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玮[1]2001年在《汉语地名的语言与文化分析》文中指出汉语地名的语言与文化分析
王忱忱[2]2013年在《九江市地名的语言和文化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地名是一定的社会群体对特定的地域所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对地名进行研究已经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大重要课题，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名在其固定的语言形式背后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以九江市区的道路街巷、各级乡镇及其所辖的大小村落和各类自然、人文地理实体为研究对象，在前人对九江市地名和九江方言研究的基础上，先从九江市地名的语音特征、词汇特征、辞格运用叁个方面进行研究，归纳出九江市地名独特的语言特征，得出以下结论：九江市地名不仅遵循现代汉语的一般语音特征，同时还具有开口度大、仅有舒声韵尾的方音特征，数量词与逆序词的使用也是九江市地名的一大特色；接着结合地名学、文化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运用统计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九江市地名进行归类分析，得出九江市地名的五大命名理据；最后进一步阐述九江市地名背后所蕴含的六大文化内涵，使人们对九江市地名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詹莎莎[3]2017年在《贵州地名用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地名是语言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地名,是人们给自己生活环境地点给予的命名指称,在地名形成的过程中有最初约定成俗的地名,也有因某地历史、地理、人文等因素命名的地名。因此,地名不只是某个地区的地理现象,用文字记载的地名,也是地名学、文字学、语言学研究的内容、对象。因此,在对某一地区地名进行研究时,需要从当地的实际地理情况以及人文情况等方面结合语言文字方面进行分析,必要时,和其他地区的地名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保存、延续地名意义,追溯地名命名原理、探究地名命名特色,这是研究地名的意义。具体了解、分析某一地区的地名情况,需要在地名词语结构基础上,从文字的角度出发,再结合当地的实际地理情况以及人文情况来探究地名意义及特点。地名是用文字记录的,因此,记录、承载着地名的文字词语,是地名研究的重要方面。目前,各学者对地名结构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普遍认同的是地名由通名与专名组成。地名研究还需要结合各种工具书、当地的地方志、地名志、地名录等书籍调查。本文主要以贵州省政区地名以及地名志中记载的部分自然类地名为语料来源,从文字学、语言学角度来研究。全文共分为五章,主要从以下几个部分探究贵州地名:第一部分绪论部分简要介绍了地名的研究现状以及贵州省地名的研究现状,并介绍了本文的探究内容及方法和资料来源;第二部分从贵州省地理历史概况、政区用字统计以及贵州地名用字特点方面介绍了贵州省地名及地名用字大概情况;第叁部分从贵州地名的专名用字统计和通名统计以及其反应的特色文化来展现贵州省地名用字具体统计情况;第四部分对贵州省部分特色用字进行考察,此部分分为地名分类、特色用字和生僻字;第五部分结语部分再次揭露了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存在的问题,也就是为贵州地名、地名用字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便于以后更多人了解贵州地名特色。同时,也在本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不足,并在以后进行改善。
欧立华[4]2017年在《湛江地名的语言学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地名承载着地理、历史、语言等方面大量的信息,对地名的研究可以为这些学科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资料。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地域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因此社会各界对地名的研究也就越来越重视,地名研究呈现出了学科间互借鉴、同发展的趋势。湛江地名无论是从地名学的角度还是语言学的角度,都是值得研究分析的,因为目前有关湛江地名的研究可以说还是一处空白。本文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湛江地名进行探究不仅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语言价值。文章首先介绍了湛江市的历史地理概况、湛江地名当前的研究现状,接着从湛江地名的音节结构和地名结构两个方面论述了湛江地名的基本构成。鉴于湛江市特殊的多方言情况以及岭南历史文化的影响,湛江的地名中字音有其独具的特色,本文在第叁章节中分别从地名的通名用字和专名用字中进行分析,通名用字中取出现频率较高且罕见于其他地方的用字究其缘由,在专名用字里进行了疑难字的考察,分别从自造字、生僻字、异体字、异读音字几个角度进行探究。受到历史百越民族的影响,湛江地名中保存着古越语文字底层,在文中也对这部分古越语用字的释义进行分析。地名的形成与历史上居民的生产活动,环境社会的认知不可分割,文中第五章结合认知语言学理论,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分析湛江地名的命名缘由和更名情况。最后,结合研究的结果对湛江市地名工作提出建议。
张立[5]2017年在《中国台湾省花莲县地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文中认为地名是组成语言词汇的重要部分,其语言形式背后又隐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而反映着人类历史社会各个层面中原来的历史风貌。总之,地名是语言与文化的综合体。在不同的地名系统中,不同的地名都拥有着各自不同的来源与特点,这同时也反映着各地不同地名所蕴含着不同的文化底蕴。花莲县位于位于台湾岛东中部,人口众多,同时也是台湾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最多的县。花莲县是一个历史较为悠久、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又相对比较复杂的地区,也正因为如此,花莲县地名的命名方式也是复杂多样,而这些复杂多样的地名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着花莲县独特的语言特征和文化特征。本论文主要通过语言学分析、文献阅读分析、地图分析、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花莲的县市乡镇等行政地名、部落名地名以及街道地名进行语言、文化分析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部分,主要内容包括花莲县概况、本文的研究对象、目的及意义、研究方法以及地名学概况。第二部分是第一章,主要内容是花莲县地名的命名理据,从地理因素、历史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语言因素、社会因素、综合因素等因素角度对花莲县地名的渊源进行了论述。第叁部分是第二章,主要内容是对花莲县地名的语言学特征,从音节特征、构词法、修辞等叁个角度花莲县地名进行综合分析。第四部分是第叁章,主要内容是花莲县地名的文化特征,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语言文化等四个角度对花莲县地名的文化内涵进行了综合阐述。第五部分是结语部分,同时也是正文的最后一部分,主要是对本文内容的总结以及对后续研究的期待。
刘泽玲[6]2013年在《临汾地名的语言与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地名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是实用性很强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它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汇集，是精神文明的生动体现。尽管地名承载着如此丰富的文化，但是它受到的关注度并不高。为弥补临汾地名在语言学研究上的缺失，本文在深入开展实地调查和搜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笔者的家乡——山西省临汾市的行政区划地名入手，以临汾市3129个地名为研究对象，从语言学的角度和文化的视野对临汾地名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分别从语言特征和文化内涵两个层面对临汾地名进行研究，探讨地名中的语言特征、命名类型，同时揭示地名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挖掘临汾地名的文化内涵和地名学的研究提供资料和参考。本文采取数量统计分析的方法，对临汾地名的语言特征进行了分析。经过大量的统计，发现在临汾地名中双音节地名占绝对优势，叁音节、四音节地名作为补充少量存在，地名用字以平声字为主的语音特征；在“专名”型和“专名+通名”两种结构形式下，出现五种占有较大比例的具体形式；在临汾地名中，偏正型的构词方式占多数；地名命名过程中所使用的修辞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文章在大量语料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临汾地名的命名方式将临汾地名分为描述性地名，记叙性地名和寄托情感、表达意愿类地名，在进行地名分类的同时，揭示了地名的命名缘由，从而对临汾地名的概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此同时，也为地名与文化的关系做了初步的铺垫。地名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文章从临汾地名所反映出的方言文化、地形文化、历史文化、政治文化、社会心理文化等五个方面入手，揭示了地名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反映出临汾地名文化的丰富多彩。地名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同时它具有很高文化价值。笔者认为地名工作者要从地名标准化管理入手，充分发挥地名的服务作用，同时也要提高认识，加强宣传，充分发挥其文化作用。
兰金梅[7]2016年在《巴彦淖尔市蒙语借词地名的语言文化研究》文中提出地名是人们赋予特定地域的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其基本功能在于指位。汉语地名语词的构成类型繁杂,既包括自源汉语地名也包括他源借词地名及自源他源相融合地名。汉语中的蒙语借词地名是从地名的语源系统划分出来的特别的小类,也具有所有地名语词的社会属性,属于专有的语言指位符号。蒙语借词地名有着独特的构词方式,蕴含着丰富的“诗意”文化,也是社会语言规范的重要内容。研究巴彦淖尔市特定地域的蒙语借词地名,既具有着语言学、文化学及美学上的学术意义,也具有利于运用乃至推进地方文化建设等的应用价值。巴彦淖尔市(以下简称巴市)是民族自治的蒙、汉双语制地区,存在大量的蒙语借词地名。经调查统计,共有682个表行政区划及牧点名的蒙语借词地名。它们的构词、文化内涵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是民族文化的镜像,对巴市文化资源的开发及传承有着不可低估的语言文化价值,也成为巴市语言文化规划的重要课题。本文运用史料考证法、地图查找法、田野调查法、官方文件查阅法、数据统计及比较分析等科学的研究方法,把巴市的蒙语借词地名基于语言词汇学、语言文化学及语言美学的理论框架中,对其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全文共分为五部分展开详细阐述:绪论部分简介了巴市的地理及历史建制,陈述了巴市特定的地貌特征及悠久的建制沿革。然后阐述了本论文研究的对象及与选题相关的研究现状,最后介绍了选题的来源、研究目的、方法及意义。第一章从语言词汇学角度分析了巴市蒙语借词地名的语词构造。共有两节,第一节分析了巴市地名的复杂性。巴市是特有的民族居住区域,存活着相当数量的蒙语借词地名,也是特定的行政区划,出现了少量蒙语借词的行政区划名称。概观巴市地名类型,重点观察并阐述了蒙语借词地名的结构类型。第二节是本章论述的重心部分,详细分析了蒙语借词地名的构成特色。在对丰富的地名语料进行分类统计的前提下,凸显了地名专名的特色。论文重点分析了“单纯”蒙语语素构成的借词地名和“合成”蒙语语素构成的借词地名,对这些地名借词的词性及语法构成关系作了细致的语言学分析,并附注了调查获得的精准数据统计。第二章从语言文化学、语言美学角度论述了巴市蒙语借词地名的“诗意”蕴涵:不仅有着独具民族风情的地名景观,而且有着诗意的生成方式。共有两节,第一节阐述了民族风情下的地名景观,通过一组组颜色、山水、植物、建筑物及美愿地名景观展现了蒙古族自然崇拜及语言崇拜的民族文化心理及向往“家”文化的民族情结。第二节阐述了蒙语借词地名的诗意生成方式,具体体现在蒙语借词地名的审美意象的选定及审美意象的生成方式。从语义角度分析了蒙语借词地名的诗意的审美取向,解析其审美意象选定为多样的地形地貌、繁茂的草原植被、灵性的草原动物、尘封的历史遗迹及趣味的生活用品;并且从修辞角度分析了蒙语借词地名的“诗意”辞格生成方式,其中主要有借代生成式、譬喻生成式、比拟生成式、象征生成式、夸张生成式及反语生成式,透过地名生成分析揭示了语言世界受制并折射出的事物间的联系美及变化美。第叁章从语言规范角度探讨了蒙语借词地名语用中的“偏离”现象及其规范。首先提取出蒙语借词地名语用中所存在的读音、书写、结构等偏离现象,然后阐发了自己对巴市蒙语借词地名应坚持严正代码规范、严格特征规范、严肃行为规范的语用规范主张。结论部分在总结中阐明了对蒙语借词地名探究的梗概及特别认知,并进一步分析了地名探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基于地名学理论框架下研究的新设想。
方艳琼[8]2014年在《忠县地名的语言文化研究》文中认为地名就是一个地方的指称，是人们给一个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地名是人类认识和借以区别其居住、生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符号和标志，是进行历史研究的窗口，是自然环境的素描①。地名的拟定是一种社会现象，通常在其命名的过程当中，人们会把当时的心理因素、思维方式、生活环境、文化习俗等等通过用语言文字表达在地名里面。而语言和文化又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语言的各要素。所以，地名作为这么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对地名进行研究，折射出的是当地的自然、历史、民俗的丰富信息。目前我国对地名的研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入，但主要集中在对文化古都古城、热点城市和县级以上的城市的研究，以行政村为研究对象的尚为缺乏。忠县作为重庆直辖市的一个小县城，由于一些社会原因，其地名研究基本处于未开发的滞后状态，而专门对于忠县地名的语言与文化研究更是一片空白。本文突破这一局限，以重庆市忠县地名为研究主体，将研究对象截定为县级行政单位中的行政村，以最小的单位扩大地名学的研究范围，从语言学与文化学两个角度，通过对地名音节和词汇的构成分析，发现忠县地名中的方言发音，挖掘特有的地名用字以及考察其命名特点，来探究地名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同时本文也对忠县地名中所存在的一些不规范现象提出了经过论证的建设性的意见。本文是对忠县地名进行的一次多角度的、全方位的尝试研究，不但填补了忠县地名在语言学文化学研究领域的空白，也挖掘和保护了地名文化，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忠县区域文化的认识，更清楚深刻地认识地名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意义，对继承和保护地域文化具有重大作用。
沈媛[9]2010年在《宣威地名的语言与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存在着大量汉族与少数民族混居的县市,对这些县市的地名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即能反映此类地区的诸多社会信息,也是我国语言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以云南省宣威市这样一个汉彝杂居地区的地名作为研究对象,以《宣威县地名志》中所收录的所有地名为语料,分析了该地区的地名特征,分析归纳了宣威地名的语辞结构、通名用词和地名中体现的修辞方式,研究了宣威地名的发展与演变。文章主要分以下六个部分进行论述:绪论部分首先简要分析了语言学与地名学的关系;对地名学的定义及研究范畴进行了归纳;通过大量资料的查阅与归纳总结,分析了汉语地名学的研究现状及趋势;简要地介绍了云南省宣威市,并从语言学与地名学的研究视角切入,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指出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第一章介绍了宣威地名的概况,按语言类型将宣威地名划分为汉语地名、彝语音译地名及混合地名叁类以方便后面的研究,并从混合性、多重性以及彝语分布广泛叁方面阐述了宣威地名的特征。第二章按照第一章的划分方法从地名学角度对宣威地名的通名进行了整理,从构词法与造词法方面对宣威地名的语词结构进行了分析。第叁章从语音修辞、修辞格修辞与语义修辞方面对宣威地名中体现出来的修辞方式进行了分析。从汉语地名的音节发展和平仄种类上体现了宣威地名的语音修辞,并对地名的音节发展趋势及平仄不同所带给地名的语音感受进行了分析。修辞格方面,本文首先对修辞格的研究界限进行了浅析,并对宣威地名中所使用的修辞格进行了归纳。本章最后部分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切入,针对地名语义中所反映的经济、军事、文化、地理四类信息对宣威地名的语义修辞进行了分析。第四章分析了宣威地名的变迁原因,总结为民族变迁、宗族变迁、生态环境变迁和区域发展四个方面,并对宣威地名的演变方式进行了分析与分类。最后,指出了本文将来可以延伸研究的四个方向。
陈海宏[10]2012年在《文化接触对怒苏语的影响》文中提出本文研究的对象是怒苏语,怒苏语主要分布于云南怒江州福贡县匹河怒族乡一带。匹河乡是全国唯一的怒族乡,它是一个主要是由怒族(怒苏支系)、傈僳族、白族(勒墨支系)和汉族等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本课题以文化变迁理论、语言接触理论以及文化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为依据,在匹河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背景下,探讨怒苏人的语言生活状况,怒苏语固有词的构词理据及文化内涵,以及多元文化交融对怒苏语言文化和语言要素的影响。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研究的现状和意义,本文运用的理论方法和研究的范围等,以及本文的语料来源和调查合作人的情况。第一章主要阐述怒江多元语言文化交融形成的历史背景,分析了匹河怒族文化环境以及怒苏语与周边民族语言的接触类型。第二章主要是阐述多元文化交融背景下怒苏人的语言生活。第叁章主要阐述怒苏语的构词理据,并且分析了怒苏语的亲属称谓、耕猎词语、地名、方位词和颜色词的构成及其文化内涵。第四章主要研究多元文化交融下的语言影响。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积淀是外来词,怒苏语中的外来词主要有傈僳语、汉语和白语借词,外来词对怒苏语言文化和语言要素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五章主要阐述多元文化交融下,怒苏语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趋势。结语部分,分析了怒江地区语言影响的复杂表现,认为多元文化交融对怒苏语言文化影响深远,提出应当重视保护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文化。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得出以下一些观点。一、根据匹河怒族与周边傈僳族、汉族和白族接触的实际情形,我们将怒苏语与傈僳语、汉语以及白语的接触分为四种类型,即地缘型接触、宗教文化型接触、教育传播型接触和商贸型接触。二、在长期的族群互动过程中,特别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怒苏人不仅稳定使用其母语怒苏语而且还普遍兼用傈僳语和汉语。怒苏语和兼用语之间在使用功能上和表达功能上相互补充,从而形成了怒苏人和谐的语言生活。叁、在怒苏语言文化影响方面,多元文化交融对怒苏人的经济生产生活词语、亲属称谓词语、宗教文化词语、人名和地名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经济生产生活方面的借词,我们可以看出怒族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以及怒族与傈僳族、汉族、白族等周边民族经济文化的交往情况。从宗教文化中的借词,我们可以看到怒族传统宗教信仰与“傈僳化”了的基督教文化的相互交融。从怒苏人姓名的演变和匹河地区的民族语地名,我们可以看到匹河地区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遗迹。四、在怒苏语言要素影响方面,周边民族语言对怒苏语言要素影响很大。语音方面,怒苏语声母辅音[f]可能是受当地汉语影响而产生的；韵母元音[y]主要出现在汉语借词中,由于怒苏语鼻韵尾已脱落,大量鼻韵尾的汉语借词进入怒苏语后,导致了怒苏语中鼻化单元音和鼻化复元音的增加。词汇方面,怒苏语对傈僳语、汉语和白语等词语的借用是全方位的,怒苏语中借词存在方式是与固有词共存或借词取代固有词。语法方面,大量的傈僳语、汉语等外来词进入到怒苏语词汇中,对怒苏语的构词方式和语序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五、在多元文化交融下,怒苏语具有开放性与封闭性特点,怒苏人的语言使用类型也随着文化的变迁而发生了演变。面对怒族语言文化出现的衰退现象,怒族人民渴望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我们认为多民族聚居区语言文化的发展趋势是相互补充、和谐共存,应当重视保护怒族等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文化,多元语言文化共存有利于怒江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 汉语地名的语言与文化分析[D]. 蔡玮. 广西大学. 2001
[2]. 九江市地名的语言和文化分析[D]. 王忱忱. 江西师范大学. 2013
[3]. 贵州地名用字研究[D]. 詹莎莎.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7
[4]. 湛江地名的语言学分析[D]. 欧立华.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7
[5]. 中国台湾省花莲县地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D]. 张立. 中央民族大学. 2017
[6]. 临汾地名的语言与文化研究[D]. 刘泽玲. 山西师范大学. 2013
[7]. 巴彦淖尔市蒙语借词地名的语言文化研究[D]. 兰金梅. 安庆师范大学. 2016
[8]. 忠县地名的语言文化研究[D]. 方艳琼.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4
[9]. 宣威地名的语言与文化研究[D]. 沈媛. 云南大学. 2010
[10]. 文化接触对怒苏语的影响[D]. 陈海宏. 云南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