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和有效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危机论文,中国论文,原因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一些中小企业关闭、开工不足的现象越来越多，再加上楼市的萎靡不振和股市的一泻千里，说明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问题。中国政府出手4万亿元人民币来挽救中国经济，表明了政府拯救经济的决心和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信心。美林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蒂莫西·邦德认为，中国的这次拯救计划堪比“罗斯福新政”，他说“过去的两个星期证明了一点：政策奏效了。我们认为，就中国来说，这一积极政策能阻止经济大幅度下滑”。
政府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以及地方政府的大规模后续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的短期效应肯定是明显的。但从长期来看，效应肯定不会有预期的那么大，如果各方面的政策不协调和不相互跟进，大规模的投资很有可能还会引起很大的负面效应。因为一旦投资走上了高速公路并通过乘数效应会使 GDP也走上高速公路；但如果需求并不能同步跟进，投资扩张、生产扩张的结果就是生产过剩，产品再次卖不出去，新一轮的经济危机又会出现。因此，基于以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这一次中国的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有足够的认识并引起高度的重视，从而有针对性地选择拯救经济的“一篮子”计划，使中国经济平稳地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一、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是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决定国民产出的重要因素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命题是有多大的需求就会产生多大的供给，增长率的下降、企业的关闭、失业率的增加，都是因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在主流经济学中，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和净出口构成，即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是有效需求的构成部分，出口肯定对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经济学也把对外贸易比作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昔日亚洲的“四小龙”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对外贸易这架“发动机”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提出参与“国际大循环”开始，中国也是把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当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实行外贸承包制来推动外贸增长；再加上名义汇率对人民币的低估，大大地刺激了出口。自1994年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是顺差，大量的国外需求推动企业拼命地生产，企业从出口贸易中获得的利润比在国内的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大，高利润驱使企业更愿意把产品卖到国外市场中去。2005年，中国的净出口增长率为150%，2006年为63%，2007年为40%。①曾经一段时间，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也确实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可是目前这个“发动机”一停转或转得不正常，中国的经济就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就是宋国青教授曾形象比喻的：中国经济就是有刹车不用，如果觉得太快了就到路上去挖沟。这里不是要否定中国经济的增长不需要对外贸易、不需要出口，而是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出口膨胀得太快；过快的出口膨胀，使得经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据统计，2007年广东出口占GDP的91%，进出口占GDP的162%。[1]因此，受出口打击最早和最大的是广东的企业。
可是为什么出口一减少，我们的企业就要停产了、经济就下滑了呢？那肯定是国内需求的严重不足，即消费需求和私人投资需求的严重不足。国内生产的产品自己消化不了，自己消化不了的产品就当然只能依赖国外市场来消化了。因此，就拼命地出口，至于卖给谁，卖了多少钱，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把东西卖出去就行，东西卖出去了经济增长率就保住了。一旦出口稍有一点问题，产品的积压就会出现，那些面向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生产的产品就卖不出去了，与此相应地，这些企业就要关闭和开工不足，从而引起连锁反应。
国内的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部分构成。中国的国内需求不是天生就不足，而是政策抑制的结果。一是因为有过大的国外需求，国内需求必须让路，[1]否则就会造成通货膨胀。二是长期的政策抑制，这包括一系列的政策，诸如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以及人为地压低人民币汇率的措施，等等。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很高，可这背后就是消费的严重不足，消费占GDP的比重从10年前的46.8%降到2007年的37.1%，[2]即使再加上政府消费16.5%，[3]这一比例也是过低的。而消费在GDP中的比例美国达到71%，日本达到55%，韩国达到52%，巴西达到59.9%。[3]中国的民间消费极低，一方面说明了经济行为与经济目标的背离，经济的增长最终不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物质满足；另一方面说明了极端低下的民间消费根本无法支撑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内需，消费这一驾马车几近失灵。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就指出，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是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是消费的扩张跟不上生产的无限制的扩张。中国现阶段的生产下滑，不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的，即使没有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下滑也是不可避免的，是迟早都要出现的，金融危机只是导火线。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一直就存在问题，过去的日子盲目地追求GDP数量的增长，一味地追求财富数量的增长，却忽视了经济发展的真正目的，忽视了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二、中国经济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中国经济的问题就是国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的不足。可是中国老百姓用于消费的钱都用到哪里去了呢？中国人为什么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分配体制的不健全，收入分配严重不平衡，从而导致了民间消费能力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是政府与老百姓收入分配比例的失调。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中，GDP年均增长10.2%，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2007年，中国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相当于12.3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3]并且庞大的政府财政税收并没有全部用于支出，今年的前6个月，政府的财政盈余就达1.3万亿。当年生产出来的GDP并没有足够的当年的国民收入来吸收。
二是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衡。来自于经济观察网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8。如此大的基尼系数表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非常大。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使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大大降低，从而使得有支付能力的有效消费需求不足。2007年，中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仅为0.4，边际消费倾向的低下从诸多方面对经济增长不利。首先，边际消费倾向低，会使投资对经济刺激的乘数效应也小。因为无论是公共投资还是私人投资，其乘数效应都等于1/(1－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投资的乘数效应就越大；反之，则越小。过低的边际消费倾向，不仅会引起消费需求的不足，而且从长远看还会影响到私人投资的经济效应以及政府投资的经济效应。
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中国城乡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2003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别为3.11∶1，2006年为3.28∶1，2007年为3.33∶1，[4]并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有很多，收入差距拉大的后果却使得本来就不足的国内消费更加不足。中国的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3，如果农村人口的消费不足，必然会造成中国的总量消费不足。
四是现阶段中国还有规模不算小的贫困人口的存在，这部分人口确实是想花钱却没有足够的钱花，想消费却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中国的贫困人口还有5000多万，其中绝对贫困人口2148万，人均收入不到956元的有3550多万，如果以联合国的每天人均收入不足1美元的标准来统计，这一数字还要大。这些贫困人口的规模基本上相当于英国的总人口，比韩国的总人口还要多，是台湾地区总人口的1倍多。②这么多贫困人口的存在，对总的消费支出是一个极大的抑制。
2.老百姓手中有钱不敢花。中国的边际储蓄倾向是60%，[5]老百姓几乎把收入的2/3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储蓄倾向为什么会如此高呢？传统的观点都认为，节俭是中国人的美德，所以中国人爱储蓄。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在基本生活都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还要拼命地储蓄，这都是由于诸如养老、医疗等基本保障体系不完善造成的，中国的老百姓是手中有钱不敢花，必须存储足够的钱来应付诸如养老、医疗、孩子上学等问题。因此，中国老百姓当年所取得收入的60%不能成为当前的消费，而是成为未来的消费。这种行为一方面使当前消费受到极大的抑制，另一方面，当储蓄转化成为投资时，又会创造新的生产能力，进一步加重生产扩张和消费不足的矛盾。
3.在所有国家的经济中，中产阶级是全社会消费的主力军，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是中国消费的主力军。当然，准确地命名和界定中产阶级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但可以笼统地说，中产阶级是消费支出比较高的一个社会阶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可以以其收入来划分。如果以人均收入3万—10万美元算，美国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90%；以3.37万—15万卢比算，印度的中产阶级有3亿；新加坡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90%；马来西亚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60%；据专家们从各个角度来统计中国的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绝对达不到3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相当小。如此小的中产阶级规模，当然很难成为消费的主力军，也很难使其消费支出在拉动GDP的增长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另外，由于2008年以来股市、房市的缩水，“财富效应”的逆转（即随着财富的减少，尤其是股市、房市市值的大幅度的缩水，人们减少了开支），[6]使中产阶级的消费支出大大地减少了。
三、拯救目前中国经济危机的有效政策选择
世界经济史上影响最大的经济危机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那次危机，所以当经济危机爆发时，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上世纪30年代的那次大的危机，据说，这次危机的程度比30年代的那次还要严重。那么如何解决经济危机呢？人们也自然会想到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
凯恩斯经济理论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那次大危机的产物，凯恩斯本人常常也以资本主义的“医生”自居。其经济理论的基本思路是：承认资本主义存在非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的原因在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构成的有效需求的不足；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基本原因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及流动偏好；凯恩斯主义理论彻底否定了市场能解决一切、政府对经济“自由放任”的斯密的古典经济教条，提出了政府必须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凯恩斯开出的主要“药方”就是通过大规模的政府公共支出来刺激经济。自1934年凯恩斯应邀访问白宫后，凯恩斯理论就成为了“罗斯福新政”的理论基础。“罗斯福新政”几乎全面实施了凯恩斯政策措施：用赤字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消费，提高消费倾向，举债救济失业，修建大型公共工程，用货币政策调节利率，等等。
在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到来之时，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府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人们也不约而同地把这一次危机同上个世纪30年代的那次大危机进行比较，从美国开始，各国拯救这次危机的政策措施与“罗斯福新政”几乎如出一撤：使用大规模的政府支出投资于基础建设及金融业来拯救经济。
当危机波及中国经济时，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用4万亿人民币的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的方法。这倒不能说中国政府拯救经济的计划也完全是来自于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因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就是由政府主导的，改革开放后民间力量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虽然越来越大，但毕竟在中国，中央政府还是在GDP中占绝对大的比重，当增长受到影响时，政府理所当然地应担起拯救经济的重任。
拯救经济应从哪里入手呢？中国经济的问题首先出现在因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诱发的出口受阻，所以解决危机最有效的办法只能是转向扩大内需。内需由两部分构成：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一般情况下，政府会通过调整利率及信贷规模来刺激私人投资，可是在经济危机时期由于私人对经济的信心不足，通过利率及信贷规模刺激私人投资的效果在短期内往往是不太明显的。因此，最直接、最有效的投资政策就是通过增加公共投资来增加投资需求，并且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中，如果公共投资不存在“挤出效应”及公共投资决策过程中不存在太多的失误和腐败，从远期效率角度看，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一样，具有比消费需求更大的乘数效应。可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中一直存在的问题不是投资需求的不足，而主要是消费需求的扩张跟不上投资需求的扩张，投资支出的增长率一直大于消费支出的增长率。2001-2007年，中国的投资支出的增长率分别为：14.1%、14.5%、22.8%、23.8%、16.5%、16.7%、18.4%，消费支出的增长率分别为：7.1%、8%、12.3%、12.3%、12.8%、16.3%。③投资既是一种需求又会扩大现实的生产能力，本次危机最根本的原因也就是消费需求跟不上投资需求而造成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大规模增加投资可能有助于即时的内需扩大，但很难长久地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内需不足的问题。因此，扩大内需重点应该是扩大消费需求。中国目前扩大消费需求的有效政策选择如下。
1.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减少政府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最有效的举措就是大幅度减少税收，尤其是个人收入所得税，使GDP中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提高，从而增加个人用于消费支出的收入。在政府的大规模支出中，扩大政府转移支付的比重，相对减少公共投资的比重。公共投资最终都会变成现实的生产力，政府转移支付最终变成现实的有支付的消费能力。当前，中国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大规模支出，大多是计划投向铁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如果政府的政策目标是要启动国内消费，就不能在经济下滑的时候从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否则等于给消费品行业加上了一个更大的空头”。[7]若大规模的政府公共支出投资于基础设施，当这些基础设施的资本积累变成巨大的生产能力时，如果消费跟不上去，大规模政府投资的背后就是新一轮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更新是下一轮经济危机的物质前提。
二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通过提高社会边际消费倾向来增加消费支出。许多年前，理论界、政界就已经开始关注收入财富的两极分化的问题了，也已经着手在缩小这个差距。可事实上，经济越是发展，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差距就会拉得越大。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最简单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不同要素在剩余中的不同索取权及索取比例的不同。一般地，相对富裕的人所拥有的要素其稀缺程度相对高些，所以其在剩余中的索取权也会大些，索取到的比例也会高些，结果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差距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扩大。解决收入财富分配差距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高穷人拥有的要素在剩余中的索取权和索取比例。这从理论上说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在现实中做起来比较难。但再难也必须做，否则，过大的收入财富差距，不但对长远的经济增长不利，而且对社会、政治的和谐也是极端不利的。中国目前的诸多问题都与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有关，因此，尽快缩小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2.建立健全社会保健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一个包括政府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慈善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消费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鼓励消费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措施就是要完善这些社会性保障体系，其目的是要让消费者有钱时放心消费，在没钱时也有钱花——即使消费者没有工资收入时也能从各种保障制度或保险制度中得到基本生活保障。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公平的重要保证，也是经济稳定发展的稳定器。在中国，社会保障还是保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内需的一个重要政策举措。因为相对于中国的人口规模，中国穷人的绝对数量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没有社会保障，穷人的基本消费支出就会大大减少；对穷人基本需求的保障，就是保证内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如果健全养老、医疗、教育等保障制度，中产阶级和富人手中的一部分钱也会用于当前消费。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覆盖面也在不断扩大；但是，还存在许多问题，如社会保险等的立法不健全、责权不明确、覆盖面窄、制度设计缺乏统筹、制度缺乏吸引力（尤其是保险制度）、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不够大、全民参与程度不高（尤其是慈善、保险）、对百姓基本生存保障不足，等等。现有保障制度和体系存在的这些问题，一是不利于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二是不利于经济稳定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和保障体系的首要目标和意义是保障社会公平，但这种以保障社会公平为直接目的的制度和体系，同时还应兼顾经济效率。因为无论是凯恩斯意义上的财政制度对经济具有稳定器的作用，④还是罗尔斯意义上的平等是效率的重要保证，社会保障都是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的。因此，中国必须在保证人权、公平、完善制度的原则上，迅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一个社会保险、政府福利、社会慈善齐头并进，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扩大保障覆盖面的社会保障体系。
3.调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结构，扩大中产阶级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培育一支消费的主力军。经济学早就得出了结论：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都比较低。高收入群体消费低的原因有：一是高收入群体即富人在人口中的比重比较小，二是因为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三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富人往往消费更多的国外产品。而低收入群体即穷人虽然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但由于他们的支付能力有限，因而总量需求也不会很大。其实，理论和经验早已证明：社会消费的主力军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人数越多，所能推动的社会消费需求也就越多；同时，中产阶级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越大，所能推动的消费需求也会越多。因此，中国现在必须调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体制，使中产阶级规模迅速扩大，同时使中产阶级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也相应扩大。
同时，中国近期应尽快稳定股市和楼市，让中产阶级尤其是有股票和房产的中产阶级财富增加，从而刺激中产阶级的消费。虽然现在对政府救股市和救楼市的反对意见很多，有一些人认为这是政府在救富人，但是理论和事实都已经证明：股市、楼市的稳定，对稳定国内需求尤其是中产阶级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否定的：2006年、2007年消费支出的增长与收入增长有关，同时与股市和楼市市值的大幅度升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拯救股市和楼市、提升股票和房产等的市值，是危机时拯救消费、拯救经济的一个重要举措。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各自的增长速度对经济持续增长都至关重要，但这三驾马车各自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功能也是有所不同的。一般地，消费、净出口是一种即期效应，在短期内对经济的刺激效应比较明显；而投资形成即期需求的同时也形成潜在的生产能力，其远期效应更明显。当然，不同的学者对这三驾马车的功能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广东工业大学邓彦等在《“三驾马车”拉动经济作用实证分析》一文中得出结论：消费同GDP有明显的线性关系，消费每增加1%会引起GDP相应增长1.88%，而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的长期拉动相对很弱。[8]但不管怎样，三驾马车必须均衡发展才能支撑经济增长，不能过分地依赖于其中的任何一驾马车。在过去的年代里，中国对净出口的依赖有点过大。事实上，东南亚金融危机就已经给中国经济提了一个醒儿，可中国一直没有充分地重视中国经济对出口的过分依赖，在这条高速公路上，中国一直没有很好地使用刹车。因此，当出口这驾马车发生变化时，其他马车便不能迅速地替代其功能从而引起了经济危机，所以在消费这驾马车欠力时，花大力气扩大和保证消费需求是保证经济均衡、稳定增长的关键。
注释：
①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6》。
②笔者根据年度享受低保的人口数据整理而得。
③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④在凯思斯宏观经济理论中，政府福利等开支属于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财政制度的一部分，财政制度具有自动稳定经济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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