲大事亦多迁延，从而使家谱之“不言”和本人诗文中的“含糊”之处，昭然若揭。又如，“吴见思”考中，据吴见思自述、《常州府志》等材料，可知见思“身为吴襄子、阐思兄”。民国修武进吴氏家谱中也记载吴襄有二子，长文思，次阐思，文思为康熙二年宜兴籍武举人。那么，据此推出“见思”即“文思”，有武举功名，也很自然。但作者在综合、核阅所有史料的基础上，却产生了疑问：“如是一人，为何友人在与见思交往的文字中从来不提及其允文允武，为何从来不称其为武孝廉或武举人；如是一人，四十岁左右还在考武科功名，‘拳怕少壮’，岂不精力衰退？”(15)由此转而发现了宜兴《北渠吴氏族谱》，考知见思为吴襄次子，考中武举人的文思为吴襄三子，中举时二十三岁。人物基本史实得到澄清，所有因文献抵牾带来的疑问亦得到完美解答。由此可见，“方法不是一切，孤立的文献也只是废纸一堆”(16)，只有当方法与文献、识见完美地结合时，才有可能形成系统而完备的文献搜求“生命树”，使研究对象的人生面目得到真实的、多面的、立体的“复现”。 当然，系统化和整体性的方法建构，在高度电子化的时代，也许会被视为不合时宜或吃力不讨好，《研究》对此亦有自觉反思。其将数据库与史实研究的关系，比喻成“如虎添翼”：研究者首先要谙熟史实研究的基本方法，才能充分地利用数据库考证有关问题；当研究成果基本成型时，利用数据库才会有锦上添花之效(17)。笔者的理解则是，二者毋宁是技术与方法的关系问题。虽然在某种层面上，方法亦是技术，但方法不仅仅是技术，方法的形成与学术理念有关。在无基本古籍库的时代，史料文献的勾取发现，历史面目的补阙释证，均遵循学术理念和相应方法展开，以方法与对象的碰撞、对话，获得对研究对象如有机之“生命树”的追寻与塑造。从数据库入手，则失去了从生平交游的枝叶一步一步延展开去，渐渐综合所有信息，组合成鲜活的生命个体及时代生态，由此知人论世的机会。史料的勾取生而不熟、分而不合，人物的“生命感”很难形成，阅读史料的“语感”亦很难养成，则即使通过数据库搜寻到了新史料，如何解读，如何安放，也会成为问题。作者反思金圣叹史实研究的学术史时，曾不止一次指出新史料发现之后，未能得到有效辨析和充分运用的情况。如在徐增《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唱经子赞》等重要文献披露之后，学术界论述圣叹生平，仍仅引用廖燕《金圣叹先生传》，或即使引用《天下才子必读书序》，也是据《天下才子必读书》刊本，而非徐增《九诰堂集》。可见研究者对徐、廖生平、二者文字写作时间、与圣叹关系远近等问题的隔膜，也即研究者或缺乏史料价值辨析意识，或有此意识而缺乏形成正确判断的前提(或曰“前期储备”)。又，邵弥山水长卷跋语的发现，提供了金氏在鼎革前已名“人瑞”的证据，且反映了其面对当代绘画名家时一争高下的信心，但由于发现者缺乏对古人姓名字号变动“关涉着对其人生旨趣的臧否”、“主宰主观评价的好恶”、“左右有关史实的认知”的史识和敏感，又不了解圣叹的画家身份，故未能有效解读此条文献。反之，一旦具备了相应的史识背景，性质相同的文献会发挥不同作用，如《研究》由金氏为文从简《潇湘八景图册》撰跋所钤之印，确定“人瑞”与“采”为“一名”而非“改名”之关系；由跋语内容再证其画家身份和八股文选评家身份；引启功先生按语，以见圣叹画理之精深、八股文之造诣，正与其跋语内容交相辉映。此等均可见文献解读之充分和材料安放之精准。由此，可以理解作者所云史实研究需要“宿业的专攻”(18)，以及“我庆幸在本课题资料尚未基本收集齐全时没有这类工具，我庆幸在最后合成阶段有了此类工具”(19)等语所指。当前，如何在数据时代认识人文学科的意义、对技术引发的方法“革命”如何评价，已是引起学界重视的问题。《研究》的相关思考，必将给人们提供有益的参照。 二 史实研究的“意义” 以“对史实本身的考量、对事实真相的探索”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并不意味着止于考证，而是指“不是为了出人意表而选择考述对象，不能为了证明某种观点而随意取舍史料”(20)的原则坚守，换言之，即从史实研究本身寻求其“意义”所在。由此，《研究》提出了“探索史实研究之于明清文学及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21)的命题。此一命题，又可分解为两个层次、两大关系：一是史实研究与文学的关系，一是史实研究与应用的关系。前者指史实研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所在，即史实之发现对文学史上相关现象的阐释能力；后者指史实研究对于形成历史“智识”的意义，指介于史料与史观之间、以史识和史断“照明”文献的一种研究旨趣(22)。前者是文学史实研究的根本，后者是其外延之界域范围的体现，两者共同构成了《研究》对史实研究的内在“自足性”和外延“规定性”的思考和认识。 在《研究》中，史实研究为文学现象提供根本性、“事实性”的阐释，最为典型的例子，无过金圣叹扶乩降神活动的考述对其文学批评特色形成的有力说明。扶乩降神材料的全面发现，可为以下问题提供答案：一是圣叹青年时期文献资料缺乏的原因，在其本人回忆中，“竟全然失去不见”的壮岁，正是其以扶乩轰动东南的前后近十年时间；二是其为人误为妖魔及身后“魔化”叙事的原因，即因不轨于正的降神活动，导致“信者奉之为神，恨者詈之为魔”；三是对圣叹在吴中地位的揭示，指其降乩钱谦益家，得其作传传世，可见“圣叹于吴中，非无地位者也”；四是圣叹开始批点“众经”的时间节点，即由扶乩协从者戴之杰卒于崇祯十二年，导致扶乩之事渐寝，批点活动正式全面展开；五是其选择《水浒》、《西厢》等作品作为批评对象，即因扶乩行为而长期被正人君子“辱在泥涂”，故把自身生命价值的体现，寄托在为“古人几本残书”的翻案上；六是对其文学批评之“一支笔”的独特阐释，即由扶乩降神对受信者心理的细致揣摩，转施于批点行为，形成设身处地的心理分析方法，而且，“正是这种长于心理分析的批评特色，使得古代文学批评从片言只语的点评，发展为容量适当的阐释，由方法的更新导致了形式的突破”；七是对圣叹文学创作能力的揭示，认为金氏在扶乩降神行为中，以想象重塑了历史人物的面目，叶小鸾形象与无叶堂的创设等，对后世文学创作带来了深远影响。对金氏标新立异文学观念和批评特色的形成原因，学界多以心学思潮和市民文化阐释之(虽然这的确是当时特立独行文人共同的思想资源)，史实考证则提供了体现研究对象个体选择之“自主性”和“特殊性”的答案。 又如，关于徐增与金圣叹说唐诗孰先孰后的问题，邬国平、蒋寅先生都有所讨论，作者据金昌《叙第四才子书》等文献，指出：第一，圣叹在《第五才子书》问世时，已列杜诗为第四才子书，且金昌在《杜诗解》刊刻之前二十年，已见过圣叹的有关批点文字；第二，在长期的阅读批评过程中，圣叹“每于亲友家，素所往还酒食游戏者，辄置一部，以便批阅”，故友人见到其批点文字的机会极多；第三，由圣叹顺治十七年夏，致嵇永仁书中所云“收拾残破数十本”之“残破”二字，指出所携为长期批阅修改之旧稿，而非新著。因此，圣叹批点杜诗的时间和影响均应早于徐增，故同意蒋寅的观点：“在诗学观念上，主要是金圣叹影响了徐增，而金圣叹受徐增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3)另如在《鱼庭闻贯》所涉交游考之“叶弘勋”一节，指出叶氏《诗法初津》中录有圣叹评语、且此评语又见于圣叹《杜诗解》同题诗下，按语云：“《贯华堂评选杜诗》和《唱经堂杜诗解》皆成书于圣叹身后之康熙初年，而顺治十五年序刻本《诗法初津》已经收录了金批杜诗的有关文字，虽然仅有一则，却反应了《第四才子书》的成书经历，弥足珍贵!”(24)只简单点评，已有力说明了这一则文献的价值所在。又如，作者提醒学者注意金昌在圣叹遗作中采入《说唐诗》的相关评语这一现象，指出有关研究认为此等评语“承金圣叹之说”，至少在承续关系上是不够准确的，即指相关诗作评语圣叹原缺，徐增之说就“事实”而言(不是就逻辑而言)非“承续”而来。徐增自述《而庵说唐诗》开始于顺治五年、动笔于顺治十四年，而圣叹之作问世于身后，这给认识二人诗学观念的先后传承关系带来了困扰，《研究》对史实的澄清，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对于杜诗学史和清代文学批评史的相关撰述，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说，如果学术界要建构“金学”，有关“金圣叹批评流派”之“成员构成”的论证工作，理应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而《研究》对徐增、毛宗岗、吴见思、许之溥、沈起等人生平及与圣叹学术交游史实的揭示，无疑已予此以清晰而坚实的构架。 当今学术界，文学研究与史实研究的隔阂，导致文学领域的考证研究，往往有洋洋万言“不知着到何处”的茫然感；史实与文学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文献考证甚至成为赘疣或填充篇幅的“良方”(25)。殊不知在文学领域展开的史实研究，本身就是文学研究的必要构成；相反，一旦史实真相与文学研究的结论相舛，无论多么精密的逻辑论证，也会轰然倒塌。上述二例之外，如金圣叹曾经问学于王思任的史实，为认识其精神师承提供了更为具体的解说思路，且使《第五才子书》批点对李贽骂世习气颇有微词的疑问被“悬置”。《第六才子书》评点以文律曲，李渔有“文字之三昧，圣叹已得之；优人搬弄之三昧，圣叹犹有待焉”之说。作者从圣叹与淮安友人的欢会诗歌中，敏感地发现友人所赞“屡顾曲中误”者，乃指风流诗人张虞山，而非才子评点家金圣叹，认为“此中景象，正可与笠翁所云互参”。吴江沈自徵曾参订《张深之正北西厢秘本》，由于吴江沈氏与金圣叹的交好，使今人关于《第六才子书》所用底本为张深之本的推测，多了一份人事关系上的佐证，等等，均可见史实研究与文学研究的深度勾连。 史实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还体现在“由文人个体状态的勾画而达成对彼一时段相关事件的准确认识”、“由个体研究展开对某一文化阶层的整体观照”、“由个案研究达到对历史脉搏的细致把握”(26)的“在史中求史识”(27)的过程。如在“邵点”考中，作者借邵点交游者田茂遇“余也失意复如前，有才如君何不早着鞭”的迷惘，陈维崧“亦归耳，住何益”的呼唤，龚策借口友人“强之使游国学”而以衰惫之身奔波长安道上的尴尬，揭示了这些表面光鲜而精神逼仄、自诩清流又不甘隐逸，寻求机缘却苦无出路的“北漂者”的内心痛楚。“北漂”之喻，借今照古，可谓的当。“许之溥”考中，对许氏“自谓赘疣，佯狂诗酒间”的原因，在国变之外，又揭出其岳父郑鄤由党争牵连、因乱伦重罪在崇祯十二年被凌迟处死一事，为许氏“在晚明便因小故而放弃科考”并自弃于世，提供了时人所论之外的又一解释。尤其是对计六奇笔下郑鄤被凌迟过程的“最富细节性的史料”引述和事后舆论的考释，可见党争之惨烈，更可见此事施加于许氏人生的精神压力之巨大。在“嵇永仁”考中，作者亦重点考述其在老亲弱弟、衣食不周的困境中，不得已走风尘、入幕府的经历，且云：“嵇永仁先后入浙江地方大员之幕，其生平经历，展示了清初以幕僚为职业的下层士子的心路历程。”(28)作者通过大量史料的排比条贯，剥笋抽丝，使其人精神之苦痛与隐秘之心曲，豁然若揭；其中贴近对象生命真实状态的“提升性”议论，将对个体生平的考述扩展到了对士人群体尤其是下层文士的关注，显露了历史长河中为人所遗忘的、“无事”的悲剧。又如，有学者在论及清代文字狱的“景观”世界时，指出除了清廷君臣的下达上应之外，“地方士人凭借想象，自我检点、自行删削，决定着文字狱的实际发生范围”，“不同群体揣度文字狱的方式是看待文字狱的方式，也是文字狱本身存在的方式”(29)。如圣叹死后，在辛丑春日与圣叹虎丘欢会之事的存与没上，丘象升临殁刻成张养重《古调堂集》、象随康熙三十三年(1694)手订五十年来所作诗，皆保留当年歌咏之作，可称“深情一往”、“尤笃故旧”；在阎若璩传世诸作中，则不仅有关经历毫无记载，反而在其子阎咏所撰《行述》中，竟平添出五十一岁金圣叹主动赴镇江拜访二十三岁阎若璩、并遭没趣之事。丘、阎二氏的不同姿态，是清初政治气压下道德人心升降变易的典型案例。此外，吴晋锡明末救危不成，入清隐居，却因其子参加新朝科举为科场案所牵连，周亮工“舐犊谁能容尔老，屠龙枉自教儿工”一语，何其沉痛；遗民李瑞和归乡后因家境富裕而为“海上酷饷”网罗，遭遇子死妻残之祸，酷刑中祈祷“三先生(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庇佑，何其苦涩；姚佺因文字之祸几至沦陷，又终于逃脱，而其本人“出妻屏子”、出家为僧的了无挂碍，又是何等的决烈坚忍；党社之争对许之溥造成了不能承受之重，在王复阳一事中却尽显荒谬和无聊，而这位周旋于“争而不矜”、“党而不群”的同声、慎交两社之间的尴尬和事佬，却同时又是一位抚养抗清被戮友人遗孤的始终交谊者。 作者在谈及交游考的撰写思路时曾指出：“笔者只是想按照自己的心愿，在此处荡开笔墨，努力写出所涉诸人之心灵和人生的特点，借以表达自己对某个相对熟悉的时代的世态人情的兴趣或看法，也是替向来被人诟病的交游考做个新例。只是想法虽好，着笔不易，幸亏面对的是明末清初那个精彩的时代、那么复杂丰富的依违出处的人生。”(30)从晚明延续清初的党争和结社风气，贯穿清代全期而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点的文字狱，以及通海案、哭庙案、奏销案、科场案等，是理解清初文献的普遍史实背景，但历史的大风雨降落到每个不同个体的人生中，会形成既定史实背景的变量的、殊态的命运呈现。对史实背景的概观了解，不是为了悬此既成观念，截取可与之相印证的材料，如此则历史的细节和特殊性，不会获得增量和显现，对研究对象的考述，也终将沦为缺乏个性的、整齐的史料分类而已。《研究》以史实研究为根本点，以完成文人个体生命状态的“复活”为前提，故而避免了交游考千人一面的弊端，写出了“所涉诸人之心灵和人生的特点”，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历史的构成，且通过对一个时代世道人心和类化群体的心路历程的感受和挖掘，对史料文献构成的复杂的、多样的、“沉默”真相予以“照明”，成功地展示了史实研究之于文学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三 寓“理念”于“风格” “以义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31)。“方法”和“意义”的呈现，需要特定的表达与之应合。《研究》坚守方法的自我生成和意义的“自足”性的学术理念，使其行文亦呈现出高度的“自律”特征，一事一字，有疑必释，有错必纠，对事实和人心均反复推问，力求在最精准的历史时空和文字论断中安放之、呈现之。对于《研究》全书之撰述体例及相应的行文风格，作者应是有意识地“形成”和贯彻的。其突出之处可概括如下。 (一)史实与文献结合的双重释证风格 这里的“史实”，指有关历史的知识和学问。杜维运在论清代钱大昕的历史考据学时，指出：“钱氏历史考据学之精审缜密，卓绝千古，即由于钱氏历史辅助知识之博雅。历史现象，林林总总，错综庞杂，与历史有关之学问不通晓，即难以进一步明瞭历史之真面目；研究历史必备之工具学问不具备，亦难以彻底认识史料，运用史料，而对历史有正确之新评价。”(32)读懂史料、分析史料，需要相关知识的博雅。其构成有制度性的，有文化性的，甚至是“惯例性的”；有的可经由系统学习而得，有的则必须在反复的研究实践中自我提炼。《研究》尤重对后者的揭示和呈现。 如根据进士履历考知生年，是明清文学史实研究中的常见思路，作者却由研究实践提炼出进士“履历都往小里说的惯例”(33)，总结了“履历有关生日月日的记载是大致可信的”(34)的规律，对进士履历提供的生年信息，均核以家谱、别集、传记等其他文献，作出正确著录，形成了明清文学史实研究的新的“史实”。 《研究》对一些今人虽有所了解、却尚未形成自觉意识的史实现象，也特为拈出，以引起注意。如有学者据徐增文集中《黄子羽舅氏六十寿序》一文，推测徐增“似明末曾一度在南京被授职”。作者由文章口吻及所叙之事，衡之以情，断之以理，推断乃为代笔之作，且考知所代者为江阴张有誉。由此特为指出徐增集中若干与其亲友关系、身份、行迹等不吻合的代作，提醒道：“后人在研究这些作品时，不仅不能将‘作者’自述视为徐增本人的事迹，也要审慎看待其中表露的思想，因为毕竟这是代言之作。”(35)邓之诚曾针对古人同一文字出现在不同文集中的现象，指出：“达官贵人，倩人代笔，事本寻常，本人非不能执笔，特以无暇为之，或故意以此奖掖后进，分致润笔，甚至即求者自撰，代署其名。子孙不知，误以入集耳。故达官之文，不必过推，亦不必深求。”(36)此止就倩代作者言。而就代笔者而言，将此类作品收入己集，固然为理所当然，但若不注明为代作，今人研究其人生平时又不加辨择，难免为其所误。另如，在许虬考中，指出前人研究成果中认定其籍贯为“元和”欠妥，又如发现《中国家谱联合目录》归入“江苏吴江”的《贞丰里谯国戴氏族谱》，将之与苏州戴氏联系起来，均源自对地理区划沿革的敏感。还有义例学的运用，如以徐增《怀感诗》著录各人字号之例，作为圣叹“法号唱经，法名圣叹”之辅证，又如根据《鱼庭闻贯》收入圣叹与友人论诗尺牍的署名体例，推论王学伊的名、字、号，认为“学伊必为其名，道树为其字号”、“伊”为其原(曾)名。在“佚作分类辑考”一章中，作者将“以圣叹扶乩语为主，兼及其日常生活中与友人语”单独立目，并以“语录”命名，仿古人编纂文集时，将作者的零散言论以“语录”为目编入之例，更是“学问”和“精思”结合的典型案例。 史实研究需要的是健全的“史识”，需要随时随地“在历史中”的敏感，作者对上述史实现象的反复强调，正是提醒研究者：这些“史实”理应成为必须的知识和学问，渗透到学者的历史“观念”和知识构成中，引起研究方法的更新或调整。《研究》全书史实与文献的互证体例一贯到底，对文献的解析往往建立在多角度考量并行的基础上，且自觉以“发现—总结—应用”的过程式展示，分享其心得与创获，形成了细致缜密的释证风格。 (二)研究对象和交游者的“互见”笔法 《研究》是一部以独立史实研究为目标的著述，以研究对象的基本史实、生平经历和交游考述次第成章，就成了自然的撰述体例。但通读全书后，可以发现，作者在尊重金圣叹作为独立个体的生存形态而形成的结构安排背后，亦有逻辑层面的建构，其目的则在为圣叹人生形成不同角度的“评判者”，展示其形态多变的命运“可能性”。如其交游考分为“家族”、“个案”、“著述”三大块，其中“个案”部分，选取了徐增等六个对象，每一对象都给其一个定位。如以“杰出的辩护士”为徐增“定位”，作者援引史料，详细描述了其对圣叹从疑惧到服膺过程，以及对圣叹生而推崇、死而不懈的坚定友谊。又专辟“徐集的史料价值”一节，专论徐增《九诰堂集》之于金圣叹史实研究的文献价值。又如，“周元亮”一章，将其定位为“金圣叹研究古今第一人”，以“同时”、“同友”、“同好”、“同情”之“四同”，通过这位审慎的批评者、研究者的眼光，从迥异于圣叹的友人及崇拜者的别样视角，对其批评活动进行了客观审视。“尤展成”一章，尤可见出作者对圣叹生存环境之“无形”有迹部分的“显影”能力。即由对尤侗的“金圣叹接受历程”的考述，从尤侗在扶乩降神、打造友人汤传楹的声名形象等方面对圣叹亦步亦趋的模仿，以及为汤氏刊刻遗集时，将与圣叹唱和诗删去，评述圣叹时强化其“每食狗肉，登坛讲经”、“腰斩唐诗”等事迹，指出“尤侗与金圣叹持续半世的才名争较以及晚年对于圣叹的丑诋又是确实存在的”。圣叹面目的历史构成，由此在推崇者之神化、正统者之痛骂之外，增加了争名者主动借力丑化的一面。“个案”六章的考述，始终是与金圣叹的人生相“映照”的；位置、性质的确定、在各章中形成的撰述思路，也是由史料特点与史识认知共同决定的：由此可以体会到作者所云“理论素养是实证研究的基础”的深意。 在交游者生平考述中，作者这种“回顾”金圣叹人生的意识，更是随处可见。在唯亭顾氏交游考中，指出哭庙案中的重要人物顾予咸于康熙八年(1669)去世，参与祭奠者有不少与圣叹生前过从甚密者，“不知他们在‘呜呼哀哉尚飨’之际，是否会在心中默默地怀念着已经冤死九泉的友人金氏”(37)。在徐崧考篇末云，“金圣叹即便不死于哭庙案，其晚景当亦与徐崧差别不大，……只是不知，假若受到时任部院大臣的宋德宜之类友人的举荐，面对着朝廷‘博学鸿儒’科的诱惑，金圣叹会像徐崧一样拒绝吗？”(38)同样，作者将对金圣叹晚年感激顺治知己之恩的心态分析，置于向其转述顺治称赞其为“古文名手”的邵点的考述中，也不仅出于事实的相关，而在于心态的相通(39)。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交游者的人生往往就是研究对象人生之潜在可能性的呈现。当我们将金圣叹置于这样一个由若干鲜活的个体生存的整体环境中“感同身受”时，他人人生景象中的情境，才会成为鲜活的细节，填补金圣叹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无言”，完成对其人其世的完整复现。徐增称赞金圣叹批点《西厢记》，有“彩云一朵层层现”之语，可移用于形容《研究》的撰述风格。通过对圣叹远近亲疏不同的各类交游者的考述，金圣叹其人其世，亦如彩云一朵，层层浮现，且具备了生气，达到吹气欲活的境界了。 (三)注意“中介”环节的搭建 所谓“中介”环节的搭建，是指在个人和环境、历史现场和当下论断之间寻求有机的联结点，形成考释步骤和文字风格的“渐深”效果，避免了泛化和空疏之病。这在《研究》中，典型体现为注意研究“今典”和“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笔法。 “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40)今典的考释，在普遍的情志解读中增加具体的史实因素，并转而加深对情志的理解，密实了诗歌创作中“一人之事”与“一国之本”的呼应关系。如《研究》对金圣叹“快饮达旦”组诗的本事考述，补充了圣叹在哭庙之后、被捕之前的事迹。由组诗的创作时间，推测圣叹此时滞留虎丘，明为阻雨，实为“避匿”。作为哭庙案的主要参与者和死难者，圣叹在被捕前的行踪和心绪变化，可视为了解清廷意志和办案风向的直接投影；而在这一段时间中，圣叹心情因何从“不是春风已九如，关门对雨注残书”的从容，转向“承君问我归何事，白昼关窗只是眠”的低落，也可从中得到更具体的解释。在“叶奕荃”考中，以《吴中叶氏族谱》所载元晖父叶国华在清军南下之际“渡江南奔”，元晖“一月之中，往返数四”，在兵荒马乱中赴浙寻父之事，与圣叹《元晖渡江》、《元晖来述得生事》二诗对读，将诗中“诚忧盗贼时”、“渡江如绝域”、“亡命真不易，受恩殊复难”、“豺狗方骄横，鸾龙总破残”等语所指本事，一一落到实处。又如在秦松龄考中，指出康熙十三、四年间，秦松龄在今江陵、武汉一带，写有《寄沈青城编修吴门》一首，作者“在考证沈世奕与金圣叹交游时，一直读不懂为何诗意如此伤感”，后在家谱中看到其简历，才明白秦松龄因奏销罢官，失意家居，于三藩叛乱、国家用人之时，入湖广总督蔡毓荣幕府。则诗中“一路愁看万仞山”、“袱被关河明月冷”等语，皆为行踪和生活的写实；诗人以风流翰林不得已混迹行伍，内心屈抑可想而知，沉吟往事，泪下沾襟，也可理解了。 《研究》还善于借助时人观感勾连历史现场和当下论断。如在“王复阳”考中，揭出清初同声、慎交二社之抵牾与王氏周旋其中的窘态，其中对慎交社成立当天，“章素文悒悒在家，而阴遣其友王禹庆、钱宫声随群而至。书押之时，禹庆执笔不肯下，众苦之，奋袖出”的细节，作者仅以“场景颇有趣味”言之，而紧接圣叹友人姚佺致人书所云“稔知东南之间，蛮氏触氏战于牛角，血地数千里，其旌旗蔽天，皆书“慎交’、‘同声’二字”，以遗民眼光作场外冷评，遂使清初党社之争的“热闹和可笑”不言自现。在“宋德宏”考中，指出其壮年病逝，有“奏销案的打压，酒色无度的斫伤，夜以继日的博戏，病不求医的耽误”多重因素。篇末又云：“大约就在德宏逝世的这一年季冬，因丁酉科场案流放宁古塔获释不久的方孝标(1618-1697)，南行路经苏州，参加了当地官署为唐代文学家韩愈诞辰举办的纪念宴会，参与的绅士众多，然官位、功名多被褫革，只有三位尚穿官袍：‘衮衮群公为奏销，悬车岂待北山招？辕门昨日昌黎寿，止有三人衣锦袍。’在苏州城中这一世家宦族猬集蜂聚之地，足见奏销案对豪门大姓的打击。”在宋氏生平考中，此一奏销案沉淀而成的“景观”，出现得可谓不动声色而又犀利尖锐。在“邵点”考篇末，引“作为顺治十四年科场案前已经官至弘文院侍读学士的新朝进士”方孝标，康熙二年过苏州所写讽刺诗，照出了“翩翩褒袖说遗民，周粟夷齐颇入唇。闻得将军须记室，遍求书札荐陈琳”的假遗民、假山人的尴尬面目，而在“方孝标”姓名前所加的长长的“鉴定语”，又是何等的意味深长、冷峭可思!作者高超的“史笔”，常使史料的撷取和安放泯灭了“研究”感；反过来也可以说，当史料与史识的融合发展到一定境界之后，考证的过程也即如是的历史面目自然“浮现”的过程。 (四)学术史反思与“留痕”式撰述 《研究》的文字构成，在横向上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学术史的反思，一是史实本身的研究，一是由史实研究而形成的克制而审慎的史断议论。其中对学术史的反思，不仅是推进史实研究的前提，也与作者所关注史实研究的“自足性”问题密切相关。学术史梳理和反思的自觉及系统，形成了全书“由专门学术史梳理实现对近代以来中国学术进程的反省”的写作特点。除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史料发现的途径和条件限制的客观性因素外，作者最为注意的是非学术性因素对学术研究的牵掣所导致的偏向和遮蔽现象。 如在《近现代金圣叹史实研究举要》中，作者将金圣叹史实研究分为滥觞、演化、争论、沉寂四个时期，并认为从第二个时期，出现了“科学”精神和学术自觉下的金圣叹研究，但同时也是其受到时势政局、思潮论争波及的开始。如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在宣传友人出版的《水浒传》新式标点本的同时，对金圣叹的批点价值一笔抹杀。周作人的金圣叹史实研究，可视为周氏兄弟不同文学观点碰撞下的“副产品”，故虽然在资料收辑方面成绩显著，缺陷遗漏亦不免，尤其是出于论争的需要，二人均扭曲和模糊了金圣叹的本来面目，借“临难家书”的真伪辩证，使其或呈现出不近人情的“幽默”，或沦为消解“凶残”的“坏货”。而公盾的前扬后抑和何满子的“断章取义的征引或以偏概全的引申”，更可典型见出金圣叹研究之服务于政治导向的特点。对金圣叹史实研究学术史的全面梳理和评价，贯穿着作者对史实研究的学术“道德”(即“科学的精神和理性的态度”)的坚持。也正因此，作者能将学术史意识贯穿到自身研究的肌理中，对前人研究几得而终失之的原因，均沿波讨源、由学术而人心，“将思想还原为历史”，“将主观的学术评价，变成探讨学者心路历程的事实分析”(41)。同时，对自己以往的研究，也保留“历史”痕迹，采用订补而不径改的方式，使读者不仅知道正确的结论，且能从中得到方法的启示：讹误和不足，是由于什么样的文献前提和研究思想产生，又是由于什么样的文献的发现或方法的完善才得以纠补的。又如，作者在文中明确罗列出没有考证出生平的近四十人(42)，希望学者以现有研究为基础，继续挖掘这些人的生平，体现了难得的胸襟和严谨。 综上可见，《金圣叹史实研究》是一部以个案研究探问文学史实研究之方法构成、专业规范及学科价值的独特著作，其学术建树不仅在于金圣叹史实研究本身的突破，更体现在为明清文学史实研究和文学家研究提供范式性撰述的自觉意识及实际践行。围绕金圣叹基本史实和生平交游展开的实证研究，所涉及历史人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每一个体的生平考述和人格揭示，成为展示普遍性研究方法的“高效度”调适及“特殊化”应用的丰富样本，并带来了文献种类的拓展和知识构成的更新。当然，作者将十数年明清文学文献整理研究的心得和收获，集中呈现于这一篇幅高达七十余万字的鸿文大作中，其价值和意义远非本文所能涵括，其学术理念和研究旨趣亦需读者长期沉潜、反复研读和领会。有学者指出：“一般来讲，大的史学家，他对于时代的感觉是紧密的、敏感的、深刻的，像王国维，他对时代就有极大的敏感。就是其他近代的中国历史学者的作品，比如钱(钟书)先生、(陈)寅恪先生，他们选择的题目，跟他们的对时代的乐观、悲观、希望、失望，以至跟他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光明面和黑暗面，都有极密切的关系。”(43)如果此处的时代敏感也包含了对“学术”自身的敏感，那么，《金圣叹史实研究》呈现的学术态度，包括史实研究的选题、独立研究方法的建构、以史实研究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原则，甚至审慎严谨、一丝不苟的撰述风格等，本身就体现了对当下时代学术风气的敏感和回应。身处一个学术功利化和学术多元化的时代，学术“圈地运动”导致的浮躁与学术语境之“多元”带来的漠然，形成了众声喧哗表象下普遍的学术“无态度”现象。在此时代语境中，作者以鲜明的“学科自律”和自觉的使命感，传达了自立、自足、自由的“真学术”态度。 注释： ①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66页。 ②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③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史学评论〉代发刊辞》，《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63页。 ④杜维运：《清乾嘉时代之历史考据学》，陈弱水、王汎森主编《思想与学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271页。 ⑤唐顺之：《答王遵岩书》，《荆川先生文集》卷五，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集部第127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⑥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7页。 ⑦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17页。 ⑧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16页。 ⑨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18页。 ⑩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19页。 (11)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263页。 (12)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20页。 (13)邓之诚：《桑园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页。 (14)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20页。 (15)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604页。 (16)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263页。 (17)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23页。 (18)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14页。 (19)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24页。 (20)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17页。 (21)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24页。 (22)此一研究旨趣与追寻“规律”的宏大史观建构之区别，可参见侯宏堂：《“新宋学”之建构：从陈寅恪、钱穆到余英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52页。 (23)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331页。 (24)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574页。 (25)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27页。 (26)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24、25页。 (27)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页。 (28)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598页。 (29)王果：《无形而万状的清代士人世界》，《读书》2014年第4期。 (30)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27页。 (31)方苞：《史记评语》，《方苞集集外文补遗》卷二，《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51页。 (32)杜维运：《清乾嘉时代之历史考据学》，陈弱水、王汎森主编《思想与学术》，第293页。 (33)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259页。 (34)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296页。 (35)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329页。 (36)邓之诚：《桑园读书记》，第52页。 (37)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312页 (38)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505页。 (39)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518页。 (40)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7页。 (41)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页。 (42)陆林：《金圣叹史实研究》，第543、689页。 (43)侯宏堂：《“新宋学”之建构：从陈寅恪、钱穆到余英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