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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弓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5期上发表文章《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亚洲型”特征——读唐长孺师论著》指出，唐长孺先生遵循历史唯物论原理研究中国古代史，创造性地使用了“亚洲型国家”的概念，揭示了中国古代的“亚洲型”特征：奴隶社会的奴隶少于自耕农，封建社会劳动者的身份类似农奴。唐先生致力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变化研究，首先从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着眼，从劳动者身份地位的变化着手，这具体体现在他的“客”研究中。
史卫东在《科学·经济·社会》2005年3期上撰文《科举制度对近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稳定影响分析》，文章以社会学里社会流动概念为切入点，分析社会流动的概念、内涵及其与社会稳定的互动关系，以对国内外社会学界有关最新研究动向的阐述为基础，剖析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所具有的社会流动功能，进一步对科举制下帝王、精英、大众等不同社会层次的儒家思想、民本意识、草民思维做深入分析，指出近代科举制衰亡、社会流动阻塞与社会稳定缺失有一定的因果联系，社会失范是因为科举制内容陈旧而不是考试取才方式本身的问题。
《河北学刊》2005年5期发表一组专题讨论《20世纪学术背景下的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发表6篇有关文章。其中朱雷通过回顾唐长孺领导敦煌吐鲁番文书出版的整个过程，介绍了古代文献资料整理的特点和规律。张国刚认为，在中国20世纪学术发展的宏观走向上，出现了一个从否定传统到呼唤回归本土化的历史演变过程，而在这一变化过程中，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都做出了各自的探索。冻国栋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探讨了唐长孺在中古史研究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对唐长孺的治学理路和特点做出了准确概括。宁志新和黄正建侧重分析了胡如雷在历史研究中所运用的阶级与阶层分析方法，并对这一治学方法做出了客观和科学的评价。孙继民在20世纪学术史的背景下，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分析和确认了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史学研究成就和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认为陈寅恪的特点是承旧启新，文化史观中国化；唐长孺是转旧趋新，唯物史观学术化；胡如雷是弃旧开新，古史形态理论化。
于赓哲在《学术研究》2005年9期发表文章《从古人求医心态看古代民间医人水平》，指出所谓的“福医”、“时医”指的是历史上一些主要依靠“运势”从事医疗的民间艺人，其医术不高，但却往往是患者的首选，患者更多地期冀以其运气而非医术治疗自己的疾病。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一在于古代医人整体水平长期徘徊于一个比较平庸的层面，使得患者既离不开医人，又在求医过程中怀有强烈的侥幸心理和神秘主义观念；二在于古代医人的水平缺乏客观权威的衡量标准，助长了患者择医时的撞大运心理。
侯杰在《史学月刊》2005年9期发表文章《试论历史人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中提到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人类学，尽管从学术传统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但它的出现为消融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边界，促成两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历史学内，“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到历史人类学的演变过程。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历史人类学已经展开一些研究实践，但是尚需进一步提倡。这种提倡表现在三个方面：底层视角、区域经验、文本与田野互动。历史人类学会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有益的影响，会成为一种介于宏大叙事与经验性实证研究的”中层理论“。从历史学科的本位出发，历史人类学对人类学的吸收借鉴颇多，但是不能轻易放弃历史学科本位。
褚新国在《唐都学刊》2005年4期撰写文章《塔西佗史学创作中的暴政问题研究——考察塔西佗史学实践生成背景的一个向度》，文中谈到在塔西佗复杂的一生中，图密善暴政统治对他及其史学创作影响最为深远，作为一个直接的现实性背景因素，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塔西佗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和撰史旨趣。通过考察塔西佗撰史目的及其史学职能，可以窥探这种经历究竟是怎样地、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史学实践。
李华瑞在《史学集刊》2005年3期发表文章《〈宋史〉论赞评析》，文中提到“论赞”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史论形式。《宋史》论赞是元史臣对宋代历史的一种考察，一种“盖棺论定”，而这种考察和盖棺论定是以统治者获得资政启示和进行教化为主要目的，其着眼点集中在一代成败兴亡的教训、总结典章制度的得失和褒贬历史人物的善恶上。《宋史》论赞以儒家思想，特别是理学思想的价值取向为皋臬，但运用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的研究方法把握宋代历史兴衰治乱规律，和继承中国历史编纂的“直书实录”的优良传统，是《宋史》论赞的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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