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与经济建设·
城镇化与产业集聚交互作用机理研究
马国勇1，2，蔡玲松1
（1．塔里木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阿拉尔843300；2．东北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40）
摘 要： 产业发展以城镇为载体，城镇化需要产业来提供支撑。研究城镇化与产业集聚交互作用关系，将空间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从区域内和区域间两个方面剖析二者交互作用机理，构建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空间交互作用模型，采用省域2006—2016年统计数据进行分区域实证对比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四大区域城镇化前因变量影响程度最大的因素均是投资强度，经济开放程度和基础设施对产业聚集有显著影响，东北和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影响系数、政府政策影响系数大于中部和东部，产业结构对不同区域城镇化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据此提出推进城镇化与产业集聚协同并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 城镇化；产业集聚；空间联立方程
引 言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指出，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促进城镇化发展与产业支撑相统一［1］。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表明，城镇化与产业集聚协同推进能够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调节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发展。城镇化与产业集聚作为经济增长“双引擎”，双轮驱动存在显著地正向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突出的问题：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尤其是东部地区经济规模、发展水平、创新能力、对资源的汇聚和汲取能力等等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群散点现象突出，城市群间的联系不紧密，缺乏全产业链的分工与协同，城市等级化现象极端固化倾向，由此更加助推少数大城市产业高度集中，城市承担过多的功能，大城市病严重；中小城市（镇）空心化明显，因缺乏产业支撑，要素资源（尤其是优质的资源，包括高层次人才等）流向大城市，中小城市（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发展缓慢，经济社会发展后劲缺乏；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对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产业发展扶植政策，未能更有效实现欠发达地区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的双轮驱动，社会资源机会成本过高，等等。上述问题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严重和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控制和调节好这些关键因素至关重要。
从发展经济学理论逻辑上来分析，这些问题本质是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的关系问题，更具体来说是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的关系问题。目前国内外关于城镇化与产业集聚关系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通过梳理，现有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以下三方面：（1）城镇化与产业集聚存在相互作用特征。如巴顿（Button）［2］揭示了城镇化和产业集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关系。续亚萍等［3］认为城镇化与产业集聚间是一种互动作用、互动发展关系。刘望辉等［4］认为城镇化发展是经济的集聚过程，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及城镇化率三者之间是明显的互动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是工业化及城镇化水平［5］［6］。 工业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引擎，而城镇是产业发展的载体，城镇化发展带动了产业化发展。因此，产业集聚程度与城镇化水平有直接联系［7］。一般情况下，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的互动是相互促进的，但也有学者认为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的互动作用不明显［8］［9］或二者存在倒 U 型关系［10］-［14］。 （2）城镇化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如李春生［15］发现城镇化是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因素。张晓燕等［16］分析出城镇化不仅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明显，且有空间溢出作用。陶恒等［17］也认为城镇化因素对工业企业集聚有利。（3）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如鲍德温（Baldwin）［18］指出产业集聚直接影响了城市规模。产业集聚是城镇化发展的产业支撑、经济保障［19］。产业集聚对城镇化影响还有加快人口集聚、优化区域空间布局、提升竞争力等［20］，对城镇化发展有很大的作用［21］。 钟顺昌等［22］、杨仁发等［23］、谢治春［24］研究得出，产业集聚对城镇化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罗良文等［25］认为产业集聚虽然能提高我国城镇化水平，但其影响程度则取决于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Harding＆Burns［26］将集聚经济作为城市发展和区位选择的驱动因素。俞思静等［27］将产业集聚作为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关键因素。吴福象等［28］将人力资本等要素的空间集聚纳入城镇化水平的研究。杨雪锋等［29］从服务业集聚出发，研究了集聚效应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使用的模型都不尽相同，早期研究中倾向于采 用 耦 合 与 协 调 模 型［9］［12］［27］［30］［31］ 、 回 归 模型［10］［32］等，耦合与协调能直接的分析互动关系，但是这些研究在空间关联方面具有局限性，因此，也有学者开始加入空间因素［16］［17］［22］，以更准确地测算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的关系。
综上，现有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的关系，扩展和丰富了城镇化理论和产业发展理论。但是，对于城镇化和产业集聚双轮驱动所带来的突出问题缺乏理论解释力，这主要源于现有研究未能科学合理地揭示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的互动作用机理，尤其是缺乏加入空间因素的系统分析。同时现有研究也没能涉及城镇化与产业集聚间互动关系的区域异质性，因此，解答不了不同区域的城镇化与产业集聚表现出的差异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引入空间因素分析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的互动作用特征，深入剖析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的交互作用机理，构建二者空间交互作用联立方程，并利用统计数据实证分析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的内在规律性，以期合理回答上述问题。
一、机理分析
本文将空间因素纳入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的交互作用的研究，将其视为闭环系统，从区域内和区际间两个方面来阐释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的交互作用机理，包括区域内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的交互作用，也包括纳入区域异质性因素的相邻区域城镇化、相邻区域产业集聚，以及区际间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的交互作用机理。
（一）区域内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的交互作用
城镇化为集聚经济发展带来正外部性，能够汲取周边各处分散的资源和要素，实现了区域内的“时空邻近度”，为企业追逐利益提供了物质基础，为产业集聚提供了根本保障：（1）城镇化形成了劳动力蓄水池，聚集企业可以共享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力成本；（2）带动基础设施投资，为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共享，引导产业在区域内集聚，城镇规模的扩大也增强了对产业集群扩张的承载力；（3）建立和形成了大量的信息、技术、人才、资金平台，为调整产业结构和深化产业分工提供了内在动力，推进产业结构走向高级阶段。同时，城镇化将吸引更多的同类企业汇聚，促进相关产业链形成。由于行业具有互补共生优势，促进互补性产业的集聚。产业链通过不断演化和自身升级，有利于产业、就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扩大经济活动辐射范围，实现资源在地理空间上的共享，推动产业技术水平提升和地方经济增长，进一步形成规模经济效益。
根据临安区各镇、街雷竹林分布面积，随机选择90户竹农进行问卷调查，获得有效问卷85份。调查内容包括雷竹种植户的年龄、家庭人口、劳动力状况、竹林覆盖面积、成本状况、产出效益、流转愿意、希望的竹林面积等。
根据表2，式（2）（3）是普通联立方程的城镇化和产业集聚估计结果，式（4）（5）是空间联立方程的城镇化和产业集聚估计结果。同普通联立方程对比来看，空间联立方程的估计结果相似，表明了模型稳定，考虑空间滞后项（W∗Urb和W∗ag）的模型变量系数均有所提高，估计系数仍为正。本文主要分析空间联立方程的估计结果：
水肥管理是油茶苗木栽培管理中非常重要一部分，经过施肥，可以对油茶的生长具有重要作用。控制好水肥才能够更好的保证油茶更好的生长，避免因为营养不足影响苗木生长。
（二）区际间城镇化的相互影响
一个区域的城镇化对另一区域城镇化产生的影响，主要是虹吸效应和溢出效应。一方面，相较于相邻区域，发展水平较高的城镇化区域具有优势作用，吸收了大量相邻区域的资源和要素，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和大量的投资的汇聚，形成了以其为经济核心的发展结构，其在生产要素输入和产品输出上将获得更大的主导权及决定权，使相邻区域失去产业发展先机，因流失资源而发展减缓。另一方面，该城镇化区域直接影响相邻区域的产品的交易价格和次数，激活其他相关区域经济，带动相邻区域发展。同时，发展水平较高的城镇化区域的先进知识、技术、管理经验、发展模式，以及创新性思维等会溢出到相邻区域，这些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通过转化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相邻区域城镇化的发展。
803 Expression of activation-induced cytidine deaminase in renal tissues of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三）区际间产业集聚的相互影响
蒙脱石可结合带正电的阳离子（如镁、钙、钾、钠等），具有开放结构，有利于离子交换，负载对人体安全并具有抗菌活性的纳米级锌、钛等金属离子，可有效抑制口腔中的有害菌，预防和减轻牙龈炎症，保护口腔健康；锌、钛离子能够与口腔细菌和有机物中的巯基（-SH）和氨基（-NH）官能团发生反应，分解产生异味的有机分子，快速消除口腔异味。
二、城镇化与产业集聚模型构建及变量选择
在研究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的过程中，空间因素存在很大的影响，建模时需要考虑其中。为了考察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的交互影响，同时对其空间因素进行研究，本文构建了空间联立方程，在此基础上进行分区域实证对比分析。
（一）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机理分析，本文构建城镇化与产业集聚交互作用空间联立方程组如下：
二是关于城镇化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式（3）、（5）是产业集聚联立方程的估计结果，城镇化系数为正，城镇化平方项系数为负（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城镇化与产业集聚呈显著的倒U型作用关系。在普通联立方程下，本地区城镇化对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程度是0．658；在空间联立方程下，本地区城镇化对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程度是0．701，这主要是因为城镇化加快了交通、金融、服务业等的快速发展，也吸引了大量人口的集聚，为企业提供大量劳动力，节约了交易成本，能够更容易融资等原因。
（二）变量选择
一个月后，儿子出生，婆婆迎来了她的宝贝孙子。能干的她，双喜临门，做了奶奶，又被某家大型养老院聘为副院长。
一是关于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式（2）、（4）是城镇化联立方程的估计结果，产业集聚系数为正，产业集聚平方项系数为负（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产业集聚与城镇化是显著的倒U型作用关系。产业集聚首先会随城镇化的增大而扩大，产业集聚解决了与民生相关的就业等问题，吸引人才聚集于该地区，其财政税收又可用于转移支付及基础设施建设，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逐渐显现，其正向作用估计结果表现为，本地区的产业集聚影响程度是0．359；在空间模型中，本地区的产业集聚影响程度是0．362。超过倒U型峰值后，产业集聚度的提高，反而会抑制城镇化的发展。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7年）和各省（包括自治区、直辖市）（1998—2017年）统计年鉴，以1998年为基准期价格，采用了空间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和普通联立方程进行了比较，还对样本进行了分区域估计。估计结果如表2、表3（见下页）所示。
表1 影响变量
表2 城镇化与产业集聚全样本估计结果
表3 城镇化与产业集聚分区域估计结果
（一）全样本估计结果
产业集聚有较强的向心作用，通过吸收周边地区的生产要素，具有“扩散效应”和“结构效应”。一方面，产业集聚能够使企业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更加明确，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专业化生产模式，促进了城镇的吸引效力也随之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区域内产业集聚具有“结构效应”，产业内竞争的增强促使产业集聚结构日趋合理化与高级化，带动了各个层次的人口集聚，优化了城市（镇）就业结构，也将进一步改善城镇二、三产业的经济结构，促进城乡经济融合，增强了城镇经济的综合实力。当产业集聚达到相对饱和，继续发展将会带来负的外部效应，即“拥挤效应”。当产业过度集聚时，要素比例失衡出现负外部性，对推动城镇化发展的边际贡献会逐渐变小，对城镇化的推进产生阻碍作用，导致各种“城市病”也随之出现。
本论文拟研究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的交互作用关系，据此将二者作为解释变量。参考乔海波、汪家义、吴传清、金飞等的研究，选取产业结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投资强度、人均收入水平作为城镇化的主要控制变量，同时选取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政府政策、经济开放程度作为产业集聚的主要控制变量（见下页表1）。
一个区域的产业集聚对相邻区域的产业集聚具有产业关联效应，即产业的发展必然会带动其前向及后向产业，邻近区域以价值为核心，或主动或被动参与产业链的分工和协作，有效衔接和完善了相应的产业发展延伸，打破了地区空间距离的分割，使各区域之间的网格区间密集化，降低各类物资的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使各区域连成一个整体，缩短创新周期，加速了地区经济活动的集聚效应。相邻地区同类产业间存在竞争效应：如果地域相近或相邻，经济结构相似，产业定位相同，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为了争夺有限的发展空间，彼此之间将产生强烈的排斥性，不可避免地陷入竞争效应。
铜仁春旱不多，一般不影响花生适期播种、正常出苗和幼苗生长。但夏季伏旱多有发生，大面积种植花生区应加强基础设施，做到能排能灌，同时，加强空中水资源开发利用，政府主导做好人工干预天气工作。
Urbit代表地区i在第t时期的城镇化水平；agit代表地区i在第t时期的产业集聚水平；W代表空间权重矩阵；X代表影响城镇化水平的控制变量；AG代表影响产业集聚水平的控制变量；εit与σit为随机扰动项。a3W∗Urbit为相邻地区城镇化的空间交互关系，若a3＞0，则邻近地区的城镇化对本地区具有溢出效应；若a3＜0，则邻近地区的城镇化对本地区具有虹吸效应；b3W∗agit为相邻地区产业集聚的空间交互关系，若b3＞0，则邻近地区的产业集聚对本地区具有溢出效应；若b3＜0，则邻近地区的产业集聚对本地区具有虹吸效应；b4W∗agit。a∑Xit为影响城镇化水平的控制变量的影响特征，若a＞0，则此控制变量对本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具有正向影响；若a＜0，则此控制变量对本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具有负向影响；b∑AGit为影响产业集聚水平的控制变量的影响特征，若b＞0，则此控制变量对本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具有正向影响；若b＜0，则此控制变量对本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具有负向影响。
三是关于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空间交互作用。城镇化变量和产业集聚变量的空间滞后项（W∗Urb和W∗ag）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城镇化与产业集聚都具有空间溢出作用及空间交互作用。在式（4）的城镇化方程中，城镇化的空间滞后项（W∗Urb）为负（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城镇化的溢出效应小于虹吸效应，使得地区间的城镇化水平负相关。在式（5）的产业集聚方程中，产业集聚的空间滞后项（W∗ag）为负（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也小于虹吸效应，使得地区间的产业集聚水平负相关。也就是说，在空间联立方程下，邻域地区城镇化水平对本地区的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程度是-0．305；邻域地区产业集聚水平对本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程度是-0．489。
四是其他控制变量对城镇化的影响。在城镇化方程中，产业结构、经济水平、投资强度、人均收入水平都对城镇化有正向影响，其中经济水平和投资强度对城镇化的影响最大，表明投资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城镇化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五是其他控制变量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在产业集聚方程中，资源禀赋、基础设施、经济开放程度、政府政策都对产业集聚有正向影响，其中基础设施和资源禀赋是影响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在1%水平上显著）。
（二）分区域估计结果
本文为了考察不同区域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的空间交互作用，对样本进行了区域划分。表3为不同区域的估计结果。总体而言，分区域估计结果与全样本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在空间联立方程模型中，各区域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作用都是正向的（在1%的水平上显著），产业集聚项系数都是正数，产业集聚平方项系数都是负数，说明各区域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呈现倒U型作用关系；各区域城镇化对产业集聚的作用都是正向的（在1%的水平上显著），城镇化项系数都是正数，城镇化平方项系数都是负数，说明各区域城镇化与产业集聚也呈现倒U型作用关系。
从产业集聚的控制变量影响系数来看，四个控制变量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系数在各区域均为正。其中，投资强度在各区域相较于其他变量影响程度最大，影响系数从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为0．775、0．704、0．701和0．700。可以看出，投资依然是各区域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因素，尤其是在东部作用更突出；产业结构在各区域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依次是东部为0．591、中部为0．469、东北为0．457、西部为0．441。可见，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在促进地区产业发展、调整和升级上作用更明显；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呈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减小的特征，分别为东部（0．668，0．621）、中部（0．629，0．597）、东北（0．603，0．550）、西部（0．595，0．538）。
近年来，在大田中后期，贵州省黔东南州受持续高温多雨天气的影响，导致多数烟区集中连片爆发赤星病等叶斑类病害。如2018年，贵州省黔东南州的凯里市、施秉县和天柱县等烟区发生严重，虽进行药剂防治，但防治效果不理想，造成烟农弃烤或抢烤后烟叶等降低及级外烟叶较多，导致烟农经济损失严重。经初步统计，因病抢烤的比例达22.88%，因病弃烤的比例达1.97%。
从城镇化的控制变量影响系数来看，四个控制变量对城镇化的影响系数在各区域均为正。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在东部和中部相较于其他变量影响程度最大；在东北、西部区域，影响程度最大的控制变量均为政府政策；在东北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化的影响，相较于其他三个变量最小；而在西部地区经济开放水平对城镇化的影响相较于其他三个变量最小。
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城镇化与产业集聚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特征，二者存在明显的空间趋同性，即城镇化建设水平较高的区域往往是产业集聚发展阶段较高的区域，反之亦然。从理论逻辑上，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的作用关系是螺旋递进式的相互影响。因此，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的协同推进有利于二者关系的良性互动发展。（2）城镇化的控制变量按影响程度大小依次是投资强度、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和产业结构；产业集聚的控制变量按影响程度大小依次是基础设施建设、资源禀赋、经济开放程度和政府政策。因此，在城镇化建设和产业发展中应着重突出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推动作用，同时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此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带动经济进一步开放。（3）各区域城镇化与产业集聚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其对产业集聚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超过一定程度后，由于“大城市病”“拥挤效应”等等问题，城镇化的发展会抑制产业进一步集聚；反之，产业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其对城镇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当产业过度集中，由于“竞争效应”等问题，会抑制城镇化的发展。
（二）建议
（1）在东—中—东北—西部地区，建立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机制，需要政府统一规划，力争做到既能服务于城镇化建设，又能实现产业集聚，协同发展的“双赢”局面。应建立城市群发展的跨区域协调机制，推动跨区域城市间产业分工、基础设施等协调联动，促进生产要素在地区之间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2）在各区域产业集聚发展上，要加大对东北和西部地区的投资强度，发挥投资对东北和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牵引和带动作用。同时，东北和西部地区要依托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加快对优势产业的评估、识别和扶持，有效调整产业内部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强化城市产业就业支撑。而东中部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避免产业过度集聚导致要素比例失衡出现负外部性。（3）在各区域城镇化建设上，东北和西部地区进一步加强政策的倾斜和扶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由此创造就业岗位，使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实现重新配置，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周边人口流入城镇，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而东中部地区要进一步加大经济开放度，加快对东北和西部的产业转移，同时要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形成有效的“中心—外围”格局，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促进地区之间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推动城市群集聚经济发展，优化城镇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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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MA Guo-yong1，2，CAI Ling-song1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arim University， Alar 843300， China；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 Abstract：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based on cities and towns， and urbanization needs industry＇s support．This paper intends to stud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o bring spatial factors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from both intra-regional and inter-regional aspects，to construct a 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and to use the provincial statistical data from 2006 to 2016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gional empirical result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pre-urbanization variables in the four regions are investment intensity．The degree of economic openness and infrastructur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The resource endowment and government policy influence coefficients in the northeast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larger than those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urbaniz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is heterogeneous．According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Key words：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spatial simultaneous equation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9）05-0127-08
收稿日期： 2019-06-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欠发达地区城镇化减贫效应、机理及路径研究”（18BJY056）
作者简介： 马国勇（1980—），男，黑龙江大庆人，副院长，副教授，博士，从事城镇化、区域经济研究；蔡玲松（1987—），女，四川泸州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研究。
［责任编辑：王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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