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道路论文,农民论文,农村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新中国建国五十周年。回顾50年不平凡的历史发展进程，从中国实际出发，首先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农村取得成效、取得经验，而后拓展和推进到城市及各行各业，保证和促进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成功，是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实践中逐步提出、明确、升华的中华民族摆脱贫穷落后、迈向繁荣富强的总体设计，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近20年实践最基本经验和最重要结论，是我们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标志。江泽民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根据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无论观察形势、研究问题，还是制定规划、作出决策，总是首先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总是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放在党的工作和国家的发展战略的首位。”（注：江泽民：《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424页。）
一
行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是人类社会发展实践的必然要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革命与建设最终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规律性、序列性和过程性，这是一种客观的现实的逻辑，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人类思维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阐释这个客观的现实逻辑，建立健全指导社会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和资源配置的主观的行为逻辑。在没有发现或没有做到自觉遵循现实逻辑之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发展处于自发阶段，人们行为的选择是在模糊甚至是在混沌中盲目作出的，整个实践活动是非逻辑的、非理性的，也是难以成功的。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和民族更多地呈现出紊乱、无序和失范状态。
实践的效果迫使人们必须发现并自觉遵循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要求，建立起正确、科学、严谨的行为逻辑。为使主观的行为逻辑不断接近和符合发展变化着的客观的现实逻辑，人类总是处于不断探索和选择之中，特别是进入近代文明以后，这种探索和选择渐渐由自发转变为自觉，由驱策转变为控制，由模糊转变为清晰。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是随着社会矛盾运动逐步展开、深化而显现出来的。总结各国迈向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思维结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进程。
首先，处于一定时代背景的国家要选择自己的发展理念，即正确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主题，确立起实践的核心价值和奋斗目标，为政治决策和行政管理提供正确方向和理论指导。
其次，这个国家要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即从本国实际出发，借鉴他国经验教训，逐渐建立、健全和完善解决主要矛盾和完成根本任务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和体制。
再次，这个国家要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即根据社会矛盾运动普遍规律在本国的特殊表现形式，科学确定实施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的行动路线：现代化建设在时空上展开的逻辑起点和战略安排，寻找发展模式在实践上的突破口和契机。
最后，这个国家要坚定不移地沿着发展道路实践、行动、前进，即对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和信息等各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实施有效组织、引导、控制、协调和管理的历史过程。
不言而喻，以上几个环节是对一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行为逻辑与现实逻辑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换的模式化、抽象化的表述，现实世界较此远为纷繁复杂。提出这一模式的目的是：分析人类思维系统和实践系统的层次结构，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与行为逻辑统一起来、结合起来的同构关系，理清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向，使之步入积极健康、持续发展、有序运行的科学轨道。很显然，上述四种选择在社会实践和思维体系中处于不同层次，有着不同的作用和功效。发展道路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一个国家为达到奋斗目标，开发和利用各种自然和社会资源在时空上顺序展开的切入点和有机结合的着力点，是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与本国发展特殊规律相统一的最高境界，决定着一个国家革命与建设、改革与发展的前途命运和兴衰成败。
众所周知，中国革命发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反动势力十分强大；革命力量相对薄弱；民族资产阶级摇摆不定，形势错综复杂，任务极其繁重。如何才能推翻反动统治，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实践证明：仅仅提出革命口号不行；仅仅成立革命组织不行；仅仅懂得坚持武装夺取政权方向也不行。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打土豪分田地，首先发动农民，赢得农民，占领农村这一反动统治最薄弱的地方，由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具体道路，中国革命才实现了现实逻辑与行为逻辑相统一的飞跃，才开始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为走上这条成功的革命道路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代价。革命的胜利决定于正确道路，现代化建设也是如此。
二
现代化道路，即选择优先发展战略，是一国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过程中必然面临的首要问题。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是一切不发达国家迈向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必然碰到并要深刻认识、认真解决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一国现代化走什么道路、选什么优先发展战略，世界各主要国家现代化模式、进程、效果的差异，往往决定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该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与发达国家现代化有着根本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特点。发达国家现代化无疑经历了由农业农村农民孕育和支持工业城市市民的生成过程。但这种孕育和支持表现为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对立和分离，资产阶级主要是以开拓国际市场、掠夺殖民地资源、向殖民地倾销产品等原始野蛮的办法，摆脱农业农村农民对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制约。发达国家是在推进本国工业化后，再反哺农业农村农民，继而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后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因国际市场分工和分割已经基本完成，经济增长面临困境。一方面，它处于国际经济体系、市场体系区域化、一体化的大趋势之中，具有采用和借鉴发达国家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便利条件和捷径；另一方面，又处于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和市场优势的重重包围和压力之中，受着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影响和侵害。发展中国家要想尽快实现现代化，既必须自觉依赖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不能闭关锁国、盲目排外；又必须严格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主要依靠本国资源开发和市场发育，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循序渐进，逐步增强自我增长、良性循环的动力、能力和实力。适应这一特殊历史背景和情势，发展中国家达到现代化目标必然要走一条从农业和农村这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结构建起，进而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各项建设的发展道路。“没有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或者即使取得了成功，也会产生国内经济的严重不平衡，从而使得广泛的贫困、不平等和失业问题更加尖锐、更加突出。”（注：（美）迈克尔·P ·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260页。）
在当今时代，发展中国家只有首先注意解决绝大多数人口逐步摆脱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小生产思维方式的支配和束缚，大幅度提高广大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才能保证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才能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国家长治久安，才能给包括亿万农民在内的全体人民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走其他种种道路对一个小国也许可以，大国绝对不行；对一个有市场依托的地区也许可以，市场统一的全国绝对不行；一时也许可以，长期绝对不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许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绝对不行。质言之，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极容易出现断层现象，发生移动不平衡，其中最基本、最关键、最经常发生的问题是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这一最大经济社会比例关系的失调和错位。
三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早在建国初，毛泽东就讲：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他在领导经济建设过程中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等一系列著名论断，多次强调全党一定要高度重视农业。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现在还是个农民问题。中国这个国家，离开了农民，休想干出什么事情来。这一切表明他对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认识是深刻的。但是，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又提出和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造成全局工作指导上的自相矛盾和严重错误，没能解决好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光辉思想，把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上升为行动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在国家处于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会议，它的最大历史功绩之一，就是在提出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同时，作出了“全党同志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的战略决策。会议向全国下发讨论和试行的两个文件，都是关于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正是全会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的重大措施，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历史序幕，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邓小平在领导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全过程中，始终高度注意和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优先地位和全局作用。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5页。）“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7—78页。）他语重心长地叮咛全党：没有农民的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90年代经济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农业上；如果农业出了问题，多少年缓不过来，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就要受到严重影响。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处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提到一个新高度。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江泽民同志指出：从长远来看，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农业和农村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基础是否巩固，农村经济是否繁荣，农民生活是否富裕，不仅关系农产品的有效供应，而且关系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如果农业没有更大的发展，农村经济不能登上新的台阶，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和第三步发展目标就不可能顺利实现。江泽民同志一再提醒全党：加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制定计划首先安排好农业，研究政策优先考虑农业。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是稳民心、安天下的战略产业，任何时候都要抓得很紧很紧。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推向一个新阶段。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改革开放20年的成功经验，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十条方针，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全会指出：十二亿多人口，九亿在农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稳住农村这个大头，就有了把握全局的主动权。
四
在邓小平理论正确指引下，20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年年召开农业农村农民方面的专门会议，先后制定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放经济自主权和经营权、提高粮棉收购价格、建立粮食储备制度、落实农产品收购资金、制止增加农民负担、保护基本农田、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蓝子”市长负责制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及时有效地解决了事关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为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应付来自国内国际的各种矛盾、问题和风险，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改革就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功，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城市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的顺利进行积累了重要经验。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农村改革的成功和农村经济的繁荣，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全面展开，国民生产总值就不可能提前实现翻一番，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出现今天这样生机勃勃的局面。”（注：江泽民：《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421页。）
第一，主要农产品产量持续稳定增长，满足了十几亿人吃饭穿衣等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我国是发展中大国，是人口大国，是农业大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系统论有一个原理，叫依主振荡点转移规律，即事物发展的速度、深度、广度，决定于事物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而不决定于事物链条中最强大的环节。事物发展过程中最容易在薄弱环节断裂、受阻、毁灭。只有不断充实和加强了薄弱环节，事物才能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和张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我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农业农村农民则受损受害最为深重。农业基础极其薄弱，致使城市农产品供应非常紧张，几乎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凭证购买，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糖票、鸡蛋票、烟票等等，人们记忆犹新。因此，农业农村自然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突破口。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标志的农村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使我国农业保持了快速、平稳的发展态势。根据计算，八大类主要农产品最高年产量与1978年前后相比都有了大幅增加：粮食增加近1.7倍，棉花增加2.6倍多，肉类增加3倍多； 水果增加近7.7倍，牛奶增加7.5倍；禽蛋增加3.9倍，水产品增加7.6倍多，油料增加4.3倍。去年，我国南北方遭遇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 我们能够万众一心、团结奋战，夺取抗洪救灾的胜利，除主观因素外，最根本的一条是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强大物质基础，特别是连续几年农业丰收，粮食储备充足，市场物价稳定，吃饭不成问题。事实再次证明，“手中有粮、遇事不慌”是百姓生活经验的总结，也是国家治理经验的总结。
第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经济总量迅猛扩张，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发展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的又一伟大创造，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又一伟大选择，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伟大壮举。1978年前，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影响，一方面支配资源流向的国家政策向城市和工业倾斜，另一方面村办企业、社队企业受到严格限制，导致农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极为落后，割裂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有机联系，造成我国长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和重大经济比例关系失调问题。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农村基层组织和广大农民拥有了自主权，办起了企业，搞起了多种经营。结果，乡镇企业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涌现出来。乡镇企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面貌，改变了国家一、二、三产业的布局。一片片环境优美、高楼耸立的厂区取代了农村原始的手工业作坊，一批批农民接受着现代大工业的训练和洗礼，一笔笔资金反哺、回报给农业和乡亲，一栋栋漂亮精致的别墅式住宅矗立乡间，一个个小城镇拔地而起，担负起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心的功能。乡村城市化、农业产业化、产品市场化、管理社区化、服务社会化、农民公民化，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最为波澜壮阔的画卷。
截止1997年底，全国乡镇企业总数达2015万个，为农村富裕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1.3亿多个，固定资产原值1万多亿元，流动资产1.3 万多亿元，实现营业收入3.8万亿元，实现利税总额3238亿元， 企业留利近2000亿元。去年上半年，在经济形势趋紧的情况下，乡镇企业仍然保持平稳运行的发展态势。全国乡镇企业累计增加值10163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4.34%，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720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 %，为国民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农民收入大幅增长，80%农村家庭接近小康目标，农民得到实惠，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我国要实现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也是共产党执政后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可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广大农民没有摆脱贫困，没有解决温饱，没有增加多少收入。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累计增加76.57元，年均递增2.9元，增长率为3.3%，1965～1978年， 农民收入几乎停滞不前，年增长率仅为1.7%，1978年， 农村低于贫困线的绝对人口达2.6亿，占农村人口总数的33%。农村改革后， 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伴随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很快，物质生活明显改善。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500元，达686元；1994年突破千元大关，达1220元，1997年突破两千元大关，达2090元，1998年为2160元。1997年我国农村居民整体生活水平的小康综合评分已达81.5分。农民从自己生产生活的实际变化中体会到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改革开放好，这恰恰是巩固政权、保持稳定、推进各项事业发展最深厚的社会基础。
第四，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带动了工业和城市经济高速增长，在全面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中发挥了先导作用。邓小平曾对80年代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作过这样分析：“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这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六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6页。）
进入90年代后，农业和农村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份量进一步加重。如全国GDP增量比重中，1992年的14.2%，农村占64.16%的份额，城市占35.84%；1995年的10.5%，农村占88.5%， 城市占11.5%；1996年的9.5%，农村占85.88%，而城市占14.12%。 近两年，我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发展态势。这首先应归功于这些年农产品生产总量不断增加，而农产品价格稳中有降。
总之，我国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并以磅礴之势迅速推向全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农业农村农民会给国家现代化进程带来种种问题、矛盾和困难，更会给国家现代化建设奠定物质基础、提供原始积累、创造经济前提，成为主力、动力和拉力。
五
我国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改革开放已进入攻坚阶段。面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和选择，能否抓住机遇，继续深化认识和妥善处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大力推进现代化进程产生的农业农村农民方面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又一次严峻考验。经受住这一考验，我们就能够迎接所有挑战，攻克种种难关，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因此，必须把全党全社会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认识推向一个新高度。
第一，深刻认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长期性。“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4页。 ）我国是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7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人均耕地只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的四分之一，用占7 %的世界土地，养活占22%的世界人口。这样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都绝不能削弱，只能加强。我国这么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解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农业和农村经济一旦步入徘徊，几年走不出来。1979年以后是3年，1984年以后是5年，1990年以后是4年。因此， 无论提什么新口号，定什么新政策，做什么新事情，切不可忘记我国将长期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切不可忘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切入点、着力点和生长点。“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不是一个短期的方针，而是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不是一个局部的方针，而是一个全局性的方针；不仅是农业战线的任务，而且是对全党全国工作提出的要求。”（注：引自姜春云：《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必须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632页。）
第二，深刻认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紧迫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但是，农业农村农民所走过的历程并不总是一路坦途，一帆风顺。1982—1984年、1989—1992年、1996年三次出现全国较大范围的农产品卖难问题，直接引起了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波动。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没有真正认识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现实性。对党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大方针，口头上讲的多，行动上落实的少，“口号农业”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最薄弱环节和最突出矛盾。一是农产品市场拉力减弱。1997年农产品零售物价指数几个月出现负增长，1997年12月和1996年同期相比，粮食类市场价格下降了13%，肉禽下降了6%，水产品下降了3%，水果下降了6.5%，蔬菜下降了9%。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减缓。乡镇企业新吸纳劳动力，1995年是844万人，1996年是647万人，1997年仅为400万人，与上一年相比，1996年减少23.3%，1997年减少38.2%。三是乡镇企业效益减低。1997年全国乡镇企业亏损额达806亿元， 比1995年激增70%，年均递增30%。这些问题不解决，必将严重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民收入的增加，进而可能导致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下滑和波动。我国国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均面临着诸多困难和矛盾，特别是国内市场疲软，对外贸易萎缩，企业效益不佳，下岗职工增多，一旦农业农村农民出问题，造成各种矛盾集中凸现，就不仅会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持续发展，而且会严重影响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根本大局。全党同志和各级领导干部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自觉地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真正地而不是表面地，实际地而不是口头地，理性地而不是盲目地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
第三，深刻认识农村市场对扩大内需的拉动性。为应付国内国际各种危机和问题，缓解下岗、就业和困难家庭的社会压力、社会振荡，我国经济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这是经济任务，也是政治任务。东南亚金融危机，经济结构不合理，加上市场需求疲软，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导致许多工业品及其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我们一方面要深化企业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开拓国际市场，另一方面要想方设法激活国内市场，增加内部需求，实现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和自我增长。我国最大的市场是农村，最大的需求是农民，打开和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是牵引国内市场的重中之重。经过多年来的积累和发展，农村居民消费已由以吃、穿、住为消费重心，开始逐渐转向用、行、文，是通过农村市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利时机。据专家们分析预测，农民收入已经超过城市居民家电普及时的收入水平，开发农村市场潜力巨大，农村有2亿多个家庭， 只要家电普及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增加200万台的需求。问题在于， 许多家电产品的设计与配套服务忽略农村需要，不适合农村消费，农民购买力亟待提高。正因农村市场没有打开，才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工业生产的发展，才在相当程度上使工业品特别是日用工业品过剩。
第四，深刻认识增加农业投入、农民收入的关键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核心内容是采取措施，确保农业投入、农民收入以较大幅度增长。增加农业投入、农民收入，最重要的是解决社会资源配置结构问题，克服各项建设中的城市化倾向，切实增加国家和社会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投入。国家和社会投入不足，特别是前些年出现的下降势头，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从总体上还比较薄弱的重要原因。如国家投入占农业总投入的比重，1978年是10.69%，1984年降至6.21%，1993年降到2.2%，1994年降到1.9%，直到1995年和1996 年才略有增加。去年，国家已下决心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经济投入力度，实施了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建设、500亿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建设等重大工程。 这是带动全社会向农业增加投入的重大举措，是彻底改善农民生存环境、农业生产条件、农村生活质量的希望所在。从农民收入看，要着力解决三方面问题：一是与市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问题。199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86.3元，到1996年达1926.1元，增长2.81倍；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1990年的1387.3元增长到1996年的4337.0元，增长3.16倍。二是农民收入增幅进一步缩小的问题。1997年农民人均收入增长4.6%，纯增长额174元，分别比1996年增幅减少了近5个百分点和175元，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与1997年相比又略有下降，为4.3%。 三是农民负担进一步增加的问题。现在，减轻负担已是农民收入提高的重要途径，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区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已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党同农民关系、农村社会稳定的一大因素。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领导，严格控制和执行现有的提留统筹费标准，坚决把向农民的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乱摊派全部停下来。
我们相信，只要全党全社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优先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全面落实中央一贯强调的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就一定能够继续调动、发挥和保护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就一定能够保证实现农业增长、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目标，夺取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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