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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07）02—0032—03
高风险、多危机是我们所生存的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现代技术的高速发展在给人类带来各种福利的同时也成为现代社会最大的风险源。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经历了一个由古代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到近代的迷茫反思，直到现代社会对技术的莫名恐惧的艰难的认识过程，以至于现代社会的人们不知该如何去把握技术，如何去认识技术给我们带来的诸多风险。
1.从绝对理性到工具理性
作为人类文化积淀的一种传统，对于理性的认识，我们要追溯到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理性的旨趣在于对世界本原的研究，是一种不带功利性的纯粹的爱智的探求，这种探求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宇宙万物绝对本质的追寻。其中，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对后世的学者影响较大。毕达哥拉斯深信世界的本原是数字，得出了具有神秘色彩的“万物皆数”的把自然数学化的结论，数字代表一种确定性，它向人们昭示自然是确定性的、有秩序的、可以认识的。这种对于自然具有确定性的猜测鼓励了柏拉图对于绝对理念的寻找，柏拉图深信：“理念是至高的、绝对的、永恒的，世界上的万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了理念，万物都是理念的摹本，理念创造着万物但不为万物所创造。”[1]，人作为理性的存在，不是以感觉来掌握世界，而是以概念、判断、推理来理解世界，即以一种用数学和演绎逻辑得来的普遍抽象的概念系统来认识世界，由此，柏拉图便形成了以绝对理念为核心范畴的纯粹的真理体系，“它塑造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即超越事实和自然物、追求绝对真理并自由思考和自我决定的最理想的精神生活，坚信理性给予一切事物、价值和目的以最终的意义”[2]。
从14世纪开始，欧洲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意大利燃起的文艺复兴之火，很快蔓延到欧洲的其他国家，以推崇人性反对神性为主旨的思想解放运动，使科学战胜了神学，导致了经院哲学的解体，使得近代理性得以形成。
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对于近代理性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当他们只注重自然数学化的同时，不仅排除掉了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和嗅觉，而且也把美感、道德感、价值观、品质、礼貌、一切情感、动机、意向、灵魂、意识和精神统统都赶出了科学的领域，而剩下的只有抽象的数学理性。“而对科学知识确定性、实证性与普遍性的探求必然与对科学知识的实用性、功利性与工具性的要求联系起来”[3]，因为“既然万物的隐秘结构和重复性规律可以被精确地把握，那么从原则上讲，就有可能根据这种把握合理地设计一个操作目标，而后借助技术手段将其复制或制造出来”[4]。这样，作为技术就找到了驾驭和控制自然的理性工具，而理性本身也因为和技术的联姻具有了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至此，从古希腊延续下来的绝对理性已经演变成了追求功利性的工具理性。这种工具理性与技术的联姻，很快确立了工具理性自身在人类社会的霸主位置，使人类开始从手工业时代走向以技术的机械性为特征的机械工业时代，也宣告了各种有别于传统手工业时代的技术风险开始走上人类的舞台。
2.机器工业时代的技术风险与工具理性的张扬
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同时出现了近代以来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即蒸汽机革命，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标志，迅速扩展到了各行各业，这次革命的特点是解放了人的体力，提高了物质生产力，从而导致了工业革命的胜利完成。到20世纪初为止，法国、美国、德国、俄国、日本继英国之后也都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直接后果是资本的集中，现代市场经济和工厂制度的形成，农村大量城市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对于技术主导的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变化，直到今天一直令很多人惊奇和赞叹。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技术在给西方国家带来资本的同时，其带给人类的各种风险也成为现实。首先，人沦为机器的奴仆，人在劳动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丧失。在工业化过程中，机器取代了人力，以流水线、批量生产为特征的技术生产在社会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人开始成为机器的奴隶。其次，城市化进程加快，贫富差距增大。由于对于能源和生产资料的需求，许多工厂主开始选择新的地区设厂，而能源丰富的地区的圈地运动从18世纪开始得到快速发展，农村在不断消失，各种规模的城市在不断产生，以至于19世纪被称为“城市世纪”。再次，新的阶级结构出现，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技术进步不仅带来贫富的差距，也使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占有财富、权力的资产阶级和丧失生产资料、生存都困难的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矛盾成为工业化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兴起于18世纪70年代的“卢德运动”成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先声，工人和失业的手工业者把失业归咎于机器，开始大规模地捣毁机器。这场运动从英国迅速扩展到法国、比利时、德国和其他国家，并且引发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一直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而以失败告终。最后，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由蒸汽机这一技术所引起的经济革命，不仅转移到农业、畜牧业和工业。随后又超出英国，席卷欧洲大陆，叩响了北美和日本的大门。技术的发展过程，体现了技术的空间无限延伸能力。技术圈开始走上了侵蚀、吞噬、毁坏生物圈的发展道路”[5]。当我们今天大呼保护环境的时候，可曾想过，由于技术过分的功利性、工具化追求带给我们的危险从工业革命开始就已经开始埋下了祸根。
3.高技术时代的技术风险与理性的当代重塑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人类进入了信息技术时代，电气化、电子化的生活设施使人们置身于一个安全、舒适、便利的人工世界；汽车、火车、轮船和飞机加速了人们的生活节奏；生物学和化学的发展大大减轻了人类的病痛；计算机、互联网缩短了人们的距离，这一切向人类展示了一个异彩纷呈的技术世界。但是，在技术成功的背后，一些潜在的危险正在浮出水面，不仅技术的发展没有解决机器工业时代的诸多技术风险问题，而且新的高技术的发展又在滋生更多的新型风险。
（1）高技术时代的技术风险特征
首先，技术风险的影响范围已经超出局部地域，波及人类所有的活动领域和全球生态系统。SARS和禽流感的全球蔓延，石油和水资源的短缺等全球性灾难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伴随着科技活动的全球化过程，科技活动的风险已经上升为一种高后果风险——一种会对极大量人口造成普遍性后果的风险，层出不穷的危机（如核危机、生态危机）使得人的生活处于极端的不确定状况”[6]。
其次，工具理性被泛化。随着近现代以来技术和现代性的发展，工具理性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泛化开来，可以说理性已经由最初的启蒙理性变成了只有工具理性的单极理性。正如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中所写的：“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根据一个特定而狭隘的理性观（也就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在运作，这样的理性观盘踞了社会主要机构的核心。”“理性的历史任务就是解放人类……迄今为止的政治与历史纪录却显示，其结果是惨不忍睹的失败状况……现代社会距离理性的允诺园地相去甚远。”[7]
最后，高技术与高风险并存。现代高技术的风险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转基因、纳米技术、互联网等现代技术的发明和创造，虽然进一步提高了人们改造世界的能力，但这些高技术给人类带来的风险也更加复杂。以互联网为例，网络空间的出现，为人们的生活创造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虚拟空间，但是其带来的网络犯罪、人的异化和文化生态失衡等问题也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困扰。黑客犯罪就像互联网的孪生兄弟一样如影相随，黑客肆无忌惮地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并散布病毒，这不光给个人自由带来了危害，也给各国政府和企业的情报信息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在20世纪末，美国每年由于计算机犯罪遭受的损失超过100亿美元，德国约为50亿美元，英国为30亿美元，法国为100亿法郎……我国目前计算机犯罪正以每年平均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猛增”[8]。除了网络技术之外，克隆技术的发展也使人的自由和平等受到挑战，如果人真被克隆出来，那么自然人与克隆人该如何相处？谁又能保证克隆者改变人类基因的权利是正当的呢？而基因技术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是否能保证其知识不被滥用？核技术是否会给人类带来“核冬天”？人工智能创造出来的机器人是否会控制人类？类似这样的问题在高技术时代还有很多。
总之，高技术的发展是与高风险并存的，如果人类在发展技术的过程中不对工具理性加以控制，那么技术的无限制发展最终会导致人类的毁灭，所以，技术发展到今天，其带来的各种风险迫切需要人类对技术进行彻底的反思，对理性进行当代的重塑。
（2）理性的当代重塑
回顾历史，理性从一开始就有工具和价值两个部分，具有“逻各斯”和“努斯”两种精神。赫拉克利特所提出的“逻各斯”指的是世界背后所固有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本质和规律，体现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客体性原则；而阿那克萨戈拉提出的“努斯”则指不同于物质实体的纯粹精神，它决定着物质世界的发展和变化，代表着精神的自由性和自我超越、不断创造的主体性原则。这二者是并存于西方的理性传统中的，没有纯粹独立的工具理性，也没有纯粹独立的价值理性，任何工具理性都蕴涵着一定的价值目标，而任何价值理性的实现也离不开工具理性的支撑[9]。这是当代重塑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基本理论前提。
可是当我们回顾近代以来理性的发展可以看出，从数学化的理性形成开始，价值理性就被排除在外了，随着技术和数学理性的结合，工具理性得到张扬，价值理性却在萎缩。直到当代，人们发现缺少价值理性的理性是残缺不全的，而缺少价值理性引导的技术更会产生诸多问题。因此，要规避技术风险给人类带来的各种危机，首要的问题是重塑价值理性，还理性以本真的面目。
首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辩证统一是重塑理性的前提。重塑价值理性是不是意味着要抛弃工具理性呢？这是许多学者都在争论的问题。笔者认为，要看到二者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工具理性是人类厚生利用的手段，价值理性是人类安身立命的根据。两种理性之关系简称为‘工具’与‘目的’之关系。工具理性是人类观察世界的科学之眼，价值理性是人类观察世界的人文之眼，人类的‘双眼’只有在视力平衡时，才能看到一个‘合理性’的世界——物性与人性统一的世界”[10]。
其次，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统一是重塑理性的根本基础。工业社会以来，作为技术理性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更多的是关注手段、工具的合理性，甚至用手段、工具的合理性代替了目的的合理性，它追求知识、手段、工具的效率及与之相关的各种行为方案的选择，它关心的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价值理性主要是以目的的意识来规范理性的发展，为人类的现实社会和未来生活设定正确的价值目标，它关注的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但是由于主体的多样性，人类设定的价值目标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只有那些符合人类本质实现的价值目标才能为技术提供正确的指导，因此，价值的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统一，即目的合理性与工具的合理性的统一是重塑理性的根本原则。
最后，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引导与规范是重塑理性的重要原则。技术工具理性的张扬，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不和谐，在人与自然的层面，造成自然、生态、环境、气候、能源、物种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造成人情的冷漠、利益至上和诚信的缺失；在人自身生存的层面，造成人类缺少价值追求、迷失生活方向、出现信仰危机。而作为人类与自然中介的技术的发展理应是为造福人类、人的本质关系提升服务的，这就需要重新建立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引导与规范，应该使技术的发展既要关照当下人类的利益，又要为子孙后代造福。因此，这种人类安身立命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应该统一到关怀人的精神世界、关怀人类终极价值实现的价值理性上来，使二者各负其责，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和谐，实现技术可持续的、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