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沿海经济国际化与地缘经济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战略论文,沿海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球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潮流影响下，中国经济要持续取得较高的增长速度，必须积极推进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国际化进程。
利用外资的成绩和经验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以建立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主要形式、以引进外资和开拓境外市场为主要内容进而达到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技术水平的目标。15年来，全国实际利用外资约1380亿美元，特别是近年来增长很快，1993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258亿美元，1994年、1995年利用外资均超过37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吸引的外国投资数。
利用外资的规模明显受到地缘经济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东南沿海与南部沿海的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四省区，占我国沿海利用外资的一半以上。但90年代以来，由于浦东开发及北方地缘形势的变化，中部沿海（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利用外资占沿海的比重上升，1993年实际利用外资占沿海总数的26.0%，较之1989年所占比重增加了11.1个百分点。
对外出口大幅度增加
1.对外贸易总额增长迅速，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明显上升。
80年代初中国对外开放大门一打开，中国廉价和低价的生产要素很快发挥了作用。通过引进境外资本，特别是华人资本，也同时引进了技术和外贸渠道，等于“引进”了市场。这几个因素的结合，使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很快。这种形势在我国沿海地区最为突出。
据统计，1980年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381.4亿美元，1993年1957.1亿美元，年增长13.4%，超过GDP增长率约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与进出口总额增长同步：1980年为181.2亿美元，1993年达到917.63亿美元，年平均增长13.3%。其中，沿海地区在外贸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出口大于进口。1990年至1992年沿海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由514亿美元增加到809亿美元，占全国比重由44.5%提高到49.0%。其中出口份额由1990年61.2%上升到1993年的69%左右，大大超过其GDP占全国的份额（59.7%）。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出口生产主要在沿海地区，沿海出口势头增长很旺；同时也表明，中国的出口明显大于进口。
2.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有较大改善。
随着我国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实力的增强，我国进出口贸易结构在过去10多年中不断获得改善，主要表现为：
工业制成品比重明显上升。198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总额48.0%，1994年达到83.7%。在工业制成品中，以机械和运输设备增长最快，1986年出口值仅11亿美元，1994年上升到219.3亿美元，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21.6%。
与上述相对应的就是以食品、矿物燃料为主的初级产品在出口总额中大幅度下降。这完全符合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状况及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经济体系的要求。
“入关”的冲击、机遇与区域产业调整对策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创建于1947年，现有103个正式缔约方。香港和澳门根据中英、中葡协定被允许作为单独关税区参加，已成为缔约方。
我国是关贸总协定23个创始缔约国之一。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入关”）必将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关税制度、产业政策、经济发展以及整个政治经济制度产生深刻的影响。
“入关”之后，产业结构调整将给沿海地区各地以不同的压力：
①对辽宁、天津、北京、河北、上海等省市。这些地区属老工业基地，多年来搞调整，但收效不大。这些地区有大规模的钢铁、化工、石油化工、成套设备制造以及众多的大型纺织企业。为了在外国同类产品可能涌入中国市场时能立住脚，要加速技术更新和企业内部的改革。钢铁产品近年来进口稳中有降，加上80年代以来几个大企业进行了大的革新，部分产品的档次较高。最大问题是化工与石油化工，前者由于设备落后，后者主要由于管理落后，产品成本高。我国生产的聚苯乙烯薄膜等几种化工产品的出厂价比进口到岸价高1000—2000元，如果关税再下调我国石油化工的处境就更为艰难了。
②对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省，过去多年来产业结构调整有较大收效，有些产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但这些地区企业普遍较小，原材料及能源供应不足，开发能力弱。因此，今后要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建立跨国公司，同时还要加强基础原材料产业，加快能源建设。
③大量增加原油进口。由于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将促进社会经济的更好发展。中国国内的原油价格与国际相差太大。入关后，由于国际原油价格低，运输方便，中国应该增加原油进口，适度减少对陆上油田特别是西部油田的勘探开发投入，这也是保护本国能源的战略性措施。大量原油进口主要应在沿海地区加工，在东南沿海地区目前的原油加工规模小，可重点在海南、广西、浙江、福建、广东的沿海建设若干新的炼油与石油化工基地。
④“入关”后，将放宽进口某些高新技术产品限制，可利用这个机会，提高我国高新技术领域的装备水平。
⑤汽车、电子工业产品、化工、医药等，成套机械制造这类靠高关税、不合理价格保护以及靠仿制保住国内市场的产业将受到严重的挑战。目前我国的平均关税为35%，即高于发达国家（4.7%），也高于发展中国家（13%）。在总体上，我国关税要下调到50%的水平，但对不同产品相差很大。其中可能受到影响最大的是轿车工业。目前，汽车进口平均关税为120%，今后还会实行一定的保护，但也只能是过渡性保护。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近年来大家都在上轿车工业的势头肯定是危险的。
⑥沿海各地区提出跨世纪战略（纲要）中规定的支柱产业，均面临大的挑战。以石油化工作为支柱产业之一的省市有辽宁、山东、江苏、浙江、广东、上海等，以汽车作为支柱产业的有上海、天津、北京、辽宁等，几乎都提出将机电作为支柱产业。
2010年、2020年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远期展望
1.乐观的中长期估计。
在较为顺利的情况下，今后若干年中国可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中国进入全球多边贸易体制。那么中国经济国际化在中长期（在2010年以前）范围前景是较为乐观的。主要是由于近期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除美国以外，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欧洲市场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市场。可能与我们竞争的亚洲其他国家，这些产品近期生产规模均不大。目前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主要是轻工产品、机电产品）也可乘机得到发展。因此，估计到2010年前，我国外贸出口额却可能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如果出口额可以10%的平均速度增长，到2005年出口额达3500亿美元左右（按1993年美元计），估计那时在世界上的位次排在第三或第四。
2.不容乐观的远期估计。
中国外贸在经历“入关”后而带来的一段快速增长之后，将面临以下不容乐观的因素：
（1）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不确定性。今后若干年区域集团内部的贸易体制将得到加强，一系列集团的建立和运作，目的是加强贸易保护主义。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全球性的贸易大战不是不可能的，其结果是使多边贸易体制失效或部分失效。
（2）中国的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层次在10多年后仍不能与发达国家相匹敌，世界上高技术产品的市场仍将被发达国家占据。
（3）俄罗斯、东欧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在世界贸易中地位的提高可能影响到中国的出口贸易。也就是说，当俄罗斯、独联体其他国家、东欧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如越南、印度、菲律宾等国家逐步进入经济繁荣稳定阶段时，日本、韩国、西欧对它们的贸易和投资就将很快增加，其结果必然影响对我国的贸易和投资。
3.未来的进口替代与出口异向。
有人认为，进口替代战略“已经过时”而要普遍推行“出口导向”战略。80年代中期，我国政府为了推动国内产业的大规模技术改造，节约外汇，满足国内对质量水平较高的机械设备、原材料（冶金和化工产品等）的需求，通过技术引进，将生产产品满足国内需要进口那部分需求，免得花大量外汇去外国购买。为达此效果，国家以附加税形式设立进口调节关税。此后，为使中国贸易体制与国际接轨，于1992年10月，进口替代管理被取消。现在的问题是：进口替代作为外贸体制的一部分，是被取消了，但作为我国产业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是否应被取消呢？我们认为不可，主要原因：
（1）我国有庞大而多样化的国内市场，所需的各类机械设备、原材料、电子产品不可能大部分依赖国际化即依赖国际市场解决。
（2）我国大量的装备很差的工业企业，需要通过引进、开展技术改造，以便生产出产品在数量、质量、维修等方面能与发达国家进口的产品在质量上不相上下，而在价格上又较为低廉。
（3）根据国内外市场主要商品及其价格增长趋势，那些我国国内市场需求大、国内生产在增加规模上和降低成本上有较大潜力的产业，可考虑作未来“进口替代”的主要产业。如钢铁、石油化工与煤化工、重型机械、通讯设备、集成电路、航空航天工业、纺织等。
在下世纪初年，我国产业结构都必须实行“多元化”方针，同时又要在总体上保持产业之间的关联。而出口导向的地区，必然形成较为专业化的产业结构，这只宜于在东部沿海的局部地区实施：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海南岛以及福建、浙江、环渤海部分地区。
部分国家在华投资倾向
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家，对外投资的决策标准是不同的。当然目标都是为了谋求最大的经济利益，但对于什么情况下可获得并维持这种经济利益，判断依据并不一样。其中，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因素在起作用，而且这一点对沿海地区的发展是相当重要的。
美国企业：距离因素（在地缘政治学中所谓“距离磨损”使大国支配能力降低）是无形中要加以考虑的，当然还有政治制度的因素。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斯特伯夫在“投资环境评价分析法”一书中对美国企业家在亚洲投资的十大因素作了排序，指出前三个是最重要的：货币稳定性与自由兑换度、通货膨胀率、政治稳定性、资本抽回有无限制、外商股权有无限制、对外商的管理程度、给予保护关税的意愿、当地资金的可供程度、地理位置与交通、资源依赖程度。从这十个因素及排序中可知，美国人对在中国投资觉得可控制程度及安全感较差。根据这些标准，美国资金主要流向东南亚、香港、日本等。
日本：对华投资也考虑很多政治因素。因素及排序是：政治基础、对外开放度、资源依存度、综合经济能力、财政贸易基础、工业能力、社会资本建设、市场规模。这样的排序除了政治制度的差异外，还有一定程度上与历史上地缘政治上的斗争有关。根据这些因素考虑，在总体上日本不把很多资金投入到中国。
韩国企业：判断标准不同于美国和日本，主要考虑六大因素：劳动力条件、工业基础、交通运输条件、对外开放度、土地利用、国内市场等。显然，韩国在中国投资觉得安全感不成问题。
本文是中国科学院《全球变化与国家战略》课题组第一号报告的一部分。本报作了部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