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中的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论文,人文主义论文,宗教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7世纪兴起的科学革命，即现代自然科学的产生，也许是理性运用在社会生活中最为伟大的成果。
在中国，对于此一时期科学发展与基督宗教的关系，甚至对于一般而言的科学与基督宗教的关系，知识界的看法以及在其影响下人们的一般看法经历了两个阶段的重大变化：
第一阶段是自20世纪初期，现代科学及相关技术引进中国的效果开始显现，知识界开始了解某些科学史的片断和欧洲近代历史知识之后，几乎在整个世纪，占压倒优势的看法是：科学造福人类，而且，作为人类希望所在的科学是在反抗压制科学的基督宗教之后才获得发展，它已经胜过并必将完全消灭宗教的影响。
第二阶段是自20世纪末期，现代科技文明在自然和人文环境等方面的弊害开始显现，学术界开始了解某些西方人对此反思的片断和初步的圣经知识之后，很多人未加深究便随声附和的看法是：科技破坏自然，而且作为罪魁祸首的思想根源便是鼓励人类控制自然的圣经或基督宗教的思想。
稍作回顾便不难看出，这两个阶段的看法是相互矛盾的。第一阶段的看法是认为自然科学与基督宗教对抗，科学有利于人的幸福，宗教不利于人的幸福；第二阶段的看法是认为自然科学与基督宗教同伙，后者导致前者破坏自然，产生了不利于人的结果。这两个阶段的看法都把基督宗教同人文主义精神对立起来。在进行某种追溯之前，我们可以先作几点简明的澄清。
第一，科学和技术所发挥的作用本身具有两面性质，其原因之一是科技与其他因素之关系不同，会造成不同的结果，例如科学群体的社会观念与社会关系，其与社会政治制度的关系，其与种种意识形态的关联，其与利益集团的关联，其与伦理道德思想的关联，等等。就我们的论题而言，在此只能关注其与基督宗教的关联。但是起码得先记住，科学产生的利与弊均有多种原因和关联，并不仅仅是与基督宗教有关，而且主要还得看其自身的原因。
第二，第一阶段的看法不仅忽略了科技带来弊害的一面，而且不知道自然科学与基督宗教相协调的一面，就此而言，第二阶段的看法是对它的矫正。事实上，现代许多科学史家的研究已经表明，就内在精神而言，基督宗教不但不阻碍而且还促成了现代科学的产生，圣经的因素乃是促进科学生长的“维生素和荷尔蒙”。
第三，基督宗教的思想的确促成了现代科学的产生，有助于科学的“生长”或发展，但是它并不促成科技去破坏自然。圣经说上帝将世界交给人类管理，而不是“破坏”，是要“修理看守”，而不是掠夺榨取。因为基督宗教主张上帝是世界的主人，所以绝不主张人是世界的主人，而只主张人是世界的管家，因而，人不能以占有者自居而任意处置一切，只能善尽职守而料理保管好主人的产业。这样做当然也会有利于人。所以可以说，基督宗教在这一方面的主张是有利于人生，因而与人文主义精神完全一致的，尽管它是以神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
许多科学史家都专门研究过现代科学的产生为什么是在17世纪的西欧，而不是在别的时期和别的地区。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这是由当时当地的许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因素就是基督宗教尤其是宗教改革后的基督宗教的一些特点——所决定的。
一般的基督宗教与科学兴起有关的特点，可以分成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相信上帝具有理性，因此它所创造的自然世界是合乎理性的，即有秩序、有规律的，这样，具有理性的人也才有可能认识和理解自然世界。在这种基督教世界观的背景下，17世纪的科学家们几乎都抱有大致相同的信念，即可以在纷纭万千的自然现象后面找到普遍的法则，而这些法则或规律则体现了上帝智慧的理性设计，因此，对自然世界的研究大大有助于认识上帝这一最高目的。这成了他们从事自然科学的深层次的动力。
现代物理学和化学的创立者之一波义耳认为，世界作为上帝的理性设计的产物，犹如著名的斯特拉斯堡的钟表。承认这一点，也就能够承认上帝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和支持者。上帝是技艺精湛的工程师，他把运动规律注入物质并维持着这些规律的继续运行。上帝确立了自然的法则，而人类的探索可以揭示这些法则。
第二个方面，相信世界只不过是上帝的造物，它本身是“好的”，但并不具有神性，上帝已将它交给人类“管理”或“治理”。因此，探索和利用自然世界并不是 冒犯和亵渎神圣的行为，而是一件好事。这样一种世界观为探索和利用自然放开了人的手脚提供了某种神圣的核准，而这又是原始宗教、上古宗教和东方宗教的泛神主义所缺乏的特点。泛神论很容易导致对自然事物的“塔布”化即禁忌，或者图腾化即崇拜，于是因害怕冒犯或害怕亵渎，而阻碍了对其进行研究利用。从这个角度消除障碍的世界观也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是不使之恶魔化，一方面是不使之神圣化，也可以说是使自然世界祛除巫魅。而基督宗教的世界观正是如此。《旧约·创世记》第1章清楚地表明，除了上帝之外绝对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声称拥有神性。……受造之物的产生和存在完全仰仗上帝的意志，因此，自然界作为上帝的作品和创世的见证而受到珍视，但绝不会受到崇拜。……与异教的观点截然相反，自然不是令人畏惧和让人顶礼膜拜的神，而是让人类去珍惜、去研究、去管理的一件上帝的作品。
与此相关联，一般的基督宗教与科学兴起有关的特点，其第三个方面是，相信上帝创造世界是完全自由的，因为上帝全知全能而又具有完全自由的意志，所以他创造万物时并不受任何高于上帝的法则或必然性所限制。这一信念大大有助于形成科学活动中一项比理性更加重要的特质——对事实的尊重。由于人类理性的局限，所以用人类理性构造起来的科学理论，不但不可能穷尽世间万象，而且不可能避免失误或在一定范围之外成为谬误和被修正。当理性构筑的理论与确切观察到的事实之间不相符合，应该否认的是理论而不是事实。只有依据新的事实来修正旧的理论，科学才不会死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事实的尊重是科学的生命或者科学的灵魂。
这一点直接导致了经验主义和观察归纳方法的地位上升，从而促成了现代科学的兴起。17世纪的科学家却普遍地把观察、实验和归纳方法作为基本的科学方法，其中的思想基础正是对上帝创造的一切事实或客观实在的尊重。
总而言之，一般基督宗教的这些特点，一条比一条更切近于科学的本质，更适合于科学的需要，因而也更有利于现代科学的产生。在现代科学产生的时期，科学家们相信自然世界这部造物之书是上帝的作品，在他们强调自然是偶然的和科学永无止境之时，他们突出了圣经的观点。他们未从圣经汲取科学资料，但相信圣经使科学获得了自由。
科学与人文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二者对理性的重视和对人类利益的帮助，是十分清楚的，而且被谈论很多；但是，科学与基督宗教精神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二者对事实的重视和后者为前者提供的思想基础，至少在中国学术界中却不清楚，久被忽略。从以上所说，我们应已清楚，科学在这三者的关系中似乎像一道桥梁，把人文主义精神同基督宗教精神联结起来了，因为基督宗教的精神不但同人文主义有直接的关联，而且也通过助长科学精神而同人文主义有着间接的却是正面的关联。
不过，人们可能还会问一个重要的问题：既然如此，科学革命或现代科学的兴起，为什么不发生在基督宗教统治的中世纪欧洲呢？或者换一个说法，科学革命为什么是发生在宗教改革之后，而不是之前呢？
伊安·巴伯曾经用较缓和的措辞提出了类似前一个问题的疑问，并且提出了他的分析：“为什么科学在中世纪的发展较为迟缓呢？其原因可能部分在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和经院派哲学家们过分的唯理论倾向，部分在于制度化了的教会统治，当然，也部分在于社会和经济的因素。”
关于亚里士多德，我们知道，在中世纪他不仅作为哲学大师，更是作为科学大师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威，新出现的科学理论若与亚氏的理论不符，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这也是我们前面提到冲突的对立面之一是新旧科学理论的一大原因。
至于制度化了的教会统治，中世纪的这种制度尽管并非一无是处，但对于思想自由却是十分有害的，当然也就不利于科学的发展。这也是前面提到冲突的对立面之二是教会正统教义与非正统宗教思想、对立面之三是强求统一的教会制度与新的思想观念的一大原因。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些冲突的原因并不是基督宗教精神与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的对立。
关于现代科学未产生于中世纪的“社会和经济因素”，侧重于社会经济方面的史学家的历史著作已多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言。
至于“科学革命为什么是发生在宗教改革之后”这个问题，在讨论科学精神和与之相关的人文精神同基督宗教的关系之时，也是不能不涉及的。
宗教改革导致了基督新教的诞生。而社会学的调查研究证实，在科学革命期间以及后来的自然科学家中，基督新教徒所占的比例异乎寻常地大。例如，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叶，法国以外的西欧人口中，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比是4∶6，但在法国科学院的外籍学者中，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比却是27∶6；又如17世纪中叶共和时期英国皇家学会前身的主要的科学家，清教徒占70％；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的皇家学会会员也有62％是清教徒，而清教徒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清教的学校在课程中设置了自然科学的科目。由于清教徒和新教其他宗派在自己国家内所处的社会地位千差万别，又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和贸易发展程度也千差万别，因而对科学发展的需求和刺激程度也彼此不同，因此，现代科学活动如此集中地发生在不同国家的新教徒之中，就更要超出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解释了。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证了宗教改革之后产生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促进作用，类似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教伦理对于现代科学的精神和科学革命也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在新教各派中最积极推动此项事业的是加尔文派，尤其是其中的清教徒。科学革命或现代科学的兴起虽可大致说是发生于17世纪的西欧，但更具体地说则是集中于清教革命后的英国。当时英国的清教徒不仅是社会政治革命的主力，也是科学革命的主力。对其中的基督教信仰因素的作用，伯纳德·巴伯作了如下分析：“清教徒们认为，通过认识自然，人们能够认识上帝，因为上帝是在自然发生作用的过程中显现他自己的。因此，科学不是同宗教相对抗的，而是宗教信仰的一个坚实的基础。他们感到，既然‘有益的工作’是上帝选拔其拯救对象的一个标志(如果不是证据的话)，既然人们可以通过社会功利行为给上帝增添荣光，那么科学就是有益的，因为它是人们从事有益工作以及实现社会进步的一个有效的工具。”
这不但表明了清教主义或新教信仰对科学革命的贡献，而且也表明了基督宗教的精神与人文主义的精神在根本上的一致性，即力求对人生有益、对社会进步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